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性治理視域下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賦能路徑研究

藍媛慧

關鍵詞：大數據；高等教育管理；整體性治理；賦能路徑；數字化2.0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626X（2024）01-0120-06

一、引言

隨著數據科學、智能算法和配對邏輯等一系列數字化工具、服務和應用方案不斷作用于各大行業，社會經濟增長方式、政府職能的實現方式和文化教育的賦能方式都迎來了新的布局。2021年3月，教育部提出在教育管理中實現數據推動轉變，進一步提升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程度，以數字化教育治理體系為高等教育現代化保駕護航[1]。我國高等教育經過多輪信息技術應用的轉型，早已在高校教學、科研和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適用的邏輯。大數據技術的普及促使高等教育管理數字化與管理理念、管理目標和管理手段進行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接軌，主要表現為以服務為理念、以師生增值為目標、以預測為手段的數據核心競爭態勢。局部數字化、全局可視化、分析智能化的大數據應用策略成為高等教育的新命題，利用大數據實現高等教育管理數字化是我國應對新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造面向新時代新型教育的重要舉措。

在大數據時代的數字化布局下，我國高等教育管理不斷順應全球范圍內掀起的新興科技革命，但依然存在治理主體和治理目標之間相互游離的問題，職能分類越來越細與部門協調越來越復雜的矛盾不斷凸顯，管理內容的多變性與管理方法的整體性未能很好同軌匹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在數字化背景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一是價值理念與時俱進意識淡薄，缺乏從善政轉向善治的現實自覺；二是過度分權，造成了組織間信息“碎片化”，表現為信息數據條塊分割和信息孤島；三是各自為政，各部門、各學院之間缺乏統籌和協調機制；四是基于信息技術的創新應用不足，滿足于傳統行政處理方式。因此，利用大數據思維，全局性把握、統籌和分析效能短板和提升空間便顯得至關重要，如何從整體需求出發，采取有效的協調與整合實現職能與部門之間的無縫治理成為關鍵。高等教育面臨的這種環境亟需一種“整體性治理”的觀照視野?！罢w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指出“數字治理時代”必須以整體視角為導向，兼顧全面的需求結構，并且涉及政府職能如何進行重新拆分整合，以此實現行政過程的數字化[2]。大數據思維與“整體性治理理論”相契合，其無縫對接、整合多個治理主體之間的目標、手段及執行路徑，從而建立更為高效、便捷的科學之路?，F代化高等教育以廣大師生群體為本、多元主體監督、多方參與的新發展趨勢決定了“整體性治理理論”的適用性。換言之，在組織結構上通過構建大數據互聯互通平臺的設想，對治理層級、功能、不同部門關系以及相關信息等碎片化問題進行橫向和縱向有機協調與整合，構建多元主體、多領域和多環節相互依賴與相互制約的合生共治新格局，實現無縫隙、整體型服務的高校治理圖景。

英國社會科學家佩里·?？怂梗≒erri Six，原名David Ashworth）提出的整體性治理是在新公共管理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治理模式。?？怂拐J為無論是協同性、整體性還是整合或協調，都一直是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標[3]。整體性治理的優勢在于：以信息技術的創新應用為依托，不僅可以克服“碎片化”管理的困境，還能建立一種多元管理主體全合作關系。因此，整體性治理理論強調領導核心機構對管理過程的控制和協調能力，將多部門的協同辦公整合為有機整體。同時，整體性治理要求以服務師生需求為導向，堅持師生需求至上，以師生需求為導向，從用戶視角優化政務管理服務的內容、流程、渠道和模式，不斷提升政務服務體驗和師生滿意度，促使行政部門以信息技術為治理手段，以協調、整合與責任感為治理策略，建構整體性辦公室治理模式。此外，整體性治理可以發揮信息技術在教育管理機制中的引領作用，推進信息技術與業務工作的深度融合?？傊?，整體性治理的整合協調、政策協調、超越分工的組織架構對我國高校行政組織在構建大數據協同創新中有重要啟發和應用價值。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整體性治理理論進入大學治理的視野提供了技術保障。國內外教育領域大數據應用主要體現在教育數據的挖掘、保護、開放和教育應用四個方面，在日常校園事務管理中，具體應用到工作層面中涉及決策管理、學生教學工作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科技賽道中，高校運用大數據技術建構了全新的數據治理平臺，其高校治理方式諸如辦公實踐方式、輔政決策方式、人才需求、管理層級以及信息數據開放程度等也由此發生了一系列轉變。比如梅西大學（Massey University）[4]遠程教育的探索實現了從人工操作場域向智能化空間轉變，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5]的數據治理體系推動了輔政決策從單一處理信息向綜合智庫轉變，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6]建立的數字策展中心（DCC）實現了信息數據各自為政向數據開放共享轉變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高等教育科技賽道的轉變也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與驅動力?，F階段我國高校為全面振興本科教育，正大力推進新文科建設，加速各個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理工類高校加快優化文科專業布局，助力打造文工、文理交叉融合的新型產業學院；財經類高校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數據化時代來臨為“新財經”的發展提供了跨學科方法研究，以實現內容的創新。大數據為人文學科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工具，進一步創新數字人文的研究范式，成為建設新文科的利器。高等教育管理應當堅定走大數據技術賦能的路徑，廣泛學習和研究大數據新應用和新平臺建設，提升系統各層級統籌協調、整合效能，高校應建立大數據協同創新中心，將互融、協同、自適應、一體化等作為管理改革的核心?；诖?，本文試圖從整體性理論的“道”“法”“器”“術”四個層面探討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復合路徑。

