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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和貴陽市幽門螺桿菌臨床菌株的耐藥性、基因多樣性及其與疾病的關系

2024-02-23 01:57張遠遠糜孟衡管玉祝陸秋丹王天姝陳崢宏
中國人獸共患病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環丙沙星黔南州利福平

張遠遠, 潘 科,糜孟衡,管玉祝,陸秋丹,鄭 娟,張 晉,王天姝,劉 琦,陳崢宏

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pylori,H.pylori)是一種螺旋狀、革蘭氏陰性細菌,在中國幽門螺桿菌平均感染率為40.66%,成人為43.45%[1]。近十幾年來幽門螺桿菌的耐藥率不斷上升,并且不同地區耐藥性差異較大。因此,定期進行區域性檢測幽門螺桿菌對抗生素耐藥性,可能成為指導個性化抗生素治療的有效手段。幽門螺桿菌的致病性與幾個毒力標志物有關,如細胞毒素相關蛋白基因A (Cytotoxin associated gene A,cagA)、 空泡樣細胞毒素基因A(Vacuolating cytotoxin A gene,vacA)等[2]。還有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哥倫比亞有兩類不同的人群, 他們分別生活在高海拔山區和低海拔海岸,研究者發現, 前者感染幽門螺桿菌后患胃癌的風險顯著地高于后者[3],對兩類人群及其感染幽門螺桿菌的遺傳背景分析顯示, 兩類哥倫比亞人都是歐洲、非洲和美洲印第安祖先的混血后裔。另外,幽門螺桿菌存在異質性[4],并且幽門螺桿菌異質性的可能性越大,胃癌風險越高[5]。因此,研究幽門螺桿菌基因多態性在指導臨床醫生進行靶向治療方面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貴州省是經濟和醫療相對滯后的省份,也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黔南州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該地居民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與生活習慣,患病后喜采用民族醫藥治療及病后未及時就醫的現象較貴陽市普遍。本研究目的是了解貴州省貴陽市和黔南州少數民族地區幽門螺桿菌的耐藥性、基因多樣性及其與臨床疾病的關系。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 料

1.1.1 病例和樣本 胃黏膜樣本來自于2018年1月到2021年10月期間黔南州人民醫院和貴陽貴航醫院消化科門診或住院的上消化道疾病患者,包括:慢性非萎縮性胃炎(CNAG)、萎縮性胃炎(CAG)、消化性潰瘍(PUD)、胃癌(GC)。所有患者均同意接受胃鏡檢查和胃鏡下胃黏膜活檢,活檢用于組織病理檢查、幽門螺桿菌培養和相關基因檢測。

1.1.2 主要材料及儀器設備 幽門螺桿菌菌株26695 (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饋贈);哥倫比亞瓊脂培養基(杭州百思生物技術有限公司);MH瓊脂培養基(杭州天和微生物試劑有限公司); 尿素酶試紙(珠海市克迪科技開發有限公司);E-TEST藥敏試紙條:克 拉 霉 素(CLA)、阿 莫 西 林(AMX)、利福平(RFP)、四 環 素(TET)、環丙沙星(CIP)(意大利利飛馳);無菌脫纖維綿羊血(河南巨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O2恒溫培養箱(賽默飛世爾科技有限公司);細菌基因組 DNA 提 取 試 劑 盒(北京天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PCR擴增儀(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電泳儀(北京市六一儀器廠);凝膠成像分析儀 (北京百晶生物科技公司);冷凍高速離心機(賽默飛世爾科技有限公司);組織細胞破碎儀(天津杰靈儀器制造);選擇性添加劑含兩性霉素、頭孢磺啶、萬古霉素、甲氧芐氨嘧啶(英國,OXOID);抗生素混合液:萘啶酮酸、多粘菌素B和桿菌肽(北京索萊寶公司)。

1.1.3 幽門螺桿菌分離用培養基平板 選擇性添加劑用前加滅菌ddH2O 2 mL充分混勻。取經高壓蒸汽滅菌的哥倫比亞瓊脂培養基100 mL,冷卻至約60 ℃,加無菌脫纖維綿羊血8 mL和選擇性添加劑440 μL,充分混勻后傾入平板中,凝固后備用。將萘啶酮酸、多粘菌素B和桿菌肽 3種抗生素標準品分別與滅菌ddH2O混合制成濃度為20 mg/mL的抗生素稀釋液,取上述3種抗生素稀釋液及滅菌ddH2O配制成1∶1∶1∶2比例的抗生素混合液,取抗生素混合液40 μL,用涂布棒均勻涂在選擇性哥倫比亞血瓊脂平板表面。

