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風險抑或維持關系：審計師職級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

張呈　張淑棋

關鍵詞：審計師職級；關鍵審計事項；法律責任風險；審計質量；客戶關系

中圖分類號：F239.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626X（2024）01-0041-13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審計報告是審計師向資本市場傳遞信息的重要渠道，對促進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自2016年12月財政部出臺《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審計事項》以來，傳統審計報告千篇一律的披露模式被打破，審計師對關鍵領域重大錯報風險的識別與應對過程被公開，進一步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1～4]。但是，隨著審計報告改革的推進，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呈現出事項數量較少、信息內容趨同、持續增量信息較少等問題[5～7]，引發監管部門及資本市場對審計報告改革效果持續性的擔憂。那么，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現狀的因素是什么？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的原因何在？厘清這些問題，才能持續提升審計報告信息含量，助推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

國內外學者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經濟后果進行了廣泛研究。從投資者決策視角來看，Christensen等（2014）[8]、王艷艷等（2018）[1]以及Lennox等（2022）[9]考察了關鍵審計事項對審計報告溝通價值的影響。陳麗紅等（2019）認為關鍵審計事項能為投資者評估公司風險提供決策有用的增量信息[10]。王木之和李丹（2019）指出關鍵審計事項能夠促進個股信息融入市場[2]。史永和李思昊（2020）發現披露關鍵審計事項顯著抑制了股價崩盤風險[11]。趙玉潔等（2020）研究表明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股權融資成本[12]。在分析師預測方面，趙剛等（2019）[13]、劉圻等（2020）[14]發現關鍵審計事項準則提高了分析師預測準確性。從債權人決策視角來看，姜麗莎等（2020）指出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債務融資成本[15]。從審計師行為視角來看，關鍵審計事項促使審計師更加謹慎執業，進而影響審計質量[16～17]與審計收費[18]。然而，針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因素，現有研究成果較少。闞京華和曹淑穎（2018）指出客戶風險與關鍵審計事項數量密切相關[19]。陳麗紅等（2021）發現行業專家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更充分[20]。田高良等（2021）認為不同事務所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各具風格[21]。張婷和張敦力（2023）的研究表明當被審計單位存在舞弊跡象時，審計師會披露更多差異化的關鍵審計事項[22]。耀友福和周蘭（2023）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目越多、風險匹配度較高[23]。上述文獻從客戶特征、審計師行業專長以及事務所層面解釋了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現狀，但在同一事務所內部，不同職級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是否存在差異，其動機是否相同？現有文獻尚未提及，這為本文留下了研究機會。

為此，本文基于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審計師職級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研究發現：審計師職級越高，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少；上述影響在法制化程度高、“十大”事務所審計的情況下更顯著。進一步研究發現：對職級高的審計師而言，較少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并未導致審計質量下降，也未顯著降低客戶變更事務所的概率；但對于職級低的審計師而言，較少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與審計質量降低、客戶關系維持密切相關。研究結論整體表明：在事務所內部不同職級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動機存在差異，職級高的審計師通過披露關鍵審計事項降低法律責任風險及其引發的潛在聲譽損失、經濟損失；而職級低的審計師可能利用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維持客戶關系。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從審計師個人特征層面，拓展了關鍵審計事項影響因素領域的研究。隨著關鍵審計事項準則實施經濟后果的研究不斷深入[1～4，8，16]，學者們開始嘗試從不同維度探究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因素。但是，已有研究主要考察客戶自身風險[19，22～23]以及審計師專業勝任能力[20～21]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并未關注不同職級審計師在聲譽風險、法律責任風險等方面的差異，沒有細分不同職級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動機。本文研究審計師職級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深入挖掘不同職級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動機，對關鍵審計事項影響因素領域的文獻作出了重要補充。第二，本文發現法律責任風險、聲譽風險以及客戶解約風險是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審計師會基于降低風險的考慮減少披露關鍵審計事項，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目前我國上市公司關鍵審計事項數量普遍較少的原因，有助于資本市場深入了解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現狀。第三，本文提示監管部門關注不同職級審計師的審計風險及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決策，可以為監管部門完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助推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關鍵審計事項披露與審計師法律責任風險

