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分析中醫翻譯研究的現狀與趨勢*

劉萍萍,厙 宇,李海英

(1.上海中醫藥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上海 201203;2.中華中醫藥學會,北京 100029;3.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中醫翻譯是中醫藥文化對外傳播和推廣的重要媒介,對中醫藥的國際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步伐日益加快,國內從事中醫翻譯和研究的學者也日益增多,也越來越重視研究視角的多元化、研究范圍的拓展以及翻譯活動的豐富[1]。了解中醫翻譯研究的現狀、研究的主要內容、未來的發展趨勢、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對促進中醫翻譯研究的持續發展和中醫藥國際化傳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數據來源于CNKI和維普數據庫,利用Citespace 6.2.R2軟件為研究工具,對我國中醫翻譯研究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通過梳理和分析國內中醫翻譯研究的現狀及熱點,發現存在的問題,為后期中醫翻譯研究的發展方向和思路提供參考,助力中醫藥在海外的進一步傳播。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來源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和維普數據庫為數據來源,研究對象為中醫翻譯學術研究。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豐富性,采用高級檢索,主題詞為:中醫翻譯;中醫and 翻譯;中醫英譯;中醫and英譯;中醫外譯;中醫and外譯。將以上主題詞分別輸入CNKI和維普數據庫,進行多輪檢索。檢索時間范圍設定為2003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1.2 文獻納入標準

納入中醫翻譯相關學術研究文獻,文獻類型為期刊論文。

1.3 文獻排除標準

排除重復收錄的文獻、綜述類文獻、會議文獻、不符合學術論文規范的文獻等。

1.4 文獻數據規范化處理

1.4.1 研究機構名稱規范化 對研究機構名稱統一規范化處理,將曾用名調整為現用名,例如將“上海中醫學院”規范為“上海中醫藥大學”;將簡稱規范為全稱,例如將“上海中醫藥大學外語中心”規范為“上海中醫藥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1.4.2 關鍵詞規范化 對關鍵詞表述統一規范化處理。例如將《內經》《黃帝內經·素問》《素問》等統一處理為《黃帝內經》;將“四字格術語”“中醫藥術語”“名詞術語”等處理為“術語”;將“英譯”“中醫英譯”“翻譯”等統一為“中醫翻譯”。

1.4.3 期刊名稱規范化 對來源期刊名稱進行規范化處理,統一調整為現用名。例如將“中醫藥學刊”規范為“中華中醫藥學刊”,將“遼寧中醫學院學報”規范為“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

1.5 數據處理與分析

將檢索到的8 480篇文獻題錄導入Note Express文獻管理軟件,運用該軟件的去重功能,得到題錄2 543條。再根據以上納入與排除標準、數據規范化處理方法,對文獻條目進行人工數據清洗,保留有效文獻題錄1 973條。以refworks-Citespace文獻類型格式導出題錄信息(題目、作者、來源、關鍵詞、摘要),啟動Citespace 6.2.R2對文獻進行研究機構和作者合作網絡、來源期刊以及關鍵詞的共現、突現等內容分析,并繪制中醫翻譯研究領域相關知識圖譜與圖表。

2 結果

2.1 發文量與發文時間

文獻發表年度和數量折線圖顯示,近20年國內中醫翻譯研究文獻發文量呈波動上升趨勢,見圖1,年平均載文量99篇。自2012年以來,發文量明顯上升,除2013年略有減少以外,年載文量均維持在100篇以上。近10年發文量約占文獻總數的72%,發文最高峰在2021年(172篇),次高峰是2017年(167篇),呈現出兩個明顯的增長點。

圖1 2003—2022年國內中醫翻譯研究文獻發文量

2012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了《中醫藥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了中醫藥領域的重點任務、規定了中醫藥對外交流與合作以及中醫藥服務貿易發展等重點工作[2]。為未來五年中醫藥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政策支持,成為助力國內中醫翻譯研究的巨大推動力。2017年成為推動《中醫藥法》和《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全面落實的重要一年,也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關鍵之年。2017年中醫藥的振興發展深化了中醫藥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了中醫藥的海外發展。2021年新冠疫情暴發期間,中醫藥文化逆勢突圍,再次贏得了全球的重視,增強了國內學者對中醫翻譯的研究興趣。在政策東風和國內環境的刺激下,上述2個高峰期涌現大量科研成果,極大地豐富了國內中醫翻譯學術研究。

