“我曾是信息學奧賽生”
——對三名女大學生競賽經歷的個案研究

張煜曼 張莉莉

一、問題的提出

在信息技術領域，女性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廣受關注。多項研究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STEM 科目（即科學 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失去興趣的女生數量多于男生。[1]18根據2015 年澳大利亞計算機協會（ACS）報告“多元化承諾：ICT（即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信息通信技術）行業內的性別平等”統計，從事科技工作的女性約有50%最終離開該行業。在職業層面，已有學者關注互聯網公司的性別平等問題，開始對女性在職業中的性別弱勢和身份建構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信息技術產業中，現存的性別化等級分工和所謂“女性不適合技術崗位”的看法阻滯了女性的進一步發展，能對女性能力做出正確評價的男性并不占多數；同時，女性在充滿男性氣質的職場文化中，也往往以一種性別化的視角審視自己，隱匿自己的性別特質。[2]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傾向于采用高強度高壓力的管理模式，要求超時勞動的加班文化給女性技術人員帶來了職業發展與家庭再生產兩方面的焦慮，這種焦慮與自我認同相勾連，展示了女性在科技領域面臨的困境。[3]將女性從業者的經驗向教育階段延展，便是她們在學校中的生活歷程。學?？臻g承載著社會關系和社會規范，在自覺和不自覺中可能使男性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和機會。[4]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簡稱 NOI），是全國中學生奧林匹克五大學科競賽中的其中一門，由中國計算機學會于1984 年創辦。統計信息學奧賽冬令營的歷年獲獎名單，我們發現男性數量遠遠大于女性。在2023 年NOI 冬令營的獲獎名單中，金牌得主共有114 人，其中女生僅有1 人（見表1）。為了鼓勵和支持更多女選手參加NOI 系列競賽活動，中國計算機學會專門設立了NOI 女生競賽，將首屆女生競賽定于2022 年。

表1 NOI 冬令營金牌人數統計

崔海麗等人對“強基計劃”某試點高校的2020 級新生進行調查后發現，試點高校理科類專業接收的強基生比例相對較高，且較高比例的學生有過學科競賽學習經歷。[5]由于參加信息學奧賽的女生極少，她們在信息學奧賽中的經歷便具有了獨特的研究意義。

本研究選取三名具有信息學奧賽經歷的女生進行訪談，她們目前均處于高等教育階段，其中兩人在計算機專業就讀，一人在其他理工類專業就讀。參與信息學奧賽是一段怎樣的經歷？這段經歷如何影響她們的性別觀念？在信息技術領域中，她們如何建構自己的性別身份？本研究試圖通過回答以上三個問題，分析女性在青少年時期深度參與計算機學科的經歷對她們產生的影響，揭示在計算機領域女性面臨的困難和她們的應對策略，以期對創造理工科專業領域的性別友好環境有所助益。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是針對有邊界的項目、組織、個體、過程或一個社會單位進行的深入的、整體性的描述和分析，旨在從個案的角度對某一現象加以概括，彰顯個案的意義與價值，從而解釋現實生活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6]本研究運用個案研究法，以受訪者參與信息學奧賽的經歷為中心，將受訪者的故事從參與信息學競賽的心路歷程輻射至信息學奧賽對其性別觀念的影響。研究將受訪者的個人經歷拼接為具有連貫性的真實故事，將女性作為行動主體，把性別建構看作一個動態的、流動的、持續的過程，并以此為依據來探究她們的競賽經歷與性別觀念之間的聯系。

（二）研究對象

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樣的方式，選取了三名具有豐富的信息學奧賽經歷、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進行研究，分別將她們編號為S、C、G。S 在高中期間參加信息學奧賽，高考后憑借競賽經歷進入國內某高校計算機專業的培優班①“培優班”是經過匿名化處理后的名稱。，在大一休學半年后，又轉入計算機專業普通班學習。C 從小學四年級起就進入信息學奧賽，初中時發起建立了計算機興趣社團，高一時又出于興趣重新選擇了化學競賽，目前在某高校非計算機類專業就讀。G從初二開始報名學校的信息學奧賽培訓，一直保持對計算機的興趣，目前正在國內某高校攻讀計算機類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她們在計算機領域發生的故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理工科領域對女性的排斥與技術對女性的賦能在她們身上同時得到展現，而她們發展路徑的不同則顯示了兩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交融。表2 顯示了三名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表2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三）資料收集

