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基于門檻模型的研究

韋政偉,高亞林,楊 川

(1.清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62;2.交通運輸部管理干部學院,北京 101601;3.諾丁漢大學 工程學院,英國諾丁漢市 NG14BU)

科技強則國家強,科技興則民族興。在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誰能夠掌握核心技術尤其是顛覆性創新技術,誰就能夠搶先掌控據國際話語權,因此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抓手,能夠助力國家的長遠發展。然而,在技術方面,我國企業普遍面臨一個暫時無法擺脫的困境,即一旦受到“卡脖子”技術威脅,企業的相關業務將受到嚴重沖擊,甚至舉步維艱。為了改善當前的困境,增強企業創新活力來提高其核心競爭力愈發重要。企業作為創新系統的主體,往往會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并結合自身需求來決定是否進行企業創新活動,雖然創新產出的持久競爭優勢激勵著每個企業積極開展創新活動。但是,創新活動的高風險性帶來的居高不下的創新失敗率,加上創新外溢性以及產權保護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企業在開展創新活動時常常出現市場失靈情況,最終降低了企業的創新動力。因此,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為政府采取相關政策來推進企業創新活動提供了一定的合意性。

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在肩負國家制度創新使命的同時,也要為經濟主體的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本質上,營商環境是政府管制下的外部環境,營商環境的質量能夠直接反映出地區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程度[1]。特別是在我國目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營商環境優化對不同區域的企業創新活動具有重要影響[2]。政府十分重視營商環境建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對優化營商環境做出了重大部署: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在良好的營商環境里,企業更容易引進高質量外資,從而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當前,從總體上看,各城市都在優化城市內營商環境,大力推動“放管服”改革。而不同區域由于資源稟賦、經濟基礎、政策體系和區域文化等條件的不同,不同區域間的營商環境存在較大差異[3],進而導致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為了深入探究營商環境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本文基于CSMAR數據庫,通過門檻模型實證分析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

一、文獻綜述

(一)關于營商環境與創新的研究

現有文獻多關注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經濟效果,主要從企業創新能力政策有效性等角度對其展開深入分析。企業創新能力方面,鄧海濱和廖進中研究發現,研發技術的溢出效應會受到營商環境的影響,即研發溢出效應與營商環境質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具體而言,在全球一體化的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較高的營商環境質量中的經濟體能夠從研發創新活動中獲得更多的溢出效應[4]。夏后學等在研究企業創新影響因素時,對簡政放權與政府補貼作了分析,認為二者的互補效應在制度環境好的企業中顯著,反之,二者之間的互補效應不顯著[5]。馬駱茹和朱博恩研究發現,受到外生需求波動的影響,企業所處的營商環境已經發展成為企業采取不同研發決策行為的根本依據[6]。政策有效性方面,顧元媛等通過研究發現企業研發活動受其所在地區治理環境影響顯著,企業的研發與創新在政府干預和尋租減弱中得到促進[7]。白俊紅通過研究發現,當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越高時,企業的交易成本和研發投入風險將隨之降低,最終使得企業的研發意愿提高[8]。林(Lin)等通過回歸分析得出尋租腐敗行為對企業創新投入有負面作用,這是由于尋租腐敗行為使得企業研發活動產生 “替代效應”和“擠出效應”[9]。何凌云和陶東杰指出,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可以通過降低腐敗程度來進一步實現,對企業研發投入有正面影響;在外資企業其效應更加顯著,即營商環境的改善對研發支出的促進作用更大[10]。張美莎等人研究發現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支持在寬松的金融準入制度中更容易獲取,從而促進了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11]。同樣,融資渠道的透明化、多樣化可以通過金融環境的優化實現,這對企業而言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情況的發生,從而提高企業資金獲取能力,有助于企業增強研發信心。

綜上可知,雖然這些文獻從制度環境的不同維度分別研究了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因素,但對營商環境如何影響企業創新活動進行系統性分析的成果尚不多見。

