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

劉國武 李君華

摘要：

結合當前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背景，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理論框架，分析市場需求效應、城鎮化效應等需求端的作用。以中國2013—2021年省級面板數據測算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并檢驗需求端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產業間、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選取1987年各省份郵政營業網點數的歷史數據作為工具變量處理內生性問題后，基本結論不變；（2）數字經濟發展在需求端主要通過人均收入效應、市場化程度效應和城鎮化效應三種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3）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存在顯著的行業間和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異質性。因此，應充分發揮區域之間的比較優勢，繼續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和通信技術的投資力度，實施動態化、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

關鍵詞：數字經濟；產業結構轉型；人均收入；市場化程度；城鎮化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24（01）010413

一、問題提出

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性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①。當前，數字經濟正在全國范圍內蓬勃興起，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高速增長，2013—2021年增長了4.61倍，年復合增長率24.06%，遠超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數增長②。與此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迫切要求社會生產力提高，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工業經濟時代，土地、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推動產業結構迭代升級，但傳統生產要素的增長能力日漸乏力，瓶頸約束日益凸顯。當前

，數字經濟新形態通過數據要素、互聯網載體和數字技術不斷改變資源的供給與需求配置，這要求相應的產業結構與之匹配。厘清數字經濟發展如何通過供給和需求因素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是：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數字經濟發展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需求端的作用機制為何？

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形態，具有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數據要素主要由政府主導投資建設的新型基礎設施提供。目前，數字經濟發展仍處于初中級階段[1]，早期數據要素主要由政府主導投資建設的新型基礎設施形成，例如，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基站、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等主要由政府牽頭發起投資，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可以被眾多部門或企業同時使用

除了由政府投資建設的新型基礎設施提供數據要素，企業為了自身發展需求而加大數字技術的研發力度，同樣能夠形成數據要素，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和工業機器人應用便是由企業研發形成的數據要素投入。而本文暫未考慮企業自身形成的數據要素。。第二，數字技術具有很強的替代性和滲透性[2]。根據摩爾定律，數字產品會因價格持續下降而對其他產品具有很強的替代效應；數字技術會因其通用性而迅速擴散、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并革新經濟社會的運行模式，使得傳統產業出現數字化的趨勢[3]。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在既有文獻的基礎上，構建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理論框架，從供給與需求兩個層面提出數字經濟促進產業機構轉型的作用機制，并著重分析在需求端市場需求效應、城鎮化效應的作用。然后，使用中國2013—2021年省級面板數據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實證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和需求端的作用機制。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有：第一，現有文獻多從供給層面研究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渠道，本文通過構建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理論框架，從需求層面提出市場需求效應、城鎮化效應的作用機制，拓展了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的研究領域。第二，從產業間和產業內兩個角度厘清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涵，并提供了數字經濟發展如何從產業間和產業內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證據，豐富了產業結構轉型的研究內容，彌補了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無法涉及產業內結構變化的缺陷。第三，在實證上檢驗了人均收入效應、市場化程度效應、城鎮化效應的作用機制，不僅是對相關實證文獻的有益補充，也在政策層面更具明確的啟示意義。

二、文獻綜述??2024年1月?第46卷?第1期

劉國武，李君華

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4]，而數字經濟作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新動能，其充分發展可以為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賦能。本文的研究涉及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為了梳理近年來與這方面相關的研究，下面對與本文密切相關的文獻進行評述。

關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驅動因素，相關文獻主要探討了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變化。從需求角度來說，消費品之間的需求收入替代彈性差異可能導致產業結構轉型。假設經濟的各部門技術增長率相同，由于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偏好是不一致的，隨著收入變化，每種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不同，從而引致產業結構變化[5]。同樣地，李尚驁等[6]發現非一致性偏好導致經濟結構變遷。從供給角度來說，不同部門技術增長率差異導致產業結構變化。當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時，部門之間的生產技術增長率差異使每種產品的生產技術水平變化幅度不同，造成每種產品的相對成本和相對價格存在差別，從而導致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增長，產業結構因此發生變化[7]。同樣地，Baumol[8]通過一個兩部門模型研究發現，相對價格效應使勞動要素從生產率進步部門流向生產率落后部門。

