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環境下思政教育的風險預警與紓解路向

濮丹陽 張敬威

［摘要］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為思政教育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媒介變革引發了它異技術對思政教育的主體性挑戰，場域變革引發了“偽參與感”對思政教育的環境挑戰，向度變革引發了技術拜物教對思政教育的價值性挑戰。其產生原因有數字技術下個體被感性主導后產生的“故事性對抗”、數字環境競速下由于線性敘事的缺席而導致路途與景深的消失、在資本對技術意向的滲透下導致的價值的偏離。數字化背景下思政教育應聚焦“大他者”的構建，意識形態感性敘事的教學模式為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種可行性路徑，從開展意識形態感性敘事以構建思政教育的大他者地位、回歸思政敘事過程以尋找感性與理性的張力、規范數字化倫理限度謹防意識形態的敘事性滲透三方面出發，保證思政教育“以人為本”的根基，明晰教育技術時代思政教育的“變”與“不變”。

［關鍵詞］意識形態；感性敘事；大他者；路途與景深；倫理風險

［中圖分類號］G4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843（2024）01-0080-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1.013

習近平總書記在向國際AI與教育大會致賀信中指出，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深刻影響，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進教育變革創新”［1］。隨著技術快速迭代與國家政策需求，技術賦能思政教育成為熱點問題，ChatGPT的誕生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節點性事件，直接引發了人工智能技術與思政教育融合的新浪潮。若對ChatGPT為代表的新生技術不加以倫理規范限制，其以大數據算法為依托，以構建用戶畫像為手段，則能夠對技術受眾價值觀與消費偏好進行引導。思政教育的核心要務之一便是對學生的價值觀構建與政治認同進行正確的引導——形成學生的“大他者”①，“大他者”的重要路徑則是依靠感性敘事邏輯的引導。所以，在促進技術賦能思政教育發展的同時，也應對技術意向性加以警惕，對技術環境下的感性敘事邏輯與“大他者”加以考察。

一、人工智能賦能思政教育的倫理風險

當今，教育領域正進行著廣泛而深刻的技術革命和數字化、智能化變革。思政教育作為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教育領域與ChatGPT這一新興技術融合前，對ChatGPT的前提性批判與倫理風險探析就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對教育技術與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多集中在技術如何賦能思政，抑或如何更好地發揮技術作用，忽略了以ChatGPT為代表的教育技術本身的功能歸屬及技術意向性與思政教育的適切性問題。本文基于此探討ChatGPT的意向性與資本屬性問題，并從教育哲學的角度提出可能的調試路徑與優化策略。

（一）媒介變革：它異技術對思政教育的主體性挑戰

2016年1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運用新媒體新技術使工作活起來，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傳統優勢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增強時代感和吸引力?！保?］隨著技術的更迭升級，從慕課到智慧學習平臺再到教育人工智能與今天的ChatGPT，技術從“介入”到“融入”了教育領域。以ChatGPT為代表的教育技術具有“空心化”與“無主體”的特點，正是這一特點使得ChatGPT可以與任何教育學科進行深度融合，這種無差別的融合，造成思政教育的主體性困境。ChatGPT對思政教育主體性的入侵可以體現在思維與實踐兩方面。思政教育是立足于“以人為本”的根本目標，以感性敘事為主要方式，并遵循“感性存在—感性介質—感性心理—感性認同”的邏輯發生與運行［3］。思政教育的核心內容即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視域下意識形態不僅包括系統的、抽象的價值體系、觀念體系、思想體系，反映的是一定經濟基礎之上關于世界和社會諸多看法和認識的總和［4］，即為理性意識形態，還包括“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5］。由此看出，在思政教育思維培養領域中，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無法通過技術得到很好的培養，思政教育的感性敘事邏輯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技術應用邏輯的分解，形成思政教育培養過程中主體性思維方面的困境。