二、整體性理論之“道”：重視頂層設計，加強統籌規劃

高校大數據建設與應用存在單獨建設、重復建設的問題，原因之一在于頂層團隊在數據建設中沒有做好頂層設計與統一統籌規劃。目前，高校統籌大數據建設主要通過設置首席信息主管（CIO）的方式進行。CIO是指具有領導力思維、戰略視野、協同管理經驗，理解業務領域知識，精通信息技術，擁有良好職業素養的復合型人才[7]。CIO在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技術應用中具有戰略考量、預算管理與項目管理以及確保數據系統的穩定性等重要意義[8]。CIO的價值在于通盤謀劃、統籌資源分配、明確推進節奏和細化落實責任。在明確CIO的責任后，配合其通盤謀劃而加強統籌規劃同樣重要。

首先，明確落實小組協同機制。小組協同機制通常表現為成立專門的數據管理領導小組，統籌推動有關工作，尤其在面對重要項目的時候，明確院級分管領導、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建立臺賬，壓實推進。為此，高校應成立大數據領導小組，由書記或校長擔任組長，主動推進配套設施建設，出臺相關政策，落實主體責任，提供大數據管理的物質保障措施。圍繞不同高校的實際政務情況，該領導小組可根據需求，通過選拔任命首席信息主管，負責學校數據發展戰略與章程制度設定、發展時間節點規劃、重大項目建設統籌等；并進行審核批復，確保數據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在此基礎上，設置數字化建設部門分管數據管理，該組織獨立于信息辦，集中負責學校數據資源管理的日常工作。此外，可外設專家咨詢委員會和項目評估委員會，提供專業化的大數據智力決策支持，形成良性的大數據與高校發展聯動機制。

其次，高校要做好數據管理建設的協調統籌工作。目前許多高校將偏重管理的首席信息主管與偏重技術的數字化建設部門重合。這種職位交叉導致部門只負責基礎網絡及設施的配置與維護，無法準確把握高校數字化的規劃和管理需求，容易陷入將建設規劃交給各職能部門自行開發而首席信息主管無法對此進行頂層設計的誤區。因此，在構建高校數字化建設部門時，需要將管理（首席信息主管）和技術（數字化建設部門）進行科學合理的權限設置和分工安排，增強首席信息主管和數字化建設部門的協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數字化建設部門而言，它并不著眼于硬件設施的維護，而是致力于挖掘數據、使用數據和開發系統，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規范和審批機制，這就要求依法依規設計大數據采集框架，如通過應用主體、數據應用領域、數據來源進行分類采集等。相關規劃可參考表1。

最后，發揮好高校內部各院系及各行政部門的主動性，強化基層業務部門的數據聯動機制。高校內各部門可以將單位數據資源的優勢進行互補，對不同類型的大數據資源進行優質的集成與整合，借鑒我國政府智慧城市建設中“聯合使用總體＋聯合技術總體”的建設模式，驅動從上而下的數據統籌機制和從下而上的聯動協調機制進行協同創新。因此，基層業務部門可以積極發揮能動性與主動性，打造小型數據庫與平臺，引進或培養技術數據管理員，將數據收集、整合、分析變成行政工作的常態。在必要的時候，小型數據庫的數據保證可以統一向高校大數據中心歸集，由高校大數據應用平臺提供統一的數據服務。

三、整體性理論之“法”：提升主體素質，優化人才配置

聯合國《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提出了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概念，其體現為不同人群掌握數字技術的水平存在不斷拉大、日漸懸殊的差距[10]。面對飛速更新的數字技術和日益改變的應用環境，人才不僅是應對數字鴻溝的關鍵，還是引領數字化社會發展的第一要素，新時代高校建設與優勢集聚更離不開掌握技術與熟練管理的人才隊伍。