研究采用線上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 由于個案研究需要豐富的、深入的相關資料，從而能夠多方面、深入地完成對某個或多個案例的研究與洞察，因此，在準備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利用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官網和知乎、微博等網絡平臺，以及與信息學奧賽相關的媒體新聞，深入了解信息學奧賽的競賽規則（見表3），這使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更易于進入受訪者描述的情境，并對其中的價值點進行追問。

表3 NOI 系列競賽

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向受訪者說明錄音僅供研究使用，征得受訪者同意后，采用錄音的方式對訪談資料進行記錄。 在訪談過程中，盡可能讓受訪者暢所欲言，同時適時地與受訪者分享研究者本人在本科就讀計算機專業的體驗，引起受訪者的討論興趣。 訪談結束后，結合訪談筆記與訪談錄音整理訪談資料的文字稿。 同時，整理出對訪談文本的疑問，對受訪者進行追訪。 最后遵循參與者檢驗法，將形成的訪談資料文字稿發送給受訪者進行確認，以加強研究效度。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信息學奧賽：成績導向與興趣導向的區分

參加信息學奧賽的群體可以根據參賽初衷分為兩類，一類學生對算法抱有極大興趣，一類學生希望通過信息學奧賽獲得頂尖高校的入場券。 在三名受訪者的敘述中，不同的競賽動機對她們的競賽體驗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1. “編程很好玩”：持續發展的興趣

C 已經不記得參加信息學奧賽的契機。 她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學習編程，“當時其實也不知道學編程是干嘛的，學著學著就開始考試，考試以后就去打比賽”，一直持續到初三。 由于“覺得編程很好玩，周圍沒有人在搞這個”，C 在初中創建了信息技術社團，按照小學時學計算機的講義教其他同學。 除此之外，她還注冊了微信公眾號，發布一些與算法學習和計算機科學家相關的文章。 在C 創辦的信息學社團中， 就有女同學和她一起參加了信息學奧賽，一直“打”到了高二。

出于興趣或拓展技能等考慮，是不少學生參加信息學奧賽的主要動機。 G 在初中的信息科技課程中開始接觸編程，為了拓展自己的技能，在學校組織信息學奧賽培訓時，G 選擇報名參加。她所在的學校是當地最好的初中， 學校競賽的氛圍比較寬松，老師沒有特別強調競賽的功利性，平時只有周六或周日集中學習，比賽前有一兩周的集訓時間。 對學生而言，“更多像是一個額外的興趣班， 跟書法、美術差不多”。 在這種寬松的競賽環境下，G 不僅學習了基礎的計算機知識，還利用業余時間自主練習編程。 即使在進入高中后G 不再參與信息學奧賽，但在進入大學后仍選擇攻讀計算機專業，延續了這一興趣。

2. “競賽壓力大”：被逐漸侵蝕的興趣

不同于C 和G 以興趣為導向的奧賽經歷，S 所處的信息學奧賽氛圍最為緊張。 她所在的江浙地區是我國的奧賽重地，晉級全國高中學生信息學奧林匹克國家集訓隊的人數總是遙遙領先。 在當地，以成績為導向的競賽模式是一套精細化、系統化運作的過程。 首先，通過競賽進入高中的這些學生都經歷了初中集訓的篩選。 S 初中讀的是一個比較 “雞娃”的班，同學們都有學科競賽的經歷，目標是靠競賽成績進入優質高中。 當時全班大概50 個人，其中女生僅有15 名。 在沖刺階段，獲得高中提前錄取名額的同學被單獨集中到小教室中學習，小班有近20名男生，S 是唯一的女生。 “當時很忙， 每天都是沖刺。 早上訓練，中午老師會幫你把盒飯送到教室來，然后就把椅子和桌子排成一排， 躺在椅子上睡一覺，下午繼續學。 ”之后，競賽生們需要提前半年進入高中，在這半年的時間里接觸數學、物理、生物、化學和信息學五種奧賽，最終由學生選擇自己的意向科目。接觸編程半年后，S 不顧父母的反對選擇了信息學奧賽。 她的選擇同時具有規避風險和發展興趣兩方面的考慮：“一開始是想學數學的，但后來又覺得數學競賽大佬云集，還是避避風頭，就選了一個感覺差不多同時也蠻新鮮的東西。 ”最后，選擇信息學奧賽的女生只有S 和她的好朋友。然而，S 的朋友在省隊選拔時選擇退出，只剩下S 一個女生。 相比G 和C 寬松的競賽環境，S 參與奧賽的目標性和計劃性顯然更為明確。 “其實大部分人參加競賽都是為了升學。 因為每年11 月初的時候去參加省賽，所以我們平時會有訓練。 在參加省賽前會連著幾個月停課，全部在機房里訓練。 ”