ChatGPT在實踐范式中對思政教育形成的主體性困境主要體現在技術意向性的含混使用。美國哲學家唐·伊德（D.Ihde） 受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啟發，將《存在與時間》中“用具的形式指引”或 “指向結構”直接稱為 “技術意向性”［6］。以技術意向性為視角分析ChatGPT等教育技術在思政教育實踐中的作用可得出不同技術的結構指向與居間作用，根據技術在思政教育中的居間關系可以將其劃分為4種類型： 具身關系（embodiment relations）、詮釋關系 （hermeneutic relations）、它異關系（alterity relations）以及背景關系 （background realtions）。其中ChatGPT與教育的關系就是典型的它異關系。以自動取款機為例子進行說明，我們下達指令使自動提款機能夠根據我們的指令開始運行，此時的提款機就相當于一個 “準它者”（quasiother）。同理，將ChatGPT作為“準它者”應用于思政教育不僅會對教師與學生的主體地位產生沖擊，還會對主體性作用的發揮空間進行壓制與縮減，由此造成思政教育過程中各主體的主體性缺失及主體性作用難以發揮。

ChatGPT在思維培養與實踐應用方面對思政教育的主體性進行破壞，也因此進一步構建了弱化主體性的完整過程?！八愱P系”是通過對傳統師生關系的“類主體”的挑戰，不斷加強“人—機”之間的作用關系，弱化“人—機—人”過程中的情感與人文價值，并對師生關系起到消解作用。將傳統思政與智能思政的教育過程相對比，這一現象就更為明顯。傳統思政教育過程在真實的“在場”（Anwesen）進行教育，不僅通過師生傳授的方式達到教育目的，且在慢環境中熏陶人，以環境潛移默化的作用與教師的高尚人格魅力引領人。因而，傳統思政雖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卻塑造了一個完整且飽滿的教育過程。反觀技術入侵下的智能思政，稍有不慎就會使教師失去對人文價值的追求，學生也會隨之進入思維懶怠的狀態，形成師生過于依賴技術的局面，從而引發ChatGPT在思政教育的思維培養、實踐應用與教育過程3方面同時發生作用，也因此使主體性的缺失速度不斷加快。

（二）場域變革：“偽參與感”對思政教育環境的挑戰

大數據算法與信息繭房使社會共同體認同消弭，以ChatGPT為代表的教育技術的不當使用，不僅會引發教育中的主體性困境，還會使人失去價值理性堅守，成為“單向度的人”。技術為貼近使用者的需求與偏好，會采用特定的算法對使用者的用戶畫像進行刻畫，從而得到一個喪失感情與差異的符號型人物畫像；并根據特定的用戶畫像不斷推薦這類符號人群感興趣的領域與話題。長此以往，我們被困于不同的圈層當中，圈層內的“回聲室效應”又會再次對信息繭房進行加固，引起認識間的斷裂與不相容。而思政教育是把人培養成能形成社會認同與共識為中心的學科，技術一旦通過算法與信息繭房成為把控人的手段，必然會造成社會共識與社會共同體身份消弭的現象，給予思政教育沉重打擊。

ChatGPT營造的“偽參與感”正在時刻瓦解著我們的決策權，這就是ChatGPT與其他教育技術的根本不同。ChatGPT在進行用戶畫像分析時，會給我們帶來一種“偽參與感”。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看似ChatGPT的使用者與指令的下達者，實際上我們已經陷入一種虛擬的存在，并交出了我們的決策權。而在過往的教育技術使用中，使用者與教育技術的關系是“人—技術—客觀現實”，而今則發展成“人—ChatGPT—客觀現實”。思政教育關于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構建與確立，必然要經過人主觀意識的選擇與篩選。而這一改變相當于將決策權交由ChatGPT，不但會造成人的決策能力與選擇辨別力的不斷下降，甚至還會產生意識形態滲透的問題。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看，教育技術在思政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抑或不再是人認識客觀世界的中介、橋梁與紐帶，技術的地位進一步上升，而ChatGPT的不當使用也會逐漸瓦解人類所特有的決策權，對人的決策地位發起挑戰。

