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著力點

桑百川 武云欣

[摘要] 中國式現代化是開放型經濟的現代化，只能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高水平開放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營造推進現代化的良好外部環境。高水平開放包括生產力高水平開放、生產關系高水平開放和國際經濟關系高水平開放三個層面的內容，具有較大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規模，國際貿易投資質量高等典型特征。未來推進高水平開放，需要提升外貿質量，建設國際貿易強國；穩定外商投資，打造國際投資強國；強化特殊經濟區制度創新功能，升級開放區域平臺；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協同改革創新；積極參加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推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共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全球化。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 ? 高水平開放? ? 經濟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 F125?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4-6623（2024）01-0007-08

[作者簡介] 桑百川，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博士，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研究方向：對外開放、國際經濟與貿易；武云欣，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經濟。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也寓于普遍性之中，包含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世界上所有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是開放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都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經濟，中國式現代化也必然具有這些普遍性特征。

一、中國式現代化只能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

中國式現代化不是閉門造車的現代化，必然是開放型經濟的現代化，也只能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

1. 高水平開放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

對外開放為什么能夠拉動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社會進步？根本上緣于其順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力投入數量的增加，而對外開放可以改變資本、勞動力的投入規模。在對外開放中參與經濟全球化，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面對的是全球市場，而非狹小的國內市場，需求總規模擴大了，企業在開拓全球市場和滿足全球市場需求中，得以更大規模投資，吸收更多就業，擴張供給規模；在對外開放中吸收外商投資，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增加資本和勞動力投入數量；在對外開放中開展國際經濟合作，拓展資源配置空間，利用全球資源，有助于增加資本和勞動力使用范圍，擴大資本和勞動力投入規模。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升級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在對外開放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通過消化吸收創新，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在對外開放中吸收外商投資，內資企業在與技術領先的跨國公司合作或競爭中，產生技術溢出效應，能夠帶動國內技術進步；外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對內資企業產生示范效應，帶動國內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變遷，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從而拉動經濟增長。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有效的制度變遷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在對外開放中適應、遵循通行的國際經貿規則，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經驗，倒逼國內改革，完善經濟管理體制，促進經濟制度變遷，逐步形成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和發展。

總之，通過對外開放并不斷提高開放水平，才能助推經濟更快增長，促進經濟更好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提升全社會福利水平，實現龐大人口的共同富裕，建成現代化國家。

2.? 中國式現代化是開放型經濟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必然要沖破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限制，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連成一體，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就要不斷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制度中更快打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生產關系各環節的堵點，更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調控經濟運行，彌補市場缺陷，矯正市場失靈，解決市場機制自發作用解決不了、解決不好、不能解決的問題?，F代市場經濟國家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相對豐富的調控經濟運行的經驗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在對外開放中學習借鑒其經濟調控經驗和方法，并加以創新，能夠更快建立并完善中國的法治經濟，更好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制度手段等調節經濟運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

3. 在全球化逆流和世界經濟大變局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高水平開放

當前，我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遭遇了全球化逆流。全球化逆流只是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回頭浪，與生產力發展要求背道而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社會分工發展為國際分工，社會生產發展為國際投資和國際生產，國內貿易發展為國際貿易，經濟全球化成為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生產力發展進一步要求經濟全球化，人類不會永遠生活在全球化逆流中。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加并推進經濟全球化，在開放合作共贏中更快發展社會生產力。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進，只有實行高水平開放，才能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世界提供分享中國大市場發展的機遇，分化美西方遏制中國發展的勢力，釋放國內大市場的優勢，強化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避免脫離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穩定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建立安全可控的供應鏈體系；只有不斷推進更高水平開放，加強國內外經濟技術合作，才能更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術，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

二、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

中國式現代化是高質量發展的經濟體系，高水平開放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只有在高質量發展中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高質量發展意味著不再是簡單依賴要素資源投入規模的擴張拉動經濟增長，而是主要依靠提升生產要素效率，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推動國民經濟穩定高效發展。只有全方位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廣泛利用世界市場和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使要素低廉的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才能更好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使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成長為發達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高質量發展是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放發展貫穿于新發展理念各個層面。