首先，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技術應用，要注重人才素質提升工程。在大數據時代，提高高等教育管理人員業務素質主要體現在大數據應用平臺操作、數字化技能、大數據工作思維等方面。這要求對其思想與技能進行定期培訓，以適應智慧校園建設的需要。在這種人才需求環境下，基層單位應定期組織巡回專題培訓，對相關行政人員進行培訓，對大數據技術操作人員進行最新的技能實操培訓。此外，可以根據長、中、短期的需要，分類培養大數據高級技術人才、數字工程技術人才和數字基礎應用人才，進一步鞏固大數據人才梯隊，優化大數據人才隊伍。在上述事項取得實質性進展后，應定期召開座談反饋會，實現精確靶向培訓，建立長效服務機制，建設數據系統與平臺持續性為行政人員提供周全的數據指導服務機制，并通過制定績效獎懲制度機制來調動與保障基層人員的學習熱情。

其次，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技術應用，需要落實新型人才引進政策。對內部行政與技術人員進行培養，能夠充分調動高校師資資源，達成持久的學習機制。具有教育與信息技術雙重知識背景的復合型人才是形成完備數據網絡最牢固的節點，因此，高校構建大數據共享平臺需要招募充足的技術研發、創新應用型人才。與企業相比，高校在薪酬、施展空間以及發展前景上對于人才的吸引天然處于劣勢，但在穩定性、成就感等方面具有優勢。通過制定符合高校特色的人才策略、特色化引進途徑、編制落實、人才津貼和居住保障，給予職稱評估和科研立項的優先，給科技人才以符合其工作貢獻的尊重和實惠。

最后，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技術應用，還需要擴大大數據復合型人才培養和輸出，這是戰略和市場的共同需求。2016年，教育部同意在本科設置“數據科學與大數據專業”。同年2月，北京大學和中南大學等率先開辦該專業，下涉經管、社會學、環境科學等課程，構建跨學科課程體系。截至2018年3月教育部第三次批復設立時，已經單次批準超過300所高校、250個點建設大數據專業，全國總專業點累計285 個。而截至2023年，開設該專業的高校數量上升到757所[11]?？珙I域、跨專業的大數據科學與大數據專業復合型人才培養是當前高校發展的重中之重。大數據、人工智能、5G移動網絡為發展大數據科學與大數據專業帶來發展機遇，高校應該順勢而為，積極應對。

四、整體性理論之“器”：轉變服務方式，優化管理效能

首先，大數據為高等教育管理部門的工作方式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驅使高等教育管理朝著更加高效、高質量的方向發展。其中，最顯著的是工作方式從單一到多元的轉變。大數據不僅是一種技術，還是一種服務端口，牽涉服務主體、服務標準、服務方式等各方面。大數據可以讓高校行政服務的主體從高校某個具體事務辦公室延展到通過大數據整合形成的高校行政共同體和高校聯盟，甚至可以包括社會監督主體和社會企業服務商主體。主體的多樣性決定了服務標準的多樣化，它能夠將具體的服務程序量化為科學、可行、受到廣泛認可的標準，并形成各部門服務標準的互補與調和，更實際地服務對象。服務方式的多樣化能夠打通多種渠道，實現服務方式的多樣化，拉近與服務對象的距離，更好統籌各部門的業務，實現服務效能的優化。

其次，工作方式的轉變促進了工作態度從被動應對到主動服務的轉換。過往高校管理往往是基于“發現→監督→控制→溝通→處理”的行動邏輯，被動地針對可能發生的行政事務和管理業務來進行應對。這種局面會極大地制約高等教育管理在人才管理、教研管理以及財務審計等領域的改進過程，并且影響高?？蒲泄ぷ鞯拈_展。大數據在高等教育管理系統中具有用戶數據采集和分析、用戶行為模擬、實時協同輸出等表現，促使行政人員主動服務師生員工，提升辦公系統智能性，幫助師生更便捷地進行必要的業務申請與填報，轉變為“獲取→處理→使用→服務→反饋→評估”的用戶邏輯。如果大數據平臺提供的畫像信息與記錄能夠判定師生及某些單位符合高校某項服務的條件，那么高等教育管理部門可以主動代師生進行服務申請，提前進行程序審批；如果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根據畫像信息預測出師生最近的科研與學習需求，可在資源到位的情況下主動將資源服務推送給師生和基層單位。

最后，工作方式和工作態度的轉變最終可以實現管理服務模式從基礎式服務到智能化服務的轉型。運用大數據智能辦公系統，繁雜性的事務管理由人工交由“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管理人員能從大量重復、繁冗的事務中解放出來。高校能夠借此整合人力資源，將更合理的人力投放到業務流程邏輯和數據交換的程序研判，提升數據的價值，更專注于數據的快速配置及橫向和縱向業務的深度關聯，促進松散耦合的業務流程之間相互融合。智能化服務能夠人性化地調整高等教育管理過程中決策支持、職能管理、事務管理的比重，形成良好的人力資源閉環。