談到高中時的奧賽，S 直言，“大一選擇休學的主要起因是高中競賽壓力有點大”。 在S 參加信息學奧賽的過程中，學校通過時間的精細化控制和空間的區隔管理， 為學生安排了最高效率的學習過程。 然而，追求效益化的管理很容易成為忽視人際關系的客觀存在。[7]在初中沖刺和高中奧賽的最后階段，S 作為“小班”中唯一的女生，與同輩的交往都被局限在有限的休閑時間和空間中，“首先是壓力很大， 其次是沒有人交流， 對整個環境都很不舒服”。 學科學習環境中對女性學習狀態、學習感受的忽視，都可能進一步侵蝕女性對專業的學習興趣。[8]由于對機房的社交環境充滿負面情緒，S 最初對計算機的興趣慢慢轉化為“當時其實完全不想學計算機”。最終，S 申請保送時發揮失常，通過高考進入了某985 高校的計算機專業。

（二）對異性的認識：專業屬性與性別身份的交織

劉進研究了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課題組2015 年的調查數據后發現， 男生更偏向于選擇工科專業，女生則偏向文科專業。[9]回溯三個個案的受教育經歷可以發現，性別分化現象在女性的受教育過程中始終存在。 專業屬性與性別身份的交織，使她們對異性形成了不同的認識。

1. 標簽化與去標簽化：流動建構的異性形象

已有研究指出，“生產線”型的實驗室團隊管理模式， 對女性而言呈現出一種男性權力的壓迫感，使女性感覺不適應。[10]機房是參加信息學競賽的學生的常駐場域，她們對于性別差異的感知大多來自此處。正是在機房中，S 和C 對男生形成了一系列既細微又負面的標簽。S 認為機房中的男生“都不怎么洗頭”，“有人喜歡寫代碼的時候唱二次元歌曲，唱的還非常難聽”， 男生在交流中有很多物化女性的表達，例如他們“會討論后宮番①后宮番，一種動漫類型，因作品中男主角與女性角色們的人物關系類似于古代帝王與其后宮的關系而得名。，會玩GalGame②GalGame，又稱美少女游戲，以具有魅力的女性為賣點的游戲類型的俗稱?！?。C 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我小時候周圍那幾十個學信息的男生，不是特別瘦的就是特別胖的，他們坐在椅子上的姿勢也比別人更加扭曲”，“他們和別人說話的時候暗號也更多一些，語言交流的風格也跟別人很不一樣，做事和跟別人相處的風格也很不一樣”。 對同輩男生的負面印象與信息學奧賽的壓力交織在一起，使S 從對計算機充滿興趣慢慢轉化為甚至不想學計算機。 當她們回顧奧賽的經歷時，由于難以融入信息學奧賽群體，使她們用“窒息”一詞形容了當時的社交環境。

由于有著出色的奧賽經歷，S 進入了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培優班。 培優班中的大多數學生有信息學奧賽的經歷，形成了懸殊的男女比例，開學時近40人的班級中只有5 名女生，至大一學年結束后，3 名女生選擇退出。 不過，相比高中，大學里更豐富的同輩生活緩釋了緊張的學業氛圍。 S 的班導師對學生很“放養”，每學期，同學們需要做30—45 分鐘的演講，演講選題不可以與計算機有關，這讓S 看到了同學們在專業外的一面。 宿舍樓里有生物科學、物理、化學等其他學習方向的女生，與她們的相處讓她了解了不同專業的學習模式。 在一年的大學生活后，S 逐漸調整了自己對男生的認知。

談及高中時對信息學奧賽中男生的 “死宅”評價，S 認為這是她的刻板印象。 這種刻板印象和S的性格特點緊密相關。 S 是一個現實生活很充實的女生，愛好看書、畫畫、演講、朗誦等，高中時期的緊張生活讓她感到非常壓抑。 進入大學后，S 開始涉獵二次元的相關內容， 認識了 “高二次元濃度”又“現充”③現充，網絡流行詞，用來指“現實生活很充實的人生贏家”。的男生，“顏值比較高，喜歡攝影，攝影技術還挺好，穿衣打扮也很講究”，因而對計算機專業中男性的抵觸情緒便減弱了很多。

