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公眾應急能力的影響因素研究

胡信布 楊雨欣

摘? ? ? 要：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產生及其危害程度與社會環境、人的行為及認知息息相關，明晰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核心要素有利于為日后我國應急管理的發展指明方向?；赥OE分析框架，提取技術、組織、環境因素3個維度6個指標作為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條件變量，通過32起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探索不同類型組合間的整體效應，并尋找出可行途徑。研究發現：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下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中并不存在單一的必要條件，各要素間聯動匹配，共同發揮作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要素間可相互彌補、破除制約，一些要素的存在能夠彌補其他客觀條件的缺失；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下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中組織條件是唯一能夠以自身要素獨立解釋的路徑。因此，在現今復雜的公共安全形勢背景下，應注重應急要素協調匹配、應急技術精準優化、政府素養開發培育，最終賦能公眾應急能力提升，為維護國家安全、推動國家發展保駕護航。

關? 鍵? 詞：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公眾應急能力；影響因素；fsQCA

中圖分類號：D630?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7-8207（2024）02-0077-14

一、引言

國泰民安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近年來的一些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如鄭州7·20特大暴雨、長沙自建房倒塌、持續3年之久的公共衛生事件等給人們帶來了嚴重損害。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录S時可能發生”，公共安全等問題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據史料統計，1976年唐山大地震被埋壓群眾63萬，其中有80%即48萬人通過自救互救獲救；2008年汶川大地震被救出8.7萬人，其中7萬人是自救互救。足見提高公眾應急能力的重要性。

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下公眾應急能力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伴隨我國信息化、人工智能不斷發展，大數據、網絡基礎設施等技術條件推動應急信息資源快速共享；政務信息公開等應急機制與政策體制不斷完善，促使社會公眾危機事后學習能力提升，從危機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筑牢應急資源保障助力我國國家安全工作有序推進，其中公眾受教育環境也對應急素養起著關鍵作用。筆者基于TOE框架選取6個條件變量，對2021-2022年32個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案例進行深入探究，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探討技術、組織、環境因素對公眾應急能力的聯動效應及路徑組合選擇，探索出適應于我國國情與國民特性的應急能力提升方案，切實為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構建起現代化全民應急防控體系。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已有的相關文獻對公眾應急能力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闡述。張文娟等認為公眾應急能力是個體在應急情景下所表現出來的能夠有效應對事件的綜合素質，是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行為表現。薛瀾等將公眾應急能力定義為公眾通過日常知識經驗積累、參加應急知識的宣傳教育和自救互救技能培訓等途徑所具備的應對突發事件、保護自身安全的能力，反映了公眾整體應急水平。王興平提出公眾應急能力是社會公眾通過有意識的自我學習、參加培訓及參與政府組織的各種教育活動等方式，所具備的有效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綜上所述，學者們對“公眾應急能力”的定義大多從公眾在突發事件發生前的預防情況、發生時處置行為以及發生后學習效果進行闡釋，研究過程多為定性和經驗上的探討，雖然也有個別文獻從個體特征、突發事件經歷、應急準備行為等方面進行公眾應急能力影響因素定量研究，但側重于個體角度，也未涉及大數據時代下技術因素、環境因素與組織因素等進行綜合考慮。許贊運用層次分析法與模糊綜合評價法建立了公眾應急能力評價體系，但未與實際事例相聯系，只進行了理論探索?？傮w來看，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下公眾應急能力的提升路徑尚未形成較為成熟的可復制和可推廣模式，因此，筆者通過分析實際案例以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深入研究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因素并尋覓出適應時代發展的應急能力優化組合。