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審計事項》（以下簡稱“關鍵審計事項準則”）的規定：關鍵審計事項是本期審計中最為重要的事項，包括重大錯報風險較高的領域、涉及重大判斷和估計的領域以及本期重大交易和事項。注冊會計師應當在審計報告中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描述相關事項的影響以及審計應對措施。關鍵審計事項信息打開了審計師執業過程的“黑箱”，促使審計過程透明度提高[24]，進而影響信息使用者對審計師法律責任風險的感知[25]。

一方面，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會降低審計師法律責任風險。首先，關鍵審計事項能夠發揮“風險預警”作用[25]，提醒信息使用者關注財務報表中的高風險領域。有限關注理論認為，信息使用者的關注是有限的[8]。面對紛繁復雜的資料與信息，如何將有限的精力快速集中到重要事項上十分重要。關鍵審計事項是審計師從與管理層、治理層溝通的事項中，挑選出來的本期審計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事項，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在浩如煙海的訊息中快速鎖定財務報表中高風險領域，正確評估公司風險、謹慎決策，從而減輕其對審計師的法律責任感知，降低審計師法律責任風險。其次，關鍵審計事項揭示了審計師對重大錯報風險的識別與應對，能夠反映出審計師的勤勉盡責[26]。如果未來發生審計失敗，關鍵審計事項信息可能發揮一定程度的“免責”功能[27]，從而減輕利益相關者對審計師的法律責任感知[25]。在此情形下，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面臨的法律責任風險越低。

另一方面，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會增加審計師法律責任風險[28～29]。關鍵審計事項揭示了審計師的執業過程，有利于財務報表信息使用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審計師的風險評估與風險應對。一旦審計失敗，關鍵審計事項信息將成為利益相關者起訴審計師的重要依據。根據罪責控制理論，不恰當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特別是當關鍵審計事項后來被發現存在重大錯報時，更可能引發信息使用者對注冊會計師專業勝任能力及執業謹慎性的質疑[30]。他們會認為：既然審計師已經關注到了相關事項，那么為何沒有采取適當的措施控制風險，為什么財務報表中依然存在重大錯報？這種質疑會增加信息使用者對審計師法律責任的感知，導致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風險增加[28]。在此情形下，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面臨的法律責任風險越高。

（二）審計師職級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

在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的組織架構比較復雜，不同類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內部層級各具特點。以合伙型事務所為例，會計師事務所內部通常包括首席合伙人、高級合伙人、部門經理、審計助理等不同職級。首席合伙人與高級合伙人全面負責事務所工作，處理和決策所有重大事項；部門經理負責與委托人就審計報告或審計工作中發生的問題進行協商，直接監督和管理審計工作；審計助理協助部門經理完成被分派的審計任務。不同職級的審計師掌握的資源和權力存在差異。一般而言，審計師職級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掌握的資源越豐富[31]。這也就意味著，職級高的審計師在被起訴時，可能造成的聲譽損失和經濟損失更大。從聲譽損失來看，一旦審計師被認為存在過失或欺詐，將損壞審計師聲譽，進而導致客戶流失、收費下降等不利影響[32]。而通常情況下，職級高的審計師會分配給大客戶[33]，大客戶流失會帶來更大額的審計收費下降、更可能引發其他客戶解約，從而帶來較大的聲譽損失。從經濟損失來看，審計失敗將影響審計師晉升與職業發展，包括審計師失去現有權力及資源甚至被解聘的損失，以及審計師難以再次獲得同等地位和權力造成的損失[31]。顯然，審計師職級越高，面臨的潛在經濟損失越大。因此，相較于職級低的審計師，職級高的審計師更有動機規避法律責任風險，以降低潛在的聲譽損失和經濟損失。結合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來看，如果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得越多，越有助于降低（提高）法律責任風險，則職級高的審計師會披露更多（少）的關鍵審計事項。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對立假設：