2.2 研究機構

研究機構合作共現圖譜有助于考察研究機構在某一研究領域的研究產能和研究機構間的合作關系[3]。機構合作圖譜如圖2所示,其中N=394,E=113,Density=0.0015,表示共有394所機構,合作關系有113次。圖2顯示,機構之間近年來交流越來越少,合作研究多見于早期。成果頗豐的研究機構彼此之間合作不夠密切。說明雖然形成了一定的中醫翻譯研究團隊,研究機構相對專業,但機構之間缺乏合作,跨學科、跨地域、跨機構的研究力度不足。另外,發文量排名前5的機構是北京中醫藥大學(155篇),南京中醫藥大學(154篇),陜西中醫藥大學(130篇),上海中醫藥大學(128篇),江西中醫藥大學(117篇)。其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機構主要是人文學院、外語學院等二級單位?？梢娫擃I域研究力量較為集中,研究環境良好。但同時也說明,中醫翻譯研究集中分布于中醫藥高等院校,多見于內部的交流與合作,其他院校參與力度不足。

注:圖中圓形節點和名稱字體大小與發文量成正比;線條指機構之間的合作關系,其粗細程度與研究機構間的合作強度呈正相關;節點冷色到暖色的過渡代表機構首次發文時間由早到晚。連線顏色冷色到暖色的逐漸過渡代表機構合作時間由早到晚。圖2 2003—2022年國內中醫翻譯研究機構合作共現圖譜

2.3 來源期刊

研究顯示,2003—2022年,1 973篇中醫翻譯學術研究文獻發表在445種雜志上,主要分為4類期刊:1)中醫藥類期刊(包括高校學報),如《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環球中醫藥》《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等,載文1 311篇(66.4%)。其中高校學報載文434篇(21.9%);2)語言學或翻譯類期刊,如《海外英語》《中國科技翻譯》等,刊載論文302篇(15.3%);3)科學教育類期刊,如《科技視界》《教育教學論壇》等,刊載論文163篇(8.26%);4)其他期刊,例如《現代交際》《才智》等,刊載論文197篇(9.98%)。載文期刊類型逐漸多樣化,可見中醫翻譯研究受到越來越多期刊的關注。1 973篇文獻中,核心期刊(包括科技核心)論文僅占41.3% (815篇);核心期刊中,中醫藥類期刊載文占比74.9%。另外,文獻刊載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載文量為692篇,占文獻總量的35.07%,詳見表1。除了《海外英語》和《中國科技術語》外,均為中醫藥類期刊。以上數據表明:中醫翻譯研究論文的質量或核心期刊對其關注度有待提高;中醫翻譯作為一個中醫藥學與翻譯學的交叉研究領域,論文局限于中醫藥類期刊,尚未融入我國語言學和翻譯學研究中。另外,研究發現,發表在語言學或翻譯學類期刊的文獻中,僅21.9%集中刊載在《中國翻譯》和《中國科技翻譯》等翻譯學類期刊,可見中醫翻譯尚未得到翻譯界的足夠重視。

表1 國內中醫翻譯研究載文量前10位期刊(2003—2022年)

2.4 作者分析

對文獻作者進行合作網絡分析,生成圖譜。圖中N=392,E=256 Density=0.003 3,這表明納入圖譜的作者共有392位,合作關系有256個,作者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為0.003 3,見圖3。圖譜顯示作者之間聯系不夠緊密,高影響力以及高產作者之間缺乏交流與合作。發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詳見表2。圖表顯示,發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基本屬于中醫藥大學的人文學院以及外國語學院,可見此類二級單位已然成為高產作者的主陣地。

注:圖中圓形節點和作者姓名大小與發文量成正比;線條指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其粗細程度與作者之間的合作強度呈正相關關系;節點冷色到暖色的過渡代表作者首次發文時間由早到晚。連線顏色冷色到暖色的逐漸過渡代表作者合作時間由早到晚。圖3 2003—2022年國內中醫翻譯研究作者合作共現圖譜

根據普賴斯定律計算核心作者,即在同一主題中,半數的論文為一群高生產能力作者所撰,這一作者集合的數量上約等于全部作者總數的平方根[4]。核心作者最低發文量Mp=0.749√Nmax (Nmax為最高產作者的發文量),根據圖譜得出姚欣為最高產作者,Nmax=32,計算出Mp=4.23≈4,因此核心作者最低發文量為4篇文獻。經統計,核心作者共有103位,占比26.3%,累計發文量為904篇,占比45.8%,不符合普賴斯定律標準(>50%)。這說明國內中醫翻譯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隊伍雖已初具規模,但是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2.5 關鍵詞分析

