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長:技術進步推動共同富裕的條件機制
——來自全球宏觀面板數據的證據

臧雷振,張冰倩,劉 超

(1.中國農業大學 人文與發展學院,北京 100193;2.北京大學 國家治理研究院,北京 100080;3.南京審計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5)

一、引言

貧困并非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所獨有的現象,發達國家或地區也面臨嚴重的貧困問題,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和任務。當前,全球仍有13億人口深陷貧困狀態[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表明,2019年全球有6.5億極度貧困人口,而新冠疫情進一步沖擊全球減貧進程,致使2020年全球新增1.2億貧困人口。

與此同時,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簡稱ICTs)的創新與發展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ICTs作為一系列技術工具、應用和資源的集合,有效實現了信息的創建、傳播、存儲和管理[2]。國際電信聯盟在《2020年寬帶狀況報告》中指出,目前全球互聯網普及率約54%,發展中國家最低水平已達19%。因而,在全球經濟和減貧事業遭受疫情沖擊尚未完全恢復的關鍵時刻,如何更好地利用ICTs促進全球經濟復蘇、促進包容性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已有研究聚焦于微觀層面個體互聯網使用帶來的溢出效應,如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互聯網使用能夠降低農民個體陷入貧困的概率[3],還有部分學者討論ICTs與減貧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層面的機制路徑[4]。但針對全球范圍內ICTs減貧的宏觀影響機制尚不清晰,本文選取1990—2019年158個國家的全球面板數據,借助包容性視角討論ICTs如何成為國家貧困治理的有效動能并進而促進共同富裕。

二、文獻評述和研究假設

(一)政策議程:包容性增長推動共同富裕

面對貧困與不平等交織所帶來的發展矛盾,如何實現包容性增長已成為備受關注的全球減貧方案。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較早來源于全球性國際組織的發展報告和區域間發展會議討論[5],其強調所有人都應該平等地獲得參與經濟增長的機會,并減少因發展能力不足、政策或制度等因素導致貧困人口難以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提高收入水平的消極增長模式[6]。因此,持續經濟增長和公平收入分配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兩個關鍵維度。一方面,經濟發展形成的涓滴效應是普遍性提高國民收入的基礎,而持續穩定的高速經濟增長則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7]。另一方面,縮小農業人口和非農人口的收入差距、達到收入公平的共享式發展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必要條件[8],如通過在稅收執行中設計包容性發展制度,通過轉移支付消除貧困群體面臨的權利貧困、信息貧困和社會排斥等問題[9]。

包容性增長既是益貧式增長的典型模式,也是推動共同富裕的政策議程。首先,在效率與公平方面,包容性增長同時兼顧經濟發展效率和收入分配公平,符合共同富裕的不斷增強發展生產力和綜合國力、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經濟愿景[10-11]。其次,在高質量發展方面,發展性、共享性、可持續性既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要素[12],也是高質量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的具體要求。最后,在合法性和有效性方面,借助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消除絕對貧困、減少相對貧困等發展不平衡問題是國家治理有效的直接表現,而通過公平收入分配實現經濟發展成果惠及貧困人口在內的所有群體是國家治理合法性的內在要求[13],因而,共同富裕有助于實現國家治理合法性,同時保持較高國家治理有效性。

(二)研究假設:ICTs與國家貧困關系

伴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升級的持續突破,由技術創新與進步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實現增長的典型路徑[14]。ICTs作為信息時代的代表性技術工具,是推動包容性增長的內在動力。如借助ICTs實現持續經濟增長和合理收入分配,能夠緩解區域間和群體間的整體貧困[15],有助于解決相對貧困這一共同富裕的底線問題,實現技術工具促進包容性增長、助推共同富裕的高質量發展目標。