假設1a：審計師職級越高，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

假設1b：審計師職級越高，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少。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為檢驗審計師職級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構建如下研究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KAM_Num）用新審計報告中關鍵審計事項數量（KAM_N）加1取對數表示。解釋變量為審計師職級（Manager），借鑒申慧慧（2021）的研究[31]，如果注冊會計師在事務所中的職級有質控、總審、復核、所長、負責人、總監、高級、主任、部長字樣，則認定為職級高的審計師（高級經理以上級別的審計師），此時變量Manager取1，否則認定為職級低的審計師（高級經理以下級別的審計師），變量Manager取0。

在模型中引入如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A）、銷售收入增長率（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事務所變更（Switch）、事務所類型（Big4）、審計師學歷（Degree）、審計師經驗（Experience）。此外，增加行業、年份虛擬變量，以控制相關因素的干擾。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由于國泰安數據庫中注冊會計師個人數據是從2017年開始的，因此本文以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基礎，剔除金融行業以及ST、*ST上市公司樣本，剔除注冊會計師的重名數據，剔除關鍵審計事項、控制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公司－年－審計師”數據共25983個，并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前后1%水平的縮尾處理。本文相關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其中，關鍵審計事項數量（KAM_N）的均值為2.057，標準差為0.643，與路軍和張金丹（2018）[6]的統計結果相近。審計師職級（Manager）均值為0.219，表明樣本中大約有21.9%的簽字審計師達到高級經理及以上級別。資產規模（Size）的均值為22.348，標準差為1.312，說明不同企業資產規模存在較大差異。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為0.423，表明樣本公司平均資產負債率為42.3%?？傎Y產收益率（ROA）的均值為0.032，意味著樣本公司均有一定盈利能力。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的均值為0.332，標準差為0.144，說明不同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存在差異。成長能力（Growth）的均值為0.150，表示樣本公司當期營業收入較上期增長了約15%。事務所變更（Switch）的均值為0.100，說明有10%的公司發生了事務所變更。事務所類型（Big4）的均值為0.060，表示大約6%的公司聘請了“四大”進行審計。審計師執業年限（Ex?perience）的均值為2.489，說明平均簽字年限為12（e2.489）年。審計師學歷（Degree）的均值為0.116，說明大約11.6%的審計師獲得了碩士以上學歷。

（二）回歸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審計師職級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列（1）不增加控制變量的情況下，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列（2）增加控制變更的情況下，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審計師職級越高，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少。因此，假設1a不成立，假設1b得到證明，即相較于職級低的審計師，職級高的審計師為了避免因披露不恰當關鍵審計事項引發的法律責任風險，以及潛在聲譽損失、經濟損失，傾向于少披露關鍵審計事項。

（三）穩健性檢驗

第一，增加控制變量。關鍵審計事項是審計師與管理層、治理層溝通之后的結果，公司治理層面的因素會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為此，本文在控制變量中增加兩個公司治理層面的變量：一是兩職合一（Dual），若上市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由同一人兼任，則取1，反之取0；二是四委會數量（Decimal），即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戰略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設立個數，重新代入模型（1）回歸?；貧w結果如表4列（1）顯示：審計師職級（Manage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在增加控制變量之后，研究結論仍然是穩健的。

第二，調整樣本區間。我國關鍵審計事項準則于2017年1月1日起率先在A+H股公司試點，于2018年1月1日起在其他上市公司全面實施?？紤]到年報審計的滯后性，我國大多數A股上市公司在2017年年報中首次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為了排除政策實施第一年審計師之間模仿效應的干擾，本文將2017年樣本數據剔除，利用2018年之后的樣本進行回歸。表4列（2）回歸結果顯示，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已有結論依然成立。

