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權益交易與企業綠色創新
——基于中國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上市電力企業的影響研究

秦 磊，凌志磊

（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國電力行業碳排放量居于各行業之首，因此能源電力領域碳減排任務仍然較重。 為實現“雙碳”目標，中國借鑒歐美發達資本市場的經驗，建立市場型碳排放交易制度。 電力行業作為重污染行業被首批納入，旨在通過市場型權益交易機制激勵電力企業進行綠色技術自我改進與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降低電力行業整體碳排放水平。

一、文獻綜述

“波特假說”認為，恰當的環境規制會倒逼企業嘗試進行創新活動，而這些創新活動將提高企業生產率以及產品市場競爭力，從而抵消來自外界環境保護規制約束帶來的企業成本的增加（1）。圍繞“波特假說”，部分學者從能源價格、價格機制、金融市場繁榮程度、工業生產、氣候變化、政策因素等方面研究了碳排放權交易價格的影響因素(2，3)。

隨著配額分配機制在環境規制治理中的應用，國內外學者相繼開始關注環境權益交易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Calel 等發現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提高了受監管企業的低碳技術創新水平（4）。 宋德勇等的研究發現配額分配方式中基準法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激勵作用更強（5）。 一部分學者基于面板數據，使用差分模型， 研究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政策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綠色創新（6，7）。 但涂正革等研究發現二氧化硫排污權試點在中國并未激發起波特效應， 原因可能是交易市場運行效率低，環境規制也較弱（8）。

綜上，學者們大多將納入碳排放交易試點的所有行業都考慮進來，實證研究碳排放權試點交易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針對某一行業的微觀研究則較少，而已有研究往往無法避免內生性問題對結果的影響。 因此，本文使用上市電力企業2010—2019年綠色專利數據，從更加微觀的層面，實證研究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上市電力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二、理論假說

在碳排放交易政策實施之前， 中國政府對企業的碳減排約束較為寬松。 在實施碳排放交易政策之后，一方面，嚴格的碳排放額的約束導致企業在最優產量水平下面臨著減排壓力，為緩解這一約束，企業需要在碳市場上購買配額，導致生產成本增加(9)，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改進生產技術來降低成本的意愿和動機將會增強。 另一方面，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實施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市場信息（10），減少了技術創新的風險性，從而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資，加大綠色技術創新力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碳排放權交易政策能夠促使上市電力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

根據“波特假說”，碳排放交易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之一是成本節約激勵機制。 因此，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激勵企業進行綠色創新。 同時，企業現金流是企業是否增加研發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11），中國碳排放交易試點碳配額分配參考歐洲2005—2007 年剛起步階段過渡且免費發放的方式，試點地區電力企業可以將富余的碳排放配額貯存起來以備后用或者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以獲得額外收入，增加企業當期現金流，為企業綠色創新研發提供經濟支持。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 碳排放交易政策通過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和增加企業當期現金流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模型采用雙重差分法進行構建：

進一步地， 本文使用PSM-DID 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具體模型如下：

模型（1）中，i 表示企業，t 表示年份，ln_gpi,t表示綠色專利申請量，didi,t表示政策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乘項，X'i,t表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模型（2）中ln_gpi,tPSM是傾向得分匹配后的綠色專利申請量，其余解釋變量含義與模型（1）一致。

（二）變量選取

企業綠色專利申請量ln_gp 為被解釋變量，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為了減小數據的波動性并保留樣本數量， 用綠色發明專利與綠色新型實用專利申請量之和加1 后取對數來衡量。 did 為解釋變量，表示政策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乘項。同時，參考相關文獻，本文選取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如資產負債率dao，用來衡量企業經營活動狀況。 用企業員工人數的對數ln_en 來衡量企業規模大小。用Tobin Q 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財富創造能力。 用fl 表示企業財務杠桿，衡量企業的負債情況。ln_age 表示企業年齡的對數，用來衡量企業的成熟度。naps 表示企業的每股凈資產， 用來衡量企業的利潤創造能力。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2010—2019 年作為樣本年度區間， 受限于非上市企業研究數據的可得性，選擇試點地區上市電力行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 剔除非上市企業，最終共收集到72 家上市電力企業的720 個觀測值， 其中被納入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企業占37.5%。 上市公司及其經濟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服務中心（CASMAR）。 本文對缺失值進行剔除處理，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表

