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治理賦能鄉村共同體建設的實踐經驗及價值指向
——基于蘇南L村的考察

李春茹 黃君錄

(常熟理工學院 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蘇州 215500)

一、研究緣起與研究方法

建設數字鄉村既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議題和重要支撐。作為一種新的治理形態,鄉村數字治理是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鄉村數字治理工作,2019年5月出臺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強調了信息化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基礎支撐作用,提出“構建鄉村數字治理新體系”的重要構想;同年12月印發的《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將“建設鄉村數字治理體系”作為“推進管理服務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舉措;2022年1月頒布的《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則把“數字治理能力提升行動”列為八項行動計劃之一,該項行動計劃涵蓋了“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向鄉村延伸”“村級事務智慧管理”等五項重點任務,從而不斷提高鄉村數字化治理效能[1]。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2],闡明了鄉村數字治理的發展方向。鄉村數字治理是打造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推進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抓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鄉村治理抓手載體,完善推廣積分制、清單制、數字化、接訴即辦等務實管用的治理方式”[3],以治理方式的變革推動治理效能的提升,這一重要論述為數字賦能鄉村治理共同體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為一種全新的基層治理方略,數字治理賦能鄉村共同體的構建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價值意蘊。有學者從個人技術、組織技術、社區技術等三個視角切入,認為數字技術賦能鄉村農業、鄉村旅游、鄉村電商、鄉村政務,有利于治理成本降低和服務改進[4]。有學者提出數字技術的賦能屬性有利于拓展治理網絡的開放性與扁平化,治理機制的屬性有利于社會治理資源的動員與吸納、激活與鏈接,價值標準的屬性有利于社會治理公共價值的重塑[5]。數字技術通過賦權公民參與、賦權社會組織驅動政社協同,改變既有的治理結構,助推理性公眾的培育與訓練,實現自我增權[6]?！爸侵沃髁x”“簡約主義”“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為鄉村數字治理實現了治理空間、治理機制和治理流程的迭代升級,是對“鄉村如何更好治理”議題的積極回應[7]。二是構建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在機理研究。有學者用“組織結構-利益激勵-行動協同”的分析框架闡釋鄉村治理的多元耦合,并從村級組織、利益驅動、行動協同等三個維度考察各要素與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內在邏輯關系,提出“黨建引領+產村融合”的治理運行機制[8]。郁建興和任杰[9]通過典型案例的比較,揭示既要通過機制設計解決廣大民眾參與治理的動力問題,更要培養民眾的歸屬感、認同感等情感聯結。劉瓊蓮[10]提出信任與韌性是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變量,“時間-空間-技術”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演化路徑,“習俗型-契約型-合作型”則構成社會治理共同體的信任關系圖譜。對于實踐邏輯層面而言,主要表現為基層政府主導、行政激活自治,通過組織嵌入與權威嵌入實現鄉村基層治理重心下沉,增強基層治理韌性[11];通過整合網絡化的治理結構、使用精細化的治理技巧與專業化的治理技術,促進“關系治理”和“人本治理”的深度融合[12]。三是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中的功能限度與困境,主要存在農民參與有效動員不足、村莊社會內生治理資源難以激活、強勢群體利益俘獲等問題[13];村級治理信息的滯后性和模糊性、村莊主體性弱化和村級治理成本外部化等因素導致的村民形式化參與[14]。有學者認為當前鄉村共同體建設的內在動力不足主要表現為資源層面的資源匱乏與利益吸納能力弱,治理層面的治理效能低下,文化層面的農村價值失落與文化主體性迷失[15]。此外,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困境還突出表現為鄉村社會組織發育遲滯甚至缺位[16]、鄉村數字賦能與數字鴻溝之間的張力[17]、由技術理性基因而衍生出技術主義傾向[18]等。四是構建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優化路徑研究。唐胡浩、趙金寶[19]主張重視和引導鄉土慣習與民俗儀式所提供的認同基礎、秩序規范等重要作用,使鄉村傳統文化重回“舞臺中心”,善用傳統文化中的“禮治”,發揮“倫理”的教化作用。何得桂等[20]提出通過黨建賦能、載體賦能、技術賦能、行政賦能激活治理要素,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毛敬一[14]主張用權力、責任和利益分配規范共同體內主體行為,從價值基礎層面凝聚多元主體目標共識,從資源輸入層面再造集體利益聯結,從組織化策略層面吸納村民參與,在重構物理邊界、密織基礎網絡、再造科技倫理中構建數字治理共同體[21]。

