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楊寧墓志》考證與“令狐運案”重探

賈 淦 博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西安 710199)

楊寧是唐代名族弘農楊氏在中唐時期的一員,也是中晚唐名勝一時的靜恭楊氏的奠基者。其名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曾提及,但是表中所列出的楊寧家族世系并不完整(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所載相同)。楊寧在兩《唐書》中無傳,僅在其子楊虞卿傳中有所提及。不過《楊寧墓志》[1]為我們提供了更多信息,楊寧往上六代依次為:隋內史令楊文異—唐銀青光祿大夫、瀛州刺史楊峻—賀州臨賀令楊德立—檀州長史楊余慶—同州郃陽令楊隱朝—臨汝令、贈華州刺史楊燕客。楊寧即楊燕客子。

《楊寧墓志》記載楊寧最后的官職為“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致仕、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贈右散騎常侍”。朝議大夫為正五品的文散階;國子祭酒為從三品的職事官;上騎都尉為勛官,視同正五品;賜紫金魚袋為加榮;右散騎常侍是楊寧離世之后的追贈,為正三品下。由此可以看出,楊寧在臨終之前已經進入了國家政治的中高層機構,相比起父兄長輩可謂前進了一大步。雖然楊寧在唐代并非權傾朝野的人物,但從他生平起伏的細節中仍然能夠一窺唐代某些政治社會風貌。

一、楊寧的仕宦經歷

就楊寧的身世而言,兩《唐書·楊虞卿傳》都有些許記載,但在時間與事跡上與《楊寧墓志》均有比較大的出入?！稐顚幠怪尽酚涊d楊寧的逝世時間為元和十二年(817),享年74歲,那么楊寧的出生年即為天寶三年(744)。關于楊寧及第的時間已有研究,但是說法不一。張忱石認為是寶應二年(763)[2],陳尚君[3]、孟二冬[4]365認為是廣德二年(764)。就任知貢舉的人員來看,寶應二年為蕭昕,廣德二年為楊綰[4]367?！稐顚幠怪尽份d:“釋褐衣,授亳州臨渙縣主簿……司徒文簡公之為禮儀使,深加器待?！薄八就轿暮喒奔礊闂罹U(“贈司徒楊綰……宜謚曰‘文簡’”)[5]3436-3437,而從楊綰后來對楊寧多有提攜來看,楊寧在廣德二年及第的可能性更大。

楊寧釋褐為亳州臨渙縣主簿,大歷七年(772)楊綰為禮儀使后,便提拔楊寧入長安任職。大歷十二年四月,楊綰為相,可惜同年七月便與世長辭?！稐顚幠怪尽氛f“方議明陟,無何薨殂,其素不行”,可見楊綰為相后本是準備繼續提拔楊寧的。之后楊寧退居于陜州,后因孝行聞名,時任陜虢觀察使的李齊運便將他招至麾下。建中二年(781)李齊運改任河中尹(“建中末,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5]3730,河中府的治所在蒲州(“河中節度,兼蒲關防御使,領蒲、晉、絳、隰、慈、虢、同七州,治蒲州”)[6]1838,楊寧也就遷居到了蒲州,李齊運并表授楊寧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都防御判官?？梢姉罹U去世之后,楊寧居家兩三年,36～40歲在李齊運幕下任職?！稐顚幠怪尽酚州d:“洎領京兆,復加慰薦,授奉先縣主簿。未及行,屬李懷光怙亂蒲壁,而臨汝府君棄養私館?！迸d元元年(784)四月,李齊運兼京兆尹[5]342,楊寧則被授為奉先縣主簿,此時他41歲。但同年李懷光叛亂,楊寧父楊燕客離世,楊寧護衛父親靈柩歸葬河南縣時,被亂軍逮捕,所幸脫險?！稐顚幠怪尽酚州d:“既免喪,依于處士北平陽公城……俄授長安縣尉。貞元初……尋轉本縣丞,亟遷監察御史?！睏顚幵S當時有名的隱士陽城學習,而在陽城被招為諫議大夫之后,楊寧也授為長安縣丞,后遷監察御史,然在任上又不幸獲罪被貶?！稐顚幠怪尽酚州d:“陵陽廉使博陵崔公優延禮貌,置在賓右,表授試大理司直,充采石軍副使,進殿中侍御史?！边@里提到的“崔公”應為宣歙池觀察使崔衍(“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史崔衍為宣歙池觀察使”)[5]384?？芍s53～61歲期間,楊寧在崔衍幕中任職。永貞元年(805),楊寧遷侍御史,轉尚書駕部員外郎。之后楊寧又出宰河南,入朝為戶部郎中,任鄭州刺史,升御史中丞,再為太仆卿,終于國子祭酒的任上。就仕宦生涯來說,楊寧可謂低開高走,41歲授奉先縣主簿,45歲左右任監察御史,之后的履歷可謂遵循了唐代文官遷轉的常制[7](如表1所示)。