1．ICTs對國家貧困的直接影響

直接影響是借助信息賦權增加貧困群體的發展能力。貧困群體常因劣勢的社會經濟地位而被排除在有效信息之外。當前,不斷提高的ICTs普及率大大降低貧困群體信息使用門檻,持續擴展的ICTs應用有效縮小不同收入群體間的信息使用差距,ICTs因而成為增加信息流和賦權貧困群體的技術工具,滿足貧困群體差異化的信息需求,進而借助信息溢出效應促進減緩貧困[16]。同時,已有實證研究發現,ICTs引入某一國家(或地區)之初,具有較強的經濟增長效應,有利于地區貧困程度的減緩,但當ICTs普及率越過某一拐點時,極有可能出現數字鴻溝等社會問題[17],反而會惡化貧困發生情況[18]。由此推測ICTs對國家減貧也存在類似“拐點”,即ICTs減貧邊際效應先增后減。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

H1:ICTs與國家貧困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且二者的關系曲線具有U型特征。

2．ICTs對國家貧困的間接影響

包容性增長理論為評估ICTs相對多維貧困的影響提供較為全面的研究框架,也為ICTs的經濟增長效能和收入分配效能開辟新途徑[19]。在國家貧困治理中,已有研究證實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減少多維相對貧困的有力工具[20]。

(1)ICTs的經濟增長效能。國內外學者已證實經濟增長對國家減貧的正向作用[21-22]。如涓滴效應強調持續性經濟增長為貧困治理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23],不僅直接為貧困人口提供創業和就業的機會,而且間接提高當地政府的財政實力,使其能夠更好地制定和實施益貧政策[24]。同時,ICTs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和“滲透效應”[25]。一方面,ICTs的創新和發展直接導致相關產品價格的大幅下降和市場占有率的提升,從而在替代勞動等生產要素方面形成突出的成本收益效應[26],進而有利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ICTs的高滲透性使其能夠與工業、制造業等傳統行業深度結合,提高整個社會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國內生產總值,促進宏觀經濟發展[27],有助于提高貧困群體收入水平。因此,提出本文第二個研究假設:

H2:ICTs通過促進國家經濟增長間接減緩貧困。

(2)ICTs的收入分配效能。雖然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利器,但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與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密切相關。已有研究在分析收入差距和國家貧困之間關系時,證實收入不平等是加劇貧困問題的主要因素[28]。收入差距不僅導致個體教育資源和健康保障水平下降,惡化個體貧困狀況[29],而且常伴隨地區間不均衡的教育和醫療財政資源分配,削弱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30],加劇地區貧困問題。而ICTs則有助于減少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減緩國家貧困[31]。一方面,ICTs提升農村人口的人力資本,帶來更多就業、創業的機會,帶來農村人口的顯著增收效應,直接減少城鄉收入差距[32];另一方面,ICTs賦能教育、醫療和健康等領域,有利于優化公共服務配置,改善貧困群體公共服務可及性和福利水平,間接減少群體間福利保障支出差距[33]。因而,提出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設:

H3:ICTs通過改善國家收入分配間接減緩貧困。

三、研究設計

(一)構建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由上述理論推演可知ICTs對國家貧困產生重要影響,考慮到不同國家之間的個體趨勢和時間趨勢,建立ICTs的減貧效應模型為:

(1)

在式(1)中:POV代表被解釋變量國家貧困程度;t代表年份;i代表區域(國家或地區);C表示截距項;ICTs代表核心解釋變量信息通信技術指數;α是信息通信技術指數的待估系數,根據上文研究假設的提出,α的預期符號為負值;X代表一系列的控制變量;5表示控制變量的數量;μi和λi分別為國家和時間的固定效應;εit表示誤差項的向量。

考慮到ICTs與國家貧困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在模型(1)中加入ICTs的二次項,修正后的模型為:

(2)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數據來自瑞典哥德堡大學發布的全球治理質量綜合數據庫(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Standard Dataset,簡稱QoG)。該數據庫整合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數據庫等幾個綜合性、權威性的調查數據,變量指標較為全面地覆蓋社會、經濟、政治等多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由于全球在20世紀90年代邁向信息化時代,ICTs開始深入人們生活并對經濟社會產生影響,故以1990—2019年為研究區間,并選取中國、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和巴西等158個國家和地區作為樣本,分析ICTs減貧的全球發展規律。