ChatGPT最終造就“單向度的人”。思政教育的教育對象是人，更具體來說，是人的思維。馬克思指出：“感性必須是一切科學的基礎?？茖W只有從感性意識和感性需要這兩種形式的感性出發，因而，只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保?］目前的教育技術已然打破了場地限制，思政教育的出場更加多元化。這意味著感性知識的獲得將會更加困難，也就出現了技術理性與感性思維的對抗。思政教育的教育內容為意識形態、情感態度、價值觀等，而這些思維認同的形成恰恰不能缺少人的感性認識。面臨著“大數據運用的熱處理、溫導入與冷輸出”［8］，思政教育極易走上數字化的發展道路。ChatGPT帶來的思政教育場地的突破以及信息繭房的雙層禁錮，加之感性思維的式微與ChatGPT對人類決策權的瓦解，造就了“單向度的人”。

（三）向度變革：技術拜物教對思政教育的價值性挑戰

技術等“器物”與“道”的關系探析并非今天才引起廣泛關注?！吨芤住は缔o上》中就曾深刻辨析過“道”與“器”的關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9］?！暗馈敝盖ず完庩栕円椎姆▌t，法則是無形的，稱之為“形而上”?！捌鳌敝赣行沃锖鸵蛭锶∠蟮呢援?，稱之為“形而下”。自人類歷史文明出現以來，“器”便是作為認識工具與橋梁而存在的，對“器”的運用與研究最終都是為了認識或達到“道”的境界。ChatGPT等教育技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常以外顯性的、中介式的方式來展現其技術優勢，也就是所謂“事不離道、道不離事，道寓于事、事彰顯道”［10］。在思政教育領域，“事”即思政教育本身，“道”對應思政教育的目的與追求，ChatGPT等技術僅僅應對應“體”這一概念，功能簡單鮮明即連接“事”與“道”的中介形態［11］。

當今ChatGPT對思政教育的挑戰正是“道”與“器”關系與地位的模糊甚至錯位所引起的。思政教育應在技術理性橫行的時代堅守生命的發展，而非聚焦智能技術的簡單應用。對于“道”的漠視現象，要警惕技術拜物教對思政教育根基的挑戰。技術拜物教（Technology Fetishism） ，也稱技術崇拜 （Technolatry） ，指的是人們對技術（一種無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 的崇拜［12］。自古以來就有對一般變化與技術的恐懼，換言之，對技術的恐懼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古希臘體現為對文字的恐懼、在15世紀體現為對印刷機的恐懼?？傊?，人對技術的恐懼很早就已存在，對技術的恐懼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在現代技術盛行的當下演變為技術拜物教。技術拜物教一定程度上甚至將技術看作可以取代人類智能的工具，從而對“器”頂禮膜拜，對“道”秉持無情忽略與邊緣化的態度。正如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所說，“科學越發展，生命的意義和目的越空洞，這種荒謬的結果就是‘空虛的痛苦”［13］。

對技術拜物教的追捧與盛行必然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即“技術拜物教—弱化‘道的地位—削弱人類智能”。馬克思認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14］，意識活動是區別人與動物、技術的根本活動，在技術拜物教意識的不斷灌輸下，人工智能就被賦予了過于“智”或 “神”的色彩，演變為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新寵兒”。在技術依賴癥的慣性牽引下，由技術理性主導的教與學將貶黜本真教育的生命意蘊［15］。技術拜物教一再侵蝕人的智能與情感價值觀，不斷弱化思政教育的作用與重要價值，使人們在“功績社會”②中越陷越深，只關注實際利益，甚至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全然忽視了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對思政教育宣揚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視若無睹。

二、思政敘事的價值：對育人成效不足的循因

ChatGPT引發的倫理風險有其必然性與可溯性，其由思政教育內部與ChatGPT外部介入的共同作用引起。其中，思政教育內部引發倫理風險的誘因主要體現在思政教育與教育技術的故事性對抗，在對抗過程中，思政教育營造的育人故事略顯式微，相反教育技術占據大他者地位，建構技術話語體系，主導思政教育發展路徑。教育技術的融入加速思政教育學科特色的遺失，教育技術壓縮思政教育的生存空間并對思政教育場域發起挑戰，資本偏好的導向也加速思政教育育人作用的衰退。