表1 楊寧仕宦簡歷

在楊寧的仕宦生涯中,有幾個人比較重要。首先是楊綰。楊綰是楊寧廣德二年及第時的主考,并且同為弘農楊氏的族員。但是二人并非同一房支,楊寧為越公房后裔,而楊綰之父為楊氏本房后裔,并定居河南原武,后世則為原武房。故就家族關系來說,二人并不親近,不過二人卻有著其他聯系。楊寧夫人《長孫氏墓志》記載,長孫氏的父親為長安縣令長孫縯,母親則是蘇震的女兒:“王考諱縯……累遷長安縣令……故吏部侍郎蘇公震嘗見器之,猶郗公之遇逸少也。厘厥淑女,締為嘉姻……而伯姊故已適司徒楊公綰矣?！盵8]第15冊,28又《楊綰墓志》記載:“夫人,武功縣君蘇氏,故吏部侍郎震之女?！盵9]可見蘇震的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長孫縯,一個嫁給了楊綰,二人為連襟;而長孫縯的女兒則嫁給了楊寧。所以《楊寧墓志》記載楊綰對楊寧多有照顧與優待也就不難理解了。不止于此,楊寧妻子《長孫氏墓志》還提到“楊君夙以文行,受知司徒?；橐鲋?由司徒選”,可見楊寧的婚姻也是由楊綰促成的。如果不是楊綰為相之后溘然離世,楊寧的仕途想必會更加平坦。

其次是李泌。雖然李泌之名并未出現在《楊寧墓志》中,但他對楊寧的起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稐顚幠怪尽酚涊d,楊寧丁父憂之后,便跟隨當時知名的隱士陽城學習:“既免喪,依于處士北平陽公城,周旋德禮,吟詠情性?！睏顚幾印稐顫h公墓志》同樣記載:“嘗游陽諫議城之門,執弟子禮?！盵10]《新唐書·楊虞卿傳》亦載:“父寧……與陽城為莫逆交?！盵6]5247楊寧初拜陽城的時間為貞元二年(786)左右,時年43歲,陽城時年51歲。陽城當時名氣很大,遠近多有從學者。陽城早年因家貧無書可讀,便申請為集賢院寫書吏,于六年期間遍覽官書;德宗年間為國子司業,“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6]5571。不過楊寧本身即有著不俗的經學基礎。楊寧母親為南陽張氏之后,亦為書香門第,楊寧舅舅則為當時的經學大儒張參。張參在大歷十一年任國子司業,史載:“大歷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盵5]4180因此,楊寧從小自然多學經籍,后來便以明經及第。楊寧在陽城門下求學時表現非常優秀,《楊漢公墓志》稱其父“潔白端介,為諸儒所稱,其舅司業公尤所嗟賞”[10]。正是因為與陽城的關系,楊寧的第二段仕途之門才被開啟。

李泌是德宗朝的宰相之一,喜“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5]3621,因此對當時隱居中條山的名士陽城非常青睞,早在李泌為陜虢觀察使的時候,便“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5]5132。李泌為陜虢觀察使的時間為貞元元年七月至貞元三年[11]383,此時楊寧正好在陽城門下。貞元三年六月,李泌為宰相,便向德宗推薦陽城為著作郎,派去親請陽城出山就仕的正是楊寧。楊寧此時的官職是長安縣尉,在陽城入京之后便轉長安縣丞,這一職位可謂是升遷道路上的“黃金起跑線”?！白鳛槭咳嗽偃蔚倪w轉官,赤、畿縣尉也明顯高于其他等級縣尉,都是美職”[12],而縣丞已經是縣令的副手。之后,楊寧很快又遷為監察御史,《楊寧墓志》用語為“亟遷監察御史”,可見遷轉之速已超出常制。楊寧這一次的任職與幾次遷轉其實可以視為整體事件來看待:李泌剛剛拜相,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請陽城出山,但為了有所鋪墊,便先授其門下弟子楊寧為長安縣尉,然后再讓楊寧去請陽城,這一切便順理成章、有禮有節?！缎绿茣钣萸鋫鳌份d“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來”[6]5247,便明確地指出了其中的邏輯關系。在貞元四年至貞元五年期間,楊寧出任監察御史,正式進入了中層官員的行列,并且有著非常明朗的升遷前景。但是此時卻發生了被杜亞彈劾的事件,楊寧便被貶至鄱陽。

