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探索 ——基于省域fsQCA聯動效應分析

孫艷 韓寧

［摘要］厘清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差異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決策依據。以TOE分析框架為基礎，使用fsQCA方法對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行組態分析，發現：任一單個因素并不構成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瓶頸；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驅動路徑主要有組織環境突出與客觀條件作用型、組織環境突出與主觀條件作用型、組織投入突出與產業結構引領型三種；政府和民眾對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注是快速有效提升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東部地區政府和大眾對現代職業教育關心關注度最高，中西部地區則更加依賴于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未來，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科技創新投入，發揮技術技能人才的作用，調整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產業結構，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和關注度。

［關鍵詞］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組態分析；省域；fsQCA方法；TOE分析框架

［作者簡介］孫艷（1984- ），女，江蘇連云港人，無錫科技職業學院招生就業處副處長，副研究員，碩士；韓寧（1975- ），女，遼寧阜新人，無錫科技職業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高級工程師，碩士。（江蘇? 無錫? 214028）

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黨中央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密集出臺了多項政策、法規，為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政策保障。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既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主題，也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戰略抉擇。盡管在國家大力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宏觀政策指導下，各省級政府也相繼出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然而各地區的落實效果千差萬別。因此，厘清影響省域間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成效差異的因素和路徑機制至關重要。本文以我國省域現代職業教育實踐案例為樣本，探究省際、地域間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以期為制定不同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一、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經驗與文獻回顧

國外學者Khairul在《高職教育四十年研究：文獻計量學回顧》一文中分析了1980年至2020年發表的有關職業教育的出版物和學術論文，發現中國、美國和英國是職業教育出版物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且目前關于職業教育的研究領域是多種多樣的。近年來，針對國家密集出臺的有關職業教育的政策法規等，學者們進行了不同層面的文本分析或政策解讀，為政策制定和執行提供了理論支持［1］［2］。學者們普遍認為，目前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已基本完成［3］，并在職業教育類型定位、“職教高地”建設等方面提出了優化和完善建議［4］。同時，學界深入探討了職業教育在第二、三產業中的重要作用并通過格蘭杰因果分析實證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5］［6］，也提出了提升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和教育質量的具體策略和方法［7］。部分研究還具體探討了現代職業教育教師能力提升路徑、學生素養提升路徑、服務地方能力提升路徑和教育形象提升路徑等話題［8］［9］。近年來，縣域職業教育的發展及其助力鄉村振興的路徑研究也是熱點［10］［11］。然而，目前尚缺乏可借鑒的典范樣本或參照模型，以解釋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同驅動路徑。

綜上，以往研究多基于質性研究或單一案例研究，聚焦于描述性分析與規范性討論，基于經驗材料的實證分析較少。即便在基于數據的實證研究中，多數仍局限于單一影響因素的統計回歸或變量間的線性關系分析，難以為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差異化路徑選擇提供充分的理論支持。而本文在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 Environment）分析框架下以組態分析視角，探究影響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復雜因素及復雜因素間的聯動效應機制，可以為制定不同省域的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二、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及變量

（一）研究方法

各省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路徑的多樣性表明，可能存在多條導向同一結果的“殊途同歸”的因果鏈。本文從組態視角出發，摒棄了傳統的基于“自變量—因變量”二元關系的統計方法，采用以集合論為基礎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嘗試分析中國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背后的多元影響因素及其復雜作用機制，試圖找出不同條件的匹配模式與結果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進一步在承認因果復雜性的前提下識別多重條件變量的協同效應［12］。同時，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1）不確定環境中單個因素是否足以成為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瓶頸？（2）哪些因素所形成的組態以“殊途同歸”的方式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3）不同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何不同？

（二）分析框架及變量

TOE分析框架將影響因素分為三個方面，即技術條件、組織條件以及環境條件［13］。技術條件關注技術本身，包括其創新性以及對組織的適應性。組織條件關注組織內部因素，涵蓋管理結構、溝通機制、資源技術接受度等。環境條件關注組織的外部環境或宏觀因素等?；诮M態分析的視角，將各省的實際情況與現代職業教育發展實踐相結合，構建了影響和驅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TOE分析框架（見下頁圖1）。

1.結果變量?！艾F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數據來源于清華大學與智聯招聘等多家單位聯合發布的《中國高等職業院校競爭力白皮書（2023）》。該白皮書覆蓋了2021年中國31省域900所高等職業院校的《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相關數據，并使用穩健的字典排序法（lexicographical order），對樣本按照8個測度指標從高到低得分區分為A、B、C三個梯度。本文以某個省份的高職綜合排名A等以上數量占該省份全部高職數量的比值作為衡量其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標準。其中，海南、貴州、西藏、青海、寧夏、新疆六個省區排名A等以上數據為0，因此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2.技術條件變量。包括各省份科技創新水平和技術技能人才人力資本?？萍紕撔率峭苿蝇F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本文從創新產出角度測量各省的科技創新水平，以每百萬人的專利授權數作為衡量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14］。職業教育培養的技術技能人才主要面向第二、三產業，且職業教育培養的畢業生就業競爭程度也會影響高職院校的分布。本文以高職院校畢業生數與第二、三產業就業總人數的比值作為技術技能人才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比值越大，則高職畢業生的就業壓力越小，技術技能人才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相應地也會促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技術條件變量數據來源于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