四、實證回歸結果與分析

（一）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模型數據具有共同趨勢，否則使用雙重差分法將無法得到一致的估計量。 因此，需要進行檢驗。 檢驗結果是，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實施之后，只有第二年（2016 年）不顯著，其余三年均顯著不為0。 可能的原因是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市場在2016 年試運行， 全國其他碳交易市場碳配額整體供大于求。 這對7 個試點地區碳市場交易情況產生了沖擊， 導致碳價格下降， 企業對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積極性有一定下降，進一步導致企業創新意愿和動力下降。 之后，隨著政策實施力度的加強以及碳配額分配方法的改變，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再次提高。 因此，本文使用雙重差分法是可行的。

圖1 平行趨勢圖

（二）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2。整體來看，碳排放權交易政策顯著提升了被納入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電力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表2 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為避免樣本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參考劉曄等的做法（6），采用一對一最近鄰匹配法，匹配后結果有效。 根據匹配后得到的新面板數據，按照模型（2）進行實證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相較于表2 中直接使用雙重差分法的回歸結果， 傾向得分匹配后did系數僅大小有所變動，因此結果是穩健的。

表3 傾向匹配后回歸結果

（四）影響機制分析

1.根據前文假設2 的分析，參考郭蕾等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上市電力企業的主營業務成本（cost）來衡量企業的經營成本（12）。 為縮小數據的絕對數值并降低波動性以使回歸結果更穩健，本文對企業的經營成本取對數處理，用ln_cost 表示。 中介效應檢驗參考溫忠麟等的做法， 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13）。列（1）（3）報告了did 對ln_cost 的回歸結果；列（1）中未加入控制變量，此時核心解釋變量did 在1%的水平上顯著。 列（3）中加入控制變量，did 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絕對值變小。 列（3）（5）和表2 列（3）檢驗了上市電力企業經營成本在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影響綠色創新過程中的中介效應。 列（3）（6）中did 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5）中ln_cost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電力企業經營成本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可能的原因是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實施增加了被納入試點的電力企業的營業成本，成本的增加促使企業從長期考慮增加綠色創新投資研發力度，以達到降低企業生產經營邊際成本的目的。

表4 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機制檢驗

2.參考劉曄等的做法，選擇上市電力企業的現金流（cf）進行回歸（11）。 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 列（2）中未加入控制變量，核心解釋變量did 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4）（6）中加入了控制變量，did 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絕對值減小。 列（2）（4）和表2 列（3） 檢驗了上市電力企業現金流在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影響綠色創新過程中的中介效應， 結果表明上市電力企業的現金流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 回歸結果表明現階段碳排放權交易政策中碳配額機制增加了被納入試點的電力企業的收入來源， 增加了企業的現金流，從而直接促進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表4）。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研究，本文認為，要促進電力企業的環保發展，一是要增加被納入試點的電力企業的經營成本，企業為降低邊際生產成本可能加大綠色創新研發投入。 二是要在現階段碳配額機制方面增加碳排放額富余企業的收入來源，為企業綠色創新活動提供了資金。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得到政策啟示：第一，充分發揮環境權益交易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重要作用。 通過市場交易，能夠賣出企業多余的碳配額，獲取額外收益。 第二，提高全國碳市場的地位， 推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成為主流減排政策工具。 應充分發揮全國碳市場作為市場化定價機制推動減排與低碳轉型的作用，確保碳市場交易試點工作向全國碳市場平穩過渡， 進一步優化制度設計，降低納入碳排放權交易的門檻，充分考慮區域和行業差異性，建設可持續的長效減排機制。 第三，加強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建設， 密切關注企業負擔。除了完善碳市場以外， 也應從市場參與主體入手，充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提高企業參與綠色創新的意愿，實現長期高質量創新。 未來應推動電力等全國碳市場的參與主體將減排與低碳轉型提升至戰略高度，加強人才隊伍建設，不斷調整經營與科技創新策略以適應低碳與高質量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