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醫療旅游的影響因素與創新機制研究

王少安

（蘇州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0）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如何在服務業與醫療產業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一大難題。 面對龐大的市場需求，旅行社和國內的醫療機構應該聯合推出適合當下國情的“醫療+旅游”套餐，在不違反一定的規章準則下，將現有資源有機融合，發展醫療旅游。

一、文獻綜述

14 世紀初，國外首創性地推出“康樂旅游（Health Tourism）”，而“醫療旅游（Medical Tourism）”則是從康樂旅游中演化出來的一個細分市場（1）。 從國外文獻來看，“Medical Tourism（醫療旅游）”字眼首先出先于2008 年，并于近幾年逐漸成為研究熱點（2）。 內容上，醫療旅游存在跨學科交叉現象，主要集中在管理學、臨床醫學、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現狀分析。從國內文獻來看，“醫療旅游” 字眼也出現于2008 年，內容為針對上海市開展旅游醫療的可行性研究（3）。 近幾年來，由于疫情的沖擊，醫療旅游逐漸走進大眾視野， 內容主要聚焦于定性分析為主的國外研究成果品鑒、實證分析等（4-9）。 同時，定量分析也于近幾年開始出現： 周璞等運用非正態分布與T 檢驗對上海市入境醫療旅游發展的情況進行探討（10）。 盧飛等以中國30 個省份作為研究對象，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結合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推斷中國各省份醫療旅游的開發潛力（11）。費廣玉等。運用Cite Space 索引對醫療旅游領域研究熱點等進行計量分析（12）。綜上所述，目前中國醫療旅游方面的研究依然以可行性研究、路徑研究與歸納總結的定性研究為主。 本文從需求方（游客）和供給方（政府）所構建的醫療旅游模型出現，擴大研究范圍。

二、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

正式問卷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統計人口特征，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戶籍、職業等；第二部分是重要性-績效表現感知， 內容包括醫療旅游建設的各個方面。 問卷采用李克特（Likert）5 分量表進行統計（表1）。問卷主體由三部分組成：針對當地旅游局采用德爾菲專家咨詢、針對學生采用線上問卷、針對醫療機構采取線上會議訪談。 共發放問卷510 份，回收有效問卷474 份。

表1 李克特（Likert）5 分量表

（二）修正IPA 法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首先由Martilla 和James 提出，他們將該方法定義為一種易于應用和衡量重要性和性能的技術，可以輕松地識別組織的優點和缺點，并評估產品/服務的客戶滿意度（13）。 然而，這種典型的基于象限的IPA 應用可能有效性較低，即使是最好的IPA 程序的有效性可能仍然有限（14）。因此，在IPA 象限圖中引入45°輔助線是評價滿意度較為普遍的方法， 距45°斜線的距離代表因子的重要性與實際績效的差距，距離斜線越遠的因子越需要管理者關注，從而便于對各項指標進行分析與優化（15，16）。

目前，IPA 方法的模型選擇主要有QM、SCQM、DCQM、DM、IPGA、IGA 等（17）?？偟膩碚f，對角線模型DM 的性能優于QM 模型， 這種修正的IPA 法能清晰地指出各項因子改進的輕重緩急之勢。 目前，IPA已被廣泛運用于低碳旅游、智慧旅游、生態旅游、野生動物旅游、可持續性旅游等（18-22）。

三、模型構建

（一）預測指標生成

鑒于當前沒有完備的醫療旅游模型可參考，因此本文根據 《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5）》《2022 中央一號文件解讀與中國鄉村振興與康養文旅產業融合發展線上峰會》以及基于三方主體（旅游局、旅游專業學生、醫療機構）的訪談基礎之上， 初步獲得19 個影響醫療旅游模型的感知因素（表2）。

表2 醫療旅游模型預測指標圖

（二）假設模型構建

醫療旅游模型預測的19 個指標包含硬件、軟件、生態、人文、政策等，幾乎涵蓋了“吃、住、游、購、行、娛”各個方面。 借此構建醫療旅游假設模型（圖1），含9 個潛變量。 其中，醫療旅游模型為內在潛變量，Y1—Y8 為外在在潛變量，存在單向因果關系。 假設H1—H9 對建立醫療旅游模型有直接顯著影響。

圖1 醫療旅游假設模型

（三）信度和效度檢驗

通過SPSS19.0 應用軟件對問卷信度進行檢驗，計算得出19 項因子的重要性和實際感知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數（Cronbach’s α），分別為0.897 和0.843。采用配對樣本T 檢驗分析顯示調查的指標中幾乎P值都＜0.05，表明測試量表的可靠性較高（表3）。

表3 醫療旅游期望值和感知度的配對樣本T 檢驗

（四）結構模型修正

通過最大似然估計法(ML)對假設模型進行擬合度檢驗（表4），總體各指數都達到理想值，但經過上述檢驗，絕對擬合指數中優度指數（GFI）、增值擬合值數中比較擬合指數(CFI)、增量擬合指數(IFl)仍未處于理想值區域范圍內。 因此，進行進一步檢驗，如表3，形成更加理想的修正結構模型（23）。 綜上所述，經過檢驗后，H1—H9 成立。

