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的交叉與共進

翟翌　劉杰

［摘 要］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民主理論的新話語形態，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方向。數字政府建設是我國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各國政府未來的轉型路徑。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均可統合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之下，二者具有共同特征，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數字政府建設有利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為數字政府建設指明方向。數字政府是技術型政府、公開型政府、扁平型政府、平臺型政府，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現代技術支撐、豐富了多維信息來源、降低了制度運行成本、構建了多元參與場域。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指引下，數字政府建設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擴大公民參與廣度和深度，提高政府回應度。針對數字技術應用對民主價值的沖擊，應始終堅持以價值邏輯引領技術邏輯，推動數字政府建設與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相協調，共同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關鍵詞］ 全過程人民民主；數字政府；中國式現代化；價值邏輯；技術邏輯

［中圖分類號］ 中圖分類號D621；D63［文獻標志碼］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672-4917（2024）01-0082-09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并將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予以強調，充分體現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的重要性。政府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內在地要求以現代技術重塑政府治理發展模式。在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社會數字化轉型的宏闊背景下，數字政府建設被提升到了“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數字治理新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①的高度，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實踐路徑。綜上，數字政府戰略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均可統合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框架之中。作為在新時代背景下提出的重大理念、作出的重大部署，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都是關涉國家政治體制和治理水平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那么，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具體呈現何種關系，能否彼此協調、相互促進？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以從理論層面廓清二者的關系，為我國民主政治及政府治理實踐提供參考。還需看到，理論界針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的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宏觀和部分中觀層面，在政治過程的某些領域和層面進行系統的制度設計和工作安排還遠遠不夠［1］?；诖?，本文對數字政府建設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關系探究，也有利于通過中觀甚至微觀視角深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研究。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的提出過程及共同點分析

全過程人民民主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民主觀，汲取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總結了黨百年來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不懈奮斗的實踐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新命題。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上?？疾鞎r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堅持“全過程民主”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作為中國政治文明實踐的全過程民主正式進入法治化軌道。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人民”的重要性，將“全過程民主”豐富發展為“全過程人民民主”。

同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首次系統闡述了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明確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九次提到“全過程人民民主”具體內容可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23—25、37—39頁。。2023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明確，“立法應當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權，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有其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系統邏輯［2］，克服了西方民主重形式輕實質、重短期輕長遠、重少數輕大眾、重競爭輕協同的弊端［3］?！叭^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保?］

“數字政府是公共治理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產物”［5］，主要指“政府、社會、公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借助包括門戶網站、社交媒體、移動客戶端、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各種信息技術，實現創造公共價值的治理模式”［6］?！爸袊鴶底终ㄔO以政府自身的信息化建設為開端，以電子政務建設為抓手，自20世紀90年代初正式啟動?！保?］近年來，為推動政府職能的適應性轉變，我國越來越重視數字政府的建設?！吨泄仓醒腙P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均明確指出我國需推進數字政府建設。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目標任務。同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專門對數字政府建設作出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進一步彰顯出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性及國家層面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的決心。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同屬中國式現代化的組成部分，是各層級政府、各部門的重要任務，分別考察二者特點，可總結出如下共同特征。首先，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都具有全方位性。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全方位性指的是其主體廣泛，“既包括了人民主體，也包括了民主在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等主要機構中的體現”［8］。數字政府建設強調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科技企業和公民個人等都屬于數字政府的建設主體。其次，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都具有全覆蓋性。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覆蓋的民主，不僅指政治民主，還包括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等，“實現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文明等議題或范圍的全覆蓋”［9］，以促使人們全方位地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政府治理涉及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此相應，數字政府建設將輻射并影響社會各個領域，其不僅僅關涉政府治理的變革，還需與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發展相輔相成、協調推進。再次，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都具有整體性。全過程人民民主非局部的、碎片化的民主，而是整體的、系統的民主，其“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10］。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愛國統一戰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構建了完整的制度體系；參與主體的全、參與內容的全、參與領域的全、參與程序的全，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參與實踐［11］。數字政府致力于建設成整體政府，超越傳統政府的碎片化管理模式，推動治理結構和治理理念的深層次變革，打破信息共享及組織結構壁壘，避免“數據孤島”和“數據煙囪”，以解決跨部門、跨層級、跨業務、跨地域協同的難題。最后，全過程人民民主與數字政府建設都具有過程性。全過程人民民主本身就蘊含著“唯物辯證法關于‘過程的集合體思想”［12］，更是強調全鏈條實現人民民主，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有效貫通，形成“迭代式閉環結構”［13］，促使人民全過程地參與國家及社會治理。而且，全過程人民民主也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對其過程性的理解，從抽象層面而言，是對民主的過程性研究和強調；從具體層面而言，全過程人民民主體現在不同政府部門、政治過程或者政策階段之中［14］。數字政府建設強調推動政府治理各環節的數字化轉型，且其最終建成并非一蹴而就。根據我國宏觀戰略部署，2025年，可基本建成數字政府體系框架，2035年，數字政府體系框架將會更加成熟完備具體可參見《國務院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國發〔2022〕14號）。。在深層次上，數字政府建設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彼此協調、相互促進，數字政府建設助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指明了數字政府建設的方向，二者間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發展形態，下文將詳述之。