1.2 方 法

1.2.1 細菌的分離培養及鑒定 將胃黏膜破碎勻漿后涂布接種在幽門螺桿菌分離用培養基平板表面,然后CO2恒溫培養箱(37 ℃、10% CO2、95%~100%相對濕度)[6]孵育3~5 d。通過革蘭氏染色鏡檢、尿素酶試驗、氧化酶試驗、過氧化氫酶試驗和幽門螺桿菌特異性16SrRNA基因片段PCR擴增來鑒定。16SrRNA基因PCR產物送生工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測序,將序列在NCBI BLAST進行比對以鑒定物種。

1.2.2 藥物敏感性試驗 在已經高壓滅菌好的5 mL玻璃試管中加入生理鹽水1 mL,然后刮取幽門螺桿菌純培養物到試管中充分混勻,用專用的麥氏2.0比濁管比濁配制成麥氏2.0的菌懸液,吸取150 μL菌懸液,用涂布棒均勻接種到MH血瓊脂培養基血平板表面,將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四環素、環丙沙星、利福平5種抗生素E-TEST試紙條分別放入血平板中間,于CO2恒溫培養箱中放置3~5 d后觀察結果。同時以敏感菌株幽門螺桿菌26695(質控菌株)對所配培養基及實驗條件進行質量控制。耐藥標準判斷:阿莫西林最低抑菌濃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0.5 μg/mL、克拉霉素MIC≥1 μg/mL、四環素MIC≥2 μg/mL、利福平MIC≥1 μg/mL、環丙沙星MIC≥1 μg/mL[7-9]。對單一抗生素耐藥的菌株為單一耐藥株,對兩種抗生素耐藥的菌株為雙重耐藥株,對3種或3種以上抗生素耐藥的菌株為多重耐藥株。

1.2.3cagA、vacA基因鑒定、測序及分型 用于擴增cagA保守區和可變區以及vacA的引物[10-11]見表1。cagA保守區及vacA擴增條件為:94 ℃ 30 s,55 ℃ 30 s,72 ℃ 45 s,共35個循環。cagA可變區擴增條件為:94 ℃ 1 min,50 ℃ 1 min,72 ℃ 30 s,共35個循環。PCR產物在1.5%瓊脂糖凝膠中電泳。cagA3′可變區片段PCR產物交由生工生物技術有限公司進行Sanger測序,使用生物軟件DNAMAN將基因序列轉化為氨基酸序列用于EPYIA分型[12]。

表1 聚合酶鏈式反應引物序列Tab.1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rimer sequences

1.2.4 單一或混合感染的檢測及臨床分析 對從胃黏膜獲得的幽門螺桿菌菌株在血瓊脂平板上進行三區劃線法,以獲取單菌落。每株菌株隨機挑取6個單菌落傳代培養,以獲得單克隆培養物,通過RAPD-PCR技術對6個單克隆培養物進行分型。用于擴增的隨機引物04和07(表1)。擴增條件為:94 ℃ 2 min,38 ℃ 2 min,72 ℃ 2 min,共35個循環。PCR產物用1.0%瓊脂糖凝膠電泳。相同的RAPD帶型代表單一菌株的感染,而兩種或多種RAPD帶型表明不同菌型菌株感染[13-14]。

1.2.5 管家基因的檢測及MLST分析 用atpA、efp、mutY、ppa、trpC、urel和yphC共7個管家基因引物[15]分別對黔南州29個和貴陽市27個幽門螺桿菌單克隆的DNA進行PCR擴增。擴增條件為:94 ℃ 1 min,55 ℃ 1 min,72 ℃ 1 min,共30個循環。PCR產物在1.5%瓊脂糖凝膠中電泳。PCR產物測序后,將測序結果上傳到PUBMLST(https://www.mlst.net/)網站進行比對,可以得到每個基因的等位基因號(Allele number),如果不能完全匹配上,則可上傳原始測序文件給該網站管理者,經管理員審批后可得到新的等位基因號。然后再將每個菌株的7個等位基因號提交到網站上,如果不能完全匹配,則可能是新的序列型(sequence type,ST),經網站管理員審批后,對應的菌株會分配得到新的ST型及ID號。

