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現象學：理解殘障的新視角*

謝冰雪 王淑梅

前言

對待弱者的態度，最能折射一個社會、一座城市文明的尺度[1]。如何在為殘障者提供社會保障的同時更好地理解殘障，盡力消除其在經濟社會中遭受的偏見和歧視，優化對殘障者的服務成為新時代殘障事業需要研究的關鍵問題。目前我國殘障研究主要聚焦殘障者合法權益的保障，總體上還是偏向于宏觀層面的整體性研究，將殘障者看作被研究的“他者”。相比之下，人類學強調“關懷”和“理解”，擅長從微觀層面的經驗出發對“他者”進行研究，這將為我們理解殘障提供新的思考路徑。

1. 相關文獻回顧

1.1 理解殘障的三種模式

在學術界看來，對于殘障的理解受殘障模式的影響。殘障模式作為一種分析框架，“用來評估殘障從何而來，它對社會意味著什么，我們又應該做些什么”[2]。受西方生物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兩大流派的影響，早期殘障模式以醫學模式和社會模式為主。其中前者依賴自然主義的殘疾概念，從生物學角度理解致殘的根源，將殘障看作社會偏差。后者則從社會角度理解殘障，認為個體之所以成為殘障者是因為社會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設施和制度保障來使他們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3]。這兩種模式為理解殘障奠定了基礎，但也導致在殘障研究中存在生物與文化、個體與社會的二分。例如，不少學者認為，社會模式采取了一種脫離實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4]，而忽略了殘障者對于損傷和疼痛的體驗[5]，未能深入涉及對主體經驗的考察。

大約自20 世紀70 年代開始，受米歇爾·?？?、皮埃爾·布迪厄和安東尼·吉登斯等人的影響，“身體”逐漸被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所重視，對疾病與殘損的分析也逐漸轉向了對身體經驗的考察。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羅伯特·墨菲根據自己的殘障經歷來描述身體、心理和社會關系的變化，美國社會學家歐文·左拉也從自身經驗出發，呼吁將身體帶回殘障研究中，關注殘障的身體經驗，提出障礙體驗并不屬于少數人，每個人都有可能遭遇障礙[6]，因此，要關注“普遍的障礙感”和“需求的普遍性”，并提出了殘障的普同模式，即針對殘障者的普遍政策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這打破了僅有少數人才擁有障礙經驗的固定觀念[7]，將少數族群利益的制度性變革力量轉變成一種充滿公共性的黏合劑，這對于我國殘障制度的設計有很強的指導作用。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普同模式對殘障者的理解消除了殘障者和非殘障者之間的區別，即殘障者特殊的存在方式被犧牲在普遍性的目標上[8]?？梢?，普同模式在殘障者制度設計層面有借鑒價值，但是“將身體帶回殘障研究”的普同模式更偏向于身體的損傷層面，并沒有使“身體”得到應有的重視。

1.2 身體現象學對殘障研究的啟發

其實在米歇爾·?？碌热藢⑸眢w視角引入社會理論之前，哲學家們就對身體概念有所關注，如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就試圖通過“身體”解構傳統二元認知模式——他改變了從邏輯或先驗自我意識出發的路徑，轉而通過身體知覺來探索事物的本質。在梅洛·龐蒂看來，“知覺不是關于世界的科學，甚至不是一種行為，不是有意識采取的立場，知覺是一切行為得以開展的基礎，是行為的前提”[9]。其中，身體不僅具有生理性，更具有能動性，是知覺和行動的主體。人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對自身所處環境的連續不斷的回應[10]。由此可見，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不再從邏輯認知的視角出發思考問題，而是回到人的具體生存和生存情境上來，關注基于知覺、行為和環境所建立的人和世界的關系，即從具身化的身體出發呈現主客體共存于同一個世界中的情景。身體現象學對于身體知覺以及身體行為的關注能夠拓展對身體生理性認識的狹隘視角，幫助我們以綜合視角對殘障進行理解。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通過身體對疾病或弱勢群體進行研究。如余成普對器官移植患者的分析發現，身體成為傳統和現代、科學和人文相互碰撞、競爭的場域[11]，林曉珊揭示了身體經驗與孕婦的母職身份體驗之間的關系等[12]。這凸顯了身體在自我認知、自我與他者互動、自我與社會互動中的關鍵作用。除此之外，從身體層面對特定群體的主體經驗以及身份認知的研究也同樣適用于患病群體，如鮑雨從布萊恩·特納身體體現的視角對脊髓損傷者日常生活中的殘障經驗進行研究，既關照了身體殘損的客觀事實，也給予了殘障者充分的話語權。她也通過對轉型期截癱群體日常生活變遷的描述呈現國家以及殘障者自身對于殘障身體的管理問題。但是目前從身體視角對殘障群體進行研究還很少，抑或是對殘障身體經驗的客觀呈現較少涉及殘障者的自我認知。