(二)關于企業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

隨著微觀企業數據庫的不斷完善,學者們從企業特征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探究了企業創新的影響因素。從企業特征角度出發,大衛(David)研究發現,小規模企業創新投資強度高于大規模企業,中小企業的研發投資強度高于大企業,在全球創新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且企業規模與研發人員人數之間顯著不相關[12]。封偉毅等研究表明,企業規模較大和資本密集度較高,有助于前沿技術進步[13]。牛澤東研究發現創新能力與企業規模之間成倒U型關系[14]。西富杰(Ciftci)通過對相同規模企業的持續創新的跨國比較分析發現,在規模經濟情況下,大企業更具創新性,創新更具持續性,同時持續創新因國家而不同[15]。從外部環境角度出發,普拉佐戈(Prajogo)研究發現,市場集中度會對過程創新產生顯著影響,但對產品創新的影響并不顯著[16]。蓋吉納特(Geginat)研究發現,在食品行業中,市場集中度對企業創新影響顯著,且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17]。貝洛克(Bellocf)研究表明,市場集中度不利于在模仿成本較大行業中的企業創新。而在模仿成本較小行業,市場集中度有利于企業創新,這與熊彼特的觀點基本一致[18]。森(Sen)研究發現,競爭環境正向影響創新[19]。在產權集中度較低的產業群中,科技進步效率隨著產業集中度的提高而提高。成果和陶小馬研究發現中國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在于過度競爭,并且通過價格競爭比通過產量競爭實現的古諾均衡對技術創新的作用力更大[20]。李曉偉等通過資金方面的研究,發現當企業資金緊張且受到宏觀經濟影響阻礙企業創新投資時,可通過流動性資金降低不利影響[21]。帕克(Park)等研究發現,政府的科技資助刺激了企業的技術創新[22]。

綜上可知,現有文獻多從微觀因素入手進行考察,然而,這些文獻都忽視了企業外部大環境。營商環境作為企業發展賴以生存的土壤,對于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在營商環境還不是很完善的地區,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是否更容易受到營商環境的影響? 對這個問題目前僅有少量文獻進行了探討。

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有三點:第一,基于理論和實證探討了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機制,拓展了營商環境的理論內涵,在營商環境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測度方面形成了邊際貢獻。第二,基于地區差異化的營商環境,使用門檻方法找出了營商環境對微觀企業創新的影響,檢驗了營商環境優化政策的有效性。第三,本文的研究將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環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

(一)營商環境促進企業創新的作用機理

在創新的高不確定性和外溢性的作用下,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時常常面臨市場失靈問題。不確定性與外溢性問題的有效解決需要營商環境優化,需要政府參與的制度優化。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由于企業行為會受到制度環境的影響,因此企業在實施經營決策行為時,需要結合外部市場環境進行綜合分析。營商環境作為企業所處的重要外部環境,是企業實施經營決策行為的重要基礎環境。營商環境的改變使得企業的經營環境發生變化,進一步對企業的一系列創新行為決策產生影響。一個地區的營商環境是否完善,可以通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政府對企業行政干預程度等來衡量。在營商環境好的區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能夠得到充分發揮,資源能夠實現自由流動、合理配置。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基于市場情況企業能夠根據供求關系等的變化進行創新決策,進而開展創新活動。同時,營商環境良好的地區,能更好地引入外部資源,使得企業創新活動的資金基礎更加穩固,進而促進企業創新決策、創新行為的實施。在營商環境持續優化下政府的審批流程逐漸簡化,從而使得企業家在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時能夠節省大量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證照獲批時間。

高投入、高不確定性、不可逆性是企業研發及技術創新活動的特征,這些特征致使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高風險性。企業內部在創新時會傾向于選擇謹慎投資,進行創新決策時要充分考慮產權保護、資源(如資金、土地、人員等)約束以及股東利益等多種因素。此外,由于創新資源的外部投資者(政府、金融機構、其他企業以及公眾等)與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外部投資者會因為企業創新活動的高不確定性與風險性,降低其對企業的投資意愿,這就無形中給企業造成創新融資成本增加甚至融資失敗?；谛盘柪碚摲治?營商環境優化可以作為從政府層面對企業及所處行業認可的一個信號,能夠讓企業及所處行業獲取外部投資者的認可,提高投資者信心,從而獲取更多的創新資源。同時,營商環境優化是企業與政府建立緊密關系的催化劑,這在風險投資、產權保護和法律體系不完善的轉軌經濟背景下尤為重要。因此,營商環境優化能夠作為一種信號,向企業或者外部投資者顯示積極的外部條件,從而緩解兩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進而增加企業創新資源的獲取,最終推動企業的創新活動。