（一）感性的主導：數字技術下的“故事性對抗”

ChatGPT造成的主體性困境究其根本是教育技術對思政教育有效傳播路徑即感性敘事性邏輯造成破壞，并形成了“故事性對抗”?！肮适滦詫埂笔怯僧敶篑R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拉克勞（Ernesto Laclau）提出的，簡單來說就是權力根本性地依賴于話語性故事。思政教育的感性敘事邏輯，即通過切中教育對象的心理需求與情感，將抽象化、知識化的教育觀念通過與教育對象相關聯的具體事件引起共鳴，以此形成對思政教育的價值認同，從而構建群眾普遍認同的邏輯［16］。感性敘事邏輯最大的特點在于情感的喚醒與認同。感性敘事邏輯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教化性隱蔽、情緒化凸顯、影響更持久。思政教育的主要對象就是青少年，青少年群體正處于情感性、斗爭性并存的人生發展階段，他們通過富有豐富情感色彩以及具有顯著性符號化表征的語言與故事滿足自身的文化需求［17］。因此，青少年文化與語言帶有特殊的文化符碼，并易與思政教育倡導的文化形成區隔，在這種情況下，感性敘事邏輯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成為開展青少年思政教育的第一步。

技術同時具備感性敘事與應用邏輯，給予思政教育接受者巨大誘惑。技術是一種應用邏輯，與思政教育相比更加具備實用性。思政教育對人的影響或者說收益是長期的、緩慢的。而技術實用邏輯下帶來的收益更加明了與實在。除了“投入—回報”的有力誘惑外，技術也很人性化地選擇了敘事邏輯來推廣技術的廣泛應用。由此，技術占有天生的數字化優勢，又營造出極具誘惑力的表象，致使ChatGPT應用邏輯下的故事理所當然地得到構建?！斑\用ChatGPT不僅能迅速完成學習任務，還能拿到好成績，收獲老師的贊許”，與之相比，思政教育所營造的“在慢環境中潛移默化地培養人，以真摯的情感打動人”的故事就顯得相形見絀，并與思政教育塑造的故事形成強烈的對抗。

ChatGPT營造的故事更具吸引力且成為“大他者”，造成我們主體性的喪失。技術應用邏輯下的故事更加深入人心的理由，就是技術影響思政教育的核心癥結所在。在《權力的游戲》中，瓦里斯讓提利昂猜謎語：國王、教士、富商三人同處一室，中間站著劍手，且他們都讓劍手殺掉另外兩個人，劍手會做出怎么樣的選擇呢？實際上，劍手選擇聽從誰，就表明劍手服從了這個人所代表的“故事”。因而，在這一謎語中，國王、教士、富商分別代表不同的話語體系：國王—權力、教士—宗教、富商—金錢。這在拉克勞看來，就是不同“故事”之間的對抗。換言之，故事性的對抗本質上是黑暗下的巨大投影，哪類故事營造得更具誘惑力，大眾就更傾向于哪個話語系統即大他者控制。拉康（Jacques Lacan）明確指出：“大他者應該首先被當作一個場所，言語就是在這個場所中被構成的?！保?8］技術故事性不斷趨向于使自身崇高化，形成大他者［19］，將思政教育限制在既定的符號系統，不斷限制教育的內容也就是可認知的內容，也不斷掐滅產生“奇點”③的可能性。在技術大他者的控制下，我們逐漸退出使用技術的主體地位，全盤依賴技術帶來的便利與快捷。