經過文獻梳理發現涉及應急能力提升及其影響因素等相關研究已較為完善。一是科學技術方面。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應急管理也逐漸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轉型，大數據時代的海量信息有助于政府吸取和掌握更多、更有價值的數據，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政府通過數據流、數據集合的可視化、實時化回應公眾信息訴求，合理、合法地強化多元主體風險感知能力。公眾也可以為應急決策提供寶貴的意見，在危機中學習以提升自身應急能力。二是政府組織方面。在突發事件發生過程中或發生后，政府響應的信息需求增加，需查找原因并吸取經驗教訓，危機響應主體忽視風險的決定被視為一種政策失敗，它為學習如何制定更好的政策提供了外部刺激。鄭石明等提出危機學習為理解危機情境下政策擴散過程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應急政策的出現也影響著公眾在未來遇到類似危機時應急能力的提升。此外，政府的信息公開能夠有效降低公眾的風險焦慮。公眾將會評估信息公開的政府層級、區域位置和所采取政策，進而采取最符合自身處境的行為與反應，從而增強公眾應對危機能力。三是社會環境方面。應急資源是各類事故發生后的支撐要素。充足的應急資金支持是整個應急管理體系有效運作的基礎。應急預算涵蓋對公眾應急教育、應急人員專業培訓等多項活動，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對潛在公共危機的關注度，并體現在公眾日常應急能力上。根據王精忠的研究，我國應急教育體系主要由以學歷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應急教育體系、干部職工培訓應急教育體系和社區宣傳教育應急教育體系等三個方面組成。同時，學歷學位教育也是應急管理人才孵化的主要途徑。通過提高公眾受教育程度，公眾對危機的理解與認知在一定層面上會更加深刻，相應地提升自身應急素質。

學術界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下公眾應急能力影響因素的研究已較為充分，但大多都針對技術、組織、環境層面中不同因素的獨立作用進行探討，即只關注單因素的凈效應，而缺少組態效應的研究。因此，筆者以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分析框架為基礎，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技術、組織、環境因素與公眾應急能力相結合，構建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理論模型框架（如圖1），運用fsQCA方法探索不同類型組合間的整體效應，尋找出可行途徑并結合實際加以運用，切實提升公眾應急能力，以個人安全融入社會安全，以社會安全筑牢國家安全。

三、數據構建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構建

⒈數據收集。選取2021-2022年所發生過的32起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作為研究案例，選取依據為《國家特別重大、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分級標準》，32起事件均符合國務院對特別重大及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界定范圍，其中包含20起自然災害事例與12起事故災難事例，自然災害事例來源于應急管理部與眾部門單位核定并發布的2021年及2022年全國十大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災難事例搜集于搜狐新聞、鳳凰網等平臺，具體案例如表1所示。

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以“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網”與“國家減災網-災害統計”為數據來源基礎，“國家數據網”統計了全國及各省國民經濟核算、人口、科技等相關數據，“國家減災網”記錄了全國每年、每季度、每月的自然災害情況。依據“國家減災網-災害統計”與“應急管理文獻數據庫”選定32起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條件變量參考《中國大數據發展報告》獲取2021-2022年各省市大數據發展水平、依據“國家數據網-分省年度數據”獲取2021-2022年各省市互聯網端口數、參考“北大法寶”測定2021-2022年各案例發生后獲得應急政策支持程度、參考各省政府官網測定2021-2022年各案例發生后政務信息公開程度及應急資源保障程度、依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獲取各案例發生所在省受教育程度。

⒉測量與校準。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每一個條件與結果的組合都視為一個集合，校準是指賦予案例的特定條件集合隸屬度的過程，只有將原始案例數據校準為集合隸屬分數后，才能進一步進行必要性與充分性的子集關系分析。在已有理論及前人相關研究基礎上，對數據進行統一校準，便于后續分析各組合的一致性與覆蓋度。根據設定的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的數值特點，采用直接校準法，參考Rihoux和Ragin的研究將95%分位點、50%分位點、5%分位點設為校準錨點，其分別代表完全隸屬、交叉點、完全不隸屬。各條件和結果變量的校準信息如表2所示。