最后是崔衍。到達鄱陽后,楊寧遇到的貴人是時任宣歙池觀察使崔衍。貞元十二年,崔衍為宣歙池觀察使,他與楊寧其實并無親屬與人際關系上的瓜葛,但崔衍是一位愛惜人才、重視吏治的官員,史載:“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盵5]4935又韓愈《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說:“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盵13]1082此文作于貞元二十年,時任宣歙池觀察使也正是崔衍。另外,韓愈在《與崔群書》中提及崔群所入崔衍之幕時,也稱贊“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13]772。當時,崔衍提拔與推薦了楊寧、崔倰、白居易等一批文士,白居易專門寫有《敘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崔中丞》以感謝崔衍。經過朝中風波的楊寧雖然被貶,但是獲得了較好的聲名,所以《楊寧墓志》說崔衍“優延禮貌,置在賓右”。

關于楊寧在宣州崔衍幕中的政治活動,《楊寧墓志》的記載可與傳世史料互證。安史之亂后,唐代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動,均田制日漸瓦解,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調制也自然失去了根基。德宗建中元年,楊炎上書建議改行兩稅法。兩稅法的基本內容之一即“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5]3421,這是化之前按戶口與田畝收稅為按資產多少收稅的制度,“這種由勞動力的不同跨到財產額的不同的‘記資而稅’的征課標準,反映了一種新的差別稅收思想”[14]。而崔衍獲得贊譽的原因之一,就是恢復了其治下的宣歙池的經濟(崔衍任宣歙池觀察使之前,曾任蘇、虢二州刺史,期間便非常注重當地的賦稅問題。史載:“其青苗錢,華、陜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征十之七。衍乃上其事……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敕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焙蟆熬有菔?頗勤儉,府庫盈溢”[5]?？梢姶扪軐ω斦墓芾矸浅３晒?后來的觀察使穆贊也深得其惠)。但是史書只記載了成果,并沒有記錄具體的改革措施,通過《楊寧墓志》與《崔倰墓志》的對讀,可以找到更多的細節?！稐顚幠怪尽份d:“初,宣城大邑,井賦未一。公以從事假銅印,均其戶有,平其什一。蚩蚩允懷,主公賴之?！睏顚幵诒淮扪鼙贋閺氖轮?便著手處理宣城的賦稅問題,比較重要的舉措就是平均每戶的賦稅。與此同時,崔倰在崔衍幕中任錄事參軍,《崔倰墓志》載:“會南陵賦錢三萬,稅輸之戶,天地相遠,不可等度,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迫,而又屠牛鑄錢,賊殺吏卒,莫敢禁止者……遍謂里中:賦輸之粗等者,吾不復問。貧富高下之大不相當,亟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有自十萬錢而降于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于十萬者?！盵15]6655下-6656上可見在崔倰的鐵腕之下,基本解決了賦稅不公的問題。楊寧的做法與之類似,都是使丁戶交稅處于一個相對公平的程度,這也是兩稅法的優點之一。杜佑對此制度盛贊道:“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盵16]貞元十九年,杜佑拜相;貞元二十一年,崔衍升為戶部尚書,同年楊寧入京為殿中侍御史,其中一定有宣州政績的因素[除了楊寧與崔倰,曾在崔衍幕中任職的崔群也很重視經濟問題。憲宗元和年間,崔群曾經扣下處州刺史苗稷進上的羨余錢(《舊唐書·崔群傳》:“請卻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5]。而被崔衍推薦至朝廷任職的魏宏簡,入朝之后的第一份官職即為度支員外郎?？梢?在崔衍任宣歙池觀察使時,其身邊形成了一個注重賦稅公平、善于處理經濟問題的群體,在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恢復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在這一次入京之后,楊寧的仕途便非常順利,最后任國子祭酒,與大歷年間任國子司業的舅舅張參均享有盛名,“論者榮之”。

二、楊寧家族與錢起、錢徽父子的關系

《楊寧墓志》的作者為錢徽,錢徽是“大歷十才子”之一錢起之子,憲宗朝時任翰林學士,與韓愈、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等文人均有過從。但在《全唐詩》《全唐文》中均未收錄錢徽作品,陳尚君輯?！度圃娧a編》方收錄其一首五律與一聯殘句,另有出土墓志四方為其撰寫。

錢起在兩《唐書》中無傳,只在其子錢徽傳的首段述及,但在文學聲名上,錢起則要遠勝于錢徽,并有作品集傳世。楊寧舅張參與錢起有著諸多交往,這從新出《張參夫婦墓志》[17]可以得知。張參在11歲的時候即舉明經,錢起《送張參及第還家》說:“大學三年聞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下機迎?！睂W者指出:“錢起詩中僅有贊譽對方之詞而無功名慨嘆,且送別之地又在長安,錢起釋褐為秘省校書郎在長安之時,因系此詩于錢起剛入仕途之天寶十一二年間?！盵18]此時,張參26歲,錢起大約40歲。約天寶九年錢起及第,天寶十年釋褐在京為秘書省校書郎,天寶十四年授藍田縣尉離京。所以兩人這三四年間在長安相識相交。