(二)營商環境促進企業創新的理論模型

黃志忠和謝軍的建模思路能夠反映營商環境影響企業創新的理論模型的建立,需要嘗試去構建企業創新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模型[23]。其中,假設企業通常采用凈現值法來進行研發投資決策測算,具體而言,研發投資的凈現值等于研發投資的累積收益減去累積成本,由此企業研發投資的凈現值可以用如下模型來表示:

(1)

其中,inv表示企業研發投資水平,fi表示企業內部創新融資規模,因此,企業外部創新融資規模等于inv-fi,即等于研發投資總水平減去企業內部創新融資規模。

(2)

綜上所述,將公式(1)轉變為公式(3):

BIVinv=Φ(inv)-Φ(0)-[φ(inv-fi)-φ(0)]-k·fi。

(3)

隨著外部融資金額的增加,企業外部融資邊際成本會增高,OE表示企業外部融資金額,即OE=x-fi,由此可以得知?COT/?OE>0。

營商環境優化主要從規模和效率兩個方面降低企業外部融資成本,設EP表示營商環境指標,可以得出?COT/?EP<0,?2COT/?OE·?EP<0。

在追求最大化BIVinv目標下,企業的最優投資規模滿足如下均衡條件:?BIVinv/?inv=0,即:

?BIVinv/?inv=R(inv*)-COT[(inv-fi),EP,UN)

=F(inv*,fi,EP,UN)=0。

(4)

根據隱函數定理,由公式(4)可以得出營商環境對企業最優投資規模的影響:

(5)

由于?COT/?EP<0,故有dinv*/dEP>0。這表明,營商環境優化時,企業創新投資規模呈現上升趨勢。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CSMAR數據庫。參照已有研究慣例與本文研究特點,按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合理篩選:(1)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2)對連續變量中出現異常值的變量進行縮尾處理。除此之外,為了矯正錯誤數據,本文抽取了部分數據與企業的年報數據加以核對。

(二)計量模型

本文主要通過建立面板模型來實證檢驗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具體如式(6):

rdtioit=a0+a1epuit+ηcontalit+δ。

(6)

其中:被解釋變量用radtio來表示;模型的橫截距用α0來表示;解釋變量用epu來表示,解釋變量的系數用α1來表示;各控制變量的系數用η來表示;模型的誤差項用δ表示;i表示個體變量;t表示時間變量。

由于我國的地區營商環境建設的差異較大,整體來看營商環境的建設水平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具體來看,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其營商環境的建設水平同樣處于國內的絕對領先地位;經濟發展較好的二線城市,其營商環境的建設水平總體處于中等偏上狀態,且內部地區的差異較小,總體比較接近;經濟發展較為緩慢的三線城市和四線城市,其營商環境的建設水平最低,且分化較為嚴重。正是這種地區經濟發展差異性的存在導致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是非線性的。為了驗證營商環境優化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影響關系,我們引入門檻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跐h森(Hansen)的門檻模型,將模型設定如下:

rdtioit=b0+b1epuitI(q≤r)+b2epuitI(q>r)+Xit+ζit。

(7)

其中:radtio為被解釋變量;b0為模型的橫截距;epu為解釋變量;q為門檻變量,即營商環境水平(epu);r表示門檻變量所對應的門檻值;Χ表示各控制變量;ζ代表著模型的誤差項;i表示個體變量;t表示時間變量。

(三)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企業創新radtio:本文以研發強度(研發支出占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企業創新水平。