社會科學的目的在于理解同時作為系統和生活世界而存在的社會。但是，如果僅從抽象的系統角度出發，那么社會科學不僅無法把握復雜的社會現實，而且事實上也可能成為鞏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工具[13]。筆者認為，對殘障的理解不僅需要主流的制度敘事，還要有個人層面的經驗分析。殘障者個體對于殘障的理解、追尋和反思恰恰是殘障研究的重要部分。筆者嘗試從身體現象學出發，回到殘障者的生活世界中，關注殘障者的身體感知和體驗，在此基礎上對殘障進行理解，并對普同模式的局限性進行反思。

1.3 研究理論與方法

本文是在心理學中的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論的指導下展開研究的。具身認知理論源自身體現象學，是心理學中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它主要指生理體驗與心理狀態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即認知和思維不僅是發生于大腦中的抽象符號加工，還是包括大腦在內的身體的認知。身體感覺運動系統和體驗塑造人的認知，影響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具身認知理論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理解。第一，認知過程方式和步驟被身體的物理屬性決定。第二，認知內容也是身體提供的。第三，認知是具身的，而身體又是嵌入環境的。認知、身體和環境組成一個動態的統一體[14]。在此理論指導下，筆者試圖從身體殘損的物理屬性以及社會對其的建構、殘障者對身體的感知以及身體疼痛對殘障者的影響、當前時代環境下殘障者的身體實踐三個層面展開分析，以此為切入點，呈現受損個體與物質世界互動的經驗特征，從而對殘障進行思考。

本文田野資料來自2020 年7 月至8 月筆者在我國中部H 省C 殘疾人就業培訓孵化基地（以下簡稱“基地”）進行的調研。該基地成立于2015年，占地108 畝，以承接互聯網集團在H 省安置殘障者公益云客服項目為主要業務，招收來自該省18～40 歲的殘障者（以肢體殘障者為主），通過為期2 個多月的培訓，幫助他們再就業。截至2022 年，該基地已免費培訓殘障者4700 余人，安置上崗就業4200 余人。在筆者調研期間，該基地共有128 名學員。筆者運用參與觀察法和訪談法，參與到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之中，觀察他們的生活環境以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動和策略。在建立信任關系的基礎上，筆者對其中6 位成員進行了深入訪談，聆聽他們的生活經歷和身體感受，在觀察身體殘損的客觀事實的同時，了解他們的主觀認知，進而從多方面呈現殘障者的生活情況。

表1 受訪者情況

2.殘障者身體經驗與殘障認知

2.1 殘損身體的社會表征

對于殘障者來說，身體由于損傷而導致的生理系統受限是殘障的客觀事實。身體機能損傷直接影響日?；顒?，身體成為他們需要認真照顧的對象。在基地中不少殘障者每天早晨起床的時候，需要雙手撐著床先挪到床邊，找好位置，一手扶著床，一手扶著床邊的輪椅，用力在撐床的瞬間完成力量的轉換，準確地坐到輪椅上，并依次將兩腿搬上輪椅，然后再出門洗漱。這些對別人來說非常簡單的動作，對他們來說卻非常困難。

另外，身體缺陷引發的問題不僅停留在生理層面?，旣悺さ栏窭箤⑸眢w區分為物理身體和社會身體，并且強調身體的社會塑造特征，“社會身體制約著我們對物理身體的理解。我們對物理身體的經驗總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會觀點，它總是被社會范疇所修改，并通過它被了解。在兩種身體經驗之間，存在著意義的不斷轉換，這樣，任何一種經驗都強化著另外一種”[15]。對身體缺陷者的認識往往伴隨著污名化的過程[16]。身體羸弱、功能不完整、影響創造生產資料的人，都被認為是“廢人”。他們往往會被貼上“有欠缺”的標簽，成為社會的“邊緣人”。因此，殘障者在身體出現異常的那一刻就被很“正?！钡亍案綦x”開來。除此之外，當前以醫學為代表的科學話語對身體的“診斷”也將身體屬性的界定與劃分納入一個絕對權威的知識體系中。在一套醫學規范的標準下，根據身體活動能力的強弱，殘障者被確定為不同的殘障等級。