三、數字政府建設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

數字政府的建設有利于貫徹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其多元形態推動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國家社會生活各領域落到實處，并促進五大民主環節有機銜接與落實，具體體現如下：

（一）數字政府的形態解構及其對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助益

第一，數字政府是技術型政府，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現代技術支撐。要將理念層面的民主價值落實到實踐層面，需要優化和有效實踐的民主操作方法、技術、方式的支持［15］。在數字政府建設進程中，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各項技術廣泛應用，對公眾進行技術賦權，豐富了民主形式，拓寬了民主渠道。首先，“信息技術具有塑造政治參與的開放型結構、破除信息不對稱和信息壟斷以及支持廉價信息公開等方面的作用”［16］，推動了公民對不限于政府信息的各類信息的獲取?！靶畔⒆杂墒沟闷胀ㄈ嗽诠沧h題上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話語權?！保?7］其次，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各類政府APP及微信小程序的出現，公民表達意見、參與政治的手段更為便捷，通過各類立法意見網絡征詢、立法網上聽證、信訪平臺、網絡“留言板”等形式，人民參政議政成本顯著降低。再次，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政府管理，能夠快速響應公眾需求［18］。政府對社會數字化轉型進程的動態治理需求的高效回應，可以激發公民參政議政的熱情。最后，數字技術的引入在一定范圍內有利于平等的實現。一方面，引入數字技術可以解決執法標準不統一和選擇性執法的問題，保障了行政執法的公平。以道路交通領域的執法為例，受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過去對于交通違法行為，執法部門只能選擇性執法，且難以保證執法標準的統一。隨著自動化行政的實現，自動化監控設備可全天候地監控交通違法行為并自動作出處罰，使人們得到平等對待，有效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另一方面，對等網絡技術（如區塊鏈）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參與［19］。此類技術的去中心化特征保障了公民的參與不會被中心機構所控制、不可篡改性特征有效保證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真實性、透明性特征有利于確保政治參與過程的公平性。

第二，數字政府是公開型政府，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了多維信息來源。信息的開放是信息獲取與傳輸的前提。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公民對包含政府信息在內的各類信息的獲取和共享提供了便利，但要有效保障公民對政府各類施政信息的可知可得，切實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還需要政府高度重視信息公開。數字政府建設注重信息公開、數據開放“政府數據開放是政府信息公開的延伸與深化，但兩者存在著較大差異”，具體可參見馬顏昕等著：《數字政府：變革與法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67頁。，2019年修訂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擴大了政府信息主動公開的范圍。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要推動數據開放共享、有序流動?！秶鴦赵宏P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也強調，需深化數據高效共享、促進數據有序開發利用。此外，數字政府不僅重視信息的公開，還強調對信息的解讀，讓公民不僅知道是什么，還知道為什么［20］。數字政府建設中的公開型政府樣態，內在地要求發揮好政府門戶網站、政務微信、微博等重要載體的作用，充分發揮網絡傳播的特點，積極探索多樣化的信息解讀形式，擴大政策解讀的傳播范圍和受眾面，使政策解讀傳播可視、可讀、可感，積極回應民生關切。信息公開、數據開放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工作以及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情況，有效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現奠定了基礎。

第三，數字政府是扁平型政府，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降低了制度運行成本。傳統科層政府的組織結構以層級控制、專業分工為特征，數字政府利用信息及技術優勢，形成了以流程與節點為特征的網狀結構［21］。以成都市為例，“通過匯聚市內84條社會服務熱線于‘12345一號通平臺，構建統一的全市網絡理政平臺，實現了受理訴求的扁平化和實時化”［22］。組織結構的扁平化需要說明的是，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術變革帶來的。例如，區塊鏈技術為此提供了技術支持，具體可參見翟云：《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理論前沿問題》，《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2期，第42—51頁?；诮M織結構的特殊性，本文不將其列入技術型政府說明，而是單獨進行論證。減少了信息傳遞的層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信息失真，也打破了部門界限，優化了行政事務的處理程序，便利了民眾反映訴求、反饋信息，促進了民眾與政府的信息溝通與交互。扁平型的數字政府不僅提高了政府辦事效率，減少了政府處理行政事務的成本，而且減少了政府與政府、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成本，有利于快速回應公民需求，整體上降低了公民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成本。

