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政治時代下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轉向比較研究

胡 雯，鮑悅華

(1.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上海 200235；2.上海杉達學院管理學院，上海 314100)

0 引言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國際政治正從地緣政治時代進入技術政治時代[1]，主要發達國家爭相發展前沿新興技術，試圖在國際舞臺上爭奪科技領域主導權，技術權力成為競爭焦點，致使國際科技合作的驅動結構深刻變化，政治因素比重顯著提升。為應對當前時代變化，各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在目標理念和實施路徑上已出現明顯轉向。以美國為例，拜登就職以來，打造技術聯盟成為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重點，一方面致力于修復其與跨大西洋伙伴、亞太盟友的技術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采取精準脫鉤的“小院高墻”戰略遏制中國技術發展[2-3]，表現出明顯的排他性多邊主義特征。相較而言，中國歷來堅持包容性多邊主義[4]，近年來在國際科技合作戰略中更加強調開放創新，致力于在維護自身發展權的同時謀求國際領導權。

中美在科技領域的競爭日益加劇，但雙方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卻有較大差異，這與中美現階段在技術權力爭奪中所處的位勢差異有關。為此，有必要以技術政治時代為戰略轉向動因，對中美的目標理念和實施路徑進行比較。本文首先在解構國際科技合作驅動力的基礎上，分析時代變革對驅動結構的影響。其次采用“目標—理念—路徑”分析框架，對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目標、戰略理念、實施路徑 (包括合作機制和重點領域)開展比較研究。最后使用文獻計量分析法進一步對定性分析得到的戰略轉向趨勢開展量化驗證。通過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多維度對中美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轉向趨勢進行比較，為中國積極應對時代挑戰提供啟示。

1 理論回顧

1.1 從地緣政治時代到技術政治時代

技術政治 (Technopolitics)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技術政治意指技術系統和政治實踐的混合體，能夠產生新的權力和政府機構形式[5]，體現為行為主體通過技術工具的支持來預測和制定政治目標的能力[6]。技術政治是一種技術創新和政治干預之間的雙重運動。技術本身并不具有技術政治性，但它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賦予單個行為者對抗其他行為者的權力，可以被相互沖突的行為者戰略性地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將它們用于政治進程和/或實現政治目標的做法構成了技術政治[7]。正是因為技術政治的這種特質，它一直是地緣政治和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研究內容[6，8]。

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深入發展，生產力關系和國際分工發生巨大變革，對全球治理模式與競爭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技術已不再僅僅是為政治活動賦能的工具，而是上升為政治活動的直接對象?；诩夹g的權力已成為支撐其他國際權力的支柱，圍繞技術權力的爭奪、布局和秩序構建將是21世紀國際戰略競爭的核心。這種發展趨勢使技術政治不再僅限于地緣政治的研究內容，而是不斷延伸至全新的研究領域，逐漸成為時代的核心，從而脫胎于地緣政治時代，形成技術政治時代[1]。在技術政治時代背景下，科學技術在生產領域和政治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急劇上升，發達國家依靠基礎技術掌控新興產業競爭的主導意圖強烈。國際科技合作成為部分發達國家意識形態對抗、壓制各國地方性話語的政治規訓工具[1]，科技援助成為發達國家維持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重要手段[9]，技術政治取代傳統制度成為新型權力的支配手段。

1.2 技術政治時代對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的影響

技術政治時代對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的影響可以借由驅動結構變化機制進行闡述。從驅動力層面看，國家層面的國際科技合作動力主要來自科技、經濟、社會、政治4個方面。①科技發展需求驅動，這是國際科技合作的首要動力來源。為了實現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大多傾向于在大型和發達國家科技系統中尋找預期合作者[10]，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型科技系統往往能夠實現更加頻繁的國際科技合作[11]。②經濟資源互補需求驅動。國家創新能力通常與其經濟狀況密切相關，而經濟鄰近性對國際科技合作具有積極影響[12]。相較而言，低收入國家往往更期望通過國際科技合作獲取資源以補充創新能力劣勢[13]。此外，獲取市場資源、占領先導市場也是技術貿易和技術轉移背景下，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驅動力之一。③社會挑戰應對需求驅動。由于可持續發展問題日益尖銳，各國普遍提倡通過國際科技合作尋求系統性、高質量的全球性挑戰解決方案。④政治主張傳遞需求驅動，即以國際科技合作為手段來實現改善國際關系、傳遞本國主張的目的。以政治主張傳遞為動因的國際科技合作常見于發達國家的科技援助模式，通常具有意識形態嵌入傾向。