表4 醫療旅游模型擬合度檢驗

四、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醫療旅游的影響因素與優化路徑

（一）影響因素分析

由表4 可知，修正模型擬合度更好，圖2 描述了各變量之間的影響路徑及程度， 圖中***、** 分別表示P＜0.001、P＜0.01，e表示結構方程模型中的殘差，其中X1—X2、X5—X7、X14 屬于硬件層面醫療化；X8—X10、X11—X13、X15—X16 屬于軟件層面醫療；X3—X4 屬于人文層面醫療化；X17—X19 屬于疫情（特殊）層面醫療。

圖2 醫療旅游模型參數值

1.硬件層面醫療化。 硬件設備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57，假設H1 成立。主要影響為專業醫療設備（0.72）；其次是輔助設備（0.62）。 硬件場所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18，假設H3 成立。 周邊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8，假設H6 成立。

2.軟件層面醫療化。 游客服務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64，假設H4 成立。 額外服務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21，假設H5 成立。 醫療化管理對醫療旅游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33，假設H7 成立。

3.人文層面和疫情（特殊）層面醫療化。 周邊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17，假設H6 成立。疫情防控醫療化對醫療旅游模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為0.46，假設H8成立。

（二）創新機制分析

根據醫療旅游視角得出醫療旅游模型主要集中在醫療設備醫療化、工作醫療化等8 個維度（圖3）。 以影響醫療旅游模型的8 個維度為標準，歸納出醫療旅游的9 個驅動層面，在此基礎上，形成“供需層-驅動層-決策層-目標層” 的醫療旅游創新發展機制（圖3）。

圖3 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醫療旅游創新發展機制

1.供需層。根據影響因素分析可知，各維度對醫療旅游模型都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Y4、Y5從需求方角度出發，可歸納出游客對醫療旅游的要求為“醫療功能健全”。 相類似，Y7 歸納出游客對醫療旅游的要求為“信息共享高效”。Y6 歸納出游客對醫療旅游的要求為“保健產品豐富”。Y2 對醫療旅游的要求為“人文化管理健全”。 Y1、Y3 歸納出游客對醫療旅游的要求為“節能環保低碳”。Y8 歸納出游客對醫療旅游的要求為“深層需求掃盲”。 從供給方角度來看，硬件設備醫療化、游客服務醫療化等更多地是體現在政府對“成本”“安全”“收益”的要求上，尤其是在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階段。

2.驅動層與決策層

第一， 基礎工作針對保健因素與激勵因素展開。 保健因素即針對醫療旅游建設中配備醫護人員、配備醫療用具、設立醫療場所等基礎設施建設在游客心中處于底線位置，是景區理所應當具備的功能。 激勵因素即針對醫療停車場、醫療廁所、醫療周邊等功能，這類功能若能具備可給游客帶來一定程度的滿意度。 具體體現為“注重身體素質機能提升”與“提高醫療旅游各項功能”。

第二，提升工作由創新因素、政策因素等6 項因素展開。 創新因素即游客期望景區實現“互聯網+醫療”的功能，增加便利和效率，具體為“融入科學技術手段/工具”。 政策因素即游客對醫療服務的質量、醫療人員的水平、醫療設備的先進性等因素產生較高需求，與當下政策不謀而合，即“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人本因素即游客期望醫療旅游模型更加注重“以人為本”，表現為“注重人性化設計與管理”。 社會因素即游客期望景區提供的醫療服務與當下社會群體的偏好與重心相一致， 如各種檢測、基本身體機能體檢等。 環保因素體現出游客在醫療旅游過程中更加注重低碳、環保，如是否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技術因素是醫療的水平、技能要與時代同步發展，而不是故步自封，停滯不前。

第三，保障工作由供給方視角出發，主要體現為效價因素。 即在醫療旅游建設過程當中，要兼顧醫療旅游景區的建設成本與效益的大小，力求以最小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收益。 同時，又不降低游客的旅游體驗，表現為“考慮‘成本-收益’均衡”。

3.目標層。 基礎工作是為了在滿足游客的基本需求基礎之上，盡可能拔高景區的醫療服務，從而提高游客的滿意度。 提升工作是對景區的硬件、軟件、人文等進行質的升級，力求融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從而提高景區的競爭力。 保障工作更多的是打造景區的良好口碑，建設城市文明窗口。 三者都對旅游資源、旅游經濟、旅游活動、旅游者相關方面做出一定的貢獻，促進旅游管理、旅游服務和醫療活動的開展，從而推動醫療旅游進程。

五、結論

第一，疫情防控常態化視角下，基于結構性訪談+IPA 問卷構建假設模型，并通過修正指數過高的潛變量之間的關系獲得擬合度更好的修正模型，得出8 個影響醫療旅游建設的維度。 其中，游客服務醫療化對醫療旅游建設解釋程度最大，而硬件場所醫療化、周邊醫療化等解釋程度較小。 第二，在影響因素的8 個維度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歸納出醫療旅游建設的9 個驅動層面，形成“供需層-驅動層-決策層-目標層”的醫療旅游創新發展機制，實現醫防結合。健全治療-康復-長期護理服務鏈。第三，本文在需求方與供給方的基礎之上，提出醫療旅游創新發展的機制模型，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實現“人民醫療需求得以滿足”“景區綜合能力得以提升”“城市文明窗口得以建設”。 未來，在《“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導下，在各景區完成試點工作后， 可借助TOPSIS 模糊評價等方法對醫療旅游建設進行更進一步的實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