3.組織條件變量。包括各省級政府對現代職業教育的注意力分配和教育投入。本文參考譚海波等學者對注意力分配概念的解釋——地方政府通過出臺貫徹中央指導文件精神的本地落地文件來具體執行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15］。2019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本文采用省級政府發布針對《實施方案》的地方實施文件的時間間隔作為注意力分配的代理變量，其下發落實執行文件的時間間隔越長，表明該議題的優先性越低。政府教育投入反映了當地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本文采用各省級政府教育支出占比總財政支出作為代理變量。注意力分配數據來源于各省政府官網，政府教育投入數據來源于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

4.環境條件變量。包括各省份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和人民大眾對職業教育的關注度。職業教育主要面向第二、三產業，本文認為，第二、三產業結構占比較高的省份對職業教育畢業生的吸納能力較強。本文參考徐盈之等學者在《綠色技術創新、要素市場扭曲與產業結構升級》一文中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計算方法，即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1+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2+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3，作為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代理變量。新修訂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已經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目前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與普通教育仍然存有一定差距。彭仁孚等利用百度指數分析認為，社會公眾對職業教育關注度不高，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且各省市職業教育社會關注度的空間分布并非完全是隨機的［16］。本文以與“職業教育”有關的一系列關鍵詞在百度指數中各省的搜索指數作為職業教育關注度代理變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數據來源于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職業教育關注度數據來源于百度指數。

綜上所述，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大維度共涵蓋了六個關鍵變量。其中，科技創新水平、技術技能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屬于客觀條件，注意力分配、政府教育投入和職業教育關注度屬于主觀條件。

（三）變量校準

在fsQCA中，每個條件和結果都被視為獨立的集合，每個案例在這些集合中被賦予隸屬分數。給案例賦予集合隸屬分數的過程就是校準［17］。根據各條件與結果變量的數據類型，按照杜運周等在《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一文中的校準標準進行設定，采用直接校準法將數據轉換成模糊集隸屬分數。校準結果如表1所示。

所有變量交叉點的校準標準為50%分位點，除了注意力分配以外，各變量的完全隸屬校準標準為95%分位點，完全不隸屬校準標準為5%分位點。注意力分配的完全隸屬校準標準為5%分位點，完全不隸屬校準標準為95%分位點。

三、數據分析與實證結果

（一）單個條件的必要條件分析

在進行條件組態分析之前，首先要對各個條件的“必要性”進行單獨檢驗。在fsQCA中，如果某個條件始終存在于結果發生的情況下，那么該條件就是結果的必要條件。本文使用fsQCA4.1軟件，分別將“高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Y）”“非高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Y）”作為結果變量，對6個條件變量進行必要性分析，結果見下頁表2。

在fsQCA中，一致性和覆蓋度是判斷必要條件的重要檢測標準。Ragin等認為，當某個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大于0.9時，我們可以認為該條件是結果的必要條件［18］。從表2中可以看到，所有條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這說明任意單一條件變量都不足以成為結果的必要條件，即單一變量無法單獨有效解釋驅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換言之，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成功與否，應綜合考慮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維度下多重條件的并發協同效應。

（二）省際條件組態分析

本文繼續使用fsQCA4.1軟件分析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不同條件組態，同時根據組態理論化過程，對本文發現的組態進行命名［19］。遵循fsQCA的操作原則，在考慮案例分布特征及平衡所得解的一致性和覆蓋度的基礎上，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PRI一致性設置為0.7，頻數閾值設置為1，分析得到復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三種。本文參考杜運周等在《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一文中所采用的以中間解為主，以簡約解為輔，將同時出現在中間解和簡約解中的條件認定為核心條件，僅出現在中間解的條件認定為邊緣條件，將結果呈現在下頁表3。

在表3中，每一列代表了一種可能的條件組態。產生高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組態有3個（M1a、M1b、M2），其中M1a、M1b構成了二階等價組態，即它們具有相同的核心條件［20］。在這三個組態中，解的一致性為0.875，這意味著在所有滿足這三類條件組態的省份案例中，有87.5%的省份均呈現出較高的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解的覆蓋度為0.666，這意味著這三個組態可以解釋66.6%的案例。具體而言：