以時代變化為動因，國際科技合作中的政治需求明顯增強，同時對科技、經濟、社會需求產生衍生影響，促使國際科技合作驅動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進而引發主要國家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轉向。一方面，政治因素在驅動結構中的比重顯著提升，主要國家在合作目標制定、合作伙伴選擇、合作網絡嵌入與解嵌等方面呈現出明確的政治化傾向；另一方面，科技、經濟、社會需求對國際科技合作的驅動力有所削弱，部分國家實行的科技脫鉤與技術封鎖策略抑制了科學家合作網絡增速，經濟逆全球化浪潮阻礙了國家間貿易投資和貨幣金融聯系，新冠疫情政治化傾向妨礙了全球抗疫合作，如圖1所示。

圖1 國際科技合作戰略面臨的外部沖擊和環境變化

由于政治因素通常不是國際科技合作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圍繞技術政治時代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應對較少被學界討論。本文指出，技術政治時代的形成已成為當前主要國家國際科技戰略轉向的重要動因，通過引發驅動結構的深刻變化產生影響。目前，主要國家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均處于轉型和重塑階段，戰略轉向方向將對合作機制和合作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有必要對差異化戰略轉向的主要內容和發展趨勢進行比較，為應對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據。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為了比較中美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轉向趨勢，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進行綜合分析。

首先，采用“目標—理念—路徑”分析框架[14]對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目標、戰略理念、實施路徑 (包括合作機制和重點領域)開展比較研究。該框架適用于跨國比較研究，有助于系統分析國家間的差異與分野。分析數據來源于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規劃、合作協議、合作項目介紹、研究報告等政策文本以及“國際科技合作”主題文獻資料。

其次，采用文獻計量分析法進一步對定性分析得到的戰略轉向趨勢開展量化驗證和具體分析。學界普遍認同，論文是國內外對國際科技合作研究的主要媒介[15]，可以采用科技論文合著數據來表征國際科技合作情況[16-18]。本文以WoS中的SCI-Expanded和SSCI數據庫作為數據來源，分別對“地址”字段包含“PeopleRChina”和“USA”的論文進行檢索，時間跨度為2014—2021年，文獻類型不限，經篩選獲得美國國際合作論文紀錄1786251條，其中高被引論文記錄36191條；中國國際合作論文紀錄925727條，其中高被引論文記錄22139條。檢索時間為2022年7月。分析方法是：①采用中美國際合作論文樣本分析總體發展態勢，將論文作者地址涉及國家數量大于1的樣本定義為國際合作論文；②采用中美高被引國際合作論文樣本分析主導地位變化及合作網絡演化趨勢，鑒于高水平論文通常更能有效反映國家科技競爭力[19]，因而適合作為戰略轉向分析的觀測樣本。其中，在主導地位分析中借鑒袁軍鵬等[20]、Wang等[21]、岳曉旭等[22]的研究方法，認為通信作者是科研團隊中把握研究方向、起主導作用的研究者，因此將通信作者地址字段所在國家識別為主導國家。

3 技術政治時代下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轉向

3.1 美國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布局轉向

以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交替為重要轉折，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為關鍵節點，美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出現明顯轉變，政治因素成為驅動結構中的重要部分，戰略目標由獲得國際創新資源向維護本國優勢和國家安全轉向，戰略理念由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經歷特朗普時期的單邊主義，轉向排他性多邊主義。拜登政府上臺后，以排他性多邊主義框架為核心的“技術聯盟”戰略逐步形成，旨在聯合美國技術同盟國塑造新的技術規則體系，利用國外科技能力獲取非對稱競爭優勢，爭奪技術發展優勢和國際權力主導權[1]。具體來說，以2018年為關鍵轉折點，美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在實施路徑上的轉變見表1。