2.5.1 關鍵詞共現 關鍵詞是作者對論文內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練,因此對文章頻次高的關鍵詞進行分析對探索一個研究領域的熱點和前沿問題有著重大的參考意義[5]。通過分析關鍵詞共現圖譜,列出前20個高頻關鍵詞,詳見表3。分析圖表數據可知,中醫翻譯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主要分為以下6類:1)術語翻譯研究,如術語、文化負載詞、方劑名稱等;2)中醫典籍翻譯研究,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3)翻譯理論研究,如生態翻譯學、目的論等;4)翻譯方法和策略研究,如異化、歸化、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等;5)學科規范研究,如標準化、規范化等; 6)語言材料實證研究,如語料庫等。這20個關鍵詞總頻次達到2 739次,占關鍵詞總頻次(3 446)的79.48% ,說明這些關鍵詞基本代表了近20年中醫翻譯研究的主要內容。

表3 國內中醫翻譯領域高頻關鍵詞表(2003—2022年)

2.5.2 關鍵詞突現 關鍵詞突現是指在一段時間內該詞的出現頻率顯著增加,表明某段時間內該主題的研究備受科研人員的關注。其中突現強度、突現時間是關鍵詞突現的兩個重要屬性,可以直觀地展現出本領域研究熱點和前沿的變化路徑[6],據此可以判斷該領域的前沿進展和研究趨勢。2003年到2008年,突現的主要關鍵詞有醫學、中醫名詞、中國傳統、語言學、英語,說明早期的中醫翻譯研究關注中國傳統以及中醫語言自身的特點對中醫翻譯的影響。另外,中醫名詞術語翻譯研究在該時期頗受重視,且熱度維持8年不減,說明中醫名詞術語一度成為中醫翻譯研究熱點。

2009年到2014年,突現的主要關鍵詞有文化、歸化、異化、標準化,可見在此期間學者開始關注文化取向指導下的中醫翻譯,研究歸化、異化策略在中醫翻譯中的應用和選擇。例如,2009年,池玫在《論歸化與異化在中醫英譯中的應用》一文中提出,在中醫翻譯過程采用歸化翻譯抑或異化翻譯,或兩者兼之,唯一標準應從中西醫所產生的文化背景這一源頭作為研究的基準點[7]。2012年,蔣基昌從中醫方劑名稱翻譯的具體實踐出發,探討歸化、異化翻譯的優勢與劣勢,闡述了這兩種翻譯策略對中醫方劑名稱的理解與學習造成的影響[8]。另外,隨著中醫翻譯一步步進入國際標準化進程,中醫翻譯尤其是中醫術語翻譯的標準化成為該時期學者研究的熱點。例如2010年,宋海英,張慶榮通過分析國內外5部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方案中的病因學基本詞條,以探討中醫病因學術語英譯標準的統一[9]。2013年,朱劍飛分析了中藥基本名詞術語標準化和英譯規范化的研究成果和趨勢,并提出了中藥基本名詞術語標準化的選詞原則、方法與考證的基本標準[10]。

2015年到2018年,突現的主要關鍵詞有文化負載詞、語料庫、中醫文化、“一帶一路”、中醫典籍,這表明中醫翻譯研究視角逐漸豐富,翻譯領域逐步呈現跨學科的發展趨勢。學者們紛紛選取《黃帝內經》《傷寒論》等中醫典籍為語料,探求中醫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和方法[11-13]。在“一帶一路”的機遇下,中醫翻譯作為文化傳播媒介的作用越來越凸顯,學者們的研究重點也聚焦至“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醫藥的傳播與推廣。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科的發展,語料庫翻譯研究日益受到中醫翻譯研究者的青睞。

2019年到2022年,突現的主要關鍵詞有《傷寒論》、生態翻譯學、翻譯策略、目的論、《黃帝內經》,由此可見,中醫典籍在翻譯研究領域熱度不減,至今仍是中醫翻譯研究的重點話題。由清華大學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翻譯理論——生態翻譯學在這一階段走進中醫翻譯學者的研究視野,探討生態翻譯學理論對中醫翻譯的指導作用成為新視角[14-15]。近年來,中醫翻譯研究熱點既聚焦于中醫典籍的翻譯探討,又不乏對于理論指導下的中醫翻譯策略選擇的思考和探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研究態勢。