然而，對本專業男性形象的重新建構，并不意味著否認男性物化女性的事實。在大學中，S 進入同專業的男性圈，甚至加入了他們的Telegram④Telegram，匿名社交軟件，在通訊中實現了用戶匿名、信息端對端加密、聊天信息定時銷毀、“閱后即焚”等功能。群組。在S 剛進入群組時，群內的男性會“全群戒備，互相提醒不要亂開黃腔”。 當S 和男生們熟悉之后，男生們回歸了日常的話語表達方式。此時，S 已經學會利用調侃的話語表達自己的不適情緒。 當群內有男生物化女性或不堪入耳的內容時，S 會以 “注意一點、和諧友善、本群適合十八歲及以下人群”等發言試圖阻斷男生的聊天。 不過， 有時男生會對S 進行反駁，S 只能以“……”表達她的無奈。 這一過程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在工程教育性別秩序的規訓下，女生接受工程教育的過程， 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復制性別弱勢與不平等并為之背書的過程， 是一種淪為“第二性”而被宰制、被排斥甚至被異化的過程。[11]身處工程教育的體系中，女性不得不盡力融入由男性主導的學術共同體，在融入過程中，女性明顯遭受著多重與性別相關的不利與挑戰。

2. “信息學男生和其他男生沒什么區別”

相比于S 和 C，G 對專業領域內的男生持中立的態度。 在她看來，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特點，“我不會以他們是信息學男生作為標簽去形容這個群體， 他們跟我在理科班認識的其他男生沒什么區別”。 如果要對他們進行比較，G 也是基于專業學習對思維模式的影響進行闡述的?！坝嬎銠C學科的思維方式和別的學科相比有不同的特點，他們可能更偏向于系統或者程序化的思維方式。 因為我也學計算機，就覺得能聽得懂他們所說的，也會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點。 但如果不是計算機專業的男生的話，因為算法講究的是一種思想，他們沒有學習就不具備這樣的思想， 想問題的角度會不一樣。 ”

G 所指出的學科思維方式并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變化。 她同時肯定了計算機學科對女性思維模式的影響， 認為計算機領域的女生思維更加清晰，反應也更為快速。 “日常的行為習慣會影響到個人的思想， 因為我平時從事的多為理性的分析實驗，感覺自己的想法會越來越理性。 ”同時，中學階段參加信息學奧賽的女孩“普遍不會關注外表打扮，可能都比較專注于計算機這一件事情”。在G 的敘述中，理性、邏輯推理能力是計算機學科的專業屬性與學科特點，對于整個群體而言，專業屬性大于性別身份。 然而，如果站在批判主義知識論的立場上，知識帶有明顯的知識生產者的印記，工科知識則具有明顯的男性價值取向。[12]G 所提出的情感與理性二元劃分的范疇恰恰體現了傳統知識論的男性中心主義，固化了男性和女性的本質。 正是在這樣的二元劃分下，科學知識與性別結合，將被貶抑的女性排斥在知識體系之外。

（三）“我”的性別身份：滲漏與突圍

有研究在訪談12 名女大學生后指出， 工程教育中男性主宰的性別秩序使女大學生長期處于“合?！迸c“做自己”的分裂狀態中，容易遭受雙重的身份認同危機。[11]在本文三名受訪者的敘述中，既能看到女性求學中的自我貶抑，又能看到技術對她們的賦權。

1. “更追求安全感”：差異化的性別表現與期待

性別角色社會化理論認為，男女兩性扮演的性別角色是社會化的結果。 通過家庭、同伴、學校等的影響，男女兩性扮演了社會期望的性別角色，這又對他們的價值觀念產生一定的影響。 以數學學科為例， 數學刻板印象使女性低估自身的數學能力，與男生對男性氣質和專業的追逐共同壓縮女生在領域內的發展空間。[13]在本研究三個個案的敘述中，鮮明地呈現了計算機領域專業學習行為、個人期望的性別差異。

S 從高一起正式參加信息學奧賽， 一直持續到高三為止。 從高一正式開學前學校組織奧賽生集體接觸奧賽科目，S 就感受到女生在初期選擇時對信息學科目的拒斥。 她提到，在競賽生們一起接觸編程時，能明顯感受到大部分女生在進教室前就有一種想法——“我不會去學這個東西”， 而且計算機（信息學）比其他四門奧賽科目（生物、數學、物理、化學）更難以吸引女生的興趣。 女生們最終的志愿選擇也佐證了S 的這一觀察——只有她和閨蜜選擇了信息學。