1.2.6 多序列比對及系統發育樹構建 首先通過MEGA 10.0軟件將黔南州和貴陽市7個管家基因擴增產物的測序結果進行串聯后進行兩地區的多系列比對和系統發育分析[16],另外我們從PUBMLST網站下載不同地區的國際菌株的7個管家基因串聯序列,我們也將黔南州和貴陽市兩地區7個管家基因擴增產物的測序結果進行串聯后與國際菌株進行多序列比對及系統發育分析。然后利用ITOL(https://itol.embl.de/)進行畫圖。

1.2.7 統計學分析 樣本數據均采用SPSS 26.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所有樣本數據均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細菌分離培養及鑒定 通過分離培養、革蘭氏染色鏡檢、尿素酶試驗、氧化酶試驗、過氧化氫酶試驗及特異性PCR(16S rRNA)等鑒定,黔南州分離的幽門螺桿菌為44株(慢性非萎縮性胃炎19株,萎縮性胃炎12株,消化性潰瘍12株,胃癌1株),貴陽市分離的幽門螺桿菌為40株(慢性非萎縮性胃炎17株,萎縮性胃炎7株,消化性潰瘍16株)。

2.2 臨床菌株對抗生素藥物敏感試驗。

2.2.1 藥物敏感試驗結果 黔南州地區分離培養出44株幽門螺桿菌,其中40株完成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利福平、四環素、環丙沙星抗生素藥物敏感試驗(表2),另外4株因血平板污染未能完成藥物敏感性試驗;貴陽市分離培養的40株幽門螺桿菌的藥敏檢測部分結果見文獻[4]。幽門螺桿菌 26695 MIC值為:阿莫西林 0.0625 μg/mL、克拉霉素0.125 μg/mL、四環素0.25 μg/mL、環丙沙星0.25 μg/mL、利福平0.25 μg/mL。

表2 黔南州和貴陽市臨床幽門螺桿菌耐藥率Tab.2 Results of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strains in Qiannan Prefecture and Guiyang City

2.2.2 分離自黔南州和貴陽不同臨床疾病患者的幽門螺桿菌的耐藥情況 黔南州單一、雙重、三重、四重及全耐藥率分別為32.5%(13/40)、10%(4/40)、12.5%(5/40)、2.5%(1/40)、2.5%(1/40),其中單一耐藥率最高為環丙沙星,耐藥率為17.5%(7/40),雙重耐藥率最高的組合是利福平和環丙沙星,耐藥率為7.5%(3/40),三重耐藥率最高的組合是利福平+克拉霉素+環丙沙星,耐藥率為7.5%(3/40),四重耐藥組合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環丙沙星+利福平,耐藥率為2.5%(1/40);雙重耐藥率和多重耐藥率為27.5%(11/40)。貴陽市單一、雙重、三重及四重耐藥率分別為27.5%(11/40)、12.5%(5/40)、2.5%(1/40)、5%(2/40)、未檢出全耐藥幽門螺桿菌。貴陽市最高單一耐藥率是利福平,耐藥率為15%(6/40),最高雙重耐藥率組合是利福平和環丙沙星,耐藥率為12.5%(5/40),三重耐藥率組合是環丙沙星+四環素+利福平,耐藥率都是2.5%(1/40),四重耐藥組合阿莫西林+四環素+利福平+環丙沙星,耐藥率為5%(2/40),雙重耐藥率和多重耐藥率為20%(8/40))。兩地區總的雙重加多重耐藥組合、單一耐藥組合的耐藥率分別為28.75%(23/80)、30%(24/80);兩地區總的單一耐藥及雙重耐藥分別是5種和2種,三重耐藥3種,四重耐藥2種,還有全耐藥(Resistant to all antibiotics)及全敏感(Sensitive to all antibiotics)(表3)。根據地區分為黔南州、貴陽市兩組,黔南州和貴陽市兩地區幽門螺桿菌耐藥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92)(表3);根據病理檢查結果分為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萎縮性胃炎、消化性潰瘍以及胃癌4組,不同疾病類型病人的菌株抗生素耐藥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28)(表3)。