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既具有鄉村治理共同體的一般性特征,同時由于數字技術的嵌入,治理主體、治理情境、治理規則等都會隨之發生變化甚至某些顛覆性改變,又具有新的治理圖景與實踐樣態。既有研究聚焦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價值意蘊以及實踐路徑等宏大敘事研究的較多,現實案例研究也總結了一些具有參照意義和推廣價值的經驗,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礎。而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的構建作為全新的學術命題,其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對鄉村共同體的數字治理內在邏輯與運行機制等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與深化,追問并回答以下問題:一是數字治理與鄉村共同體構建如何實現有效結合?二是數字化轉型條件下的數字治理賦能鄉村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路徑與價值指向為何?本文以蘇南L村的數字鄉村共同體建設和數字治理實踐作為典型案例,嘗試在更細“顆粒度”和“理性質感”上剖析構建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的內在邏輯與實踐理性,提供一種從基層視角自下而上檢視數字治理行動的新思路,以期充實原有鄉村治理共同體和數字治理研究,從而進一步激發鄉村內生動力,推進新時代基層治理的現代化轉型。

本研究選取江蘇省蘇州市L村作為典型案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該村屬于典型的都市近郊村。全村面積4.0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720畝,既有融合智慧農業科技的農業產業園和高標準農田,又有入駐專精特新企業16家、投資達1.7億元的智造產業園,還有以省級古村落為依托打造的文旅新業態。L村村集體經濟較為發達,2022年村級可用財力達2100多萬元,治理基礎較好,先后獲得“國家森林鄉村”“中國傳統村落”“蘇州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示范村”“蘇州市數字鄉村示范村”等稱號。與此同時,該村社會結構正處在轉型過程中,兼具“城”“鄉”色彩的治理事項,基層治理具有多樣性、多變性、復合性等復雜樣態,而村、居兩委干部只有14人,治理任務重、工作挑戰較大。二是該村存在諸多典型的治理難題。L村現有38個村民小組,其中合并了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的G村,兩條穿村而過的快速公路剛好橫亙于兩村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物理隔斷。歷史原因和地理條件使合并之后兩個村的村民一直存在著心理隔閡。2022年該村戶籍人口為4328人,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數的34.1%,老年人的數字素養難以適應當下數字鄉村治理的要求。L村登記外來人口數1200多人,外來人口結構復雜、來源地分布廣泛、流動性較大,村內治理面臨的內外壓力較大。三是該村的數字化治理實踐開展較早。自2017年以來,在街道黨工委的指導下,依托網格化治理體系,積極探索村社治理新模式,率先使用了各類村務APP、村莊各類業務微信群,其中開通的“文韻李袁”微信公眾號是該市第一家開通的村級微信公眾號,由此開啟了鄉村基層數字治理的創新之路。2021年下半年L村定制了“數字云村”平臺,開通了鄉村24小時電子政務服務終端,上線了農村集體“三資”智慧管理平臺,打造了鄉村數字治理的升級版,基本上實現了“一線通接、一網統管、一屏全覽、一體指揮”的數字化治理格局。

為深入了解L村數字治理模式的運行狀況,探析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實踐機制,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本研究團隊多次赴L村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與參與式觀察。訪談對象主要包括當地基層數字平臺的具體管理者、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新居民。