表1 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執政時期美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對比

(1)合作機制上轉向以同盟國家為核心的“技術聯盟”框架。以西方七國集團 (美英法德日意加，簡稱G7國家)形成G7國家研究契約，又與歐盟共同組建貿易和技術工作委員會 (TTC)形成協調國際貿易和新興技術議題的跨大西洋交流平臺，重點加強與澳印日的同盟關系，形成“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QUAD)[23]。同時，借由中興事件、孟晚舟事件等對中國開展技術封鎖，借由干涉美國大選、俄烏沖突等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制裁。

(2)合作領域上更加關注美國在新興技術和未來產業方面非對稱優勢構建。在5G技術領域，聯合32個國家發布非約束性政策建議“布拉格提案”，旨在引領5G國際標準、排除中國5G產品。在人工智能領域，建立包含15個國家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組織”，并召集12國倡議建立人工智能同盟，試圖引領人工智能協議和國際框架構建。在量子科技領域，與日本簽署“東京量子合作聲明”，提出“美國量子網絡戰略構想”[24]。同時，在全球性議題方面，致力于恢復美國在氣候治理和公共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

3.2 中國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布局轉向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定位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自1986年中國國際科技合作進入全面、平穩、深入發展階段后，國際科技合作逐步向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演化[25]。2018年以后，國際競爭格局進入劇烈重構期，中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的轉向動因主要呈現被動應對態勢，同時也受自身發展階段變化的影響。在此背景下，中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在“十三五”中后期進入新階段，戰略目標由參與全球創新向引領全球創新轉向，戰略理念由提升開放水平加快向全面開放創新轉向，在實施路徑上的轉變見表2。

表2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中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對比

(1)合作機制轉向破局應對，重點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和“一帶一路”國家伙伴關系。截至2021年底，中國已和161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科技合作關系，共簽訂114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在新興經濟體方面，2020年正式啟動《2020—2025中俄科技創新合作路線圖》，在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領域實施聯合項目，與巴西和南非在科技園區合作上持續深化。在“一帶一路”國家方面，中國致力于發揮科技創新合作的先導作用，在2017年正式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截至2023年6月，已與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合作文件，啟動建設53家聯合實驗室[26]。中國科學院牽頭成立的“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 (ANSO)已吸引67個成員單位。2020年中國還與東盟十國及日韓澳新西蘭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RCEP)。

(2)合作定位突出創新引領，積極牽頭與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與工程。中國在G20科技創新部長會議、上合組織科技部長會晤、金磚國家科技創新部長級會議等多邊機制中主動提出創新議題，并牽頭或參與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平方公里射電望遠鏡、黑洞探測等近60個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

(3)合作領域聚焦風險防控，重點尋求彌補創新全鏈條缺失部分，強調有目的、分重點地在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競爭前技術、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等領域加強布局。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部分高新技術關鍵零部件遭遇斷供，創新鏈條面臨戰略風險，要求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戰略面向關鍵風險點進行布局，優化形成覆蓋創新全鏈條的國際科技合作平臺網絡。通過實體“園中園”、建設境外實體園區等方式，強化跨國園區與技術創新合作；面向東盟、南亞、阿拉伯國家等區域建設8個跨國技術轉移平臺、建設區域性技術轉移中心，在聯合國南南框架下建立“技術轉移南南合作中心”，基本形成“一帶一路”技術轉移網絡[26]。

4 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變化趨勢比較

4.1 總體發展態勢

從SCI和SSCI論文發表總量、國際合作論文數量、國際科技合作率3個指標比較中美兩國國際科技合作總體發展態勢，結果見表3。從論文總量指標看，中國近年來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態勢，而美國則相對穩定，2021年中國論文發表總量首次超過美國，達68.16萬篇。從國際科技合作率指標看，美國整體呈現上升態勢，從2014年的31.16%提高到2021年的38.86%。相較而言，中國的國際科技合作率在2014—2018年表現出穩步上升趨勢，最高達27.47%，但在2018年后逐步回落到2014年水平，整體合作率約為論文總量的四分之一，與美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表3 中美2014—2021年國際合作論文總體情況