2.解釋變量

營商環境epu:結合我國制度情境,為了更加貼近實際地測度營商環境指標,本文基于省級層面數據,從行政便利化和法制化兩個子環境方面來測度營商環境。其中各省份營商環境的測度值,每個方面選取兩個基礎指標,最終營商環境指標共包含兩個方面的4個基礎指標。具體而言,參照王小魯等的研究選取企業稅收、政府行政效率兩個基礎指標來測度行政子環境。其中,用行政管理費占GDP的比值來衡量政府行政效率,且其數值越大代表行政管理效率越低;用企業稅收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衡量企業稅收;選取社會穩定度、知識產權保護兩個基礎指標來測度法制子環境,當中以失業率這一代理變量來衡量社會穩定指標;采用修正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作為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的代理指標。

3.控制變量

為了提高回歸結果的準確性,考慮到企業創新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本文參考影響企業創新因素的現有研究,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包含:企業資產負債率(Lev),用總負債占總資產的比重衡量;固定資產比例(Fixtio),用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衡量;企業股權集中度(Trate),用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衡量;高管持股比例(Nsh),用高管持股與總股本的比例衡量;企業規模(Total),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信用評價(Credit),用短期借款、長期借款之和的對數衡量;獨立董事比例(Indirect),用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人數比例衡量;人力資本(Percen),用員工本科人數占比表示;企業年齡(Date),用成立年限加1取對數表示;企業產權性質(Equity),采用虛擬變量(國有企業為1,否則為0)衡量;高管薪酬(Tmanag),用前三名高級管理人員的報酬總額的對數衡量。各變量指標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表2報告了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的基準估計結果。列(1)報告了通過簡單0LS估計分析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影響效應的回歸結果,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影響,且估計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列(2)報告了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回歸分析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影響效應的回歸結果,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影響,且估計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綜上所述,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系數為正數,且作用顯著。這說明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技術創新存在正向影響效應,即營商環境優化會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動力。

表2 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3報告了不同營商環境水平下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結果。從回歸結果可知:在不同營商環境水平下計算的營商環境的邊際效應為正,即重點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營商環境產生了促進企業創新的需求效應。此外,通過逐步提高樣本起始的營商環境水平的縮小樣本量的回歸方法,我們發現營商環境的影響效應會隨著水平提高呈現不同的影響強度。

表3 不同營商環境水平下的回歸結果

(二)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表4 報告了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的門檻回歸結果,且研究結果表示兩者之間的影響效應適用單一門檻模型。

表4 營商環境水平的門檻效應BS檢驗

表5報告了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的門檻效應,具體來看其門檻值為6.198 9。同時,從圖1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營商環境水平的門檻值在10%的水平下十分顯著(最低點在虛線下方)。

圖1 營商環境水平門檻值估計

表5 營商環境水平的門檻估計值及其置信區間

表6報告了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門檻模型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營商環境水平對企業創新存在單一門檻效應:當epu≤6.198 9,營商環境水平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70 46,意味著在此條件下營商環境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企業創新概率將增加7.046%。當epu>6.198 9時,營商環境水平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24 52,即營商環境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企業創新將增加2.452%。其政策含義為,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各地方應該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優化營商環境,盡力做到因地制宜,不能實行“一刀切”的政策。

表6 營商環境水平單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專利申請數量(apply)替代企業創新能力來展開研究[24]。本文通過替代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通過回歸,結果可知,當變換被解釋變量的測度指標后,其回歸結果依然顯著,即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

五、營商環境促進企業創新的異質性研究

(一)營商環境創新效應的企業性質差異

為了檢驗營商環境創新效應的企業性質差異,本文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樣本組和非國有企業樣本組分別進行回歸。表8報告了其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營商環境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創新影響效應存在較大差異。一方面,營商環境優化對非國有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效應顯著為正,具體來看,營商環境優化每提高1個單位,企業研發投資將提高0.045 6個單位,表明對于非國有企業創新活動來說,營商環境的好壞十分重要。另一方面,營商環境優化對國有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不顯著。這說明營商環境優化對國有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效應太小。