⑴結果變量（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公眾應急能力）

根據上述學者對公眾應急能力的內涵意蘊的闡釋，可發現公眾應急能力不僅體現在個人應對突發事件時的理智、正確反應上，還體現在互幫互助實現共救以及追溯原因、善后總結的實踐中。綜合各定義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公眾應急能力水平的測算標準設定為危機感知、實現自救及互救、事后危機學習及培訓三項指標，但由于組織條件中的應急政策支持程度能夠體現事后危機學習情況，因此，結果變量選取危機感知與實現自救及互救兩項指標的平均值，從而獲得結果變量的總分。賦值標準具體依據和參考新聞網站發布的文章報道、相關文獻以及事故調查報告等所描述的各案例實際發生過程。

⑵條件變量

①T：技術條件

智慧應急對公眾應急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張鑫認為在新型智慧應急管理決策范式下，智慧賦能結合智慧應急管理決策的訴求與關注點，催生出突發事件災后反思的使能創新——危機學習。因此，選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當地發生時的大數據發展水平作為技術維度條件變量之一，探究智慧應急背景下大數據發展水平與公眾應急能力水平關系，并依據事件發生時當地省份大數據發展水平進行賦值。數字技術融入基礎設施建設是衛生應急治理等社會服務需求端智能化升級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公眾了解各類突發事件特性并做好預防措施。筆者對技術基礎設施的賦值根據譚海波等的測量標準，以2021、2022年的省人均互聯網端口數為指標，測算當地省份技術設施建設水平。

②O：組織條件

劉一弘等提出從政策研究的角度在重大突發事件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實現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以應急政策的制定引導全民從突發事件中獲取經驗教訓。選取突發事件發生后，省級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數量作為是否獲得政策支持的標準?，F有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相關政策對政務信息制作及公開內容規定并不系統，且缺乏統一標準。通過參考胡凌霞等構建的衛生應急能力評估指標體系，房軍等建立的食品安全突發事件應急響應效果評價標準體系，歸整出是否有危機預警、發布信息時間以及設立專門信息發布組或發言人3個指標，對32個案例中政務信息公開這一條件變量進行賦值。

③E：環境條件

“應急物質是應急精神文化、應急制度文化的物質條件和基礎，是應急文化體系結構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沒有物質保障就難以將應急文化的建設變為現實”，當地的應急資源保障條件對公眾應急能力起著關鍵作用，對應急資源的測算標準設定為突發事件發生時當年全省災害防治及應急管理支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薛瀾等通過調查研究對我國公眾應急能力影響因素得出結論：本科及以上的公眾比大專及以下的公眾的應急技能掌握情況略好。選取公眾受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學歷）作為環境條件變量之一，各案例具體數據參考《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

鑒于上述變量選擇，TOE分析框架中的大數據發展水平、網絡基礎設施水平、應急政策支持程度、應急資源保障程度以及公眾受教育程度5個二級條件變量屬于客觀稟賦條件，政務信息公開屬于主觀可控條件。

（二）研究方法

采用以案例研究為導向的理論集合研究方法——fsQCA（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嘗試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下影響公眾應急能力因素進行組態研究。Charles Ragin在1987年提出QCA研究方法，其從集合角度考察條件與結果的關系，并使用布爾代數算法形式化人們分析問題時的邏輯過程。與傳統線性回歸等計量分析方法不同的是，QCA方法能夠解釋案例各條件要素和結果之間的必要性和充分性，通過結果集合和條件子集之間的覆蓋程度去衡量，并且可以發現導致結果發生的關鍵要素條件組合以建立相關解釋模型。

目前常用的QCA方法包括清晰集（CrispSet）、模糊集（FuzzySet）和多值集（MultiValue）3種類型，由于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下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因素諸多且無法用簡單的二分形式測量，因此，筆者選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從嶄新的視角與整體性關系出發，探究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不同的因素組合對公眾應急能力的影響作用，以便于更深入地挖掘變量與結果之間的作用機制，為未來提升公眾應急能力路徑提供參考。