3 討論

3.1 中醫翻譯研究現狀

本文以CNKI和維普數據庫為文獻來源,借助Citespace分析軟件對2003—2022年的1 973篇中醫翻譯研究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研究發現:近20年來國內中醫翻譯研究呈現出波動上升趨勢,學界關注度、研究熱度穩步上升,且與政策形式、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相信在政策利好形式與后疫情時代的背景下,中醫翻譯相關研究論文數量仍將保持增長趨勢;研究主力軍主要集中于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陜西中醫藥大學等中醫藥高校的人文學院、外語學院等二級單位,但成果頗豐的研究機構彼此之間缺乏合作,跨學科、跨地域、跨機構的研究力度不足;中醫藥類期刊是國內中醫翻譯研究文獻的主要發表渠道,語言學或翻譯學類期刊對此類文獻刊載量不足;國內中醫翻譯研究領域的作者之間聯系不夠緊密,高影響力以及高產作者之間缺乏交流合作;核心作者隊伍已初具規模,但是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國內中醫翻譯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術語、中醫典籍、翻譯理論、翻譯方法和策略、學科規范、語言材料實證研究;前沿趨勢主要聚焦于語料庫翻譯研究、術語英譯、中醫典籍英譯、生態翻譯學理論在中醫翻譯中的應用。這些視角凸顯了中醫翻譯多元化的研究態勢,但同時也暴露出中醫翻譯語種單一、研究視角局限、研究重心失衡、理論建設不足等需要深入探討與亟待解決的問題。

3.2 中醫翻譯研究啟示及展望

3.2.1 以高水平研究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政策 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印發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的通知》,將中醫藥海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16];2019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將中醫藥納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重要內容[17]。2021年新冠疫情的暴發助推中醫藥國際需求逆勢突圍,再次贏得了全球的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醫翻譯研究應充分借力國家政策與時代機遇,繼續加大對中醫翻譯應用研究的重視與政策扶持力度,通過協調多部門完善政策機制、加強中醫翻譯專業人才培養,提供更多海外進修和交流機會、推進中醫翻譯基金項目資助等方式,為中醫翻譯與中醫文化走出去提供政策保障。

3.2.2 構建跨學科研究團隊,加強交流與合作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通信技術的普及,學術交流模式呈現出網絡化、協同化、開放化和多元化特征。越來越多的課題、項目研究整合多學科知識、技術和方法,多學科融合、滲透與優化組合的趨勢日益顯著[18]。交流與合作是知識生產和學術創新的重要環節,這就要求中醫翻譯研究人員逐步打破單一學科局限,積極開展學術交流與合作,走向跨學科研究模式。構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研究格局,創造跨地域、跨院校、跨學科的研究成果。

3.2.3 推進中醫翻譯熱點專題?？芯?提升該領域研究影響力 學術期刊是科研人員發表成果的陣地與對外展示的窗口,對學術發展起到支撐作用。同時也是發現、培養學術人才的重要園地和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橋梁[19-20]。目前我國語言類、翻譯類等期刊對中醫翻譯研究關注度有待提高,未來可以通過增設學術期刊特色欄目,例如“中醫翻譯與文化傳播”“中醫寫作與翻譯”“中醫翻譯人才培養”等欄目,有效開展約稿工作,以提高各類期刊對中醫翻譯研究的關注度,引導此類研究論文在國內發表,擴大中醫翻譯研究的學術影響力。

3.2.4 加強多語種翻譯人才培養,提高中醫外譯語種覆蓋度 為了應對中醫外譯語種單一的問題,使中醫藥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應在深化中醫英譯研究的基礎上,探索小語種建設和人才培養機制,拓寬多語種翻譯人才培養渠道,開辟中醫結合其他語種的翻譯研究新領域。

3.2.5 多維度拓展研究視野,突破學術思維局限 從研究對象來看,除《黃帝內經》《傷寒論》外,中醫翻譯研究還需加強對《神農本草經》《金匱要略》等其他中醫經典的關注;關注應用層面的翻譯研究,例如國內外中醫雙語教材、中醫科普著作、中醫學術論文等應用型文本。從研究內容來看,翻譯研究語言特征的選擇除了術語、文化負載詞以外,還應強化對譯文的句法、語義層面的特征研究;在強調中醫翻譯具體實踐的同時,應關注翻譯理論的建設,嘗試將前沿翻譯理論范式應用到中醫翻譯研究當中,促進實踐與理論的結合。從研究手段來看,語料庫的研究呈現出實證性、廣泛應用性、分析手段多樣性等特點[21]。學者應更多地關注基于語料庫的中醫翻譯研究,探索量化與實證類研究手段,打破研究思路局限。另外,AI技術作為新興發展領域,給當代譯學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面對翻譯技術研究轉向的多維性、復雜性和多變性,學者應突破傳統研究方法,充分關注中醫翻譯與技術結合的深入研究,促進中醫翻譯研究范式和思維方式的迭代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