表8 營商環境創新效應的企業性質異質性

形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國有企業應對經濟不確定性的能力較強、融資能力較強,企業創新決策的選擇更多地依靠企業內部特征的影響,外部環境對其影響較弱。而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其抗擊外部不確定性的能力較弱,當營商環境較差時,企業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壓力,會降低企業創新的熱情。

(二)營商環境創新效應的行業差異

為了驗證不同行業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基于固定資產比重與研發支出比重這一指標采用聚類分析中廣泛運用的離差平方和法對本樣本中的所有行業進行聚類分析,最終將樣本數據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三大類,并采用模型(1)、(2)、(3)分別驗證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及技術密集型行業營商環境優化對企業創新影響效應存在的差異。由表9可知,在不同行業,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差異較大。其中,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最大。具體來說,營商環境優化每提高1個單位,企業創新動力提高0.043 5個單位。對于技術密集型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次之。具體來說,營商環境優化每提高1個單位,企業創新動力提高0.012 1個單位。對于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影響效應雖然為正,但效應不顯著。

表9 營商環境創新效應的行業異質性

形成這種結果可能的原因是對于低技術行業,由于融資約束的限制以及創新活動存在的沉沒成本,營商環境優化通過信號機制能夠顯著地改善企業的融資約束,并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從而有效發揮資源獲取與市場催化作用。企業創新能力提升效應主要來自“干中學”或者吸收能力的提升,而它的大小取決于企業既有的技術能力水平。對于高技術企業,由于初始水平較高,營商環境所產生的“干中學”效應和吸收能力提升效應更弱。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為了深入剖析營商環境影響企業創新兩者之間的理論機理和影響機制,在我國企業2011—2021年的面板數據的基礎上,采用門檻效應模型實證檢驗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檢驗了企業和行業的異質性。研究表明:第一,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促進效應顯著,且存在單一門檻效應;第二,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明顯;第三,進一步研究發現,營商環境對勞動密集行業的創新促進效應最大?；谝陨辖Y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政策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優化營商環境。由于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存在門檻效應,不同營商環境下創新效應是有差異的,提高營商環境優化強度要從實際情況出發。一方面,在處理營商環境與企業創新關系時要堅決杜絕“一刀切”式工作方法,從實際出發科學解決,降本提效,優化營商環境;另一方面,在處理營商環境與企業創新關系時要因地制宜,不同區域要用切合實際的不同方法去進行,在促進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同時要實現區域協同發展。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在促進創新時要利用其經濟、資源優勢;西部地區相對落后,政府在營商環境優化上就要加大力度,引導創新活力向西部轉移。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的創新活力,政府政策要注重合理分配創新資源,從而有效覆行政府的管理職責。

第二,注重競爭中性,抓重點,迅速建立公平競爭制度。營商環境優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市場化,而做到市場化就要求競爭中性。在營商環境改革中,要抓住重點,集中力量解決主要問題,把競爭中性的實現作為重點,采取廣泛措施掃除影響競爭中性的障礙。一方面,在優化營商環境時,引導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重點發展技術創新等產業,增強企業的競爭和創新能力;同時優化企業內部結構,適當提升高管控股占比以及高管薪酬,積極加強高管人才特征對技術創新的作用,例如提升高管控股占比以及高管薪酬,引導高管人員改進企業創新策略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注重企業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通過實證檢驗結果可知,人力資本水平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企業需要將更多的資金和人才資源投入到技術研發、核心產品制造等生產環節中,從而實現企業創新的長遠發展。

第三,積極推進簡政放權,強化營商環境的政策有效性。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營商環境優化效果顯著;而對于高技術行業,則需要優化和調整現行的政府制度治理政策。為了深化投資項目審批過程中的簡放改革,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對相關部門行政審批權力下放的同步性,促進統一審批和并聯審批的結合。政府一方面應該從與企業最緊密的事項入手來創新行政理念,借助 “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化的管理工具與手段,不斷創新公共服務的方式,早日實現讓數據多跑路、讓企業少跑路的現代化管理局面;另一方面,政府在監管和創新服務過程中要時刻注意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僅要有所作為,還不能亂作為,從而打通服務工作的“最后一毫米”,最終降低企業的制度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