二、數字賦能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實踐經驗

L村鄉村數字治理實踐可分為初步探索、不斷深入和全面發展三個階段。在初步探索階段,為拓寬吉禮葡萄、花卉、有機蔬菜銷售渠道,L村與互聯網電商平臺合作,探索“互聯網+農業”模式促進產業發展,推廣傳統村落,探索“互聯網+文旅”促進鄉村文化振興。在深入推進階段,L村打造鄉村數字治理應用場景,構建彈性靈活的鄉村治理協調網絡。2019年,L村將物聯網和互聯網的融合技術應用于人居環境整治和“千村美居”建設中,引入智慧垃圾分類系統和環境監控系統,硬件設備智能化、服務平臺數字化,建成并運營農村智慧垃圾分類處理試點。村居生態環境得到不斷改善,L村被評為“江蘇省生態宜居美麗示范村”。L村建成了“線上+線下”虛實結合的智能化圖書館,匯集了海量電子書籍和視頻資料,電子報刊、有線電視全線接入,圖書資料可在全市范圍內實現數字化借閱與流動。在全面發展階段,L村在“五治融合”(先鋒領治、村民自治、履約法治、鄉風德治、數字智治)上全面發力。近年來,該村以數字聯運平臺為支撐,實現了與水務、通信、建設、綜合執法等部門的聯動,共同快速處置鄉村治理中基礎設施維修、突發情況等問題,全力打造通過平臺逐層傳遞、疊加與沉淀的“鄉村智治樣板間”,不斷推進精準治理、智慧治理。完善網格化治理機制,力量下沉到網格,梳理日常服務管理事項清單,“讓數據多跑路”,其中有70多項服務事項可以通過24小時政務服務平臺在線辦理,“智慧眼+網格化”的治理模式不斷完善,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水平得到了提升。2022年上半年,正式建成并啟用定制版的“數字云村”智能管理平臺,該平臺涵蓋“產業有為”“生態有美”“生活有?！薄敖M織有力”“治理有方”五個板塊,在生產、生態、生活等各類不同場景中不斷實現治理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通過村情民意的“全天候監測、動態化采集、多維度記錄、快速化響應”實現了鄉村治理變革。L村數字治理對鄉村共同體建設進行賦能提質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多元主體賦能

進入互聯網時代,數字信息成為一種基礎性治理資源。多元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由于利益訴求、行動目標、知識儲備和資源利用等方面的不同,合作難以達成的現象并不鮮見,而數字技術的充分和廣泛應用實現了不同主體的“信息平權”。公開透明的信息資源有助于破除信息壁壘造成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為多元主體提供平等的溝通平臺和對話空間,各主體的利益與需求得以充分表達與最大限度的協調,有利于消除可能存在的各方主體話語地位不平等現象。數字技術提升了多元主體集體共識達成的效率,數字技術的“缺場”特性使信息資源傳輸即時迅速、反應敏捷、反饋及時,大大節約了信息交流的空間傳輸成本和時間等待成本。

L村依托“數字云村”“文韻李袁”等數字管理平臺,黨務、村務和財務信息在“治理有方”板塊中的“村情公開”欄目中可隨時查詢,便于村民了解村莊事務。村級經濟收入、支出預算及完成情況、服務性收費標準、普惠性涉農政策執行情況、村級資產負債情況、主要工作目標及完成情況、集體資產資源租賃發包及上交情況、最低生活保障人員及金額、重殘及特殊困難殘疾人員與補助金額等信息在網上全部公開。

上級要求公開的和群眾想了解的事情,我們都在數字云村平臺和村微信公眾號上公開了,包括我們14位村干部的工資,精確到個位數,每個季度都公示一遍。村里的很多政策都經過村民集體討論,工作透明度增加了,鬧意見、說怪話的少了,我們的工作反而好做了。(村干部袁成貴, 2022年11月6日)

L村積極引導廣大村民、新鄉賢、新居民(外來務工人員)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成立社區服務隊、文明風尚巡查隊以落實村民的監督權?！安辉趫觥钡拇迩f外出青年群體、新鄉賢通過虛擬數字空間了解村莊發展現狀,通過在“文韻李袁”公眾號和企業微信群發表意見參與村莊事務決策,由“虛擬在場”代替“身體在場”。

我們兩口子都來自安徽,在這個村的產業園上班。我和我老公都加入了村里的微信群,也關注了村微信公眾號,村里經常會在線上發布志愿服務信息,我們只要有時間就會在線上報名參加。參與活動還能拿積分,可以用積分到?？吐〕袚Q領東西。另外,在群里提意見很方便,村里干部也很重視我們的想法,提的意見都有及時回復,感覺自己就是L村的人了。(新居民汪小燕, 2022年11月6日)