創新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創新發展的核心是依靠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發展。技術創新離不開堅實的技術基礎、適宜創新的制度條件、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優秀人才，以及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在高水平開放中，更大力度吸收利用外資，不僅能夠吸引掌握先進技術、擁有先進管理經驗和人才的跨國公司，集聚創新要素，而且內資企業在與先進跨國公司合作中，通過企業間的聯系，如合作研發、人員往來、信息傳遞、產業產品和服務配套等，產生技術和知識的溢出效應，在與跨國公司的市場競爭中，促進內資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培育創新所需要的技術基礎；在高水平開放中，為吸引高質量外商投資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改善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可以更快形成適宜創新的制度條件；在高水平開放中，建設貿易強國，提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能夠促進企業依靠技術創新、貿易模式和業態創新，邁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實現創新發展。

均衡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均衡發展的核心在于實現區域（包括城鄉）、產業的協調發展，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發展差距。在高水平開放中，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營造有吸引力的營商環境，積極利用外資，吸引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企業家集聚，打破人才、技術、管理知識、信息、營銷渠道等瓶頸，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從開放的末梢變為開放前沿，有助于帶動中西部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在高水平開放中，中西部地區提升貿易能力，參加國際分工和國際市場競爭，擴大對外貿易規模，能夠在國際貿易競爭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獲得貿易絕對利益、比較利益和競爭利益，促進經濟進步，改變經濟落后局面；在高水平開放中，進一步提升工業化水平，促進農村城鎮化，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在高水平開放中，外商投資量增質升，外資流入的產業部門內部競爭加劇，不僅有助于促進本部門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部門之間資本流動增加，資本流入相對落后的產業部門，可以促進落后部門進步，最終實現產業部門之間均衡發展；在高水平開放中，提高對外貿易質量和效益，建設貿易強國，要求其他部門提升高水平的產業配套能力，通過貿易帶動效應促進各產業部門進步，有助于實現各產業協調發展。

綠色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綠色發展需要技術支撐和資本投入，也需要相應的制度保障。在高水平開放中，通過引進氣候友好型技術，利用國際先進環保技術，改造企業的技術路徑和發展路徑，可以更好地實現綠色發展；吸收符合環境標準、掌握先進環保技術的外商投資企業，有助于促進環保產業發展，增進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發展綠色貿易，促進綠色產品出口，能夠升級出口結構，并引領綠色發展，鼓勵綠色產品進口，滿足消費者對環保、健康產品的需求，促進綠色消費；通過國際經濟技術交流合作，借鑒別國保護環境、開發綠色產業、懲治環境污染的環保規則及運行機制，能夠更快完善我國綠色發展的制度環境，為全社會綠色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共享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共享發展的本質是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高水平開放中，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外資準入范圍擴大，更多外商投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能夠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增加個人收入，擴大財政稅基，而個人收入增加有助于消除貧困走向富裕，國家財力增強有助于提高政府轉移支付能力，用于扶持落后地區發展，扶助貧困人口，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縮小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在高水平開放中，建立完善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嚴格實施《外商投資法》，更好地保護勞工合法權益，保障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在高水平開放中，要求外商投資與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相契合，提升外商投資質量水平，外資企業在結構升級中需要高素質的人才支撐，政府鼓勵并配合外資企業開展員工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技能，能夠使勞動者在增強素質、提升就業能力中獲得更高報酬；在高水平開放中，不斷完善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外資企業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參加公益事業，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在高水平開放中，建立并發揮貿易能力促進和貿易救助制度的功能，使貿易能力相對脆弱的企業和群體獲得必要的扶持幫助，有助于社會分享對外貿易發展的紅利。

三、高水平開放的內涵要義與特征

（一）高水平開放的內涵要義

高水平開放是相對于以往的對外開放而言的，以往我國在實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下以政策推動漸進式開放，參加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邊開放邊改革，尚未形成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體系，沒有確立起系統的管理開放型經濟的制度，對外貿易規模大而不強，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質量偏低，經濟體制不健全，營商環境受政策影響大而穩定性不夠。高水平開放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和國際經濟關系三個層面的開放。生產力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指商品、服務和要素跨境流動的規模更大、質量更高；生產關系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指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高，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透明度、可預期性強，形成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國際經濟關系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指能夠深度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和全球經濟治理，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