第三，內生性檢驗。低風險客戶可能基于聲譽的考慮，要求事務所分配職級高的審計師對其進行審計，而低風險客戶往往關鍵審計事項較少[19]。因此，關鍵審計事項披露與審計師職級之間存在因自選擇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利用Heckman兩階段回歸緩解上述內生性問題，表4列（3）中回歸結果顯示，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已有結論依然成立。

（四）異質性分析

1. 區分法律環境

不同法律環境下，注冊會計師面臨的法律責任風險存在差異。地區法制化程度越高，投資者維權意識越強，審計師被起訴的概率較大，相應的法律責任風險更高。根據前文邏輯，在此情形下，職級高的審計師披露不恰當關鍵審計事項之后，因法律訴訟帶來的潛在聲譽損失、經濟損失相應也會更大。因此，職級高的審計師將會更加謹慎，從而披露更少的關鍵審計事項。而在法制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審計師面臨的法律責任風險相對較小，披露不恰當關鍵審計事項可能引發的潛在損失相對較小，從而職級高的審計師通過披露關鍵審計事項規避法律責任風險的動機將大大減弱。因此，本文預期審計師職級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在法制化程度高的地區更加顯著。

本文利用樊綱市場化指數中的細分指標“維護市場的法治環境”得分度量地區法制化程度，并按其中位數將樣本公司劃分為法制化程度高、低兩組，分別代入模型（1）回歸。如表5所示：列（1）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列（2）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職級高的審計師，對處于法制化程度較高地區的上市公司披露了更少的關鍵審計事項。

2. 區分事務所類型

通常認為，來自大所的審計師面臨的法律責任風險、聲譽風險更大。因此，相較于小所的高職級審計師，大所的高職級審計師利用關鍵審計事項披露降低法律責任風險的動機更強。前文研究發現，職級高的審計師傾向于減少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減輕因披露不恰當關鍵審計事項引發的潛在法律責任風險及其他損失。因此，本文預期審計師職級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負相關關系，在大所中更加顯著。

為了驗證上述猜想，本文按照中注協規定的事務所綜合排名，將排名前十的事務所認定為大所，并將樣本劃分為“十大”、非“十大”兩組分別進行回歸。表5的回歸結果顯示：列（3）中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列（4）變量Manager的回歸系數不顯著，意味著來自于“十大”職級較高的審計師更傾向于少披露關鍵審計事項。

五、進一步研究

（一）職級高的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后，審計質量是否受損

前文研究結果顯示：相較于職級低的審計師，高職級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更少。那么，這種披露是否以犧牲審計質量為代價？如果是，那么高職級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少，對應的審計質量將會越差。如果否，那么上述高職級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量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將不成立。為此，本文構建研究模型（2），進一步檢驗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變量absDA為審計質量的衡量指標，利用按照修正瓊斯模型（Dechow等，1995）計算的上市公司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34]來表示。通常認為被審計單位上市公司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越小，盈余管理程度越小，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越大，審計質量越好；反之，審計質量越差。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KAM_ Num）的定義同上。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擾，在模型中增加如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A）、銷售收入增長率（Growth）、兩職合一（Dual）、是否國企（SOE）、四委會數量（Decimal）、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事務所類型（Big4）、上期審計意見類型（MAOl）、審計延遲（Delay）、審計師學歷（Degree）和審計師經驗（Experience）。其中，上期審計意見類型（MAOl）表示上市公司在上期年報審計中是否收到非無保留意見，若是取1，反之取0；審計延遲（Delay）采用審計報告日與資產負債表日之間的天數間隔取對數衡量。其他變量的定義與模型（1）一致。

表6報告了審計師職級、關鍵審計事項披露與審計質量的回歸結果。列（1）利用職級低的審計師進行回歸時，變量KAM_Num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對職級低的審計師而言，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少），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高），審計質量越好（差）。這與陳麗紅等（2019）[10]研究結論結論一致。列（2）利用職級高的審計師進行回歸時，變量KAM_Num的回歸系數不顯著，意味著對職級高的審計師而言，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的減少，并未帶來審計質量的顯著下降，說明高職級審計師在披露較少的關鍵審計事項時，并未損害審計質量?？赡艿脑蛟谟冢郝毤壐叩膶徲嫀?，專業勝任能力更強，能夠更加精準地識別被審計單位高風險領域，只關注少數高風險領域便可將審計風險降低。