(二)利益表達賦能

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必然帶來利益訴求的多樣化,甚至是沖突。在鄉村數字治理實踐中,對關涉多元主體利益的責任和權利等要素進行合理劃分和資源整合,彰顯公正原則顯得尤為重要。在鄉村數字平臺上,L村關切合理的利益訴求,尊重利益表達的權利。同時引導多元利益主體樹立集體意識和悅己達人的精神,并使用現代數字信息技術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收益、成本與風險進行量化分析,對多元利益主體的矛盾與分歧加以調解和協商。通過微信群、數字平臺、微信公眾號的留言功能加強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流、意見交換,尋找能滿足和平衡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使溝通便捷化、即時化,及時化解意見沖突,防止矛盾擴大化。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實現共生共贏,促進鄉村秩序穩定與社會和諧。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我們村里的數字平臺上有專門的“矛盾處置”“勞資隱患”“侵害婦兒”等欄目,還設置了“信息直報”“社區民意”“智慧防線”“非法金融”“拍一拍”等多個窗口。一旦發現矛盾或問題線索,村干部馬上會安排人跟進處理,作用還是蠻明顯的。(村民劉淑芬,2023年3月11日)

囿于要素流動、資源配置、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因素,鄉村基本公共服務尚存在若干短板,這直接影響到村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L村在不斷提升鄉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同時,還通過數字治理手段在軟環境建設上實現突破。如采用治理積分等措施進行激勵,對村民在數字平臺上的建言獻策、在平臺上反映存在的安全隱患或環境衛生問題、參加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等及時進行統計、精準識別和信息反饋,并定期對統計結果進行分類量化賦分,對表現突出的村民給予積分獎勵,引導村民更加重視個人在村莊中的聲譽和面子等社會資本,調動村民參與共商共議共建共治的熱情,激發內生動力。

我們現在有“村民積分”“黨員積分”,很多工作都與積分掛鉤了,個人都能看到自己的積分情況。積分情況是動態更新,工作做得好的會及時加進去,做得差的,就會扣除相應的分數,如哪家垃圾分類沒有按要求做,智能評分系統就會直接扣分。大家都愛面子的,慢慢地就變得自覺了。(村民郭小亮,2023年3月16日)

(三)交流空間賦能

傳統鄉村社會式微,伴隨這一衰落過程的還有“鄉政村治”的消解。鄉村治理主體的單一性造成了鄉村“等、靠、要”躺平式思維和治理任務的“內卷化”,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治理邏輯往往造成“懸浮化”治理困局,這無疑削弱了村民、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話語權和行動力,增加了鄉村治理的難度。在科爾曼看來,“原來廣泛存在于家庭與社區、可以有效約束人們行為的規范和賞罰措施”[22]在高度流動的鄉村社會中不斷瓦解,原來支配鄉村社會正常運行的價值觀和規則也受到工具理性的挑戰與沖擊。博克斯在對美國社區進行考察后認為,民主原則是社區治理的一條極其重要的原則,能否保證公共政策制定獲得“最好”的結果,取決于公民是否能獲得信息,并對公共政策問題進行自由而公開的討論,而不是依賴于精英集團的偏好或者局限于選任代議者的審慎決斷[23]79。雖然我國鄉村治理與美國社區治理有很大的不同,但這一原則對我國鄉村共同體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而且我國基層民主更具制度與體制優勢。

L村鄉村基層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參與屬性,要求將民主落實到選舉、決策、協商、管理、監督的全過程、全鏈條。借助數字技術,L村為不在村的群體就公共事務提供民主參與、協商與監督機會,讓“不在場”的外出務工人員、鄉村精英能突破時空局限,實現“數字民主”。與此同時,數字空間實現個體話語表達和意見歸集、線上互動推進線下民主協商,發起公共行動,促進原子化的個體有意識聯合起來,賦予多元主體以行動資格與行動能力,為以公眾為中心的集體行動和協商共治提供可能,從而把治理主體的各項權利落到實處。數字技術還降低了參與治理的成本,激發行動主體的自主意識,增強鄉村基層數字治理活力與效率,促進共治善治的良性運行。

我們村大約有10%的人在外面工作生活,其中以年輕人居多,有些村民代表也常常在外,村里一有會議就讓他們趕回來參加也不現實。如果他們對村里的情況不了解,也沒法表態。因此我們搞了村微信公眾號,每周都有信息發布,一般事項就通過微信征求他們的意見,重大事項需要表決的時候就開視頻會議,現場和線上的人在一起討論,基本上做到了人人知情、一個不漏。(村干部錢小雙,2023年2月18日)