（二）高水平開放的特征

1. 擁有較大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規模

對于中國這樣的經濟大國而言，如果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規模小，在全球貿易、投資中占比低，則表明貿易投資的開放度低，開放度低的國家稱不上是高水平開放國家。高水平開放需要保持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穩定性。我國已經是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大國、國際投資大國，但是，如果貿易投資波動大，缺乏穩定性，不僅表明受國際市場影響大，自主駕馭國際貿易投資的能力弱，而且還會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較大沖擊，影響國民經濟平穩運行。高水平開放還要保持進出口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的相對平衡。如果貿易順差過大，容易產生貿易摩擦，影響出口市場政策環境的穩定性，不利于出口企業長遠發展；如果逆差過大，進口擠占國內市場，影響國內企業正常經營，可能沖擊經濟平穩運行。如果資本凈流出規模過大，國內投資乏力，容易招致產業空心化；如果資本凈流入規模過大，國內投資市場過度競爭，容易擠出國內投資，加劇失業，不利于國民經濟穩定發展。

2. 國際貿易投資質量高

首先，從貿易大國轉向貿易強國。擁有一批掌握關鍵技術、知識產權、銷售渠道和著名品牌的出口商品，出口國際競爭力強，掌握國際定價權，擁有一批能夠整合全球資源，主導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的全球公司，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減弱，能夠有效降低因出口訂單轉移帶來的經濟波動風險。高附加值、高技術產品和服務貿易占比不斷上升，能夠分享全球價值鏈高端收益。其次，從國際投資大國轉向投資強國。外商投資結構與新發展理念相契合，高端制造、高技術服務領域的外商投資比重不斷提高，符合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對外投資效益不斷提升，涌現出更多在全球配置資源，掌控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跨國公司，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

3. 制度型開放不斷擴大

從生產關系層面看，高水平開放核心是制度型開放，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在國際經濟格局加速重構中，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歐加《全面經濟貿易協定》（CETA）率先確立的以“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為立足點的國際經貿規則，逐步被更多國家所接受，代表了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演變方向，成為我國制度型開放的主要對標對象。通過對標這些高標準的自貿協定中確立的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實現關稅水平較低，海關通關便捷高效，政策措施透明、可預期，營商環境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市場主體公平有序競爭，知識產權保護嚴格有度，開放支持政策合法合規，國際國內經濟循環暢通，風險防范安全可控。

4. 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貢獻者

從國際經濟關系層面看，我國面對的外部經濟環境深刻變遷，全球化逆流涌動，地緣政治沖突不斷，世界被嚴重撕裂分化，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迫在眉睫。高水平開放就是要維護外部經濟環境的穩定性，從國際經貿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的重要參與者，從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轉變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貢獻者，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四、高水平開放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現實制約

高水平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仍面臨不少現實約束，主要是生產力層面、生產關系層面以及國際經濟關系層面的制約。

1. 外貿動能處于新舊轉換期，外貿規模大而不強

由于我國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優勢不斷減弱，具有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受到墨西哥、東南亞等要素成本更加低廉的國家和地區的競爭擠壓，出口增速明顯放緩，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面臨美西方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和“脫鉤斷鏈”的打壓，能夠主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高技術企業偏少，需要不斷積蓄新的動能，提升國際競爭力，尋求突圍。受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外需下滑影響，以及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重構的沖擊，外貿波動下行壓力增大，穩定外貿規模與提升外貿質量雙重任務并存且愈顯迫切。進出口不平衡，對美國等的貿易順差大，容易招致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沖擊。同時，服務貿易逆差較高，缺少服務貿易龍頭企業和優質服務品牌，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占比偏低，數據跨境交易規模偏小。

2. 外商投資多而不優，外資結構調整加速，穩量提質迫在眉睫

一方面，我國作為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第二大國，出現了部分外資企業撤離現象。其中既有國內因素影響，也有外部因素影響。一方面，內資企業競爭力增強，外資企業競爭力下降；國內勞動力、環境、資源等成本攀升，成本吸引力削弱，部分外資選擇撤離；國民經濟增速放緩，部分外資企業收益率下降；我國謀求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升級，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外資企業與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要求不符；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重構，國際投資體系和國際生產體系收縮，跨國公司調整經營策略，選擇撤資；全球化逆流涌動，美西方加緊遏制我高技術產業發展，迫使在華投資企業撤離。外資撤離影響外資存量穩定，沖擊經濟平穩運行。另一方面，高技術制造業、高技術服務業外商投資潛力大，發展空間廣闊，占比也在上升，但受到美歐安全概念泛化、加嚴對外投資安全審查等因素影響，一些跨國公司來華投資踟躕，制約優質外資流入。