在C 的觀察中，即使是參與了信息學奧賽的女生，最終大部分也會退出信息技術領域。 初中時，和C 參加信息學奧賽的同級學生中有5 個女生，后來，“一個出國，一個是我，剩下三個在高二拿了省一等獎，但高三沒有再繼續學”。 在她看來，社會環境并不要求女性成為一個對技術非常癡迷的人，“大多數人想成為非常優秀的人，而非癡迷于技術的人”。在高中階段， 女生參加信息學奧賽的原因主要是“家長希望她們能綜合發展”，對于信息學的學習只是提前接觸技術的一種路徑，學業成績才是最重要的。 在這樣的心態下，女生在高三全力沖刺高考后就會退出。 最終，“只有極少數的男生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 并且靠著極高的天賦和極強的努力，堅持了下去”。

除學習期望上的差異外，男女生的學習風格與交流風格也有不同的表現。 C 認為， 由于女生更聽話、更遵從學校制度規范，她們一般不會曠課去參加信息學集訓，而男生則不同，他們“會有自己的小團體”，集訓被他們視為一種趁機曠課的機會。 S 進入大學后也發現，男生更勇于探索課外技術。 一方面，男生人數比較多，更能形成互相共享資源、討論問題的內部環境，會互相介紹有利于提升技術的學習機會與學習資源；另一方面，男生更擅長表達和記錄對技術的想法，他們對技術的探索欲遠遠大于女性。 “他們在入學前就會自己寫博客，使用latex、markdown 之類的編輯器。我們院有一個學習系統由高年級學生組織維護，在這之前我們從沒有學習過相關的東西，但男生卻可以直接上手。 ”

相比于男生， 女生更可能產生自我貶抑的現象。 “有些人能力實際很厲害，但覺得自己是比較弱的狀態，對自己的學業水平沒有那么自信，進而會更嚴謹、更苛求細節地對待自己的學習，這在女生里面更多。 ”S 的發現與以往研究者提出的“過度補償”現象相一致。 在男性主導的學科領域，女性有意無意地被排斥于績效評價、發展策略等討論之外，為了克服阻礙，她們往往會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這主要來自外界期望、升學、就業等壓力的驅動，而非其內在效能感的驅使。[8]

2. “做兄弟”：中性的性別實踐

既往研究發現， 女性為了更好地融入工作，會使用“性別管理策略”重新定義和管理自身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 齊默爾曼的 “做性別”（Doing Gender） 理論將性別作為個體根據日常行為與人際互動需要進行行動的社會建構過程。[14]在互聯網行業中，如996 制長時間的工作性質，與其說是忽略了傳統賦予女性的照顧孩子的責任，不如說是根據傳統中“男性搞事業”的生活經驗塑造而成的。 在此情況下，女生與老師、同輩進行非正式討論的機會遠遠少于男生。 如果想融入這樣的工作環境，只能以模仿男性的方式融入科技職場文化。 在高中時，S面對機房中只有自己一個女生的情境，也采用了同樣的性別管理策略。 “我沒有辦法以一個正常女生的身份跟他們作為男生的身份相處，我感覺我只能變成一個介于‘死宅’和正常人之間的身份，跟他們做兄弟相處。 ”在日常的話語體系中，“兄弟”指男性朋友之間的友好關系。 為了融入參加信息學競賽的學生群體中，S 淡化自己的性別氣質，忍耐男生間不友好的性別笑話，而這恰恰是女性在融入科技領域過程中喪失性別主體性的體現。

盡管三位受訪者仍處于學校學習生活中，但她們對自己未來進入職場后可能面臨的性別歧視已有所覺察。 以G 為例，她主要擔心女性由于生理性別面臨結婚、生育、養育等事務的桎梏，進而在工作能力、工作崗位上受到性別差異化的對待。 對于可能面臨的性別歧視， G 提到 “會不斷地去調整自己”，這不僅包括適應緊張的工作節奏，還包括調整自己的職業定位——“我也不完全拒絕行政管理這樣的崗位”。G 對未來可能面臨的困難預想了兩方面的適應策略：前者與已有研究類似，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性質無形之中會使女性復制行業內的男性氣質；后者調整職業定位的策略，某種程度上則呼應了互聯網領域的性別隔離現象——“前端”和“后端”、“開發”與“測試”的劃界工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融入互聯網領域的困難，進一步形塑了男性為主導的辦公室政治。[15]