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明顯事實是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增長[9]。數字經濟與經濟結構變化的關系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近年來涌現了大量關于數字經濟活動對產業結構轉型影響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那么，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渠道究竟屬于供給端還是需求端？已有文獻主要從供給端角度進行分析，缺乏數字經濟發展在需求端作用的研究。

數字技術是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動力。數字拓展型技術通過推動服務業部門效率提升，克服了“鮑莫爾成本病”，即克服了經濟結構轉型中產業服務化傾向帶來的不利影響，服務業效率提升使資源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從而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10]。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在多部門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后容易發現，人工智能技術引起要素在部門之間流動，使得部門之間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進而導致經濟結構轉型[11]。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新型基礎設施的興起，通過對比新型基礎設施和傳統基礎設施對產業結構轉型的差別，可以發現新型基礎設施在供給側通過影響具體生產技術推動產業結構轉型[12]。從效率型技術進步視角，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區域不平衡特征，但數字經濟可以通過產業間技術進步差異有效推動產業結構轉型[13]。另外，

田秀娟等[14]基于熊彼特內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研究發現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有效融合將長期助力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以上文獻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推動部門之間技術進步率存在差異，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轉型，中間機制為相對價格效應，屬于典型的產業結構轉型在供給端的驅動因素。

除了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發展還可以通過區域創新創業活力、要素流動效率、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等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轉型。李治國等[15]采用2011—2018?年中國城市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通過激發區域創新創業活力顯著提升了產業結構高度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馮永琦等[16]從產業結構異質性的角度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創業的影響程度具有差異。劉洋等[17]?基于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三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標體系，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通過影響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的路徑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以上文獻檢驗了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并得出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的一致結論。但對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機制分析不完整，均從供給層面討論，缺少對需求層面的實證檢驗。另外，以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衡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兩個指標無法體現產業內部的結構轉型。

梳理上述文獻可以發現，數字技術引起要素在部門之間流動，區域創新創業活力、要素流動效率、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等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均可歸類于驅動因素中的供給因素。目前，不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實證檢驗，均鮮有文獻從需求角度分析數字經濟如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間?？傊?，圍繞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影響的研究不斷推進，但仍存在不足之處。針對相關局限和不足，本文在以往文獻的基礎上構建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理論框架，并提出在需求端的作用機制。然后，基于省級面板數據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而考查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間和產業內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以期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經濟發展通過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供給方面，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要素投入效率、產業協調和人力資本等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已有大量文獻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鮮有文獻從需求端視角對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機制進行理論或實證分析。在需求方面，數字經濟主要通過市場需求效應和城鎮化效應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市場需求效應指數字經濟通過提升人均收入、增強市場化程度等方面逐步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通過梳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本文構建理論機制框架，如圖1所示。一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能推動該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體來說，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推動資源從勞動或土地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或者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在產業間表現為勞動、資本要素從工業轉移到服務業；在服務業產業內表現為勞動力從消費性服務業向生產性服務業轉移。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假說1：數字經濟發展推動了中國地區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一）市場需求效應

市場需求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源泉

。市場需求是指一定時間和一定市場價格下，消費者對某種物質產品或服務產品愿意購買且能夠購買的數量。市場需求的構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消費者愿意購買，即有購買的欲望；二是消費者能夠購買，即有支付能力。兩者缺一不可。因此，影響市場需求的因素有人均收入水平、市場化程度等。通常來說，人均收入增加，消費者市場需求隨之增加；市場化程度越高，企業越有動力改進產品質量和研發新產品。