3. 對外投資整體效益偏低，面臨國際環境擠壓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較快，已經居世界第二位，但缺少能夠整合全球資源、有效管理全球資產的全球領先公司，對外投資經濟效應較低，虧損面偏大，與國內經濟技術協同能力偏弱，對外投資布局不夠清晰，地緣政治沖突上升加劇海外投資風險，海外投資風險控制能力不足。受全球化逆流和美西方打壓圍堵，高科技產業對外投資遭受更加嚴格的審查和人為干擾，國有企業、高技術企業海外并購難度增加，制約對外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4. 開放區域平臺功能有待進一步提升

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作為我國重要的開放區域平臺和開放型經濟發展先行區，已經取得顯著建設成效，但面對深化改革和推進高水平開放的新形勢、新任務，在制度創新的系統性、制度創新的深度、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等方面還存在差距。制度創新的協同機制不夠完善，跨部門協調存在障礙，重制度創新數量的考核思維導致無序競爭，制度探索難以實現跨層級、跨部門、跨區域等高維度的統籌協調，制度創新呈現碎片化特征；部分制度創新實踐呈現淺層化現象，重復性工作較多，總體規劃與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實推進不均衡，制度創新的深度有待提升；受各項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的剛性約束，地方自主制度探索無法得到充分授權，尚未建立完善的制度創新容錯糾錯機制；服務業開放水平偏低，在競爭中立、數字貿易、環境保護、跨境數據流動等“21世紀議題”方面開展的壓力測試與制度創新不到位，在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上仍有差距。

5. 對外開放外部環境挑戰增多

與改革開放45年來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不同，如今我國對外開放面對的國際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全球化逆流代替全球化加速發展，去風險替代經濟相互依賴，打壓與遏制替代國際經濟合作，建立排他性經濟集團的區域主義替代多邊主義，“脫鉤斷鏈”、構筑“小院高墻”沖擊著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運轉，美西方謀求建立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規鎖”中國，我國在推進現代化征程上擴大對外開放所面對的外部環境挑戰上升。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出并踐行共同發展的新型全球化理念，成為維護對外開放良好外部環境之亟須。

五、高水平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著力點

（一）提升外貿質量，建設國際貿易強國

首先，控制要素成本過快攀升，繼續發掘傳統的比較優勢，促進內地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優化加工貿易經營環境，重視作為貨物貿易主體的中間品貿易，穩定傳統貨物出口，鞏固中國作為世界制造中心和出口大國地位。同時，做好外貿優勢和動能轉化的銜接，按照新發展理念，以創新為引領，培育外貿新的競爭優勢，優化出口結構。抓住新一輪工業革命契機，強化數字技術賦能外貿，優化數字貿易發展環境，鼓勵發展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等新貿易模式、新貿易業態。打造產業鏈條長、附加價值高、可持續發展的“新一代”出口產品，促進高附加值的中間產品和高端零部件出口，促進綠色低碳產品出口，從低附加值出口產品為主向高附加值出口產品為主轉化，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為主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出口產品為主轉化，從世界工廠向世界中間品供應基地轉變，從世界制造中心向世界創造中心轉變；培育一批擁有一流技術、質量、品牌、服務體系的外貿企業，打造“中國品牌”，形成一批能夠整合全球資源、占據全球或區域價值鏈高端的全球公司，推動企業從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高端邁進。

其次，有效發揮進口博覽會、消費品博覽會等的功能，繼續擴大進口，促進進出口平衡，提升進口與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需要之間的契合度，擴大適應消費結構升級、高檔消費需求日益增長要求的消費品進口，增加適應產業結構升級、高端裝備需求上升的投資品進口。