從合作國家的變化情況看，美國國際科技合作伙伴結構在2019年前后出現明顯變化，中美合作比重顯著下降，合作需求向G7國家、澳大利亞、印度等利益核心國和重點同盟國轉移。首先，G7國家是美國國際科技合作主要伙伴，歷年合作論文比重均超過4成，雖然在2014—2019年間比重小幅下降，但在2019年后有所回升。其次，與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之間合作比重持續增加，并在2019年后快速提升。表明美國以G7國家為核心，重點加強QUAD四國同盟關系，在合作機制上向“技術聯盟”框架轉變，如圖2所示。

圖2 美國國際科技合作發展趨勢

相較而言，中國由于中美合作占比嚴重下降而析出的國際科技合作需求沒有得到充分轉移和補充。2018年后，雖然與G7國家 (除美國)和金磚國家的合作占比均有上升，但總體上國際合作率仍呈快速下降態勢，尤其是受中美合作占比大幅降低的影響 (2021年比2018年下降近10個百分點)。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合作占比有所增加，2021年達33.43%，處于近年高位；另一方面，中國與金磚國家合作占比持續穩步增長，2021年達6.52%，表明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在新興經濟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方面有所側重，在合作機制上轉向發展新興伙伴關系，但在合作規模上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如圖3所示。

圖3 中國國際科技合作發展趨勢

4.2 主導地位變遷

以通信作者地址國家為主導國家開展分析，對中美高被引合作論文中的本國主導論文數量進行統計，進而計算本國主導率。美國高被引合作論文主導率長期穩定在50%上下，2016年達近年高位56.55%，2021年回落至49.05%。中國高被引合作論文主導率則有較大幅度上升，從2014年的50.94%快速增長到2021年的70.79%，增幅約20個百分點，見表4。這表明中國在參與高水平國際科技合作過程中的主導地位有顯著提升，且在尋求國際合作上具有很高的主動性，體現出新發展階段下合作定位由參與全球創新向引領全球創新轉向的趨勢。但過高的主導率反映出國外對中國科技合作需求減弱，這與主要國家技術政治戰略博弈有關，尤其是中美科技合作減少對中國主導率變化有顯著影響。

表4 中美高被引合作論文主導情況

鑒于本文在戰略布局轉向、總體發展態勢、本國主導率變化趨勢上的分析結果均顯示2018年前后是中美國際科技合作變化的重要節點，因此在后續分析中著重對比2018年前后的變化情況。

從主導領域變化情況看，美國高被引合作論文主要集中在化學、物理、材料、醫學 (普通內科、腫瘤、心血管等)、生物 (分子生物、細胞生物、神經等)、工程、環境領域，且在2018年之后未表現出大幅變化?？傮w上，生物領域所占比重略有上升，例如分子生物、細胞生物等。相較而言，中國高被引合作論文主要集中在工程、化學、材料、計算機、環境、物理、能源、自動化、數學、生物 (主要是分子生物)領域，與美國的主導領域重疊比例約6成，顯示出較高的潛在合作機會。從時間維度看，2018年之后表現出較為多樣的變化趨勢，工程、計算機、環境、自動化等技術應用領域的排名有所上升，化學、物理、數學等基礎學科領域的排名有所下降，表明中國高水平國際科技合作重點領域偏向創新鏈后端。

從國外資助來源變化情況看，兩國在2018年前后均出現明顯變化，見表5。就美國而言，2018年之前，歐盟是最主要資助來源地區，2015年資助比例達到13.73%，其次是中國和英國；2018年之后，中國成為最主要資助來源國家，2021年資助比例達18.45%，較2018年的20.49%雖有所下降，但仍居首位，其次是歐盟和英國。就中國而言，雖然2018年前后，美國都是最主要資助來源國家，但占比呈斷崖式下滑，由2015年的21.21%降低至2021年的9.82%，降幅超過11個百分點，來自歐盟、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資助比例總量和變化均較小，表明一方面中國對國外科研資助的利用度不足，另一方面中美科技競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沒有獲得有效緩解。