四、數據分析與實證結果

（一）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進行QCA標準分析之前，應檢查是否有任何條件對結果來說是必要的，即檢驗當結果發生時是否某個條件始終存在。結合主流的QCA研究，首先檢驗各條件變量是否構成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必要條件。在QCA中，一致性作為必要條件的重要檢測標準，當一致性大于0.9時，則該條件就是結果的必要條件。

表3為使用fsQCA3.0軟件分析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的公眾應急能力必要條件檢驗結果。從表3中可以看出，所有條件變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因此，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并不存在影響高水平和非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的必要條件。

（二） 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結束后，通過fsQCA3.0軟件進行組態分析，以考察不同前因條件組合如何影響結果產生，揭示由多個條件構成的不同組態引起結果產生的充分性。判斷標準是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現有研究指出一致性大于0.8是可接受的最低標準。根據先前學者的相關研究，不同研究情景可采用不同的一致性閾值，筆者選擇的一致性閾值為0.88。頻數閾值應根據樣本量來確定，對于中小樣本，頻數閾值為1。由于選擇了32個案例的小樣本研究，因此設定的頻數閾值為1。

構建真值表后進行標準分析，由于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中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因素眾多且難以衡量各因素必要性，因此，將條件變量統一設定為“存在或缺乏”，得到三種類型解：復雜解、簡約解和中間解。合理有據、復雜度適中的中間解通常是QCA研究中匯報和詮釋的首選，所以，以中間解為主、簡單解為輔，最終得出影響結果變量的核心邊緣條件。表4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組態分析結果，共包含5種組態，按照TOE分析框架提煉為3種組態類型，分別為：組織型、技術-環境型、TOE平衡型。

表4中呈現的5種組態，無論是各組態解還是總體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標準0.8，其中總體解的一致性為0.891，總體解的覆蓋度為0.643。表4中的5種組態可以視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影響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的充分條件組合。具體而言：

組態1表明組織條件中的政務信息公開要素發揮了核心作用。其含義為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只要保持政務信息公開條件存在，公眾受教育程度條件可有可無，其他條件對于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而言可不存在，即相對于其他條件而言，政務信息公開對于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十分關鍵。由表4可知該條件可單獨構成解釋結果產生的充分條件，且政務信息公開屬于上文TOE分析框架中的組織條件，因此，將組態1命名為“組織型”。這意味著政府等相關組織在危急時刻保證信息公開透明能夠抵消技術、環境等客觀要素對公眾應急能力水平的制約。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885，原始覆蓋度為0.352，唯一覆蓋度為0.083，即該組合路徑能夠解釋35.2%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公眾應急能力案例，且8.3%的案例僅能被該路徑解釋。如圖2所示，案例18中云南省政府在面臨重大低溫雨雪冰凍災害時迅速發布預警，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趨勢，及時掌握信息并公布給當地居民，引導公眾采取有效措施保護財產及自身安全，充分發揮組織作用為公眾做好表率，有效增強當地公眾應急水平。

組態2表明組織條件中的政務信息公開發揮了核心作用，應急政策支持發揮了輔助作用。其含義為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強調政務信息公開水平并輔以應急政策支持，可消除其他技術、環境等客觀條件的不利影響。政務信息公開與應急政策支持兩要素都屬于上述TOE分析框架中的組織條件，因此將該組態也歸屬于“組織型”中。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895，原始覆蓋度為0.228，唯一覆蓋度為0.057，即該組合路徑能夠解釋22.8%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公眾應急能力案例，且5.7%的案例僅能被該路徑解釋。如圖2所示，案例25中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面臨臺風“暹芭”即將登陸時持續發布預警，召開新聞發布會將最新消息向各媒體做了通報，并出臺地方法規指導工作以提高公眾危機學習能力。