(四)交往機制賦能

在鄉村基層治理過程中,村民對政府和基層干部的信任是影響基層治理效能的關鍵因素,而開放透明又是信任的邏輯前提。但在傳統鄉村治理中,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暗箱操作”是一種常見的治理形態,社會事實及治理過程顯得粗疏,只有低度的“可視化”,結果難以檢驗與回溯。對技術形態而言,鄉村數字治理實現了“人與媒介融合、連接與智能融合、內容與關系融合、技術與結構融合”[24]。數字技術借助算法模型能夠實現全要素集聚,形成全面、客觀、實時、精準的數據,帶來鄉村治理對象、主體、過程和結果的全景式呈現,構建了高度清晰和公開透明的鄉村治理圖景。例如,在“智慧黨建”“數字云村”“文韻李袁”等“互聯網+政務平臺”或APP上設置村務公開模塊,由相關負責人在村務公開平臺上發布各類政務信息和村莊動態,并提醒村民或相關人員及時查看。

過去老百姓普遍不太信任我們村干部,對我們的工作總是持有懷疑態度和不理解,甚至還有偏見。通過“文韻李袁”“數字云村”平臺,把我們的工資、做過的事情拿出來曬一曬,老百姓慢慢相信,繼而就擁護你了。如果沒有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我們好多工作根本就搞不成,硬搞也搞不好。(村干部陳樂,2022年11月6日)

數字信任本質上是對數字技術的信任。在鄉村數字治理實踐中,L村提出既要重視平臺數字設備、網上服務平臺等技術性工具的開發和應用,更要重視村民的自限性,包括村民的年齡、文化程度、用戶設備的適配性,合理匹配鄉村社會的實際需求,充分考慮村民對新技術的使用感受以及對服務提供者的滿意程度,及時做出相應的調整,增加村民的獲得感,強化鄉村數字治理的情感認同。

當初我們手把手教村民如何使用數字云村平臺和智慧黨建等小程序,開始他們嫌煩,不太情愿,使用熟練后,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又快又方便。譬如說他們有事在“數字云村”上反映后,馬上就能得到回復,能辦的就直接給辦了,村民嘗到了甜頭?，F在除了一些年齡確實比較大的老人,基本上都安裝了這個APP,辦事方便得很。(數字平臺管理者馬曉康,2022年11月6日)

(五)集體認同賦能

共同體是指“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礎上、緊密聯系、排他的社會聯系或共同生活方式”[25]。當下鄉村普遍存在的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齡化,使得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弱,凝結鄉愁的村莊集體記憶也在逐漸消解。數字空間讓村民重新找回公共生活,重建聯結紐帶,再造集體認同,消除疏離感與陌生感[26]。公共利益的關注,公共交往的增加將分散和“不在場”的村民加以組織和匯集,使離散化、原子化的村民個體加強聯結,形成持續互動和共同行動,增強認同感與歸屬感,重建鄉村治理共同體。L村的低保分配、重殘疾人補貼分配等都是在信息平臺系統初步篩查的基礎上,再通過村干部的實地考察和網上公示后,最終確定補助對象。資金投入和財政收支都在數字平臺上公布。公平分配邏輯使非人格化和“剛性控制”的數字技術充滿了道德溫情與公共精神,實現了剛性技術與柔性治理、現代性與鄉土性的高度耦合。

我們村戶籍人口多,還有一些長年不住村里,大家交往也不像過去那樣多了,對每家每戶的情況也不一定能準確掌握。有時候申報低保的人一多,如何做到客觀公平就是一個大難題,搞不好容易產生矛盾?，F在具體核對村民的經濟情況主要以平臺數據的查證為主,銀行存款、車輛、理財產品、房產信息等都有登記和聯網,一目了然。(村民吳東風,2023年3月18日)

L村的數字信息為公共資源、服務以及項目下鄉提供了客觀評定的直接依據,通過數字技術和信息平臺的核查有效保證了程序識別和對象篩選的規范性、客觀性、科學性和公平性。降低了公共服務供給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減少基層社會資源分配中帶來的鄉土糾紛,幫助鄉村干部擺脫資源分配困局,促進鄉村社會的公平與和諧。