表3 分離自黔南州和貴陽市不同臨床疾病患者的幽門螺桿菌的耐藥情況Tab.3 Drug resista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diseases in Qiannan Prefecture and Guiyang City

2.3cagA和vacA基因多態性 共84株幽門螺桿菌菌株檢測了cagA和vacA基因。關于cagA基因多態性,通過PCR方法擴增cagA的羥基端保守區,大小在520 bp,所有菌株均檢出cagA3′片段,分為8種cagA可變區EPIYA型,見表4。將地區分為黔南州、貴陽市兩組,結果顯示黔南州和貴陽市兩地區cagA可變區EPIYA型構成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2),見表4;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萎縮性胃炎、消化性潰瘍以及胃癌4組病人的菌株cagA可變區EPIYA型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520),見表4。

表4 分離自黔南州和貴陽市不同臨床疾病患者幽門螺桿菌的毒力基因情況Tab.4 Virulence gene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diseases in Qiannan Prefecture and Guiyang City

關于vacA基因多態性, 84株幽門螺桿菌臨床菌株vacA基因的信號區(s1a、s1b、s2)和中間區(m1a、m1b、m2)檢測,分型結果見表4。其中包括混合型基因型:vacAs1a/s1c/m1b(1株),vacAs1a/m1b/m2(3株)、vacAs1c/m1b/m2(11株)、vacAs1a/s1c/m2(22株)、vacAs1a/s1c/m1b/m2 (23株),缺失m區型vacAs1a(1株)、vacAs1c(2株),缺失s區型vacAm1b(1株)、vacAm2(1株)。將地區分為黔南州、貴陽市兩組,黔南州和貴陽市兩地區各vacA基因型構成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見表4;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萎縮性胃炎、消化性潰瘍以及胃癌4組病人的菌株vacA基因型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28),見表4。

2.4 單一或混合感染的結果 黔南州共44株菌株有36株菌株分離培養了單菌落,得到單克隆培養物共216個,另外8株菌株由于傳代后生長不良或污染未能獲得單克隆培養物。貴陽市菌株單克隆實驗結果見文獻[4]。菌株指的是一種分離株或一組分離株,可通過表型特征或基因型特征或兩者與相同屬和種的其他分離株區分開來[20];單克隆指的是通過各種遺傳方法(例如:脈沖場凝膠電泳、多位點酶電泳或核糖分型)彼此無法區分的分離物,或者相似以致于推測它們來自共同的親本的分離物[20]。RAPD-PCR結果顯示,從20株幽門螺桿菌中隨機挑取的6個單菌落RAPD分型結果一致,則這20例為單一菌型菌株感染;另從16例樣本分離的菌落中隨機挑取的6個單菌落的RAPD分型結果存在差異,則為不同菌型菌株感染,感染率為44.4%(16/36)。根據病理檢查結果分為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萎縮性胃炎、消化性潰瘍3組,幽門螺桿菌不同菌型混合感染率分別為16.6%(6/36)、13.9%(5/36)、13.9%(5/36), 3組病人的幽門螺桿菌不同菌型混合感染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49),見表5。

表5 黔南州疾病類型病人的幽門螺桿菌不同菌型混合感染情況Tab.5 Multiple infection by various strains in patients from Qiannan Prefecture with different disease types

2.5 MLST分析結果 上傳了黔南州29株及貴陽市27株幽門螺桿菌的7個管家基因序列到PUBMLST網站,94.6%(53/56)的菌株為新的序列型,均是之前在幽門螺桿菌MLST數據庫中未曾報道的,其中貴陽市27株均為新的序列型,黔南州89.6%(26/29)的菌株為新的序列型。