組態3表明網絡基礎設施、應急資源保障以及公眾受教育程度發揮了核心作用。其含義為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先進的網絡基礎設施、充足的資源保障以及公眾受教育程度較高可以抵消組織條件的缺失，促使公眾應急能力水平提高。由于網絡基礎設施、應急資源保障以及公眾受教育程度屬于上述TOE分析框架中的技術條件與環境條件，因此，將組態3命名為“技術-環境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05，原始覆蓋度為0.335，唯一覆蓋度為0.100，即該組合路徑能夠解釋33.5%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公眾應急能力案例，且10%的案例僅能被該路徑解釋。如圖3所示，案例5中青?，敹嘣庥?.4級地震，災情重但傷亡輕，主要原因是當地實施脫貧攻堅、農牧區定居點建設后，應急資源保障能力提升，房屋抗震能力顯著提高，且當地不斷加快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防災減災宣傳教育扎實，切實提升公眾防災減災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

組態4表明大數據發展水平、網絡基礎設施、政務信息公開、應急資源保障發揮了核心作用。其含義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背景下，該四個核心條件存在時可破除應急政策不足與公眾教育程度低的桎梏，提升公眾應急能力。由于大數據發展水平、網絡基礎設施、政務信息公開、應急資源保障這四個要素分別存在于技術條件、組織條件以及環境條件當中，因此，將組態4命名為“TOE平衡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11，原始覆蓋度為0.195，唯一覆蓋度為0.026，即該組合路徑能夠解釋19.5%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公眾應急能力案例，且2.6%的案例僅能被該路徑解釋。

組態5表明大數據發展水平、政務信息公開、應急資源保障發揮了核心作用，公眾受教育程度起到了輔助作用。其含義為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背景下，三個核心條件存在再加以較高的公眾受教育程度，可抵消網絡基礎設施與應急政策支持水平低的不利影響。由于大數據發展水平、政務信息公開、應急資源保障這三個要素分別存在于技術條件、組織條件以及環境條件當中，因此，將組態5命名為“TOE平衡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41，原始覆蓋度為0.237，唯一覆蓋度為0.025，即該組合路徑能夠解釋23.7%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公眾應急能力案例，且2.5%的案例僅能被該路徑解釋。如圖3所示，案例6中湖北省發生重大燃氣爆炸事故，爆炸前1小時已有民眾發現黃色濃煙泄露并報警，然而，燃氣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當地民警也未能夠疏散全部人群，最終導致數百人傷亡。在此案例中，爆炸區域位于配套設施落后的老廠區，應急資源保障不足，當地主管部門仍采用傳統的燃氣巡檢模式，未建立智慧燃氣系統等大數據技術設備，加之燃氣公司專業性水平低未及時告知公眾燃氣泄漏危險性，技術、組織、環境條件的缺失造成悲劇發生。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運用fsQCA方法以2021-2022年間發生過的32起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為例對公眾應急能力進行組態分析，建立技術、組織、環境分析框架，探究影響公眾應急能力要素及其之間關系，揭示了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核心條件及其復雜互動本質，有利于探索出與我國發展相適配的可行路徑。具體而言：

一是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需要技術、組織、環境要素協同耦合發揮作用。從單個條件的分析來看，并未存在有影響公眾應急能力的必要條件，提升公眾應急能力的關鍵在于各要素間聯動匹配，建立可行的組態路徑。通過組態分析發現，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存在5條解釋路徑，可將其整合為3種類型：“組織型”“技術-環境型”“TOE平衡型”。

二是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要素間可相互彌補、破除制約。通過組態分析可知，一些要素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對公眾應急能力的影響發揮著核心作用，這些要素的存在能夠彌補其他客觀條件的缺失，以“殊途同歸”的方式有效結合，最終提升公眾應急能力。如在“技術-環境型”路徑當中，一定條件下技術、環境要素的存在可消除組織要素的不足，突破組織要素的障礙，呈現出同樣高水平的公眾應急能力。

三是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背景下高水平公眾應急能力要素中組織要素發揮重要作用。由組態分析結果可知，“組織型”是3種類型中唯一能夠以自身要素獨立解釋的模型，從32起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可看出，公眾應急能力較高的案例幾乎都離不開高質高效的應急政策支持與政務信息公開，這為我國日后應急工作水平的提升指明了方向。