在健康狀態下，正常外表意味著個體可以繼續現行的活動而無須對環境的穩定性投以太多關注，也很容易忽視身體在個體與外界互動中的作用，但當個體身患疾病后，尤其是具有明顯的疾病特征時，身體在人際交往、社會融入等情境中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情境是一種具有抽象意義的，包含著事態、程序、問題，并意蘊內部發散的整體[17]。在個體和他人互動時，身體的動作、神態、神情等參與到溝通和交流的系統中。比如患有脊柱側彎的PBB 說起她的經歷：“從我家到路邊有一條巷子，每次我坐著輪椅，我爸推著我到路邊坐車的時候，我一過來，巷子里的那些人就開始在背后嘀咕?！?PBB 患有先天性的脊柱側彎，16 歲那年，身體情況惡化，脊柱側彎導致上半身嚴重傾斜，起初還能行走，慢慢地需要借助輪椅活動。身體的異樣容易引起別人的關注，外界的“凝視”在時刻提醒著殘障者身體殘損的客觀事實。

家庭是農村殘障者的主要生活場域，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僅外界對殘障者的看法影響他們對于自身的認知，家庭成員的態度也影響他們對于自己的認知。當身體出現異常之后，家人也會將其看作“需要保護的對象”，不讓他們參加家務勞動或者對其身體問題避而不談。這就導致一方面他們的生活好似繼續行進在原來的軌道上，但另一方面他們卻確實因為身體原因而居于客體位置。WW 剛生病的時候，家人擔心他的身體健康，盡量讓他少干活。然而WW 表示：“越不讓我干，我心里越難受，越想干?！奔彝ナ菤堈险吣軌颢@得支持的最小社會單元，但是在社會文化影響下，家庭支持體系存在理念滯后的問題，對“殘障”問題的逃避以及對殘障者“隔離性”的保護反而會加重殘障者的抵觸心理，殘障者的真實體驗和真實想法更加難以被觸及。

除此之外，殘障者也不同程度地面臨就業問題和婚姻問題。如今年25 歲的HZJ，大專畢業，在基地里算學歷較高的學員，在來基地之前有過多次求職經歷，但是無一例外都被拒絕?！拔乙徽f身體方面，就被拒了。還找過電話客服，但是普通話不過關。還再找過賣房子的，給客戶介紹房源，還應聘過保險，都沒應聘上?！彪S著社會進步，殘障者就業權益問題越來越被重視，國家在大力促進殘障者就業，但是由于肢體殘障者生理層面的缺陷，在就業過程中依然面臨很多質疑的聲音，被認為是“弱者”，無法勝任工作等。這些固有的社會觀念忽視了殘障者的潛力，導致殘障者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很多阻礙，難以獲得公平的機會。在實際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對待也加重了他們對于自身“邊緣人”的社會定位。正如PBB 這樣形容自己生病前后的感受：“我沒有生病之前，就是學習好、人緣好，各方面都好的那種，我生病了以后就會覺得不公平，明明我才是那個別人家的孩子，結果一瞬間就變了，那段時間就感覺過得跟行尸走肉似的?！睆摹皠e人家的孩子”到“行尸走肉”，疾病或意外的發生對身體完整性和自我身份構成了威脅，打破了身體和社會之間原有的和諧關系，身體殘損所帶來的生活落差和社會關系變化與既往經驗之間的不匹配導致他們對自我和社會的理解產生偏差，難以接受“殘障者”這個身份。

可以看出，殘障者的身體既是生理性的，同時也作為文化活動和社會關系的前提體現出社會性的意涵。首先，身體純粹的生理事實表征構成了身體基本的代碼，有著明確的功能含義，身體生理層面的差異性導致社會關系中的地位不平等；其次，身體活動能力在社會文化和科學話語的裝扮下有了深層語義，“殘障者”的社會身份表達著身體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為理解身體提供標準的框架。再次，身體缺陷產生的社會污名也影響著殘障者的價值觀念。身體既是外界認識自我的中介，也是自我認識世界并形成自我認知的中介。殘障者的自我歸屬以及相應的身體管理，在日常的社會互動模式中不斷地被再社會化，并逐漸形成特定的文化認知，殘障的身體特征以及該文化特點下的殘障身份污名不斷進行交互，使得社會的分類圖式得以“正當化”，也使得物理層面的身體障礙進一步蔓延至社會層面，影響著殘障者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