3. 技術“賦權”：區別于他者的自我認同

在互聯網領域，女性獲取對專業或職業認同感有一個重要方式，即通過與其他女性職業的對比建立更加明確、清晰的性別界限。 通過強調自己擅長技術、了解在非專業人士眼中尚未“祛魅”的代碼，建立更鮮明的身份認同。[15]性別與技術的疊加融合所產生的自我認同效應，從女性接觸計算機起就開始產生。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支持女性繼續走在計算機類專業道路上的原因之一。

在三位受訪者中，S 是對計算機領域性別隔離感受最深的人， 也更易于覺察他者對女性的特殊態度。 “高中我參加編程競賽的時候，領獎基本上都是清一色一串的男生， 頒獎的老師看到我和我閨蜜兩個，突然喜笑顏開，跟我們握手說真厲害真厲害。 ” 一旦身為女性、會編程的身份被他人發現，他人給予自己的贊同會加強女性的自豪感。程序員這一籠統的職業稱謂， 作為一種社會整合與凝聚的組織形態， 也對深處其中的個體構建認同發揮著積極作用。[16]

技術對女性的賦權不僅體現在通過他者評價增強自我認同，還體現在女性通過技術實現信息自由、獲得社會平等。 三位受訪者都提到了掌握技術對她們的提升，這不僅體現在技能上，如本科學習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計算機知識，還體現在心理自信與未來的職業發展上。 C 在初中時會自己編寫整蠱小程序，這讓她可以“跟別人嘚瑟自己會的特別多”。 由于比同伴多掌握一門技術，C 初中建立信息學社團，也提高了她組織協調、溝通交流等能力。 如G 所說：“會成為以后做其他工作的基石，比如管理、帶團隊等， 寫代碼只是成長學習的中間過程。 ”此外，網絡上一些女性自發建立了跨國跨地區的女性社群，分享專業學習、職業成長等方面的經驗。 對C而言，這些社群為她提供了機會，使她認識了一些有相同追求的女性，“她們同樣從事計算機領域工作，同樣也是實驗室里唯一的女性，她們豐富的經歷可以給我這個本科生很多幫助，這是無法在學校中從其他女性身上獲得的”。

四、結論

本文對三名參加過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的女性進行了訪談，回溯了她們從參加信息學奧賽開始接觸計算機技術，到大學期間離開或留在計算機領域的歷程。 對信息技術的興趣和對這一領域中男性氣質的批判，同時存在于她們的敘述中，讓研究者認識到女性在技術領域面臨的困境，并得到研究結論如下。

（一）教育環境中的性別友好氛圍至關重要

有研究指出， 在受教育階段提早接觸數學、科學等課程, 有利于提高學生在后續發展中選擇這些學科專業的概率[17]，但男生往往更容易提早接受STEM 教育。 這指出了男女生接觸理工科類教育的機會不平等現象。 然而，本研究顯示，即使女生提早接受了理工科類教育，缺少平等的同伴性別氛圍也會阻礙她們對理工科目的興趣發展，進而阻礙她們進入這一領域。 S 是三位受訪者中最深度融入信息學奧賽的學生，也是對其中男性性別文化感受最深的女性。 從S 最初因興趣進入信息學奧賽，到經歷窒息的社交環境、從培優班轉入普通班，可以鮮明地看到理工科領域“漏管效應”的發生過程。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教育是為了人的發展，但當人成為男性的代名詞時，教育在男女良性發展的天平上就會失去平衡。 ”[18]10一旦女性走入這樣的教育塑型， 就會被迫按照男性的模式不斷塑造自己；而當女性無法適應這樣的環境時，就只能被迫退出。

（二）打破性別認知偏見是技術賦權的前提

珍妮特·阿貝特（Janet Abbate）曾對 20 世紀參與計算機發明工作的女性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份工作對她們具有重要意義。 當時的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很大的性別隔離，女性只被允許從事一些沒有晉升希望的底薪工作，如教師、打字員等。 對這些女性程序員而言，從事計算機科學工作為她們提供了接觸新技術和高薪工作的機會。[19]19通常情況下，信息時代的數字鴻溝緣于人們沒有平等享有使用互聯網等新型媒介技術的機會，由此產生性別隔離現象。[20]但本研究中的三個個案作為深度參與技術領域的女性，即使技術提高了她們的能力，對技術與性別身份的認知仍然作用于她們的自我認同，呈現出復雜與矛盾的一面。 由此可知，只有打破性別認知偏見，超越固有的性別概念來認識技術，才能真正讓技術賦權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