（二）敘事的缺席：數字競速下路途與景深的消失

思政教育過程性指向與教育技術的結果指向沖突，造成路途與景深的消失。思政教育是一種深度的全景學習，對人的影響是全面且持久的，如果說思政教育培養的是“活生生的人”，那么ChatGPT培養的則是“整合答案的機器”，對人的影響也僅僅停留在表層。由此，ChatGPT可能造就“單向度的人”，即喪失精神追求、一味服從現實、不具備批判性思維的人。思政教育則是以人的生理特點為基礎，以多種育人途徑為依托，以“路途”與“景深”為背景，以感性敘事為邏輯構造起全景的、完整的教育模式。思政教育模式的形成是以感性敘事邏輯為導向，這也決定了它是一種“過程性指向”。相反，技術意向性傾向于如何完成教育過程，是一種“結果性指向”。我們從游牧部落時期（nomade）過渡到定居生活（Sédentaire）再到今天的以ChatGPT為代表的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不再踏上路途性的道路，而是企圖飛速到達渴望的目的［20］。我們渴望迅速獲得知識掌握程度從無知—熟知的飛躍，這種方式也使我們失去了發展過程中的“路途”與“景深”。知識不再具有沉重的重量，從而失去了獲取知識路途上的情感體驗。

路途性缺失造成思政教育生存空間窄小，路途性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加以理解，即時間、場域、影響面與影響力。維利里奧（Paul Virilio）創造了標志性的競速學（dromology）概念，教育技術促使我們對思政觀念迅速獲得的過程已經造成存在論上的 “路途的存在”被遺忘。這意味著大量具有高度抽象性與理性的思政觀念與知識灌入學生的認知體系，但這類觀念也僅停留在知識層面，很小概率會得到學生情感上的認同與實踐中的應用。那么，思政教育就面臨“失效”的危機。當教育情境從一個可感知的真實場域被縮減為界面化的呈現時，其空間感便消失大半?！叭绻g隔在突然變為界面時，變得苗條，‘更加苗條了，則事物，也就是被感覺到的客體，也同樣變得苗條，失去了它們的重量、它們的密度?！保?1］由此，思政教育環境中的其他要素對學生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二者指向性的不同，不僅對思政教育的效果產生影響，而且造就了“單向度的人”。漢娜·阿倫特（Arendt，H.）在《人的境況》開篇，用拉丁語Vita activa來表達“活動生命”［22］。她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區別于動物的“活動生命”。她將“活動生命”分為3種活動，即勞動、工作與行動［23］。三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是：勞動與工作是人在受制于自然與生存的條件下進行的，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生存的必然選擇，而只有行動是具有多樣性的，是維持人復數性與多元性的根本。馬克思也提出勞動的多樣性決定人的多樣性。但現在在技術的推動下，很多人選擇通過技術迅速到達“理想的目的地”，人的行動越來越具有單一性與同質性，從而造成“路途”與“景深”缺失，成為“單向度的人”。

（三）價值的偏離：資本偏好對技術意向的滲透

以技術意向性為視角能夠說明ChatGPT技術的非中立性。數字化變成資本增值的唯一途徑，以ChatGPT為代表的教育技術意向性就決定了教育技術是資本積累的新形式與新平臺。意向性作為一種對具體主客關系的描述，既意味著意識構造客體的能力，也意味著意識指向客體的能力［24］。簡而言之，意向性是一種指引與期待。技術意向性理論產生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源是海德格爾對用具的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的描述：“用具本質上是一種‘為了作……的東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等都是‘為了作……之用的方式?！保?5］也就是說，技術人工物在設計之初就被設計者銘刻（Inscribing），從而賦予特定的“腳本”（Script）［26］。換言之，ChatGPT是技術人工物設計者意向的載體。由此得出，技術不具有中立性。

與其他領域技術應用有很大不同的是，思政教育具有導向性（directionality）與育人性的教育意向，且思政教育的意向是單一的、具體的。而技術意向性不僅被賦予了功能歸屬，其意向性也越來越出現導向性異化與弱化的勢態。技術意向性具有復雜性、市場性與使用性等特點，在技術人工物的設計之初，被賦予的核心“腳本”就是市場性即盈利。ChatGPT所帶來的巨大收益使得平臺必然走向資本壟斷，數字化流量的收益大多來自教育平臺的關注度、點擊量與人氣度，這類資本收益環節間是獨立和封閉的。而ChatGPT的出現將對各教育平臺進行統領，從而達到行業資本壟斷的地位。ChatGPT也成為流量與資本壟斷的新形態。