數字經濟發展對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蓬勃興起，若資本密集型部門人工智能產出彈性大，則將大幅度提高對勞動的需求，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上升；資本密集型部門人工智能擴展型技術水平提高，也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上升[11]。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推動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即“做大蛋糕”，也可以促進區域產業分散化、城鄉協調以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有利于均衡性增長，即“分好蛋糕”，進而促進共同富裕，提升人均收入。數字經濟發展對增強市場化程度發揮了重要作用。數據是數字經濟的基礎性和戰略性資源，數據交易是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必要前提[18]，數據資源的市場化交易將帶動數據流通、數據監管方式變革，以市場需求和競爭為導向，實現數據資源充分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需求從低到高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v觀人類社會產業結構變遷的歷史，產業結構轉型和需求的變化密不可分。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之前或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生產力不足，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化程度不高，人們的需求以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為主，例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相應的產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市場經濟不斷注入新的活力，人們的需求不再限于滿足生存需要，而是良好的教育、優美的環境、先進的醫療等，以滿足自身成長發展需要，相應的產業結構隨之調整，從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開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由此可知，人均收入的作用在于普遍性地調節消費者偏好，并通過收入提高拉動消費需求不斷升級，進而倒逼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和研發新產品。市場化的作用在于借助競爭機制激發市場活力，延伸產業鏈長度，增加分工環節，進而提升市場需求，這拓展了企業盈利空間并增強了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假說2：數字經濟發展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強市場化程度，從而通過“市場需求效應”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二）城鎮化效應

數字經濟發展是一種新興的產業結構轉型驅動力，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還需要與傳統動力相結合。城鎮化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硬件基礎設施和應用場景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為城鎮化提供新的投資拉動和發展活力[19]。數字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的融合是新興產業結構轉型和傳統產業結構轉型驅動力的融合，將有利于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將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發展空間和應用場景，有利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大規模、系統性地呈現。數字經濟這一全新經濟形態的蓬勃發展，必將加速新舊動能的轉化，在完善城市信息基礎設施、充分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整合共享公共數據資源、搭建智慧城市運行管理平臺、豐富應用場景、建設智慧城市中發揮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為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投資驅動和創新驅動，創造有別于傳統城鎮化的突破路徑。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必將帶來基礎設施建設的數字化、智能化，進而加速城市數字化和產業數字化，提升城市治理的精準化和促進區域產業升級。新型城鎮化將逐漸改變過去粗放型的城市發展方式，追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城市發展模式，這要求產業結構從勞動與資源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型。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假說3：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城鎮化率，從而通過“城鎮化效應”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四、實證模型設計與數據描述

（一）實證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本文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計量分析：

其中，strit為t時期i省份的產業結構。通常使用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衡量產業結構變遷，但這兩個指標均采用產業間的度量方式，無法體現產業內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轉型不僅發生在產業間，也發生在產業內。例如，服務業內部的生產性服務業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消費性服務業向生產性服務業的轉型有利于服務業內部的轉型升級。另外，各個行業既可以在產業內部轉移，亦可以跨產業轉移。例如，資源從制造業向金融業轉移屬于兩個行業跨產業轉移，資源從房地產業向金融業轉移屬于兩個行業在產業內部轉移。因此，本文將產業結構分為產業間結構和產業內結構，產業間結構使用服務業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的比值（str1）、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與工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比值（str2）衡量；產業內結構使用生產性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比重（str3）、消費性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比重（str4）衡量

根據“十一五”規劃綱要，本文定義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消費性服務業包括：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教育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娛樂用房屋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業。服務業內部結構還包括增加值的變化，受限于數據可得性，暫時僅以就業數據來衡量；產業內結構同樣包括工業、農業內部結構，同樣受限于數據，本文僅分析服務業內部結構。。digit為t時期i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為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γ1為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影響的回歸系數。本文從數字經濟發展載體的角度，選取了9個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關的變量，使用變異系數法得到數字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數，具體指標見表1。