（二）職級高的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有利于維持客戶關系嗎

較為充分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往往意味著被審計單位的重大錯報風險領域較多，能夠傳遞出的增量風險信息越豐富，對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影響越大[1]。被審計單位，特別是高風險客戶，有動機游說審計師減少關鍵審計事項披露，以隱藏自身的風險[35]。此時，如果審計師向客戶妥協并減少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更可能得到客戶續聘。那么，職級高的審計師在披露較少的關鍵審計事項之后，是否會顯著降低客戶解約風險呢？本文構建研究模型（3）進行檢驗。

模型中變量Switch表示下一期被審計單位是否發生事務所變更，若是取1，反之取0。模型（3）中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A）、銷售收入增長率（Growth）、是否國企（SOE）、兩職合一（Dual）、四委會數量（Decimal）、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事務所類型（Big4）、上市公司是否受罰（Violat：若是取1 ，反之取0）、上期審計意見類型（MAOl）以及上市公司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absDA）。相關變量的定義同上。

表7列（1）利用職級低的審計師進行回歸時，變量KAM_Num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對于職級低的審計師而言，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少），下一年發生事務所變更的概率越大（?。?，即較少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有助于維持客戶關系。列（2）利用職級高的審計師進行回歸時，變量KAM_Num的系數不顯著，說明對于職級高的審計師而言，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并未顯著影響客戶變更事務所的概率?；貧w結果說明職級低的審計師更有動機通過減少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維持客戶關系。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自新審計報告改革實施以來，審計執業過程的“黑箱”被打開。審計師通過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揭示被審計單位的高風險領域，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對稱，促進資本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是，隨著審計報告改革的推進，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呈現出事項數量較少、信息內容趨同、持續增量信息較少等問題，引發監管部門對審計報告改革效果持續性的擔憂。深入挖掘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動機，有助于識別導致當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現狀的深層次原因，持續提升審計報告決策價值。

本文利用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審計師職級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研究發現：審計師職級越高，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少，上述關系在法制化程度高、“十大”審計時更顯著。進一步研究發現：當職級高的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時，審計質量并未顯著下降；當職級低的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時，客戶解約風險顯著降低。說明減輕法律責任風險及潛在聲譽損失、經濟損失，是職級高的審計師減少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主要動機，而維持客戶關系是職級低的審計師減少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主要動機。

為持續提升審計報告的決策價值，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監管部門應當重視不同職級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動機，特別是低職級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時，要恰當評估審計師與客戶合謀的風險。由于低職級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被客戶解約的概率越大，因此，當職級低的審計師披露較少關鍵審計事項時，監管部門應當謹慎評估其風險，考慮是否存在審計師為維持客戶關系向被審計單位妥協、甚至與客戶串通舞弊的可能。第二，建議事務所在進行質量管理時，重點選擇低職級審計師所審計的關鍵審計事項較少的公司進行檢查、復核，以合理控制審計風險。對職級低的審計師而言，較少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通常伴隨著更差的審計質量，這意味著低職級審計師更可能通過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對審計過程中的高風險領域進行掩蓋。因此，對于審計師職級低且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少的年報審計項目，事務所應當提供更多的監督與復核，以控制審計風險。第三，出臺相關準則完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與審計報告決策價值密切相關，通常來說，關鍵審計事項越多，審計報告的決策價值越大。但目前無論是高職級還是低職級的審計師，都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減少披露關鍵審計事項，影響審計報告決策價值。建議準則制定部門完善關鍵審計事項準則及其指引，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提出指導性意見，促進審計師增加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

（責任編輯：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