ChatGPT的意向性會受到資本偏好的滲透，導致各教育技術行業間的整合，形成資本的壟斷，進而構造出對于技術人工物的設計者而言更加“完善的”數字化環境，造就封閉性更強的信息繭房，并以信息繭房鞏固自身的壟斷地位。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徹底使“道”與“器”的地位顛倒，我們將“器”置于高位，頂禮膜拜，對“器”無意識認同、對“道”的漠視態度，終會導致技術資本或者說技術拜物教對社會關系的全面駕馭［27］。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會議中強調“立德樹人”是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務與根基?！案咝Ｋ枷胝喂ぷ麝P系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保?8］在習近平總書記傳達的會議精神中可以看出，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務與“樹人”密不可分，而社會關系被技術駕馭后，思政教育的立足根基也會隨之瓦解，技術與資本的滲透與勾連可能造成對我國技術話語權的侵犯與意識形態的滲透。

三、聚焦大他者：意識形態感性敘事思政教育指向

通過對ChatGPT引起的思政教育倫理風險溯源可以發現，教育技術對思政教育的沖擊以意識形態感性敘事為核心。那么，加強意識形態感性敘事構建思政教育的大他者地位成為最適切的應對措施。以開展意識形態感性敘事構建思政教育的大他者地位為指導，統領對思政敘事過程及數字化倫理限度方面的規范與治理，以此對教育技術與思政教育融合進行全方位優化。

（一）開展意識形態感性敘事：構建思政教育的大他者地位

ChatGPT轉變了思政教育的教育方式與傳播方式，迫使思政教育進行創新與變革。技術不斷崇高化自身地位，成為話語體系中的大他者。因此有人過度夸大技術的作用，貶低思政教育的功能與價值，從而導致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僭越。面對ChatGPT構造的話語大他者，思政教育必須增強主動性，主動出擊，堅守思政教育的理論根基，主動講述思政話語故事，構建利于思政教育主流思想傳播的大他者，以此破解思政教育的主體性困境。

思政教育下的大他者以保持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勢位、促進社會繁榮穩定為目標，具備根本上的合理性。思政教育大他者構建的科學性特點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對“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29］的高度重視，決定了思政教育的故事體系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容忽視的。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30］。這決定了思政教育的話語體系要以人民為中心，貼近人民需要，引起人民的情感共鳴。

總的來說，如何講述與創建思政教育故事就成為解除思政教育困境的核心。應在故事講述過程中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思政教育故事，并且關注理念與傳播兩個層面，以此構建話語故事。得到民眾普遍情感認同是構建故事的理念指導。被理解與接受的話語體系才能發揮大他者的作用，進而促進社會優良風氣的良性循環。因而在構建故事前，需要加強對民眾需求與心理的了解，增強民眾對思政話語體系的理解與認同。這也是破解思政教育主體性困境的必由之路。在思政教育故事傳播過程中，所要做的就是喚醒情感，重構思政教育中的主體性，以此發揮思政教育大他者的作用。因為情感認同都是建立在理性理解的基礎之上，那么思想政治話語體系融入民眾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專業話語“飛入尋常百姓家”就顯得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也據此指出：“一個道理能深入淺出闡釋清楚，走到哪里能很快同群眾打成一片，講的話群眾喜歡聽，寫的文章群眾喜歡看，這樣才主動，才能得心應手?！保?1］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思政教育主體性困境才能被破解，思政教育構建的大他者才能發揮話語作用。

（二）回歸思政敘事過程：尋找感性與理性的張力

思政教育的過程性指向與ChatGPT的結果性指向沖突，造成路途與景深的缺乏，思政教育生存空間不斷窄化，造就“單向度的人”。思政教育是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內容、教育方式、教育場景等的完整系統。一方面，只有在長期持久的教育中，通過教育者對受教育者進行知識傳授、價值引領以及榜樣的樹立等多種類型的教育活動，才能推動人思想的轉變與情感的認同。另一方面，講好思政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個課對教師素質要求很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思政課教學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涉及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涉及世界史、國際共運史，涉及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等等”［32］?？梢?，教育過程長期性與教育內容之繁雜性就決定著單依仗教育技術達到思政教育目標簡直是天方夜譚。