2.6 系統發育結果 基于黔南州及貴陽市幽門螺桿菌菌株的7個管家基因核心序列構建的系統發育樹,黔南州和貴陽市聚類相對分散,并未出現明顯聚集,說明并未按地理親緣關系進行聚類(圖1);根據慢性非萎縮胃炎、萎縮性胃炎、消化性潰瘍、胃癌分組,在系統發育樹上標注每株幽門螺桿菌菌株宿主患有的疾病類型,不同的疾病類型的菌株未出現明顯聚集(圖1)。從PUBMLST下載了94株不同國家的菌株序列,包括hpEastAsia 15株、hpMaori 15株、hpAfrica1 5株、hpAfrica2 5株、hpAsia2 15株、hpEurope 24株和hpSahul 15株,與黔南州29株及貴陽市27株臨床分離株的7個管家基因序列構建系統發育樹,黔南州93.1%(27/29)歸類于hp EastAsia,6.9%(2/29)歸類于hp Europe,貴陽市85.2%(23/27)歸類于hp EastAsia,14.8%(4/27)歸類于hp Europe,黔南州和貴陽市總的89.3%(50/56)歸類于hpEastAsia,10.7%(6/56)歸類于hp Europe,見圖2。

圖1 基于56株幽門螺桿菌的7個管家基因核心序列構建的系統發育樹Fig.1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core sequences of seven butler genes of 56 strain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注:hpEastAsia、hpAfrica1、hpAfrica2、hpAsia2、hpEurope、hpSahul、hpMaori分別代表各個國際菌株;Qiannan:黔南州菌株;Guiyang:貴陽市菌株。圖2 黔南州及貴陽市幽門螺桿菌和國際菌株的系統發育樹Fig.2 Phylogenetic tre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international strains isolated in Qiannan Prefecture and Guiyang City

3 討 論

幽門螺桿菌感染和胃癌發病率關系密切[21],幽門螺桿菌感染的人數幾乎占世界總人口的一半,中國平均感染率為40.66%,成人為43.45%,并且表現出地區和人群差異性[1,22]。

根除幽門螺桿菌是預防胃癌的有效措施,根除方案主要是:質子泵抑制劑+鉍劑+2種抗生素[23],但是幽門螺桿菌耐藥性增長速度降低了抗生素的有效性,并且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性。本研究中黔南州和貴陽市這兩個地區幽門螺桿菌對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利福平、四環素及環丙沙星這5種抗生素耐藥率,與國內外總體耐藥情況有一定差別??死顾氐哪退幝实陀趪鴥韧馄骄胶筒糠值貐^,可能原因是克拉霉素除了作為根除幽門螺桿菌一線藥物以外,還可作為呼吸系統疾病治療藥物,這兩個地區的人群優先選擇了其他呼吸系統疾病治療藥物,而把克拉霉素排除在外了,但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以進一步研究。本研究中環丙沙星和利福平耐藥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及部分地區,環丙沙星耐藥率高的可能原因是本地區人群中,環丙沙星作為喹諾酮類藥物,常用于急性腸炎、不明原因急慢性腹瀉等常用藥物,其廣泛使用可能引起該地區幽門螺桿菌感染人群對環丙沙星的耐藥率高,利福平耐藥率高較難理解,因為利福平作為廣譜抗生素,是治療結核常用藥物,其副作用大,一般不在人群中普遍使用,但該地區耐藥率卻很高,所以不建議利福平作為根除幽門螺桿菌的備選藥物。阿莫西林和四環素耐藥率與國內外報道基本一致。

本研究結果發現兩地區總的多重耐藥率(包括雙重耐藥率+三重耐藥率+四重耐藥率+全耐藥率)接近單一耐藥率。幽門螺桿菌產生單一耐藥與點突變有關,而多重耐藥的機制主要包括:外排泵系統作用[24]、細胞膜滲透性改變[25]、細菌生物膜形成[24]??陀^原因還可能與患者的依從性、當地經濟、使用藥物習慣、病人不規范服藥以及選擇質量差、生物利用度差的藥物有關,造成反復感染而出現多重耐藥情況。本次研究發現,不同臨床疾病和不同地區與抗生素耐藥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其原因可能在于:1)實驗采集樣本量較小;2)黔南州和貴陽市地理位置相近,人群中濫用抗生素習慣也相近。