1.組織環境突出與客觀條件作用型。組態M1a指出以高注意力分配、高職業教育關注度和非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為核心條件，互補高科技創新水平和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為邊緣條件。M1a表明，在政府和民眾都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的地區，通過提高科技創新活力，加快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可以促進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因此我們命名為組織環境突出與客觀條件作用型。該組態能夠解釋約50.4%的案例，處于這類組態的典型省份案例包括江蘇省和浙江省。在這個組態中，江蘇省和浙江省都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的教育強省，都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例如，江蘇省自2019年以來，已連續出臺了34個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凸顯了高注意力分配。江蘇省和浙江省人民對職業教育的關注度極高，且兩省第二、三產業總產值位列全國前四，兩省的產業對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吸納能力較強。有學者研究了基于我國31個省域2019年度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報告，發現江蘇和浙江的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影響力也明顯高于其他沿海發達省份［21］。

2.組織環境突出與主觀條件作用型。組態M1b以高注意力分配、高職業教育關注度和非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為核心條件，互補高政府教育投入、非高科技創新水平和非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為邊緣條件。M1b表明，在政府和民眾都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的地區，即便沒有足夠的產業結構升級或科技創新活力，通過地方政府盡可能加大教育投入，也足以驅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因此我們命名為組織環境突出與主觀條件作用型。該組態能夠解釋29.1%的案例，處于這類組態的典型省份案例包括山東省和湖南省。例如，在《實施方案》印發后，山東省快速響應，率先明確提出職教高考，并制訂專門的實施方案，而其他省均沒有制定職教高考專門政策，而只是在升級職業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到“職教高考”［22］。

3.組織投入突出與產業結構引領型。組態M2以高政府教育投入和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為核心條件，互補高科技創新水平、高職業教育關注度和非高注意力分配為邊緣條件。M2表明，即使在政府和民眾注意力不足的省份，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和調整地方產業結構，使市場發揮調節作用，從而提高職業教育在大眾心中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也可以產生高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因此我們命名為組織投入突出與產業結構引領型。該組態能夠解釋39.6%的案例，處于這類組態的典型省份案例為河北省。河北省是中等發達與欠發達省份中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影響力最高的省份［23］。河北省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這項國家重要發展戰略中的唯一非直轄市，由于歷史積淀與資源稟賦之異，在區域職業教育“協同發展”中往往是受惠方，主要表現為京津向冀提供援助。例如，2016年北京市職業院校物流專業共享型實訓基地首先面向河北中、高等職業院校免費開放［24］。

（三）區域間條件組態分析

不同地區和省份的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的異質性。本文將全樣本分成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和中西部地區（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慶、云南、陜西、甘肅）進行分析，結果見表4。

從表4中可以看出，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高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各存在三種組態，且東部地區的三種組態在職業教育關注度作為核心條件方面表現出高度一致。東部地區的組態1以高職業教育關注度作為核心條件，互補高科技創新水平、高注意力分配、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和非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為邊緣條件。組態2以高職業教育關注度作為核心條件，互補高注意力分配、高政府教育投入、非高科技創新水平、非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和非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組態2強調，在民眾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的前提下，通過提升政府投入和注意力分配，發揮政府組織的指導之手，可以彌補其他條件的不足。組態3以高職業教育關注度作為核心條件，互補高科技創新水平、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高政府教育投入、高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非高注意力分配。

總的來說，在高職業教育關注度的前提下，其他條件可以互為替代。這表明，各維度初始稟賦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技術、組織等主客觀條件的制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東部地區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路徑已經穩固，還需要在環境維度繼續發力，特別是繼續提高民眾對職業教育的認知度、關注度和認可度，從而構建可持續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

中西部地區的情況較為復雜，組態4以高科技創新水平、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和非高注意力分配為核心條件，互補高政府教育投入和高職業教育關注度為邊緣條件。組態5以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和非高政府教育投入為核心條件，互補高注意力分配和高職業教育關注度為邊緣條件。組態5強調產業結構和政府教育投入在中西部地區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強調政府和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關注。組態6以高科技創新水平、高技術技能人力資本、非高產業結構和非高職業教育關注度為核心條件，互補高政府教育投入和高注意力分配為邊緣條件。這表明，雖然中西部地區在各維度初始稟賦相對處于弱勢，但仍然可以通過加強科技創新、提升技術技能人才的驅動作用以適應社會和人才需求的方式，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揭示了影響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因素及不同組態，得出以下結論：

1.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多維度因素聯動?？傮w上，技術、組織和環境因素都不能單獨作為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說明單個因素并不構成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瓶頸?，F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背后是多因素的協同作用，各因素的有效結合以“殊途同歸”的方式提升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水平，形成了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3種組態，即以政府和民眾關心關注為核心因素的組織環境突出與客觀條件作用型、組織環境突出與主觀條件作用型；以政府教育投入和產業結構升級為核心因素的組織投入突出與產業結構引領型。每種組態中聯動效應并不是簡單的加和，而是深度復雜的交互關系。準確把握三者間的聯動關系是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否則也有可能成為其發展的制約因素。