(三)變量構建與選取

1.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的構建

本文在包容性視角下討論ICTs如何影響國家貧困治理,故國家貧困程度為被解釋變量,ICTs為解釋變量。在被解釋變量維度,國家貧困程度可由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兩種指標實現操作化,按2011年國際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每人每天消費支出低于3.20美元和1.90美元是衡量絕對貧困的兩種通用指標[34]。但收入維度的絕對貧困指標無法滿足相對貧困測量需求,有學者將貧困內涵從單一維度拓展至囊括食物、飲用水、住房、教育、醫療等多維度的相對貧困,并衍生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這一多維衡量指標,已被國內外相對貧困研究公認[35]。同樣地,本文也選擇HDI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操作化指標。

在解釋變量維度,已有研究僅僅采用互聯網使用或手機使用等其他單一指標。本文在單一指標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和代表性,將互聯網用戶數、固定電話用戶數和移動蜂窩用戶數三個變量同時納入到ICTs的測量指標。同時,為避免主觀賦值的缺陷,還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將方差旋轉最大化,計算主因子得分和每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終借助主成分合成ICTs指數。

2.控制變量選取

在控制變量維度,為最大可能減少遺漏變量偏誤、確保量化分析的科學性,本文將城市化水平(URP)、教育支出(EDU)、就業率(EMP)、人口老齡化(AGE)、通貨膨脹(INF)等變量納入控制變量之中。(1)教育支出,用政府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來衡量。政府教育支出能夠緩解家庭教育支出,進而提高貧困人口的綜合素質,使其具備一定的脫貧能力[36],故教育發展是國家減貧的一個重要渠道。(2)城市化,用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測量。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較高,因此城市化是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和貧困減緩的重要因素[37]。(3)就業率,用就業總數占總勞動力的百分比(%)衡量。就業是提高家庭經濟收入、擺脫家庭貧困的最有力武器[38]。就業率的提高會直接增加家庭的經濟收入,緩解家庭貧困。(4)人口老齡化,以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衡量。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升,老齡人口更易受到貧困的沖擊,其貧困率也不斷上升[39]。(5)通貨膨脹,選擇一國(或地區)通貨膨脹率表示。通貨膨脹沖擊對經濟增長具有消極影響,可以預期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經濟收入也會造成不利影響[40]。

(四)描述性分析

表1匯報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被解釋變量——國家貧困的均值為9.40,標準差為13.89,說明樣本國家間的貧困差異較大。解釋變量——ICTs的標準差為51.14,說明離散程度較大。此外,為避免解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影響模型估計結果的準確性,根據方差膨脹因子的經驗法則,計算發現各VIF值均遠遠小于10,這意味著所選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ICTs的減貧效應

(一)基本回歸分析:“減緩”還是“加劇”?

表2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別為未加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普通最小二模型(OLS)結果,ICTs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模型(3)為引入異方差和時間效應的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結果,結果顯示ICTs的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同時,豪斯曼檢驗結果建議模型選擇為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由于P值為0.01,拒絕隨機效應的原假設,故本文使用面板估計固定效應模型。

表2中模型(4)—(6)呈現固定效應模型的全樣本回歸結果。在沒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ICTs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納入城市化、就業率、人口老齡化等控制變量后,ICTs的系數方向和顯著性水平不變。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個體和時間差異后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ICTs對貧困的影響依然顯著為負。上述回歸結果表明,ICTs對國家貧困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ICTs能夠改善貧困地區的電力、寬帶、物流等方面的基礎設施條件,優化農業農村的生產和經營狀況[41];應用ICTs還能提高貧困群體的文化資本、縮小知識鴻溝、帶動就業創業,從而減緩貧困問題[42]。

為進一步檢驗ICTs減貧的邊際效應,在模型(6)中加入ICTs的平方項,回歸結果發現一次項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平方項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ICTs發展與國家貧困之間呈現U型關系,即ICTs減貧的邊際效應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拐點”,具有先“揚”后“抑”的特點。這可能是因為ICTs發展初期有利于促進國家減貧,但當ICTs發展達到一定閾值后,數字鴻溝的消極影響逐漸顯現[43],致使信息通信技術減貧的邊際效應逐漸下降。因此,H1得到驗證。