錢起、張參二人還有一位共同的好友李勉。錢起《李四勸為尉氏尉李七勉為開封尉》:“黃綬俄三載,青云未九遷。廟堂為宰制,幾日試龍泉?！边@是在李勉為開封尉時所贈,史載李勉“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5]3633。天寶十四年,錢起為藍田縣尉離京,所以此詩只能作于此前他在長安任校書郎之時。此時二人仕途均剛剛起步,可以算作“布衣之交”。十余年后,李勉為京兆尹,權傾一方,錢起為司勛員外郎,文名一時,但二人仍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錢起此時有《離居夜雨奉寄李京兆》:“雷聲匪君車,猶時過我廬。電影非君燭,猶能明我目?！睂Ρ壬鲜隹缍仁嗄甑膬墒自?能夠看出詩歌的基調從一般的酬和轉為了深沉的別思,足見二人在這些年中有著不少的交往。

另一方面,李勉與張參也有很深的交往。史載李勉“大歷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及勉蒞職旬月,(魚)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5]3634-3635可見大歷期間李勉曾候太學,而張參在此時曾任國子司業[15]4676下,且在司業位上名滿京師,相信二人此時便有所交游。愛惜人才的李勉在主掌一方之后,還將張參與李巡請到幕中,后來二人在幕中去世。史載“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于筵次”[5]3636,可見感情之深。因此,無論是從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來看,錢起、張參二人必然有著交游過從的經歷,并且集中于在長安時期。

楊寧與錢徽則是在宣歙池觀察使崔衍的幕中相識。楊寧被杜亞彈劾免官之后,便被崔衍請到幕中?！稐顚幠怪尽份d:“表授試大理司直,充采石軍副使,進殿中侍御史。銀艾赤紱,薦榮寵章”,可見受到了很好的待遇?！缎绿茣ゅX徽傳》稱其“又辟宣歙崔衍府”[6]5271,也受到了重用。楊寧離崔衍幕重新入京是在永貞元年,而前一年也即貞元二十年妻子長孫氏去世,而《長孫氏墓志》的題寫者亦是錢徽。在《長孫氏墓志》中,錢徽署楊寧的官職為“宣歙采石軍副使、兼殿中侍(下闕)”,自署“(上闕)池等州觀察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里行”[19]。而從《楊寧墓志》“汝士等以余知公,號請志述”與《新唐書·錢徽傳》“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6]的記載可以看出,楊寧父子均與錢徽有著很深的交往。不止于此,錢徽、楊汝士、楊殷士都是長慶元年(821)科場案中的主角,其關系已經超越了普通交往?！皬谋砻婵?這是唐穆宗主持的對科場考風的一次整肅活動;從結果看,它實際又是段文昌、李德裕等對李宗閔等進士科群體的一次政治打壓?！盵20]

關于楊寧、錢徽二人具體的交往活動,還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線索?！缎绿茣ゅX徽傳》提到“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6]5271,這里“采石兵”為宣歙軍的別稱,“乾元二年置,元和六年廢”[6]1066;至于“王師討蔡”,指討伐吳少誠叛亂之事。吳少誠的勢力范圍為申州、光州、蔡州(“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后,尋正授節度”)[5]3946,貞元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曲環去世之后,吳少誠便北侵許州:“九月,遂圍許州。尋下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盵5]3946貞元十六年二月,命韓全義為淮蔡招討處置使;同年十月,吳少誠便引兵還蔡州,并上表謝罪。關于圍攻吳少誠的兵馬,史籍說法不一,《舊唐書》記載為十六道兵馬,但對于哪十六道并沒有具體記錄;《新唐書》則記載為十七道兵馬(“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6]4659,并且對于每一道兵馬都進行了記錄:“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吳少誠?！盵6]202總體上來看,以北方軍為主(參考表2)。