近幾年村里搞人居環境整治、集體經濟股份確權、招投標、公益性崗位競爭上崗等事情從頭至尾在網上都有公示和信息發布,比較透明。鄉里鄉親的都了解情況,村里哪個干部想優親厚友,網上一查就知道了,現在干部也比較注意,以前村里還有因這些事情上訪的,現在已經沒有了。(村民謝大力,2023年2月18日)

三、數字治理賦能鄉村共同體建設的有效路徑與價值指向

數字治理本質上是數字技術與治理理論的深度融合,通過數據開放、信息共享、多元參與、敏捷互動,重塑扁平化組織結構,以多方協同治理機制實現治理流程再造和治理效能的提升。通過對L村鄉村數字治理實踐的深描,不難發現該村順應了新時代信息化發展要求和數字化轉型趨勢,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通過結構重組、體系優化和模式創新,以數字技術的高效、集成、智能等優勢從多維度、多層面、多渠道為鄉村治理共同體賦能,以數字化重塑鄉村治理結構,打造智慧、開放、多元、高效的鄉村治理圖景,形塑鄉村社會新形態。見微知著,據此可以通過由不同賦能維度、實踐路徑、價值指向所形成的數字治理鏈條,探尋數字治理有效賦能鄉村共同體建設的一般性規律(圖1)。

圖1 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的構建框架

(一)筑牢治權分享共同體以鞏固信息平權

數字治理理論強調系統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層級信息與職能整合,主張以公眾參與為中心,依托信息技術的優勢,簡化行政流程,促進權力運行的透明與共享,為公眾提供高效、集成、簡約服務,還權于民,實現善治[27]。兼具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數字治理理論給我們呈現由管理數字化轉型為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圖景,實現了從管理到治理的情境轉換、從碎片化到整體性的特征轉變、從目的到手段的功能轉向、從再造到賦能的技術轉型、從企業家精神到服務型政府的理念轉型[28]。實質上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單向效率與民主邏輯的深刻反思,反對效率對公平的抑制、技術對價值的漠視,這是對人性基點的理性回歸。

社會治理共同體所強調的“人人有責”不僅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應然權利,平等、公平、公正參與治理是鄉村民眾的價值追求。在鄉村治理場域和實踐中,“文本權利”難以有效落地為“實際權利”是當下鄉村所面臨的治理困境。相比較而言,鄉村精英更能操縱公共政策議程和治理事項,普通民眾事實上不容易對公共行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信息技術的發展誘發了治理權力的多元化,技術賦能本質上是對行政權力專斷性的解構,“技術下鄉”改變了鄉村基層政權的運行邏輯,實現了社會權力的再分配[29]。數字空間作為鄉村新型治理空間所具有的分散性、虛擬性、匿名化和符號化特征,更容易去權威化,從而產生多中心主題話語、多樣化意見表達。人人都有可能主導數字空間中的議題走向,進而實現傳播權力的社會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普通村民的話語權回歸。數字空間使得鄉村公共信息傳播更為公開廣泛、村莊事務決策主體更加多元,數字空間天然的“草根性”與“民主性”使權力的知識譜系正在被數字技術重寫[30],一個多中心、開放性的權力結構形態正在鄉村數字空間中得以逐步建構。

(二)激活鄉村利益共同體以達至共生共贏

利益的實現是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本質和核心,“一切行為的背后,總有個人的這種利益”[31]。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現代民主機制就是一種利益分享與均衡機制,“其本身的運行邏輯就是利益的交換與相互實現”[32]。實現這種利益分享與均衡機制,需要有良好的利益表達機制、利益主體具備充分的表達能力、順暢的利益表達渠道。在傳統治理格局中“行政吸納自治”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要實現對這種現象的超越,一方面要求基層政府轉變傳統自上而下行政管理式理念,注意激發行動主體的內生活力,因為行動主體參與治理的程度和質量與鄉村數字治理的效果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要把村民視為鄉村治理的重要構成和最大增量,村民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得到充分承認,深度識別其利益傾向與價值偏好。

“人人享有”是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核心指向和根本要求,共生共贏是實現“人人享有”的邏輯密碼?！叭巳讼碛小奔仁俏镔|成果的共享、利益的公平分配、資源的合理流動,更是公共利益的實現和公共價值的秉持。充分釋放數字技術的紅利是現代數字技術賦能“共享”導向的基本面向,與此同時,觀照各方利益尤其是鄉村數字弱勢群眾的利益訴求,尋找多元主體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為利益表達和矛盾調解提供協商平臺和保障渠道,從而推動鄉村數字治理共同體成為“生活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33]。

