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付丹丹，王向前

（安徽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淮南 232001）

煤炭行業既是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也是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基礎行業。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企業蓬勃發展重要手段，能夠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增強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1]。數字化轉型是實現煤炭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量，推動煤炭行業數字化轉型是推動煤炭行業優化升級的必經之路，可以為經濟體系的建設提供戰略支撐。

一、文獻綜述

數字化轉型研究正處于初步階段，并且數字化轉型指標的測量缺乏統一標準[2]。趙宸宇等[3]和吳非等[4]構建數字化指標體系，通過文本挖掘來統計企業年報中關鍵詞出現的次數，度量數字化轉型程度。梁琳娜等采用“熵值法”構建指標體系并計算評分，來測算數字化轉型指標[5]。孫超等從數字化技術投入、創新效益、生產應用三個維度測算數字化水平[6]，張永珅等將財務報告中數字化相關的資產與無形資產總額的比值作為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指標[7]。學者們還從多方面探究數字化轉型，較多集中在企業價值、績效上[8]，數字化轉型與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較少，多選取制造業作為數據樣本，鮮有從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角度來研究。金昕等通過門檻效應的分析得出制造業企業處于較高或較低數字化轉型水平時，均對企業發展質量存在促進作用，但數字化水平較高的企業其促進作用也更強[8]。吳浩強等選取制造業上市公司，探究出數字化轉型可以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技術創新存在中介作用[9]。苗春霞以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出企業數字化轉型與高質量發展之間正相關，且管理層權力發揮正向調節作用[10]。

綜上所述，本文選取煤炭行業數據作為樣本，從企業創新能力和內部控制質量兩個角度進一步研究數字化轉型對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本研究有助于企業提高內部管理效率，優化管理者決策行為，推動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豐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證研究，為企業落實數字化轉型戰略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高質量發展

數字技術的巨大生產力可以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加強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給企業轉型升級帶來新的機遇，同時優化企業與外部的溝通渠道，實現高效溝通，提高企業的協同創新能力，向公眾展示企業的良好形象，獲得投資者的支持[11]。企業數字化轉型能通過降低企業運營風險，增強企業信息透明度，降低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助推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12]。數字化轉型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力，產業結構升級又能夠顯著推動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13]。數字技術加速了企業內部的資源流動，從而提高了企業的資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其生產成本，此外，數字技術的應用也降低了對人力資源的依賴，從而減少了勞動成本[14]?；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假設1：

H1：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煤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

（二）數字化轉型、創新能力與企業高質量發展

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提升會促使企業探索新商機，反思當前的經營戰略，促進資源的有效融合，推動企業開發新產品和新服務，實現智能升級。數字化轉型打破了市場分割，企業將面臨更加良好的競爭環境，促使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將外生技術轉化成自己的創新能力。企業的創新激勵將會明顯增強，為企業帶來更為可觀的回報和收益，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的創新能力與企業文化、考核機制、業務流程等多方面結合在一起，從而共同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15]。創新能力的提高可以推動行業技術革新，促使研發人員不斷探索技術知識和學習新東西，新技術的引入又能提高勞動和資本要素效率，拓展技術研發體系，為煤炭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動能支持[16]，從而提升煤炭企業的發展質量?；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假設2：

H2：創新能力在數字化轉型與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三）數字化轉型、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高質量發展

數字化轉型可以改善企業內部環境，縮短公司的治理鏈條，下放管理層權力，有助于公司治理結構趨于扁平化，增強企業管理的靈活性。同時數字化轉型能使企業對員工的監督更加透明和規范，拓寬內部監督的范圍大小，從某一具體對象擴大到整個經營活動流程[17]。良好的內部控制能夠強化企業的內部管理，有效地制約企業的不合規行為，形成核心競爭優勢，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有效提高管理者的自由選擇權，提高資源分配效率，加強對財務成本的管理，幫助管理者作出正確的決策分析，防范企業的經營風險，保障企業的發展質量[18]?；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假設3：

H3：內部控制質量在數字化轉型與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中介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2021 年中國A 股煤炭行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進行如下處理：剔除帶有ST 和*ST 標志及數據缺失的樣本，為避免極端值對結果造成影響，對連續變量進行縮尾處理，最終獲得了30 家上市公司369 個樣本觀測值。研究所需數據來源于CSMAR 和WIND 數據庫、上市公司年報及迪博數據庫。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全要素生產率（TFP）：本文借鑒朱曉杰等[19]的研究，采用LP 法測算上市公司TFP，它可以反映企業的發展水平、技術能力、管理效率等，來衡量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2.解釋變量

數字化轉型（Dig）：本文參考趙宸宇等[3]構建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的做法，使用Python 工具爬取公司年報，對年報中披露的與數字化相關的詞頻加總，做取自然對數處理，形成數字化轉型指標。

3.中介變量

創新能力（RD）：現有研究主要從投入角度和專利申請角度來衡量，企業可能存在回避專利申請的情況，專利申請的數量不能真實地反映出企業的創新能力，因此本文參照代飛等[11]的研究，采用企業年度研發投入強度RD，即研發支出占總資產的比例作為衡量指標。