2.政府和民眾在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新角色和定位。通過對比條件組態M1a和M1b，發現政府和民眾高度關注職業教育的省份，在共同面對技術技能人力資本壓力時，科技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可以與政府教育投入相互替代，以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即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和民眾對某一議題的關注程度可以突破其他條件的限制。換言之，作為一種主觀可控條件，政府和民眾對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注是快速有效提升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可行選擇。政府和民眾不再是簡單的“提供者”與“受益者”關系，而是職業教育的參與者、合作伙伴、評價者、創新者和推動者。政府不僅提供政策和資源支持，更參與到職業教育的具體實施中，確保政策的有效落地。而民眾不僅是教育的接受者，更是教育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成為現代職業教育的主體和動力源泉?，F代職業教育越來越注重服務國家發展和滿足人民大眾的實際需求，越來越多有經驗和技能的大國工匠、行業專家也參與到了職業教育發展中。政府和民眾在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新角色和新定位提供了研究現代職業教育的新視角和新思路，也為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機會和可能性。

3.地域差異與現代職業教育策略的適應性。我國東部、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傮w上，東部地區各條件變量優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且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與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更為契合，這些都為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初始資源稟賦相對較弱的中西部地區則面臨更多挑戰，但也不能忽視其在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中的巨大潛力。中西部地區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勞動力資源，對于職業技能培訓有迫切需求，因此要加大科技創新產出，充分發揮技術技能人才的作用。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推進，中西部地區的產業正在經歷從傳統向現代、從初級向高級的轉型，這種轉型與職業教育發展方向相輔相成，也為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25］。另外，也不能忽視中西部地區獨有的民族文化和地理特點，這些條件可以為現代職業教育提供獨特的內容和形式，為現代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多樣選擇。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對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把握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多維度政策框架。鼓勵地方政府、各級各類教育主管部門和職業院校建立技術驅動、組織創新和環境適應的多維度聯動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第一，在職業教育中引入現代教育技術，如人工智能、AI和大數據、遠程教育、在線教育等，提升教育質量和效率。同時，定期對長期在教學一線的職業院校教師進行前沿技術培訓，確保教師自身的技術技能與最前沿技術接軌，有效使用和傳授新技術新技能；通過實驗室、模擬環境和實習基地，使學生直接接觸和應用新技術，縮短職業教育與崗位的距離，使畢業生能夠快速適配市場和企業的需求。第二，鼓勵教育機構與企業、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共同開發職業教育課程和培訓項目；鼓勵職業院校與行業企業、研究機構建立靈活高效的合作機制，確保教育內容與實際需求相匹配，并采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和創新。第三，鼓勵職業教育緊跟當地產業發展需求，適時調整和完善教育內容和形式，確保職業教育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通過媒體、社交平臺和公共活動加大對職業教育的宣傳，提升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例如，鼓勵職業院校與社區建立合作關系，開展職業教育相關的社會服務活動。

2.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多方參與政策機制。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關乎國計民生，是職業教育利益共同體一致的期盼和訴求。當前，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偏低。在制定職業教育相關政策時，應邀請政府、教育專家、行業企業代表、學生和家長等多方共同參與，結合地方特色和產業發展科學制定長期的職業教育發展規劃，明確發展目標、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確?，F代職業教育持續穩定的高質量發展。第一，設立專項資金。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的引導者與政策制定者，在資源配置、質量監控和政策執行中發揮關鍵作用。各省級政府應設立現代職業教育發展專項資金，用于支持職業院校的基礎設施建設、師資培訓和課程研發等。第二，建立聯盟機制。重視社會大眾作為現代職業教育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的作用，鼓勵職業學院建立與學生、家長、用人單位和社會組織等的長期溝通和反饋機制，建立職業教育聯盟共同推動現代職業教育持續高質量發展。第三，實施優惠政策。對參與到職業教育聯盟的企業和機構，給予稅收減免、資金扶持等政策優惠，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展職業教育和職業技能技術培訓。

3.制定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省域差異化政策策略。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高新技術產業集中，應重點發展與高科技、現代服務業等相關的現代職業教育，培養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努力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職業教育“中國樣板”。中西部地區要結合自身地理位置和特點，在完成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的基礎上，優先發展與農業、制造業、資源開發等相關的職業教育，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技術技能人才，尤其要注重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適應，打造具有區域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同時，中西部地區要與東部地區加強交流和合作，通過對口幫扶、結對等形式，引入東部地區先進的職業教育理念和方法，提升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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