表2 征討吳少誠兵馬來源情況

這場叛亂從貞元十五年八月持續到貞元十六年十月,最后以吳少誠的上表請罪與德宗對其的寬恕結束。這場持續了一年的戰爭經歷了幾次反復:在最開始的時候,精心準備的吳少誠屢屢戰勝王師;即便是糾集了所謂的十七路兵馬,并以韓全義為蔡州征討處置使,朝廷依舊敗多勝少;最后吳少誠是在保存了部分實力的情況下上表投降的,否則德宗也不會被迫原諒他的反叛行為。史載:“(韓全義)然竟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累加檢校仆射?！盵5]3947從這個結果來看,所謂的十七路兵馬也只是虛張聲勢、名不副實的,并且《新唐書·錢徽傳》所提及的參與會戰的宣歙采石兵并未出現在這十七路軍隊當中。其實這一點也容易理解:在官方發布的征討公文中往往會對自己的力量有所夸大,以起到震懾敵人的作用。在中央權威比較薄弱的河北地區,官文中列出的盧龍、魏博等鎮軍隊也并未實際出現在征討吳少誠的過程中。與此相反,隨著戰爭的深入與戰局的緊張,原先沒有列入征伐計劃的部隊也會在后期逐漸加入,宣歙采石軍即是如此。又呂溫撰《呂渭墓志》載:“吳少誠怙亂許蔡,廟堂議計,羽檄征兵,湖南以偏遠不及。公慨然曰:孫堅舉長沙子弟破董卓,陽人以律而行,何用非卒。即日奏發勤王之師,旌艦競湖,□□知俊?！盵8]第12冊,158在吳少誠與王師僵持的幾個月當中,湖南因為距離蔡州較遠,并沒有受到征召,但此時吳少誠緊逼許州、直指洛陽,身為湖南觀察使的呂渭與漢末時的孫堅面臨的形勢非常相似,所以呂渭以孫堅之事明志,主動出兵勤王。

《新唐書·錢徽傳》載錢徽隨宣歙采石軍征戰,“戍還,頗驕蹇”[6],可見參戰得勝。這場結束于貞元十六年十月的戰爭,在同年七月的時候朝廷聯軍還被吳少誠大破于五樓,韓全義與數將退守于溵水;而在之后的三個月,雙方一直處于僵持狀態。宣歙采石軍很有可能就是在這僵持的幾個月中派往戰場的,也正是由于壓力逐漸增大,吳少誠最后被迫上表請罪。而宣歙采石軍的副使則是楊寧。結合《楊寧墓志》與其妻子《長孫氏墓志》可知,楊寧剛入崔衍幕就被任命為采石軍副使,一直到永貞元年重新入京。而在這次征討中,楊寧與錢徽同在行伍,遂加深了交往與感情。

通過以上論述能夠看出,楊寧家族與錢起、錢徽父子有著比較深厚的交情:張參與錢起的交游唱和、楊寧與錢徽的幕中交往,以及楊汝士、楊殷士兄弟與錢徽的過從,均可見一斑。

三、楊寧獲罪與德宗的對藩政策:“令狐運案”重探

在楊寧的仕宦生涯中,還經歷了一件比較重要的政治事件,即杜亞誣奏令狐運,導致令狐運流配致死之事。此事在史籍中有一些記錄,但說法較為單一。通過解讀《楊寧墓志》,能夠更準確地看到事件的真相以及感受到背后蘊藏的中晚唐時期中央與藩鎮的矛盾對抗與政治張力。

根據相關史籍,可知這一事件的大致情況是:貞元五年左右,朝廷的轉運絹在東都洛陽北部被盜劫(一說陵墓被盜),恰好此時東都留守將令狐運正率領部下在東都北郊畋獵?；蛴腥苏_告,時任東都留守的杜亞便懷疑是令狐運所為。于是杜亞便令判官穆員與張弘靖審理此案,但二人認為查無實據,請杜亞重新審理。杜亞大怒,便逐二人出幕,并令親信將領武金拘捕令狐運等數十人。在嚴刑拷打下,一人笞死,余人自誣,但并沒有能夠得到確實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杜亞奏請朝廷流令狐運于嶺南,但時任監察御史楊寧認為沒有確鑿的證據,便按下不奏。于是杜亞便密表彈劾楊寧,楊寧因此得罪被貶。而經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人重新審查,最后審明令狐運無罪。盡管如此,令狐運又因曾經的不法行為流配歸州,杜亞的手下武金則流配建州。而幾年之后,真正的盜絹之賊被抓捕,德宗依舊令杜亞審理,賊人皆伏法。但在真相大白的情況下還是沒有赦免令狐運,令狐運最后也死在歸州。此事件的相關人員有令狐運、杜亞、穆員、張弘靖、李元素等,兩《唐書》中上述人等的傳記或多或少均提及此事。

貞元三年至貞元五年左右,楊寧官居監察御史。而杜亞任東都留守起于貞元五年,至遲于貞元九年卸任(史載:貞元五年杜亞“改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都防御使”[5]3963-3964;又載:貞元九年“河南尹、東都留守裴谞卒”[5]378)?！傲詈\案”便發生在這一時間段。而要確定更具體的時間則要從判官穆員入手。