內部控制質量（IC）：借鑒梁麗娟等[20]的做法，選用迪博數據庫披露的內部控制指數，來度量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

4.控制變量

參考現有的研究文獻，選擇可能影響到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企業年齡（Age）等，并加入年度虛擬變量。所有變量具體描述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構建

為探究數字化轉型對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驗證上述假設，本研究采用以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模型（1）是基準回歸模型，檢驗數字化轉型對煤炭企業TFP 的影響假設；模型（2）和模型（4）分別用來檢驗數字化轉型對兩個中介變量的影響；模型（3）和模型（5）則用來檢驗RD 和IC 在研究中的中介作用。Controls 代表控制變量，Year 為年份的虛擬變量，i、t 分別表示公司、年份，α0、β0、λ0、χ0、γ0為模型常數項，εit為誤差項。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2 顯示了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結果，可以得出TFP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6.508 和11.280，均值為8.902，由此看出企業間的TFP 有差異。Dig 的均值為11.380，標準差為5.415，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24.300，說明煤炭行業上市公司之間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具有較大的差距。中介變量RD 的均值為0.467，最小值和最大值為 0 和 6.474，IC 的均值為 5.958，最小值和最大值為0 和6.838，說明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內部控制質量兩者均存在一定差距。

表2 描述性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

表3 為相關性分析結果，Dig 與TFP 的相關性系數為0.161，兩者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與上述研究假設相符。并進行多重共線性分析，VIF 值均小于10，見表4。

表4 共線性分析

（三）基準回歸分析

利用上文構建的模型（1）進行分析，表5列（1）為回歸結果。Dig 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促進作用，與H1 一致?？刂谱兞恐?，Size、Age、ROA 的回歸系數在 1%水平上顯著，Lev 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均和全要素生產率呈正相關的關系。

表5 基準回歸分析結果及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四）中介效應分析

在基準回歸的研究基礎上，檢驗RD 和IC在兩者之間的中介作用。本文借鑒戚聿東等[21]關于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對模型（2）進行回歸，其結果見表 5 列（2），Dig 的回歸系數為0.034，在1%水平上顯著，可以得出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高RD。為進一步檢驗RD 在數字化轉型和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中發揮的中介作用，繼續對模型（3）進行分析，結果如表5列（3）所示，Dig 的回歸系數為0.015，在 5%水平上顯著，RD 的回歸系數為0.145，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RD 對數字化轉型與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即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來實現高質量發展，與H2 保持一致。

同樣，在上述基礎上，繼續檢驗IC 能否發揮中介作用，對模型（4）進行分析，檢驗數字化轉型能否顯著影響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水平，回歸結果見表5列（4），Dig 的回歸系數為 0.032，在5%水平上顯著，這可以得出企業數字化轉型能顯著提升其內部控制質量。其次對模型（5）進行分析，如表 5 列（5）所示，Dig的回歸系數為0.019，在1%水平上顯著，IC 的系數為 0.037，在5%水平上顯著，能夠看出內部控制質量發揮了中介作用，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來間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五）穩健性檢驗

替換被解釋變量。為避免變量選擇對本文的研究結果產生影響，選用OP 法代替LP 法測算出TFP，具體結果見表6 列（1），Dig 的回歸系數為0.006，在1%水平上顯著，仍與上文的研究假設相符。

替換解釋變量。借鑒吳非等[4]的研究，重新建立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進一步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具體結果見表6 列（2），Dig 的回歸系數為0.019，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本研究結論具有較高穩健性。

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為緩解本研究中可能會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將煤炭行業上市公司上年度的數字化轉型數據滯后一期，具體結果見表6 列（3），L.Dig 的回歸系數為0.022，在5%水平上顯著，結論仍然保持穩健。

為保證創新能力和內部控制質量發揮的中介作用的穩健性，采用Bootstrap 法從樣本中隨機抽樣1 000 次，結果如表5 所示，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 值，通過了Bootstrap 檢驗，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

五、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A 股煤炭行業上市公司2008—2021 年的數據，通過回歸分析，探究數字化轉型對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進一步檢驗了企業創新能力和內部控制質量的中介效應，結論如下：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煤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創新能力能夠在數字化轉型與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即數字化轉型能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間接促進煤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內部控制質量在數字化轉型與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中介效應，即數字化轉型能正向作用于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進而促進煤炭企業高質量發展。

（二）建議

為促進煤炭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政府要采取措施大力推進數字化轉型，進一步推進體制改革，提供優惠扶持政策，鼓勵企業積極開展數字化轉型，促使企業擴大數字化技術應用領域，站在企業的角度，考慮推行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幫助企業完成數字化改造，引導企業高質量發展。同時，政府還要完善數字化領域的法律法規，合理規范企業的市場競爭環境，盡可能降低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

企業應重視數字化體系建設，合理利用政府提供的優惠扶持政策，結合自身發展狀況制定經營戰略。加大在數字化研發技術上的投入，完善企業的科技創新體系，增強企業人員的創新意識，營造良好的企業創新環境，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并且企業要建立嚴格的監管機制，完善內部控制制度框架，改進內部管理制度，提高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