五、整體性理論之“術”：升級信息技術，重構平臺互通

教育信息資源大數據的標準是“覆蓋全國、統一標準、上下聯動、資源共享”，實現過程的核心是伴隨式數據采集[12]。作為“國-省-?！比壜搫哟髷祿幕A，各高校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十分關鍵，只有基礎數據收集運營的完整性得到保證，橫向與縱向數據傳輸的完整性才能得到保障，更深層次的大數據運用、決策、研究才能有序開展。因此應該積極尋求技術的升級，構建互聯互通的大數據平臺，為大數據平臺分級構建提供支持。高校需具有前沿的數據素養，接納諸如大數據和云、物聯網、AI等最新技術，用以打造最新的大數據平臺。該平臺的數據具有匯集性、完整性、動態性，數據間相互聯系，可進行集中或分類的可視化分析。在搭建大數據平臺時，高等教育管理部門作為節點與內部其他業務部門關聯，也與外部高校聯盟和社會多元主體關聯，成為高等教育管理大數據的樞紐，面對海量的數據需要做好主體、對象、標準等要素的梳理。

建設大數據技術應用平臺，除了解決技術問題之外，還應對統一平臺目的、功能、結構進行合理統籌謀劃。在設立互聯互通的平臺構建目標后，平臺配備基本功能應包括：收集整理高校業務數據，形成標準分類與規范，實現各部門數據的統籌整合與協調；打造智能化信息中樞，對數據進行對比與分析，實現管理者決策智能化與科學化；創新數據服務運用，開拓用戶參與、反饋的渠道，實現數據服務師生。在明確目標和確保功能的前提下，平臺需要合理優化應用結構，這直接關系到平臺互通的最終重構成效。

首先，需要對基礎數據層運維，包括統一數據庫中的數據收集、儲存、清洗等。如對舊有業務系統數據整合、統一處理目前生成的動態數據；結構化程度不同的數據分類采集和儲存，降低業務部門的重復采集率，增加各業務部門的協作聯系；建立包括數據儲存、數據處理、數據傳輸、數據服務、數據安全、數據應用等全面的數據標準，構建全面標準的大數據庫與數據中心，為進一步的業務開發與決策提供數據支持等。

其次，需要發展業務支撐層。業務支撐層包含組件接口、處理引擎、數據應用與可視化引擎等，涉及大數據的具體應用。在提供總數據庫對數據進行共享遷移的同時，各業務部門與高等教育管理部門都可以通過平臺中的服務引擎對各部門所涉及的業務進行再次開發，進行主體式的數據定制，保證數據的利用率，發揮數據的全部作用。

最后，由決策支持層起統籌作用。決策支持是由越來越多決策的需求所驅動的，大數據技術應用平臺對位于基礎數據層與業務支撐層的數據進行關聯分析與趨勢預測，以各種可視化圖表的方式將結果最為直觀地展現在高等教育決策者和管理人員面前，能為各層級人員提供決策支持。

六、結語

信息化時代的高等教育管理“數字化轉型”已是勢在必行，整體性治理的理論能夠引導高等教育管理人員以提高服務效能為核心，從自身的實際工作出發，堅持頂層設計，多元主體協同，合理規劃、分步實施，逐步建立互聯互通的大數據平臺，實現信息技術和管理業務深度融合、信息技術和管理要素全域可視。國內高校運用大數據技術建構了全新的數據治理平臺，其治理方式諸如辦公實踐方式、輔政決策方式、人才需求、管理層級以及信息數據開放程度等也由此發生了一系列轉變。對于理工類高等教育管理而言，相關院校按照“智慧理工”的建設遠景目標，利用AI智能技術為學校的教學、科研、管理、生活提供全面的人性化服務；而對于財經類高等教育管理而言，現代信息新技術并不僅是一種基于工具理性的實現途徑，還是對整個高等教育管理系統的賦能所帶來深層結構變革的治理邏輯。堅持交叉融合，踐行“財經+”的特色邏輯，根據“統一管控、按需開放、充分共享、服務挖掘、安全可控”的基本原則，善于利用信息化時代最新的理念、方法、技術和模式來創新高等教育管理效能。同時，在推動高等教育管理業務和信息技術深度融合過程中，同步跟進風險意識和監管制度，正確處理技術滲透與技術裹挾、技術邊界與技術歸屬、技術采集與技術應用風險等關系，在治理體系以及治理能力上，協同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

（責任編輯：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