不過,兩《唐書·穆員傳》都非常簡略,僅僅記錄了其在東都為僚佐的經歷?？赡芤皇且驗槟聠T早卒,二是貞元二年穆員為東都留守崔縱手下的判官,而被繼任留守杜亞驅逐之后再無他職可任。韓愈有《為崔侍御祭穆員外文》,是代崔愬祭奠穆員之作,文中說:“既釋于囚,我來徐州……我如京師,君居父喪……自后聞君,母喪是丁?！盵13]1304從中可見,“令狐運案”后不久穆員父親去世。又《舊唐書·穆寧傳》載:“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盵5]4115幾年之后,穆員母親也去世了:“河東郡太夫人以貞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違養?！盵15]8214下之后穆員自己也撒手人寰。許孟容為穆員的文集作序,中說:“顏回、黃憲,仁而夭促。揚雄、司馬遷,才而不試。穆君年逾四十,用止幕畫?！盵15]4898下所說佐證了穆員的早卒以及懷才不遇的人生遭際,關鍵的是還提到了穆員的仕途終于幕佐,此幕即為杜亞之幕。

穆員在東都時所任的官職,《舊唐書》記載為檢校員外郎,但是在韓愈《為崔侍御祭穆員外文》中卻稱呼穆員為“端公”,“端公”為侍御史的別稱。又呂渭《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仆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與故相國齊江西映、穆宣州贊、贊弟侍御史員為文章道義之友”[15]6358上一句,也提到穆員的官職為侍御史。再結合穆員的兩篇文章自署“前侍御史”來看,《舊唐書》此處應是記載有誤,有學者也曾指出[21]。此外,許孟容在貞元十九年有《祭楊郎中文》一文,其中有“給事中許孟容、吏部郎中李傭、司封郎中韋成季、屯田員外郎穆員、右補闕張惟素、京兆府司錄薛丹等”[15]4900下的字樣,這里提到穆員任“屯田員外郎”,似乎與許孟容為穆員的文集所作序文中說的“用止幕畫”相矛盾。估計貞元十九年穆員應該是被委任為屯田員外郎了,但還沒赴任就去世了。

穆員的文章有兩篇自署為“前侍御史”,一篇是貞元十年的《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道場均上人功德記》,另一篇是貞元六年的《尊勝幢記》:可見貞元六年時,穆員就已經卸任侍御史,從杜亞幕中離開了。結合前文所述,可知穆員在杜亞手下任職的時間為貞元五年至貞元六年作《尊勝幢記》之前。因此,杜亞誣奏令狐運的時間應該為貞元五年左右。關于這一事件的時間,《唐會要》系于元和五年四月[22],這明顯不符合史實,杜亞于貞元十四年就已經離世;無獨有偶,《冊府元龜》也誤稱“元和中,東都留守杜亞素惡大將令狐運”[23]云云,可見史籍中將“貞元”訛寫為“元和”并非孤例。不過通過對比可知,《唐會要》中記載的“五年四月”應該是準確的,只不過應是貞元五年四月。

楊寧在此案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作為朝廷的第一審理者,堅持是非曲直,不判令狐運有罪。不過被貶鄱陽后,楊寧也因禍得福,受到了宣州節帥崔衍的招攬。貞元時期,藩鎮節帥與僚佐之間的關系普遍比較緊張,發生了不少陷害僚屬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位待賓僚以禮的節帥,便是一種偶然現象了”[24]。從楊寧的這一境遇能夠看出,“令狐運案”在當時引發了頗為廣泛的輿論關切,不唯楊寧,堅持是非曲直的其他人也受到了社會輿論的褒揚(《舊唐書·李元素傳》載:“后數月,竟得其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遷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5];《舊唐書·李藩傳》載:“后獲真盜宋瞿曇,藩益知名”[5];而張弘靖之后被授予監察御史,并于憲宗朝拜相)。

從史書對這一事件的評價來看,兩《唐書》也表現出了一邊倒的態度,即貶杜亞誣告之舉,褒穆員、張弘靖、李元素等人之據理力爭,同情令狐運流死之結局(《舊唐書·令狐運傳》載:“然終不原運,運死于歸州,眾冤之”)[5]3531。后世的相關評價也多本于兩《唐書》:宋代孔仲平《續世說》將李元素的相關事跡系于“方正”一欄[25];鄭克《折獄龜鑒》評價李元素的行為為“釋冤”[26];《冊府元龜》評價李元素為“平反”、張弘靖為“知識”、李藩為“公正”,而杜亞則為“枉濫”。

又,史載“(杜)亞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帝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為東都留守”[5]3963-3964,而“(穆)員工文辭,尚節義……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5]4116-4117。在穆員為其父穆寧撰寫的墓志中說:“員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盵15]8203下這里說的很有可能就是“令狐運案”,對于以忠義為家族旗幟的穆家來說,穆員表示自己沒有讓父親蒙羞。