再次，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積極開展服務貿易負面清單談判，擴大金融、電信、旅游、法律、職業考試等服務領域對外開放。簡化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利用勞動力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轉化的條件，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基礎上，繼續增設布局一批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驗區，推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提高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優化服務貿易結構；培育服務貿易市場主體和龍頭企業，打造“中國服務”品牌；優化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布局，推動服務外包轉型升級；推動數字賦能服務貿易，促進數字服務貿易發展，擴大建設國家數字服務出口基地；鼓勵擴大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制定完善數據貿易規則，推動數據貿易成為服務貿易新的增長點，增加服務出口附加值，提高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比重；瞄準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需求，主動擴大優質服務進口，促進服務貿易進出口平衡。

（二）穩定外商投資，打造國際投資強國

首先，進一步放寬外商投資限制，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簡化外資企業經營條件。在全部取消制造業外商投資準入限制后，逐步放寬服務業外商投資準入限制，全面落實《外商投資法》，持續優化外資營商環境，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外資企業營造非歧視、公平競爭的制度條件，實現既準入又準營，加大外商投資保護和促進力度，提升引資效能，穩定外商投資預期，提高吸引外資的國際競爭力，既要關注存量外資的穩定性，又要重視新增外資的投入，鼓勵外資企業利潤再投資，鞏固外商投資大國地位。

其次，更大力度吸收和利用外資，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結構，提升外商投資質量，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發揮外商投資推動創新、平衡、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功能。提升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不斷完善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鼓勵中高端制造、高新技術、傳統制造轉型升級、現代服務等領域外商投資，集聚高端要素，支持外資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推動創新發展；穩定外商投資，加大中西部地區承接外商投資轉移基地建設力度，助力平衡發展；鼓勵環保產業外商投資，吸引具有領先環保技術的外資企業，加大環保投入，推動綠色發展；完善外商投資企業社會責任體系，鼓勵外資企業參加社會公益事業，依法保護外資企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共享發展。圍繞構建鞏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利用外商投資作為銜接國內國際經濟循環微觀主體的地位，發揮外商投資促進改革的作用，推動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高水平開放中形成制度優勢，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推動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富有較強動態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技術和產業體系，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并提升在其中的地位。

再次，“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重點支持農業、能源、礦產資源等領域的對外投資，彌補國內市場供給不足；構建海外投資友好環境，支持技術逆向逆差效應明顯的對外投資，以促進國內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支持能夠整合外部資源、優化全球配置資源、提升在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地位的對外投資，促進國內外產業協同，提高對外投資效益；建設高水平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形成對外投資集群效應，提高對外投資與東道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契合度，營造良好的對外投資形象；完善對外投資促進、服務和保護機制，維護海外投資正當權益。

（三）強化特殊經濟區制度創新功能，升級開放區域平臺

以特殊經濟區為重點，強化制度創新功能，提升開放引領改革發展作用，釋放高質量發展示范效應。

首先，充分利用自貿試驗區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試驗田的作用。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開放自主權，完善制度創新的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加強制度集成創新。以落實《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為突破口，加快服務貿易擴大開放，提升貨物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實施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進政府采購領域改革，推動“邊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加強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全面對接國際通行的高標準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率先形成以公平競爭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基礎的制度體系，建立以安全可控為核心的風險管理體系，形成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及時復制推廣制度創新成果，帶動全國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與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打造國家制度型開放示范區，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路徑、積累新經驗。

其次，借鑒國際高標準自貿港經驗，建設海南高水平有中國特色的自貿港，構建商品、服務、要素自由便捷、安全有序流動的制度體系，與2025年后全島封關運作、實行“境內關外”的管理模式對接，為實現貨物貿易“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做好制度準備，完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制度，探索建立服務貿易自由便利的國內規制體系。完善自貿港版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進一步放寬外資市場準入和經營限制，促進外商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完善與《自由貿易港法》銜接配套的法律體系，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

再次，推動沿邊地區與沿海、沿江、內陸等地區協同開放，打造內地開放新平臺，提升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的建設水平，有效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把沿邊地區從開放末梢打造成為開放新前沿。