(三)夯實鄉村集體自決共同體以激發民主參與

約書亞·梅羅維茨認為,數字技術等新媒介的引進和使用能夠重建大范圍的應用場景,并適應新的社會場景的范圍[34]。數字空間整合和匯聚了多元治理主體,村莊公共事項及大眾議題在數字空間發布,打破了時空的阻隔和地理范圍上的掣肘,意見交流和公共政策的生成不再受到基層政府所謂的“絕對權威”和“話語霸權”的干擾,為不同利益主體對話與博弈拓展了渠道、行使民主權利提供了便利,參與者是一種平等性和對抗性俱有的復合關系。技術賦能演化為技術賦權,成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助推器,協商民主和村民自治從廣度和深度上都得以增強,“找回自治”成為一種可能。

數字社會發展過程中,鄉村社會結構和主要矛盾的演化使得鄉村治理在主體、資源配置、運行機制等方面都呈現出新的特點。行動者、技術要素和規則體系是構成鄉村數字治理技術系統的三種基本要素,而其中行動者作為“對行動場域中的參與者及其規則構建有影響的個人、群體和組織”[35]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能動性要素,數字技術是基礎要素,而數字治理規則是其中的關鍵要素。數字技術的深度嵌入,既是物質的再生產,也是社會關系和規則的再生產,數字技術作為“可計算的規則”,為鄉村基層治理秩序提供了更多的可預測性和確定性。

數字空間中的鄉村民主行動共治,多元主體遵循公共性的基本原則,以共同利益為出發點,采取互動協商、資源共享等集體行動準則,體現出意愿的一致性、利益的大眾性和集體行動的協調性,是對傳統意義上的垂直式線性鄉村治理機制的超越。一方面通過提升信息資源下沉的效率和加強公共聯結,重塑鄉村社會的公共性,增加鄉村集體自決力量;另一方面通過數字化暢通村民訴求反饋通道,借助數字空間的治理,拓寬村民參與鄉村基層自治渠道,在鄉村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提高鄉村基層民主決策中村民參與度與決策精準度。

(四)形塑鄉村信任共同體以展現開放透明

信任是鄉村社會治理實踐中的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信任半徑的長度決定著鄉村社會治理資本的豐盈程度,而社會資本是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必要保障。公平透明機制建設是鄉村共同體信任建立和有機融合的邏輯前提,正如博克斯所言,“公民和行政官員互動的總體目標是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形成公開對話的認知,共享信息和價值,保證將職業者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與公民期望有機地融合在一起”[23]21。數字技術的加持與賦能,確保了鄉村治理規則的透明和系統行動的公開,借助區塊鏈協議“以低成本維護了信任、增加了失信的代價”[36]。重構數字時代的鄉村社會信任機制,使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更趨簡單、透明與可預期,有利于降低合作成本,達成治理共識,促進集體行動。

村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是鄉村治理開放性和透明度的另一種重要催化劑,正如羅伯特·諾齊克所言,“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權利,即可以公開得到或可以得到足以充分顯示用于他的裁決程序是可靠和公平的信息,他有權利得知他是在受某種可靠和公平的體系處理”[37]。公開透明,一方面意味著政府要實現由經驗決策到“數字決策”的轉變,通過數字平臺實現發現和糾正決策制定及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讓村民在當下鄉土社會新的不確定性疊加的情況下實現向“數字信任”方向的發展。在鄉村數字治理過程中,政府要為村民提供便捷有效的信息訪問渠道、意見表達渠道和村務監督渠道。鄉村數字化建設應該讓村民能夠更加便捷地在線獲取政策文件、及時了解村務動態以及在線反映問題并得到回應,推動鄉村社會從個別信任上升到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與人格信任互嵌,破除“共同體悖論”[38],建立鄉村信任共同體。

(五)打造鄉村情感共同體以實現公平分配

公平是鄉村分配目標的基本取向,傳統思想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我國廣大鄉村,這反映了鄉村民眾樸素的分配正義觀。公平取向的基本內涵是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社會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得到合理配置,從而維護社會的公平和秩序,促進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39]。分配正義蘊含發展社會生產力、變革社會生產關系、建立正義社會制度的價值追求[40]。分配正義也是一種道德評判,分配的公平效度與鄉村民眾情感緊密聯結,影響鄉村民眾的心境與主觀幸福感受,決定了鄉村社會“有機團結”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公平分配邏輯是影響鄉村情感共同體的關鍵變量。