2.2 身體疼痛與自我感知

雖然殘障者的障礙更多來自生理層面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但是只關注社會的建構則會忽視殘障本身的多樣性。在基地中，即便是被評定為同一殘障類型和同一等級，每位殘障者的身體受損情況也都不一樣。外界往往依然習慣從醫學鑒定的角度去理解殘障者，而忽視了他們的主觀體驗和他們之間的差異性。與醫學視角下的“患者角色”不同的是，殘障者患有慢性或永久性的傷殘，必須努力適應并管理自己的身體。阿瑟·克萊曼從其20 年來的臨床治療和數百個真實病案中發現，疾痛不僅屬于身體，而且連接著自我與社會。在此，筆者試圖通過殘障者的疾痛感知來呈現殘障群體內部的復雜性。

導致障礙的因素可能是多重的、復合的，形成障礙的機制往往也是復雜多變且個體化的[18]。后天殘障者有些因為意外致殘，有些因為疾病致殘，不同的因素導致他們對于身體的感知也有差異，這也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抉擇。對于后天殘障者來說，通常他們還未從生活變故中反應過來就已經在接受治療了。因此，與意外和疾病相伴而來的是“刻骨銘心”的治療過程。今年28 歲的ZKK 在16 歲的時候不慎從房頂墜落，導致下肢癱瘓，時至今日，她提起治療的感受還歷歷在目?！凹热徊荒茏吡?，只要不疼不癢也行，人還能受得住?？墒侨ヤ摪宓臅r候，他碰到我神經了，然后就疼得，吃止疼片完全沒有用。它是那種沒有征兆的疼，疼到骨子里的，你不知道它疼多久?！北绕鸾】禃r的狀態，疼痛讓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意外所帶來的身體上的約束。疼痛的信號也說明身體并非單純地被動接受社會文化的浸潤，而是主動的，也是敏感的。

與ZKK 治療后趨向穩定的身體狀態不同，由于先天性脊柱側彎導致下肢癱瘓的PBB 時常能夠感受到身體的信號?！拔易约旱纳眢w我知道，我感覺后背心臟在那兒跳，其實這種感覺好幾次了?！睂BB 來說，脊髓損傷還在引發繼發性病癥。相比狀態穩定的殘障者，PBB 還需要承擔疾病帶來的不確定性。她經常需要在上班的間隙回到宿舍休息。這也導致她處于一種深層次的含混狀態中，即在她身上有殘障者、患者和云客服三重身份的重疊。一方面，基地的工作節奏形成了一套工作的身體習慣，維持一定的生活秩序，使她可以享受“正?！钡纳?；另一方面，身體的痛感又和培訓所形成的實踐性身體感之間出現斷裂，這使得她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出一種極其糾結的狀態。她是基地里的“業務精英”，基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她渴望尋求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考慮到身體的風險，她又不得不望而卻步。身體的疼痛就像一個內含于“自我”之中的“他者”，通過疼痛的信號讓殘障者能夠不斷自觀，不斷地“懸置”當前的生活，在清醒于自己面臨的障礙和處境的同時又有一種無力感，以至于陷入糾結的境地。甚至因為身體的原因，她形成了獨特的與人溝通的方式。PBB 也坦言道：“我已經形成了自我保護模式了，我害怕別人拒絕，我就先拒絕別人，害怕別人給我難堪，我會先給別人難堪，其實我也并不是想給別人難堪?！鄙眢w生理方面的弱勢使她始終擔心身邊的人會傷害自己，因此形成了“自我保護模式”，她也成為基地里有名的“說話不饒人”的姑娘。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也反映出人的身體情況是影響自我意識的重要因素。

今年25 歲的WW 在8 歲那年撿炮仗玩的時候在手中發生爆炸，導致他右手拇指缺失。意外發生后，他就開始了漫長的治療過程。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況：“當時手指頭沒有皮了，我就在身上養皮。從身上截的皮，然后養著包著。然后因為身上截的皮比較粗，比較大，需要去整形。因為骨頭有缺失，就從身上取了一塊骨頭。當時住了大半年的院，然后后期又陸陸續續去做整形手術，大概經歷了八九次手術?！毙迯偷倪^程是煩瑣的，不過手指的損傷可以經過醫療技術進行修復，而心理上的損傷則需要他不斷地自我療愈。在考上大學之后，他選擇了學習心理學。他認為：“出現這個事情之后，你的心理會產生變化。我為什么要學習心理學，因為我先要把自己搞清楚，不解決好心理問題的話，做什么事情都不行?！笨梢娚眢w在生命歷程中的實際嵌入成為維持連貫的自我認同感的基本途徑，也直接參與到建構自我的原則之中[19]。