首先，只有明確思政教育的實踐樣態，即回歸思政教育過程的完整性與豐富性才能在實踐中合理處理感性與理性間的關系問題。人的價值觀與情感認同是潛移默化的過程，這就要求思政教育回歸過程性，聚焦思政教育的人文性與生命性。大學的思政課程作為大學教育的基礎，是幫助學生樹立正確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重要抓手，還具有提升學生思想覺悟，轉變學生思想的作用。但單一的思政課程教學并不能促進受教育者正確價值觀與品德的形成，反而窄化了思政教育的育人途徑。教師在思政教育教學中應促進思政教育走出課堂，走向社會，走向生活，杜絕以功利性目的為導向，增強思政教育的過程性體驗，在生動的環境中達到育人目的。思政教育中主流意識形態的感性傳播必然也需要專業化的隊伍與專門性的人才［33］。在思政教育實踐中，加大教育者對感性敘事邏輯的把控能力是提高思政教育效果的重要舉措。

其次，在思政教育回歸過程性的途中，也要時刻關注ChatGPT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與地位。全盤忽視技術會出現思政教育與時代脫軌、缺乏時代精神與創新性等問題。所以，思政教育應尋找學科感性與技術理性間的合理張力。換言之，思政教育不僅要發揮感性敘事邏輯的優勢，也要利用技術拓寬思政教育的傳播與更新途徑。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新的話語體系層出不窮，要做好思政教育的感性敘事，就要緊跟時代步伐，在時代話語中參悟民眾的多元需要與情感訴求，以此作為突破點與中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開展思政敘事，并將典型故事與思政教育的過程性通過教育技術傳播給更多的民眾，使思政教育獲得廣泛的傳播路徑與強大的生命力。對思政感性邏輯與技術應用邏輯間合理向度的尋求，最終目的是破解單向度的人，培養有思想、有擔當、有血有肉的時代新人。

（三）規范數字化倫理限度：謹防意識形態的敘事性滲透

技術不是中立的，且存在很多風險。譬如：意識形態風險、數據隱私風險等。如今教育技術應用于思政教育中的導向性不斷強化，教育技術中的算法是影響技術的核心要素，誰掌握ChatGPT的算法，誰就掌握傳播思想的權力。ChatGPT背后隱藏的是技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哪個國家最大程度地影響ChatGPT話語體系中秩序與價值體系的形成，ChatGPT就會與該國家的文化與民族精神產生反應，影響ChatGPT的發展走向，甚至向他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

互聯網使得各種話語體系存在于同一空間，思政教育話語體系的不斷更新中夾雜著層出不窮的消極話語。據此，拉克勞舉了一個例子。在村莊里有一條瀑布，生活在這里的村民每天已經習慣了伴隨“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水聲生活，瀑布的聲音已經成為生活的背景音。突然有一天，瀑布停止下落，村民第一次體會到寂靜，但這個空白很快便被其他的噪音所填滿。在拉克勞的例子中可以探析出我國主流話語權與其他話語之間的關系。其中“瀑布”就是我國主流的、占霸權地位的話語權，但它總是會受到其他噪音的挑戰，它只能以壓制、遮蔽掉它們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霸權地位［34］。我們如何看待外來話語體系完全取決于與自身認同的話語體系間的匹配程度。從國際局勢來看，部分西方國家從未停止過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滲透。部分西方媒體利用一切機會向我國滲透“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而國內話語環境也確實受到不利影響，社會中存在著對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的追捧。

拉克勞關于“瀑布”的例子，為我們加強話語主導權提供了思路借鑒。要防止技術本身攜帶的意識形態的滲透，就急需提升技術能力，以此提高技術話語權，壓制消極話語的沖擊。在防止技術的意識形態滲透方面，我們要不斷發展技術的前沿領域，形成獨屬我國的技術體系，堅決抵制西方的文化滲透，并占據思想傳播的制高點。時刻保持憂患意識，警惕意識形態滲透，加速高精尖技術發展，為我國思政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打造堅實的利器［35］。與此同時，加大我國話語體系的傳播強度，增強對紅色文化等優秀傳統文化的宣傳，以中華優秀傳統美德對抗外來的腐朽文化，以此喚醒民眾、打動民眾，從而在國內建設起堅固的話語體系背景音與強有力的文化網絡，保證我國話語體系的主導地位。