表5 美國/中國主導的高被引合作論文國外資助來源情況比較

4.3 合作網絡演化

繼續將2018年作為關鍵節點，著重對比中美機構合作網絡和關鍵詞共線網絡在2014—2017年、2018—2021年兩個階段的變化。

從機構合作網絡發展趨勢看，美國近年來國際科技合作機構數量和機構間連接強度均有增加，其中出現5次以上的機構數量由一階段的2313家增加到二階段的3056家。排名靠前的國外機構變化情況顯示，兩個階段排名前10的國外機構有7成重疊，表明機構間合作聯系較為穩定。其中，中國、G7國家 (主要是英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是主要機構來源國，尤其中國科學院是美國高被引合作論文重要伙伴，且2018—2021年的合作仍然頻繁，顯示出中美科技合作在機構層面尚具備較好合作基礎，見表6。

相較而言，中國近年來國際科技合作機構數量和機構間連接強度增長迅速，其中出現5次以上的機構數量由一階段的1009家增加到二階段的1876家，但與美國相比在合作廣度上仍有較大差距。排名靠前的國外機構變化情況顯示，兩個階段排名前10的國外機構中，來自美國的機構數量明顯下降，由一階段的6席下降到二階段的3席，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機構數量有所上升，整體上由一階段的1席上升到二階段的4席。中國機構合作網絡變化情況表明，中美科技競爭對中國高水平科技合作影響更大，一方面在合作機構范圍和質量上仍有拓展和提升空間，另一方面與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間的合作關系亟待修復，見表7。

表7 中國高被引國際合作論文中排名前10的國外機構

從關鍵詞共線網絡變化趨勢看，美國近年來關鍵詞分布更加聚焦，領域明顯轉向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頻次排名前10的關鍵詞統計見表8。美國一階段主要圍繞氣候變化議題和醫學相關議題 (癌癥、炎癥、心臟衰竭等)，這也對應了美國在主導領域的鮮明特點。而在二階段，人工智能相關議題異軍突起，占據前三甲兩席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表明美國對該領域中國際合作有所側重。此外，新冠病毒感染作為近年來全球性熱點議題，在排名中列第1位。

表8 美國高被引國際合作論文中頻次排名前10的關鍵詞

相較而言，中國的關鍵詞分布長期聚焦于新興技術發展與應用領域，見表9。中國一階段主要圍繞新材料 (石墨烯)、新能源 (光催化、電催化、水分解、析氫反應等)、人工智能 (深度學習、云計算等)、氣候變化議題。二階段主要圍繞新冠疫情、新能源、人工智能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新材料 (金屬有機骨架化合物)、區塊鏈、物聯網議題。其中，氣候變化、新冠病毒感染、人工智能相關議題與美國國際科技合作重點議題重合，既有合作潛力，也會成為競爭新焦點。

表9 中國高被引國際合作論文中頻次排名前10的關鍵詞

5 結論與啟示

5.1 研究發現

(1)技術政治時代的形成促使國際科技合作驅動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進而引發主要國家戰略布局轉向。技術政治時代對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的影響作用可以借由驅動結構變化機制進行解釋。鑒于政治需求明顯增強，同時對其他需求產生衍生影響，驅動結構由此發生深刻變化，因而引發主要國家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轉向。

(2)技術政治時代下中美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布局呈現差異化走向。以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為關鍵節點，美國國際科技合作中的政治化傾向顯著增強，以排他性多邊主義框架為核心的“技術聯盟”戰略逐步形成，合作目標上更加聚焦國內需求和國家安全，合作理念上以“美國優先”原則為指導，致力于維護本國優勢、爭奪技術發展優勢和國際權力主導權，合作機制上轉向以同盟國家為核心的“技術聯盟”框架，與QUAD四國同盟的合作比重明顯提升，合作領域上更加關注新興技術和未來產業方面非對稱優勢構建。相較而言，中國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轉向的應對性傾向更高，合作理念上以開放合作、開放創新、合作共贏為核心，合作機制上重點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和“一帶一路”國家伙伴關系，金磚國家科技合作比重穩步增長，合作定位上更加聚焦在創新網絡中的引領作用，合作主導率顯著提升，合作領域上重點尋求彌補創新鏈條上的缺失部分。