（二）研究建議

上述研究結論對于在重大突發公共背景中提升公眾應急能力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根據分析結果提出三點建議，以期構建適應我國國情與人民特性的公眾應急能力體系，為維護國家安全、推動國家發展保駕護航。

一是整合協調要素匹配，形成應急系統。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通常會導致嚴重后果，提升公眾應急能力有利于減少生命及經濟損害，其要求在公共危機發生的前中后期聯動匹配技術、環境、組織各要素，以系統思維強化公眾應急理念實現全要素協調應急。例如，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前期可通過信息技術監測避險，對各類風險進行等級評估，相關部門制定相應應急預案以降低危機風險帶來的不必要損失。同時，還應鼓勵社會公眾塑造風險預防文化，提升應急資源保障力度以及公眾受教育程度，促使大眾主動接受安全宣傳教育，增強防范意識，政府、社區可通過配發安全指南、建立應急文化平臺等形式以加強群眾的危機預防意識，實現要素間聯動匹配構成有機應急系統。

二是精準優化應急技術，塑造應急環境。伴隨我國科技、工業的迅速發展，各類公共安全事件愈來愈頻繁且后果嚴重，公眾對各類風險的防護、救援產生巨大的需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應急投入和發展應急技術對于保護公眾安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具有重要意義。例如，政府應建立起全面的應急技術標準規范體系，加大技術、裝備的統一配備力度，在應對風險時提高戰斗力，鼓勵基層技術研發團隊優化整合各類科技資源，推進公共安全技術的自主創新，為我國應急事業發展提供堅實的技術支撐。同時，注重將硬技術與軟實力相結合，向公眾大力傳播應急基本知識、筑牢應急安全意識，健全應急防控技能，全方位、多層次培育安全文化，最終助力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三是培育政府主體能力，開發應急素養。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關鍵少數”的政治鑒別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等政治能力都影響著人民群眾的意識和行為，因此，提升公眾應急能力重在領頭人。政府在面對新威脅時應提升自身鑒別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看待問題、評估情況、預測趨勢，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進行取舍，帶領人民群眾克服新挑戰；政府在面臨各類公共安全事件時應增強自身領悟力，拒絕利益誘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禍”的發生，通過線上與線下、學習與實踐相結合以強化自身政治修養；政府在落實各項處置突發事件政策過程中應提高自身執行力，首要目的是保證人民安全，防治手段只是實現目的的工具與方法，完善突發事件發生前后的相關政策以及各級領導干部在執行過程中的考核評價機制，通過善法良策實現社會良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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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Emergency?Response Capacity in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fsQCA Analysis Based on 32 Cases

Hu Xinbu，Yang Yuxin

Abstract：The occurrence and degree of harm caused by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human behavior，and cognition. Clarifying the core elements that affect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is conducive to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OE analysis framework，extracting six indicato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conditional variables that affect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Throug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32 major public emergency cases using fuzzy sets，the overall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binations are explored， and feasible approaches are found.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there is no singl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level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and all elements are linked and matched to work together；the elements of high-level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in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overcome constraints，and the existence of some elements can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other objective conditions；the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high-level 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are the only path that can be independently explained by its own factors. Therefore，in the current complex public safety situation，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matching of emergency elements，precise optimization of emergency technology，and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government literacy，ultimately empowering the public to enhance emergency capabilities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mot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major public emergencies；public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influencing factors；fsQCA

（責任編輯：劉家彤）

收稿日期：2023-11-02

作者簡介：胡信布，西北政法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公共安全政策與應急管理、公共決策與行為治理、行政人才系統工程；楊雨欣，西北政法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公共安全政策與應急管理。

基金項目：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社會問題衍化為意識形態問題的影響因素（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21ZX38；陜西省哲學社科專項（二十大精神）“激發公共安全政策賦能作用 提高省域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項目編號：2023HZ0515；陜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學規劃課題“教育賦能應急管理路徑及政策研究”，項目編號：SGH23Y2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