(二)內生性問題與工具變量檢驗

選擇偏誤導致解釋變量和隨機擾動項之間的相關性可能產生ICTs發展和貧困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助工具變量嘗試解決此問題。分別選擇自變量ICTs的滯后一期(L.ICTs)和每100人固定電話訂閱比例作為工具變量,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嘗試消除模型中可能出現的變量內生性問題。如表2中模型(7)所示,工具變量回歸結果顯示ICTs的回歸系數仍然在1%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與上文基線回歸結果的符號方向和顯著性水平保持高度一致,且已通過工具變量的不可識別假設、弱工具變量假設和過度識別假設等檢驗,說明工具變量有效。

(三)穩健性檢驗

雖然利用模型替換和工具變量等內生性問題檢驗策略,已初步說明研究結論具有較高的科學性,但由于基線模型涉及全球158個國家和地區,減貧治理實踐差異復雜多樣,故仍需要借助分組回歸和替換變量等工具,對量化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進一步驗證量化結果的可靠性。

首先,根據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距離相近原則,將全球7大洲分為三個部分:歐洲和中亞,東亞、太平洋和美洲,南亞和非洲,以呈現ICTs影響國家貧困的區域差異性。如表3中模型(1)—(3)所示,在三個區域中,ICTs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負,與基線回歸中全樣本的顯著性水平和系數方向保持高度一致,進一步支持原結論。更具體地,南亞和非洲國家的ICTs減貧邊際貢獻最高,東亞、太平洋和美洲國家次之,而歐洲和中亞國家則最低。這可能由于發達國家的初始貧困率相對較低且ICTs水平較高,故相較于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其減貧邊際效應也相對較小。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其次,ICTs影響國家貧困治理的時間效應差異也納入量化模型穩健性檢驗的考察范圍。分別以20年和10年為時間跨度,將全樣本均衡地分為兩組,觀察全球范圍內ICTs減貧的時間效應。如表3中模型(4)和模型(5)所示,在1990—2009年和2010—2019年期間,ICTs均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應,但是2010—2019年期間的系數比1990—2009年期間的兩倍還要大,再次證實ICTs的貧困治理效應隨時間推移而逐漸遞減。

最后,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式,補充說明基線回歸的穩健性。引入1.90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作為新的被解釋變量,并納入基線回歸模型。如表3中的模型(6)所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ICTs與國家貧困之間仍存在負相關關系,這說明ICTs對遏制絕對貧困同樣具有積極作用,再次支持基線回歸模型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五、條件機制分析:ICTs如何促進國家貧困治理?

上文研究發現,ICTs能夠有效遏制國家貧困,且已通過內生性檢驗和穩健性檢驗,接下來從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兩個角度對ICTs的貧困治理機制進行詳細分析,并在公式(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回歸模型[44]:

(3)

(4)

公式(3)和(4)中的指標含義與公式(1)保持一致。其中:GDP代表經濟增長水平,GINI代表收入不平等,二者均為ICTs減貧的中介變量;Xi表示控制變量;βj為估計系數;εit為誤差項。以 2010 年不變價美元表示的人均 GDP 來衡量國家經濟增長,選擇基尼系數作為收入不平等的代理變量?；谇拔囊颜撌龅摹敖洕鲩L→貧困”和“收入分配→貧困”的理論作用路徑,按照逐步回歸法繼續分析中介效應,構建如下兩個回歸方程:

(5)

(6)

(一)中介效應分析: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

一方面,使用逐步回歸法檢驗ICTs是否借助經濟增長間接實現減貧。表4中模型(1)為ICTs減貧的總效應,模型(2)為ICTs作用于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ICTs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證實ICTs有助于提高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模型(3)顯示ICTs和經濟增長對貧困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經濟增長能夠降低貧困發生率。因此,ICTs通過提高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間接降低國家的貧困發生率。故H2得到驗證。