Xit是影響產業結構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技術進步（tec），使用各省份有效發明專利數衡量；地區人均生產總值（inc）；政府干預（gov），采用政府財政總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人口結構（age），采用總人口撫養比衡量；消費水平（con），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區域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投資結構（inv），采用房地產開發投資額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值衡量；金融發展水平（fin），采用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衡量；φi是未觀測到的省級固定效應，t是時間固定效應，uit是隨機誤差項。

（二）數據說明與描述統計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工業和信息化部官方網站、各省份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跀祿傻眯栽瓌t，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為2013—2021年，研究對象為中國31個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極個別的數據缺失值使用線性插值法補充，最后得到279個有效樣本數據。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此外，從數字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的簡單相關性來看（如圖1所示），數字經濟發展和服務業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就業與工業就業之比均為正相關關系；數字經濟發展與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為正相關關系，與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為負相關關系。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有利于促進資源從工業向服務業轉移，亦有利于資源在服務業內部從消費性服務業向生產性服務業轉移。但這只是簡單的相關關系，更為嚴謹的因果關系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計量分析。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2）列報告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間結構轉型的影響，第（3）（4）列報告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內結構轉型的影響。從產業間的角度，回歸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了服務業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就業與工業就業之比，結果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資源從工業向服務業流動，產業間的結構發生了轉型升級。從產業內的角度，回歸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

由于缺乏服務業內部的增加值數據，產業內結構僅以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和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進行衡量。，在[JP+1]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而對消[FQ（34。26，Y，PZ-W〗表3?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準回歸結果5%和1%的水平上顯著。

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了資源從消費性服務業向生產性服務業流動，產業內的結構亦發生了轉型升級。研究假說1得到驗證。值得說明的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指資源從土地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或者是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上述結果表明，從產業間的角度，服務業更偏向于使用更多資本和技術要素，比工業具有更高附加值；從產業內的角度，生產性服務業更偏向于使用更多資本和技術要素，比消費性服務業具有更高附加值。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因此，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本文使用互聯網發展水平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代理變量?；ヂ摼W載體仍然是數字經濟活動最基礎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深刻且深遠地影響人們的生活，亦可能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體地，使用各省份擁有的網頁數（web）衡量互聯網發展水平。表4報告了相關回歸結果，替換被解釋變量并未改變本文的基本結論，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產業間和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

2.控制前期趨勢

基準回歸結果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可能并非主要由數字經濟發展推動，而是產業結構在樣本期之前便存在不同的變化趨勢導致，因此穩健性檢驗需要控制前期趨勢項。即檢驗產業結構轉型在前期趨勢相同的情況下，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因此，本文將2013年服務業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與工業就業之比、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的增速與年份虛擬變量作交互項（ort1、ort2、ort3、ort4）并加入基準回歸方程，結果如表5所示?？刂屏饲捌谮厔莺?，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效應仍舊顯著為正，且對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的影響為負，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控制前期趨勢后并未改變基準回歸結果的結論。

3.剔除信息技術服務業

數字經濟涵蓋信息技術服務業，而本文主要論證數字經濟發展能否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服務業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與工業就業之比提高），因此對其中可能存在的包含關系做出必要的處理。具體地，在服務業就業中[JP+1]剔除信息傳輸、[JY]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數據感謝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關回歸結果，剔除信息技術服務業就業數據后，str2回歸系數相較于基準回歸有所下降，str3、str4回歸系數有所增加。這表明剔除信息技術服務業后，數字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效應在產業間有一定程度縮小，但擴大了數字經濟在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效應?？傊?，剔除信息技術服務業就業數據并未改變本文的基本結論，數字經濟發展仍然顯著促進了產業間和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