注釋：

①拉康用語，“大他者”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論中最具原創性的概念?！按笏摺奔捶栃栽捳Z體系，是一種具有霸權地位的話語體系，本文中的“大他者”主要指教育觀念方面的“大他者”。

②由當代著名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功績社會主要指疲憊的、抑郁的功績主體在不斷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戰斗中，功績主體因為自身而困苦不堪。

③奇點即大他者無法解釋的、處于大他者話語體系外的、不屬于任何部分的部分。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習近平向國際ＡＩ與教育大會致賀信［Ｎ］．人民日報，2019-05-17（01）.

［2］［28］人民日報記者.習近平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Ｎ］．人民日報，2016-12-09（01）．

［3］［16］［33］羅紅杰.論意識形態感性敘事及其正向建構［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88-94.

［4］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修訂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要論精選增訂本［M］.高放，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1：232.

［6］韓連慶.技術意向性的含義與功能［J］.哲學研究，2012（10）：97-103，129.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4.

［8］刁生富.重估大數據與人的生存［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67.

［9］伏羲，姬昌，孔子.周易［M］.楊天才，張善文，譯.北京：中華書局，2019：600.

［10］何中華.馬克思與孔夫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7.

［11］胡華.智能思政：思想政治教育與人工智能的時代融合［J］.思想教育研究，2022（01）：41-46.

［12］汪懷君.技術恐懼與技術拜物教——人工智能時代的迷思［J］.學術界，2021（01）：197-209.

［13］張汝倫.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106-107.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15］劉濟良， 馬苗苗.智能時代下教育的困境與堅守——基于生命哲學的視角［J］.教育發展研究，2021（20）：2.

［17］王楠.當代青年網絡話語表達范式：生成、功能與引導［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82-87.

［18］Molly Macdonald， Hegel and Psychoanalys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M］.London：Routledge，2014，pp.1-20.

［19］Jacques Lacan，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trans.Dennis Porter［M］.London： Routledge，1992，р.112.

［20］［21］〔美〕保羅·維利里奧.解放的速度［M］.陸元昶，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33;34.

［22］藍江.功績社會下的倦?。簝染砗徒箲]現象的社會根源［J］.理論月刊，2022（07）：5-11.

［23］〔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M］.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

［24］倪梁康.現象學背景中的意向性問題［J］.學術月刊，2006（06）：47-50.

［25］〔德〕海德格爾.陳嘉映.存在與時間［M］.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80.

［26］Verbeek P.Artifacts and attachment：a postscript philosophy of mediation ［M］.// Harbers H，et al.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agency and normativity in the cop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5：132-133.

［27］王維平，汪釗.數字資本拜物教的生成機理與治理路徑［J］.上海經濟研究，2022（11）：26-39.

［29］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31］習近平.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38.

［32］習近平.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J］.求是，2020（17）：15.

［34］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M］.London：Verso，1996：102-104.

［35］王慧媛.探索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的進化與創新［J］.學術探索，2022（10）：145-150.

（責任編輯：姜佳宏）

Risk Warning and Relief Dir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hatGPT Environment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Ideological Sensory Narrative Teaching

PU Danyang，ZHANG Jingwe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has triggered the subjectivity challenge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eld has triggered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of “pseudo participation”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directional change has triggered the value challenge of technological fetishism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story based confrontation” that occurs when individuals are dominated by emotions under digital technology.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he absence of linear narrative leads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distance and depth of field， and the deviation of value caused by the infiltration of capital into technological intentions.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other”.The teaching model of ideological emotional narrative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ree aspects：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emotional narrative to construct the status of the Other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turning to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to find the tension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regulating the limits of digital ethics to guard against the narrative penetration of ideology， Ensure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orien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larify the “changes” and “unchang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Key words：? ideology; perceptual narrative; the great other; road and depth of field; ethical 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