提升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把蛋糕做大是基礎與前提,把蛋糕分好是關鍵與核心。數字治理下鄉村基層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成果由參與者共同分享是題中應有之義。在收益分配的過程中應警惕“精英俘獲”,避免強勢主體處于壟斷地位,對弱勢主體的治理貢獻要予以充分肯定,增強多元主體的獲得感[35]。公共資源和村莊收益的公平分配,是衡量鄉村基層治理能力的重要標尺。打通資源公平分配的“最后一公里”難題,關鍵是要對參與分配的對象進行精準識別。數字技術的嵌入,通過對相關部門可視化、可量化數字信息的提取,使分配盡可能客觀化、標準化,實現從寄希望于村干部的主觀公平意愿到依靠科學測量與客觀數據的轉變,從而形成公平有序、客觀公正的數字治理秩序,使得治理成果的分配真正惠及多元主體,尤其是能力貧困者等弱勢群體。鄉村基層借助數字技術,有效提取客觀數據,可實現對分配對象的精準識別,提高治理資源匹配的精準程度與社會效益。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聚焦L村鄉村基層治理這一較為具象化場景,以“賦能維度—實踐路徑—價值指向”為分析框架,深入探討數字賦能鄉村治理共同體的作用機理和實踐特性。本文嘗試通過個案實踐經驗的深描,分析了數字技術與鄉村治理結合條件下的多元主體賦能、利益表達賦能、交流空間賦能、交往機制賦能、集體認同賦能的重要表征和實踐表達,提煉總結出體現共性的數字治理賦能鄉村共同體實踐路徑與價值指向,形成了“多元主體賦能—治權分享共同體—信息平權”“利益表達賦能—鄉村利益共同體—共生共贏”“交流空間賦能—鄉村集體自決共同體—民主參與”“交往機制賦能—鄉村信任共同體—開放透明”“集體認同賦能—鄉村情感共同體—公平分配”的多元實踐機制,鏡像數字技術與鄉村治理二者的嵌入與耦合。這種研究嘗試與探討為理解鄉村基層多元治理主體的行動機制提供了較為堅實的田野調查與案例研究,也為村莊層面的數字化治理進路提供了分析框架,進而為新發展階段扎實推進鄉村數字治理提供了真實的參考與有效的借鑒。

依托數字治理手段的嵌入與融合,L村的基層治理形態展示了嶄新的面貌和樣態,提升了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有效推動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高質量發展。值得警醒的是,數字治理在賦能鄉村共同體實踐推進中也面臨一些亟待破解的現實問題。一是數字治理的限度。如治理目標偏離而導致的“數字鄉村治理現代化呈現出外源性、扭曲性、支配性和破壞性問題”[41];技術被異化為目的,以“技術合理”取代“人性關懷”;“數字迷信”使鄉村基層陷入技術依賴和技術壟斷,“技術壟斷是對技術的神化,也就是說,文化到技術壟斷里去謀求自己的權威,到技術里去得到滿足,并接受技術的指令”[42]。破除技術迷思,打碎技術霸權,當務之急就是把我們的側重點從“以人類理性為中心”轉移到“以人類尊嚴和自主性為中心”[43]。二是“數字排斥”問題。數字技術并非對所有人都是友好的,鄉村老齡人群、婦女因數字技術應用能力不足而成為鄉村數字治理效能提升的梗阻,一些年齡偏大的鄉村基層干部因數字素養不足難以勝任鄉村數字化治理工作,這些群體容易被邊緣化。三是數字過密化問題。數字治理中的“層層加碼”和治理技術的過密化容易造成治理邊際效應遞減,對數字技術和數字空間的過度依賴導致出現“數字形式主義”。對于上述已初露端倪的問題需要精準畫像和歸因分析,并從運行機制等方面尋求破解之道。通過宏觀層面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中觀層面的鄉村數字治理機制、微觀層面的實踐運行研究相結合,不斷拓展和深化鄉村數字治理研究,提升鄉村數字治理效能,推動數字鄉村與數字中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