但是,在所謂忠梗與奸佞這一價值判斷背后,“令狐運案”還蘊含著更加深刻的政治意味?！稐顚幠怪尽份d:“亟遷監察御史。以守官忤時,左掾鄱陽?！卞X徽在提及楊寧的此次遭際時,并沒有歸罪于任何人,而是說他與當時的大趨勢相違背。元和中,宰相李吉甫也說及“(令狐彰)幼子運亦無罪流于歸州”[5]3532,可見令狐運的流死絕非簡單的案件。結合其他史料可以看出,對令狐運的流放是德宗處理藩鎮重要人物的一個嘗試,此案也是貞元期間朝廷與藩鎮關系的縮影。

對于河南諸州來說,令狐運并非一般人物,其父令狐彰是滑亳鎮的首任節度使。安史之亂以前,令狐彰曾為安祿山手下將領,亂中則被史思明授以博州與滑州刺史。不過令狐彰雖然身在賊營,但是心向朝廷,遂于上元二年(761)入朝歸順:“他的歸順對于唐庭就有雪中送炭的意味。因此肅宗對于令狐彰也特予厚賞?！盵27]在管理滑、亳等六州,任節度使期間,令狐彰政績頗佳:“數年間,田疇大辟,庫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盵5]3528而且在他臨終之時,沒有像其他藩鎮那樣將節度使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是手書辭表向代宗舉薦李勉代替自己。雖然發生了“三軍奪情”——請求令狐彰之子令狐建繼任的騷動,但是令狐建遵循其父訓導,回到東都。因此,對于朝藩關系而言,令狐彰可以說是當時的一個標桿性人物。大歷七年,代宗“賜滑亳節度為永平節度”[11]216,以示嘉獎。

李勉之后,永平節度使的任免也一直由中央掌握。貞元二年至貞元九年,永平節度使為賈耽。貞元十六年,義成(原永平)節度使盧群卒,李元素接任,賈耽此時對德宗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眾心多不安。自今愿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盵28]7591賈耽之所以這樣說,是與德宗時期的朝藩政策相關的。德宗繼位之初,對于處理藩鎮問題本想有積極的作為,但是在“涇原之變”后,無可奈何地對河北藩鎮采取了姑息政策,這也在后代被概括為“貞元故事”。杜黃裳曾對憲宗說:“德宗自艱難之后,事多姑息……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5]3974;杜牧也有類似的評價:“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盵29]可見德宗在貞元期間的對藩政策已經被樹立成了反面典型。但是,姑息政策只行用于當時無法控制的河北藩鎮,對于其他地區則調整策略以加強控制:“(涇師之變)直接的影響,是在隨后的貞元年間唐庭由之前的武力平定為主轉變為政治控制為主……于是,朝廷不得不調整自己對藩鎮的政策,使之更為理性與務實?！盵30]

令狐運即是這種政治控制下的犧牲品。事實上,不僅令狐運,其兄令狐建也頗有冤屈。作為令狐彰的長子,令狐建曾堅辭接任永平軍節度使的請命,舉家回東都。涇原兵亂時,曾護衛德宗至奉天。興元元年,令狐建殺邢士倫、逐妻子,后自首,但遇大赦。德宗曾對其勸誡,并于貞元四年封其為右領軍大將軍。然《舊唐書·令狐建傳》載:“(貞元)五年三月,以專殺不辜,德宗念舊勛,特容貸之;復陳訴,詞甚虛罔,遂貶施州別駕同正,卒于貶所?！盵5]令狐建“專殺不辜”的罪名和令狐運所謂“捕掠人于家”一樣含混不清,并且在德宗給他重新陳訴的機會時,他也沒有把握住這次機會。此中的原因只有兩個,要么是令狐建根本想不到德宗會因為此事治罪于他,要么是德宗已經下定決心處理令狐建。令狐建獲罪被貶一個月之后,便發生了東都留守杜亞誣奏令狐運的事件。

兩京留守是非常重要的官職:“留守是皇權制度下一個非常重要,而且是具有象征與代表皇權意義的職務?！盵31]在不設西京留守的貞元年間,東都留守的地位便更加突出。而杜亞本是一位具有豐富經驗,并且深得德宗信任的官員。杜亞能在貞元期間擔任東都留守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對德宗絕對的聽從與邀寵?！杜f唐書·食貨志上》載:“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锜浙西,皆競為進奉,以固恩澤?！盵5]這種為了穩固恩寵而上奉的錢稱為“賦外羨余”,這種行為也增加了德宗對時任淮南節度觀察使杜亞的信任。此種信任亦能從張萬福拜官一事看到。張萬福一向被杜亞所厭忌,平日在德宗面前杜對其多有詆毀。張萬福拜為右金吾將軍,德宗見到其后驚道:“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其二是杜亞有著豐富的治鎮經驗。早在大歷十一年,杜亞曾以諫議大夫的身份前往魏州,接受田承嗣的請罪。成功履職后,杜亞又任江西、陜虢等處觀察使。暢當《奉送杜中丞赴洪州》有句:“江湖經戰陣,草木待仁風。豪右貪威愛,紆繁德簡通”,可見一斑。此外,杜亞其人雖“薄知經籍,素懵文辭”,但對于兵法卻有一定研究。杜甫《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有句:“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即稱杜亞長于兵法。