（四）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協同改革創新

首先，以制度型開放為突破口，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大市場，暢通國內國際經濟循環。在謀求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中，把協議開放和自主開放結合起來，研判國際經貿規則變遷趨勢，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積極參與數字貿易等“21世紀議題”談判，不斷推進“邊境”規則的自由化便利化，以“邊境后”措施為重點，構建“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的開放制度，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制度體系，塑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形成要素流動自由、投資經營便利、服務優質高效的體制機制。

其次，跟蹤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如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競爭中性原則、政府采購原則、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環境和勞工標準、支持中小企業原則等“邊境后”規則的演變發展方向，確定對標的實施路徑和方案。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保障不同經濟成分公平競爭，建立非歧視的規制體系；提高政府決策透明度，完善有關透明度的法律法規，規范政府決策信息的披露制度，營造透明公開的規制生態，落實開放政策的WTO合規審查機制，提升貿易政策合規水平，提高政府決策的可預見性與穩定性；構建競爭中性的規制體系，將競爭中性作為未來指導和促進對外經貿工作的重要原則和抓手，規范政府補貼行為，全面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和公正監管制度；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解決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無法獲得貿易文書、貿易文書過于復雜、監管程序不透明、小型貨物交付緩慢等障礙，為中小企業提供交流合作的機會及技術指導，緩解中小企業收集和分析海外投資、貿易和監管問題的信息困難問題，推動中小企業參與到全球供應鏈之中；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制，將數字環境下的知識產權納入法律體系，建立合理公平、可持續發展的知識產權制度，平等對待國內外所有企業、個人及投資者的知識產權；動態提高環境和勞工權益保護標準，強化監察及執法力度。

（五）積極參加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推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共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全球化

加大全球經濟治理人才培養投入，提升參加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維護開放的世界經濟，為更高水平開放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首先，堅持“以規則為基礎、共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全球化主張，推動新型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維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承擔與我國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國際義務，支持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等平臺機制化建設，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

其次，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持續推進高質量“一帶一路”建設，漸進式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機制化，發揮“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經濟治理平臺功能，為世界貢獻國際公共產品，幫助提升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國際貿易能力，緩解經濟全球化中各國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再次，積極參與新興領域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制定，提出中國議題和主張，促進建立互利共贏、公開透明的數字經濟國際規則，推進綠色發展、產業鏈供應鏈等新議題談判，推動投資便利化多邊框架落地。積極參加區域經濟合作，促進開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RCEP生效落地和升級談判，升級已有自貿協定，謀劃與更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簽署自貿協定，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復次，完善開放風險防范體系，尋求“放得開”與“管得住”的平衡點，筑牢風險 “防火墻”，構筑開放安全屏障，實現高水平開放與安全保障制度的銜接協同。依法開展外商投資安全審查，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投資；健全資金流動監測體系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體系，加強對重大金融風險的識別與防范；健全數據流動風險管控體系，依法打擊網絡攻擊、數據泄密和非法傳播；有效防范公共衛生風險和生態風險。

[參考文獻]

[1] 江小涓.立足國情與時代，探索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之道路[J].經濟研究，2021（2）：14-25.

[2] 劉鶴.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N].人民日報，2020-11-25.

[3] 裴長洪，劉洪愧.習近平新時代對外開放思想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18（2）：4-19.

[4] 桑百川，魯雁南，史瑞禎.以更高水平開放筑牢新發展格局的思考[J].國際貿易，2021（6）：4-13.

[5]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N].人民日報，2020-11-04.

[6] 習近平.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 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N].人民日報，2020-09-02.

[7] 楊正位.力推新一輪“高水平開放促高難度改革”[J].國際貿易，2018（9）：4-12.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R].2023-11-26.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十四五”商務發展規劃[R].2021-07-09.

The Key Focus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ang Baichuan， Wu Yunxi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an open economy，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high-level opening up. Such high-level of opening up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ilitates the building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aintains an open global economy， and creates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modernization. High-level opening up includes three key aspects： high-level opening up of productive forces， high-level opening up of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high-level opening up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is approach is typified by a significant sca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s well as by the high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uture strategies to enhance high-level opening up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oreign trade to build a strong international trade nation; stab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to emerge as a global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ve functions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upgrading open regional platforms; adopting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egulations to foster coordina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 foster a new form of globalization that is rules-based and oriented toward collec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igh-level Opening up;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收稿日期：2023-12-28? ?責任編輯：賴芳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