除此之外，本文還進行了一系列其他穩健性檢驗。第一，縮尾回歸。為了排除異常值的影響，對樣本進行了縮尾處理，去除被解釋變量前后1%的樣本。第二，剔除直轄市?？紤]到行政等級具有的特殊性會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剔除北京、天津、上海與重慶四個直轄市的樣本數據重新展開基準回歸分析。第三，隨機效應模型。本文主要使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事實上，若個體固定效應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使用隨機效應模型更為合適。以上穩健性檢驗結果均表明，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產業間和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基準回歸的結果是穩健的

限于篇幅，回歸結果未報告，留存備索。。

（三）內生性問題

使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雖然有效規避了遺漏變量（個體異質性）導致的估計偏差，卻無法處理測量誤差、雙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變異系數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可能無法反映數字經濟發展的全部信息，從而存在測量誤差，致使估計結果有偏。雙向因果指數字經濟發展可能導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反之，產業結構變化催生更多數字化信息，從而可能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為了處理內生性問題，借鑒黃群慧等[20]的思路，采用各省份在1987年郵政營業網點數的歷史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

1987年郵政營業網點數的歷史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一方面，郵政營業網點密度越高，該地區的信息需求越大，且早年郵政局是承擔鋪設固定電話線路的主力，所以，郵政營業網點等傳統通信基礎設施與當前數字經濟發展有很強的相關性。另一方面，本文樣本時間距1987年已超過25年，當年的郵政營業網點等傳統通信工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隨著使用頻率下降而逐漸式微，滿足排他性。由于郵政營業網點歷史數據是截面數據，因此無法在面板模型中直接進行計量分析。根據Nunn等[21]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法，將上一年全國互聯網寬帶端口數與每個省份1987年郵政營業網點數相乘，構造一個面板工具變量（iv）。

在控制數字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工具變量對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應當不顯著。如表7第（3）列所示，1987年郵政營業網點數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不顯著，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對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仍然顯著。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分別回歸于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1987年郵政營業網點數時，兩者都顯著。這說明本文的工具變量并不是直接而是通過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在考慮內生性問題之后，數字經濟發展在產業間的結構轉型效應依舊存在，服務業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與工業就業之比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在產業內的結構轉型效應依舊存在。此外，KleibergenPaap?rk?LM統計量的P值為0.017，顯著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原假設；CraggDonald?Wald?F統計量大于弱工具變量檢驗在10%水平上的臨界值，顯著拒絕了“工具變量為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第（1）列回歸結果表明，工具變量促進了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在1%水平上顯著，亦拒絕了弱工具變量假設。綜上所述，選取1987年各省份郵政營業網點數與上一年全國互聯網寬帶用戶數的交互項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工具變量具有合理性。

（四）異質性分析

1.行業異質性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從土地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因此，資源既可以跨產業從一個行業向另一個行業轉移，也可以在產業內的各行業之間進行轉移。不論產業間結構轉型還是產業內結構轉型都是由行業間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的，但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行業間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是不同的。表9展示了數字經濟發展對行業間結構轉型升級的不同影響。其中，第（1）（4）列為跨產業的兩個行業結構轉型，例如金融業屬于第三產業，而農業屬于第一產業；第（5）（6）列為產業內的兩個行業結構轉型，例如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均屬于第三產業。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資源從農業向金融業和制造業流動，尤其是向金融業流動。數字經濟發展亦促進了資源從制造業流向金融業，但流動效果遠小于農業。因為農業是典型的土地和勞動密集型行業，所以數字經濟發展促進資源從農業流出的效應更大；而制造業既包括輕紡工業、食品加工等勞動密集行業，也包括機械、電子制造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抵消了部分流出效應。第（4）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對資源從制造業向房地產業流動的效應并不顯著。第（5）（6）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資源從房地產業向金融業流動，但對資源從制造業向建筑業的流動效應不顯著。以上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資源在行業間流動，流動的方向取決于行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行業結構轉型最終推動了產業間和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

2.區域異質性

中國經濟發展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尤其是存在南北經濟分化等問題。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可能因經濟發展水平