按史籍所載,杜亞任東都留守時對令狐運十分厭惡,所以才誣陷令狐運,但德宗對此事的態度也令人非常疑惑。楊寧被貶之后,李元素等接手此案,查明真相后將案件牽涉的所有人都無罪釋放。于是杜亞又像對待楊寧一樣,上表誣奏李元素。但與楊寧不同,李元素直接找到了德宗:“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弦馍跃?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5]4076從東都僚佐穆員與張弘靖對杜亞的違抗,到朝臣李元素冒死上諫德宗,此事的是非曲直已經相當明白了。但從令狐運的下場可知,他的命運其實早就已經與案件本身無關了。對于前朝功臣子嗣的處理本應審慎,而且其兄令狐建前不久剛剛被貶,但德宗不僅在案件初審時就完全將權力下放給杜亞,而且在真相大白之時仍然堅持將令狐運流放,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德宗是有意為之。

令狐家族放棄了永平軍的帥位之后,舉家回到洛陽。而在德宗有難之時還能伸出援手,對比同時代的其他藩鎮將帥,實屬難得。但“涇師之變”后,德宗調整了對待藩鎮的政策,即“放棄河北,控制其余”[30]。令狐彰之后,經過李勉、李澄、賈耽等人,永平節度使的任免已經完全控制在中央手里。但從貞元十六年賈耽還朝后還要對德宗強調把握住任免權的言語來看,維持各藩鎮內部的穩定并不像任命節度使一樣簡單。從肅宗朝開始,經過代宗、德宗兩朝,令狐家族在河南道中心的滑州、鄭州、潁州等地深耕二十余年,頗具影響力。對于已經完全地方化的義成軍,德宗派去的節度使多為文士,由此可以看出,如何保持對義成軍的控制與對當地藩將勢力的承認之間的平衡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而“(李)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6]4508云云,則像是史書對他對當地將領妥協與放任行為的美化。盡管令狐家族已經全部回到東都,但是令狐建仍任右領軍大將軍,令狐運則任東都留守將,還擁有一定的兵權,這對于興元以來“頗忌宿將握兵多者”[28]7445的德宗來說,無疑仍是隱患。所以,貞元五年的兩個月之間,連續處理令狐家族兩位手握軍權的人物折射出了此時德宗對藩的一種政治策略。這一點從令狐彰的另一個兒子令狐通的命運也可以看出。

令狐通在貞元年間的任職與活動情況不詳,但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無為狀態,才免去德宗的猜忌,得以保全自身。而且在令狐運死后,當時已形成廣泛的為其鳴冤的社會輿論,所以對令狐通便不好再作處理。元和中,宰相李吉甫考慮到之前對令狐家族的處理不甚合理,便建議憲宗能夠啟用令狐通,挽回一些社會影響:“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圣,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獎錄?！盵5]3532這其實也是一種對藩政策,只不過令狐通的幸運是建立在兩位兄弟悲慘命運之上的。

綜上所述,“令狐運案”并不是一件孤立的、簡單的案件。令狐家族在河南地區的影響使曾經遭受過逃亡流離之苦的德宗深感不安,犧牲令狐兄弟的做法,既是其對藩政策的一種折射,也換取了其心理上的穩定。除了德宗的策略與心態之外,在處理這起案件的幾次反復中我們也能夠一窺中唐時期朝廷與地方、皇權與臣權之間的相互制衡的狀態。

余 論

無論從個人生平、仕宦經歷還是學術研究價值而言,楊寧都比不上唐代眾多的重臣名將,但是他的為官經歷與生平境遇仍然可以作為一個研究切片,從而加深對唐代政治文化的理解。以楊寧與其子嗣楊虞卿、楊漢公等為代表的靜恭楊氏,以楊於陵、楊嗣復等為代表的新昌楊氏,以楊遺直、楊收、楊凝式等為代表的修行楊氏,均活躍于中晚唐時期。三家均出于弘農楊氏越公房,但都以宅邸所處的里坊名稱冠于其姓之上,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家族命名方式。楊氏這種從大家族分割為小家族、從以郡望為標志變為以里坊為標志,顯示出大族凝聚力的逐漸減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晚唐時期門閥士族正處于消亡的過程中。楊寧,楊寧子楊虞卿、楊漢公,楊虞卿子楊思立,楊虞卿孫楊皓,均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尹村之北原,這種非常清晰緊湊的葬地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世家大族逐漸變小的進程,盡管這還需要更多史料來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