表4 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機制檢驗

另一方面,與上述經濟增長機制的分析過程類似,分別對公式(4)和(6)進行逐步回歸。模型(1)依然是ICTs對減貧的負向影響,模型(4)顯示ICTs在1%的水平上對收入不平等具有負向作用,說明ICTs可以降低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模型(5)的結果表明收入不平等促進貧困的發生,可見縮小收入不平等是ICTs影響貧困的另一中介因素,進一步證實“ICTs—降低貧富收入差距—減緩國家貧困”的傳導機制。因此,H3得到驗證。

(二)中介效應檢驗

有學者質疑逐步回歸法存在解釋效力偏低的不足[45],故采取Sobel檢驗說明上述中介效應的可靠性和穩健性。一方面,Sobel檢驗結果發現,在ICTs發展促進經濟增長間接影響減貧過程中,Z值等于4.15,p值等于0.00,即經濟發展的中介效應具有良好的可信度。在ICTs抑制收入分配差距間接影響減貧的過程中,Z值等于-3.39,p值等于0.00,即收入分配的中介效應也通過了Sobel檢驗。另一方面,觀察自助法檢驗(bootstrap test)法的置信區間是否包含0,同樣可以判斷中介效應是否成立,檢驗結果與逐步回歸法、Sobel檢驗保持一致。上述估計與檢驗結果驗證ICTs借助經濟增長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實現間接減貧。

(三)包容性增長:共同富裕的條件機制

上文從宏觀層面詳細呈現技術手段推進共同富裕的作用過程,發現持續經濟增長和公平收入分配是共同富裕的條件機制,不僅為理解全球貧困和ICTs發展趨勢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而且為全球消除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治理提供堅實的實證證據,對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方面,加強信息通信技術研發與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更多貧困群體的信息需求。首先,加大ICTs的研發和技術攻關,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和結構升級,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經濟發展新業態和激發減貧動能[46]。其次,提升農村地區信息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加大農村地區、偏遠地區的現代信息公共服務財政投入力度,形成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多元主體共建的農村信息服務系統。從貧困農民生產和生活上的信息需求著手,逐步提升農業農村的ICTs智慧水平,充分發揮ICTs在農業綜合生產和農民生活中的持續創新能力,彌合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數字鴻溝[47]。

另一方面,注重發展新業態和提高國民信息素養,著重提高貧困群體的信息應用福利。以ICTs為基礎,延伸產業鏈條,培育ICTs+農業、ICTs+休閑旅游業、ICTs+農村金融業等特色產業新業態,激活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因子,提高農村電商的發展水平,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進而提升農戶的經濟收入,縮小貧富差距[48]。同時,要格外注意的是,只有提高國民的ICTs使用能力和信息素養,利用ICTs擴大意見表達渠道,為弱勢群體的民主權益表達提供機會,才能在ICTs普及的前提下讓更多的貧困者有能力享受信息紅利,減少貧困發生、促進共同富裕。

六、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文不僅厘清ICTs影響國家貧困的作用機制,還通過建構全球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對相應的假設進行實證驗證。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一國的ICTs發展水平越高,意味著國家貧困發生的可能性越低,且ICTs的減貧效應具有U型特征。第二, ICTs減貧的邊際貢獻在南亞和非洲國家最大,其次是東亞、太平洋和美洲國家,再次是歐洲和中亞國家。第三,ICTs通過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和降低貧富收入差距這兩條路徑來影響國家減貧,實現包容性增長,最終邁向共同富裕。

當然,實證結果也支持技術手段通過包容性發展推進共同富裕這一判斷。已有研究ICTs減貧的文章較多關注絕對貧困問題,鮮有兼顧相對多維貧困。本研究采用相對多維貧困的衡量指標,對ICTs的減貧效應進行分析和檢驗,更凸顯包容性增長中技術手段影響國家貧困治理的條件作用。不過,由于本文選擇1990—2019年涵蓋158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觀察周期較長,限于數據可得性,無法納入更多控制變量,未來如何更能有效地挖掘出全球ICTs發展與減貧的過程機制仍有待探討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