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隨著社會個體自我認同危機的加劇，身體在現代社會亦更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域中，成為自我反思與自我建構的重要部分[20]。身體成為反思的一部分，在殘障者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正常狀態下人們可以體驗到身體的互動控制，但是身體的疾病風險會讓殘障者喪失對身體的控制，進入被動狀態，呈現出主動性與被動性的矛盾發生在一個主體身上的現象。也正是這種來自自身的“他異”性使殘障者不需要通過與他人的互動即可反觀自身，這也打破了勒內·笛卡爾心靈和肉體是截然不同的身心二元論。與勒內·笛卡爾筆下意識直接與現實性的外在世界發生聯系不同，心智不是存在于頭腦之中，而是具身在整個肌體之中，正是身體的意向性實現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2.3 身體實踐與生活秩序重塑

近些年，國家高度重視殘障者事業的發展，大力促進城鄉殘障者及其家庭就業創業增收，提高殘障者生活水平?；ヂ摼W也搭建起了一座殘障人士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橋梁。在此背景下成立的H 省C 基地就扮演著國家權力和地方社會互動的中介角色?；卦谥贫群蜕罘矫嫘嗡芰撕图彝ネ耆煌摹吧铒L格”?；乩餂]有樓梯，進入房間的通道都是緩坡，并配有扶手，洗澡間和洗手池都有無障礙設施，方便殘障者洗漱和淋浴。另外，基地有嚴格的時間管理，早上七點、中午十二點和晚上六點半為吃飯時間，上午下午各有兩節大課，上午八點和下午三點班長準時點名并做記錄。相比于生病初期在家的狀態，在基地各項紀律的保障下，殘障者的生活變得更加有序。

對于殘障者來說，就業一方面是他們融入社會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獲取生活來源、提高生活能力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過程中，身體猶如一個象征性的隱喻空間，成為國家政策宣傳主流文化和觀念的傳播舞臺。國家權力在下沉的過程中與殘障者進行互動，并且進行統一的培訓和規范。殘障者從進入基地的那一刻開始，目標就已經被明確，即需要在老師的指導下完成兩個月的崗前培訓、一個月的崗中孵化，直到通過考核拿到工號正式成為一名云客服。他們的身體也不再需要被遮蔽或隱藏，反而受到了更為仔細的審查，成為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塑造對象。通過訓練他們要達到一分鐘至少打42 個漢字的硬性要求，不論他們有幾根手指，或者有沒有手指，都要做到。為了讓自己順利通過考試，他們必須想方設法地克服手速慢、業務不熟練等問題，表現得和健全人一樣，只有這樣才能被視為“正常人”。對于大多數之前幾乎沒有接觸過電腦的殘障者來說，他們幾乎需要從認識電腦、熟悉每個字母在鍵盤上的位置、學習用哪個手指去按哪個字母開始學起。在基地的嚴格要求下，每一位殘障者都需要竭力克服各種障礙完成基礎知識考核和力量測試才能拿到工號。根據互聯網公司的規定，每一個工號都有20 分的額度。如果在后期的服務過程中出現錯誤，則會扣除相應的分數，如果20 分被扣完，工號就會被注銷，需要重新進行考核并通過考試獲得工號。其中好評得一分，中評不得分，差評扣一分。除此之外，云客服的收入取決于各自的好評率和服務人數，一旦出現一個差評，就需要四五個好評才能回到之前的好評率。

“他一分鐘八九條，你這邊要提交，要回復，根本來不及。而且不能晾，本來這就惱了，你再晾直接差評?！保ㄊ茉L者WW）因此，他們只有持續性地進行高強度練習才能達到工作要求。在基地中他們也不是依賴生活化的情境“看病”，更像在認同科學話語支配下的“技術治療”。身體的規訓也改變了殘障者的日常生活，重新塑造著他們的身體。