幽門螺桿菌是一種具有高度遺傳多樣性和地域多樣性的微生物,有其獨特的基因多態性。目前公認的不同地區之間幽門螺桿菌基因多態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幽門螺桿菌菌株在不同區域的突變積累,二是幽門螺桿菌和它們宿主之間存在適應性進化選擇[26]。

cagA作為幽門螺桿菌的重要毒力因子。根據cagA羥基端保守區將幽門螺桿菌分成2個亞類,即cagA陽性與cagA陰性,cagA陽性和嚴重的消化道疾病有關。本研究中黔南州和貴陽市幽門螺桿菌臨床分離株cagA全部為陽性,與2018年本課題組報道的此地區的結果一致[27],也與國內和東亞不同地區報道結果一致,這可能是為什么東亞地區胃癌高發原因之一。

根據cagA羧基可變區按照EPIYA基序片段將幽門螺桿菌分為東亞型和西方型,通常西方型有1~5個EPIYA-C片段,而西方型由EPIYA-D片段替代EPIYA-C片段,CagA蛋白進入細胞后與酪氨酸磷酸酶2特異性結合,誘導細胞形態改變為呈“蜂鳥表型”[28],可引起細胞增殖和生長,嚴重時導致細胞癌變。東亞型CagA蛋白和酪氨酸磷酸酶2具有更高結合活性,所以東亞型更易引起癌癥[29]。本研究根據上述EPIYA基序片段分型,共分出8種基因型,以東亞型為主,這與本課題組2018年研究的本地區[27]及中國其他地區研究結果基本一致[26]。另外,cagA可變區EPIYA分型及vacA基因型構成比在黔南州和貴陽市兩地區存在差異。黔南州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的 81.87%,其中布依族最多,該地區居民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與生活習慣,患病后喜采用民族醫藥進行治療,而貴陽市是貴州省省會城市,其經濟相對比較發達,這可能是兩個地區cagA可變區EPIYA分型和vacA基因型構成比差異的原因。

幽門螺桿菌存在不同菌型混合感染的情況,并且不同地區不同菌型感染率不同,例如中國寧波為41%,突尼斯為48%,法國為5%[15,30]。有文獻報道,幽門螺桿菌不同菌型混合感染的可能性越大,胃癌風險越高,通過對RAPD結果的分析,發現幽門螺桿菌分離株在胃癌高危人群中具有較高的遺傳變異性[5]?;旌细腥驹黾踊嘉赴╋L險的可能原因有兩點:第一,不同的幽門螺桿菌菌株在同一患者胃內容易產生重組進化,從而更易產生攜帶有更強毒素的菌株[31-32];第二,不同的幽門螺桿菌菌株藥物敏感性有差異[5],使幽門螺桿菌難以根除或容易復發。 本研究中黔南州地區幽門螺桿菌不同菌型混合感染率與突尼斯[33]及寧波[15]結果相近,但在不同疾病類型分組間未發現明顯差異,考慮可能與樣本量小有關,未來我們將加大樣本量以進行下一步研究。

幽門螺桿菌是目前遺傳最為多樣化的細菌物種之一[34]。其多樣性多來自頻繁的突變和重組,這為群體遺傳分析提供了額外的信息。利用7個管家基因的 MLST 已鑒定出多個不同的幽門螺桿菌種群。有文獻提出胃癌發病率地域上的差異與幽門螺桿菌菌株間的差異相關,如hpEastAsia菌株流行區域胃癌發病率高,而非洲的胃癌發病率非常低[33]。本研究檢測了黔南州菌株及貴陽市菌株的管家基因序列,其中94.6%(53/56)的序列型(ST)是之前在數據庫中未曾報道的,也說明幽門螺桿菌遺傳多樣化。從PUBMLST網站中下載得到不同基因型的國際菌株ST數據集,通過聚類分析顯示本研究中分離的幽門螺桿菌大部分為hpEastAsia, 小部分為hpEurope,這與中國其他地方的發現一致[15,35]。前述提到的hpEastAsia菌株流行區胃癌發病率高,很多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在內均屬于胃癌高發地區,東亞包括中國大部分菌株歸類hpEastAsia,這可能解釋了胃癌發病率地域性差異的原因,有待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果提示,黔南州和貴陽市兩地區幽門螺桿菌耐藥率無顯著差異,但cagA可變區EPIYA分型和vacA基因型構成比有差異。通過vacA和cagA分型、RAPD分型及MLST分型的聯合分析,可識別致病性幽門螺桿菌感染的高?;颊?感染這種菌株的患者可以選擇進行預防性抗菌治療,以預防嚴重消化道疾病發生。

利益沖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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