按各省份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013—2021年的均值將所有省份分為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高于這個均值中位數的為經濟發達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內蒙古、遼寧、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湖北、湖南、廣東、重慶、陜西）；低于這個均值中位數的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龍江、江西、河南、廣西、海南、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不同而存在差異，對這一問題的檢驗結果見表10。不難發現，經濟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顯著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而經濟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不顯著。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在經濟發達地區遠大于欠發達地區。這一結果產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經濟發達地區具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尤其是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有利于發揮數字經濟發展的結構紅利效應；另一方面，發達地區具有資本和技術的比較優勢，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經濟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具有土地和資源上的比較優勢，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不足。

（五）機制檢驗

1.市場需求效應

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市場需求效應通過人均收入和市場化程度兩種機制來實現。為檢驗市場需求效應，利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每個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對數衡量地區的人均收入（rev）。具體結果如表11所示，dig×rev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水平的交互項，該交互項顯著促進了服務業產值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就業與工業就業之比、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顯著抑制了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確實通過人均收入效應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為了驗證市場化程度效應，借鑒樊綱等[23]的做法，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五個方面反映市場化的進展，構建市場化指數反映市場化程度（mar）。具體結果如表12所示，dig×mar為數字經濟發展與市場化程度的交互項，該交互項顯著促進了服務業產值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就業與工業就業之比、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顯著抑制了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確實通過市場化效應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綜上，研究假說2得到驗證。

2.城鎮化效應

為了驗證城鎮化效應，借鑒左鵬飛等[19]的做法，使用每個省份城鎮人口與常住總人口之比衡量城鎮化率（urb）。具體結果如表13所示，dig×urb表示數字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率的交互項，該交互項顯著促進了服務業產值與工業增加值之比、服務業就業與工業就業之比、生產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顯著抑制了消費性服務業就業占比。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確實通過城鎮化效應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假說3得到驗證。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動力，數字經濟深入發展勢必會創造新產業和新業態，改變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為“物質”和“技術”兩大基礎提供堅實有力的保障。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一環，也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的重要一環。因此，本文從供給端和需求端兩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理論框架，著重分析了在需求端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市場需求效應和城鎮化效應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機制。為驗證上述理論框架，本文測度了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并基于2013—2021年中國跨省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表明：第一，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產業間、產業內的結構轉型升級；第二，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市場需求效應、城鎮化效應促進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第三，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存在行業間和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異質性；第四，選取1987年各省份郵政營業網點數的歷史數據作為工具變量處理了內生性問題后，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不變。

本文的研究說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功的重要保障，但在制定數字經濟發展策略或產業發展政策時應避免“一刀切”，要充分考慮產業內部和行業的特點以及區域異質性，更要考慮需求因素的拉動作用。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繼續加大對數據要素、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和通信技術的投資力度，使數字經濟發展深入到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由政府機構加快第五代移動通信（5G）基站、互聯網寬帶、數字經濟產業園、人工智能服務等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并重視傳統基礎設施的改造，加快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進程，使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加快數字經濟市場化進程，充分發揮企業技術優勢和主觀能動性，完善數字經濟監管框架，盡量做到數字經濟發展有序、高效。

第二，實施動態化、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一方面，要考慮產業內部的特點，加速產業內部結構迭代升級，著重發展產業內生產效率更高的行業。另一方面，以行業的效率水平為導向，將重點放在數字經濟發展支持行業間的結構轉型升級。例如，引導資本從房地產行業向其他高附加值行業轉移，避免資源過度地向房地產市場集中，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第三，充分發揮區域之間的比較優勢。經濟發達地區有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具有資本和技術的比較優勢，因此，應支持經濟發達地區提升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以提升數字經濟效率為主，進一步釋放數字經濟發展的結構紅利效應。經濟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體系較為薄弱，具有勞動和資源的比較優勢，數字經濟發展的結構轉型效應并不理想，應當提高欠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市場化程度以及城鎮化水平，以暢通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機制為主要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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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雅妮，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