云客服這項工作改變了他們與人交流的方式，他們處于由互聯網公司所安排和設計的網絡型部門中。在網絡空間中，他們不再受限制，而可以像健全人一樣進行各種活動。與現實世界相比，他們只需稍加“偽裝”和訓練，就能融入“正?！?。他們認為：“肢體殘障不是真正的殘障，真正的殘障是心理殘障?！保ㄊ茉L者WNN）可見在新的工作場域中，他們重新界定著殘障者和健全者。對待工作的態度、工作的順利與否、工資的高低都成為殘障者重新來判斷是否“殘障”的新標準?；氐臒o障礙環境以及身體實踐所獲得的技能都使他們認為自己是“正常人”。相比之下，工作效率不高的大多是殘障者。與米歇爾·?？鹿P下受馴服的身體不同，殘障者的身體不是在道德奴役和組織權威雙重影響下的馴服，身體具有雙面性，即不只具有被動與消極的一面，同時也具有主動、積極、創造性的一面，既定的目標和對就業的渴望也讓他們的生活充滿了希望和動力，他們會采取行動滿足自己的特定目標。不少殘障者上班之后利用收入換取新的代步工具或補貼家用，重塑著家庭地位和自我價值。

在功能視角下，身體一旦不具備某項功能就會被視為障礙，并將其永久性地等同于主體的內在屬性。但是從身體實踐來看，殘障也并非一個固定的狀態，而是擁有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經濟社會環境發生巨大變遷，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就業形式的局限，為殘障者提供了新的機會，給予了殘障者身體機能拓展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教育和身體實踐也在持續改變著殘障者對自我的身體認知和社會認知，并為兩者之間的深入互動帶來了無限可能。同時，他們對于自身的認知和對殘障的看法也隨著所處情境以及身體實踐的變化而變化。

3.討論與結論

梅洛·龐蒂認為，傳統的二元論關系忽略了“身體在世”這個事實，“身體在世”能夠把傳統哲學上對立的二元綜合起來，其中身體是意義的紐結，是意義的發生場。因此從身體現象學視角對殘障進行理解有助于綜合殘障研究中生物與文化、個體與社會之間長期分割的局面。本文以殘障者云客服群體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在尊重殘障者主體性的基礎上試圖從異質性、結構性的模式分析轉向更為真實和動態的微觀分析。首先如果說殘障者需要面對的是殘損的身體，那么在漫長的殘障生涯里，身體在特定的文化環境和關系網絡中漸漸從生物層面的軀體走向一個蘊含更多復雜意義的載體，成為個體與外界交往的初始媒介，并與個體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密切掛鉤。其次，從殘障者對身體疼痛的切身體會可以看出，除了殘疾狀況外，致殘原因、性別、年齡等因素相互作用影響著殘障者對心靈、身體和生活的解釋，身體的感知和經驗影響他們的自我認知，使殘障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再次，身體實踐彰顯了身體蘊含的潛能和可能性，殘障者的角色和認知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這也擴展了普同模式將身體看作一個限制的看法。筆者認為，從身體殘損的層面來說，普同模式具備其合理性，即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暫時處于一種殘障狀態，殘障也恰似封閉的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窗口，提醒我們去觀察身體、觀察自我與他人。但是活生生的身體所體現出的則是身體時刻處于文化和環境的變動之中，我們無法忽視殘損身體的意向性和可塑性。

身體是分析“我者”與“他者”、本文化與異文化相互理解和認識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21]。不同于健全者中心主義的權力話語系統，身體視角立足于殘障者真實的經驗，給予了殘障群體自主表達權，實現了殘障主體的敘事和表達。通過他們在生活中的迷茫、糾結、焦慮和收獲，呈現了隱藏在結構性敘事背后的個人生命體驗，彰顯了殘障的復雜性與動態性。同時，身體是殘障者與世界互動的直接工具，是承載社會文化的重要載體，從底層邏輯出發更能發現我國殘障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特點，發掘本土殘疾文化的價值，為重新思考殘障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制定更適合中國殘障者的政策。

需要承認的是，本文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中的研究對象是在特定機構中從事云客服的肢體殘障者。正如文中所呈現的，每一位殘障者的身體情況、致殘因素以及社會關系等都不一樣，因此文中研究對象的身體體驗和感受很難代表所有的殘障者。我國殘障群體基數大，殘障群體的社會性、多樣性以及動態性明顯，這也意味著很難以某種特定的模式對殘障群體進行整體理解，在此，筆者提出身體視角試圖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擴展殘障研究的空間。應鼓勵殘障群體發聲，傾聽他們的經驗和問題，發揮殘障經驗的普遍價值，發現殘障群體的真實需要，進而譜寫中國式殘障文化，助力殘障事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