(3)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在時代變局和戰略轉向中所受影響更為明顯，在合作態勢、主導地位和機構合作網絡上均有顯著變化，顯示中美間析出的合作需求尚未得到充分轉移和補充。①從合作態勢看，中國國際科技合作率在2018年后逐步回落到2014年水平，中美合作規模的快速下降顯著拉低了整體合作率。②從主導地位看，中國過高的主導率反映出國外對中科技合作需求的減弱，同時主導論文獲美資助比例快速下降。③從合作網絡看，排名靠前的國外機構中，來自美國的機構數量有明顯下降。相較而言，美國在國際科技合作需求向G7國家、澳大利亞、印度等利益核心國和重點同盟國轉移，在主導地位及機構合作網絡方面未見顯著變化。

(4)中國國際科技合作能級仍有提升空間，且對外國科研資金利用尚不充分。①在機構合作網絡上，中國雖然近年來在合作機構數量和機構間連接強度上增長迅速，但在網絡規模、網絡密度、核心合作機構層次上與美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②在利用國外資助上，來自歐盟、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資助比例總量較小，尤其是主導論文中獲得歐盟資助的比例不到5%，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5)在共同關注的全球性挑戰議題上，中美仍有持續合作空間。①中美在2018年之后仍然是雙方互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對美國而言，2021年中國在美國主導的高被引論文中資助比例高達18.45%，中國科學院系統、清華大學等中國高水平科研機構在美國合作網絡中占據重要位置，足見雙方具備互利共贏的基礎。②中美在以氣候變化、新冠疫情為代表的全球性挑戰議題上均有較高的關注度和國際合作意向。此外，美國近年來國際合作論文關鍵詞領域明顯轉向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與中國關注的重點領域重合。

5.2 管理啟示

(1)在戰略上辯證看待主要國家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轉向挑戰，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的系統性和協調性，全面應對技術政治時代挑戰。當前國際科技合作的驅動結構已經發生顯著變化，全球科技競爭態勢加劇態勢難以回避。因此，有必要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的系統性和協調性，全面應對技術政治時代挑戰。一方面要綜合考慮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與其他國家戰略間的系統聯動關系，避免出現戰略錯位和政策矛盾；另一方面要根據國際環境和發展需求的變化趨勢，動態調整戰略走向，確保國際科技合作戰略能夠與其他戰略形成協同合力，更好更快地實現本國發展目標。

(2)在戰術上積極尋求新型科技合作伙伴關系建立。具體來說，一是打造新敘事。在國際社會上加速打造引領全球科技合作的中國敘述，積極闡述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價值取向、應對全球挑戰價值主張，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構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國際科技開放合作話語體系，塑造中國尖端研發目的地國家形象，減輕相關輿論走向對西方媒體的依賴。二是構建新空間。在尚未形成國際秩序的新型空間中，探索以相對優勢發揮先導性作用的可能性，提升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中話語權。此類新型空間主要包括太空空間、數據空間、網絡空間等，是未來國際科技治理重點領域。三是鏈接新網絡。聚焦關鍵小國、“一帶一路”核心國家、金磚國家等具有合作潛力的創新主體，有效擴展網絡廣度。充分發揮中科院系統等優勢主體在國際科技合作中的橋頭堡作用，提倡科學知識的自由流動和科技合作的高度開放，尋求合作網絡局部加深。

(3)在操作上對內保持戰略定力，重點圍繞中美重疊的新興技術領域做好關鍵技術研發，同時注重對美方技術進展的跟蹤預警，全面梳理產業鏈核心技術、裝備、核心基礎零部件等短板技術的對外依存度，聚焦產業鏈短板與供應鏈缺位，充分發揮戰略科技力量引領作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抗風險能力；對外注重合縱連橫，利用與金磚國家合作呈上升趨勢的良好勢頭，加強與歐盟、南亞、非洲、南美等地區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利用RCEP等平臺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展穩定長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