第四，數字政府是平臺型政府，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構建了多元參與場域?！皵底制脚_是協同治理的一種實現機制，為多元治理主體互動提供了靈活的場所和便捷的工具”［23］，數字平臺的建設有利于打通政府組織內部以及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壁壘，實現數據通、協同通、業務通、交互通［24］。一方面，公民通過平臺與政府協同、協商，進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參與政府決策、管理、監督，形成共建共治的合力。另一方面，科技公司、頭部企業可以通過平臺或隱或顯地分享行政職責，參與行政決策［25］。公民參與、政企合作、政府—企業—公眾多方協同共同推動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而且，平臺型政府的建設致力于“實現端到端的安全加密，防止即時溝通被劫持、竊取，保證只有參與通信的雙方使用者可以讀取通信數據”［26］。對隱私保護的強調為公民參與提供了安全保障，有利于提高公民參與的積極性?？傊?，“在數字治理中，傳統的間接民主被具有直接性、快速性、平等性和廉價性的數字民主所取代”［27］，人民民主逐漸由現有的實然狀態邁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應然狀態。

（二）多元形態的數字政府推動民主具體環節的落實

技術型政府、公開型政府、扁平型政府、協同型政府相互關聯、彼此互動，共同構建了有利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四維立體結構，推動了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五個民主環節的有機銜接與整體實現。以下將針對這幾個環節詳述之。鑒于選舉多放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討論，本文對此不予探討。

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重視發揮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需要說明的是，民主協商側重于發揚民主，協商民主側重于民主形式。具體可參見肖立輝主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人民出版社、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2年版，第146頁。的作用，并設立政協作為進行政治協商、實現協商民主的組織機構?！包h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以來，民主協商實現了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形成了豐富的民主協商實踐?！保?8］數字政府側重于“促進公共服務部門不斷與公眾協商對接，力圖使不斷變化的公眾期望與公共行政行動的實際可達性盡可能地接近”［29］。四維立體形態的數字政府，使民主協商具有了更廣泛的主體參與、更豐富的議題討論、更平等的協商對話、更精準的監督監管［30］。對于行政決策而言，決策前，公開型政府、技術型政府的屬性保障公民可以及時獲取相關信息，并通過數字化手段表達意見，參與議題的選擇、議程的設置等過程，這有利于社會各主體提出意見，行政部門也能及時聽到社會公眾的聲音；決策過程中，公民可通過數字平臺參與決策方案設計、論證和完善，使最終形成的決策最大程度采納公民意見，有利于取得全體公民意愿的最大公約數；政府決策頒布并執行后，技術型政府為公民提供了多元的監督手段，豐富了監督形式，拓寬了群眾的意見反饋渠道，而扁平型政府使公眾的呼聲可以第一時間到達政府決策部門，及時接收并處理公眾意見，有效回應社會關切，有利于增強不同群體在政治參與中的獲得感。

數字政府對信息公開的重視及對信息技術的運用，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有利于監督權的行使。這里的監督不僅僅指對政府行為的監督，還指公民作為政府的輔助角色參與對社會各主體的監督。例如，“廣西利用‘互聯網+督查平臺征集本地區疫情防控工作中責任落實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諉扯皮、敷衍塞責等問題線索及改進和加強防控工作意見建議”［31］。重慶渝中區城管部門“利用微信小程序為居民提供園林綠化、市容環境、道路設施、市政公用設施等方面的投訴和舉報渠道”［32］。另外，統一的數字化智能化集約化平臺、簡化的辦事流程，便于民主監督的現實開展。以浙江為例，公眾無須選擇職能部門就可以登錄統一的平臺提交投訴、舉報事項［33］。同時，數據留痕減少了尋租空間，為民主監督提供了材料和線索，有利于民主監督的實質運作。事實上，民主管理與民主監督聯系緊密，公民常常通過監督的方式參與管理。例如，“‘隨手拍為群眾參與城市治理提供渠道，隨時隨地拍下城市運行問題上傳政務APP，系統平臺自動推送轄區網格員處理，由傳統單向度城市管理轉為雙向政民互動”［34］。此外，數字政府的建設也推動了基層組織的數字化轉型，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職工代表大會等都積極利用數字化手段為公民提供多元的自我管理渠道。尤其是各企業單位廣泛運用新平臺探索多種形式的民主管理工作模式，以便于新業態就業群體參與民主管理［35］。

四、全過程人民民主指明數字政府建設的方向

數字政府建設豐富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路徑與應用場景，全過程人民民主也明確了數字政府建設的價值依歸與發展方向。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價值指引下，數字政府建設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強數字法治政府建設，將擴大參與和提高回應度相協調，多項措施并進，方有利于體現并發展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性 有效性是評價國家治理體系優勢的一個重要維度，包括良好的適應能力和強大的治理效能。具體可參見趙萍麗：《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國家治理體系》，桑玉成等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探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132頁。。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作為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始終是堅持人民主體性的民主，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特征，為數字政府建設提供了核心價值導引。

現今，我國數字政府建設面臨較多障礙?？陀^上，數字政府建設本身面臨著多重風險，包括技術風險、管理風險、數據風險、安全風險［36］。主觀上，部分政府部門對數字政府建設的定位和任務認識不清，僅將數字技術作為政府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引入，不僅浪費了大量資源，還帶來了負面效應?？陀^風險的化解和主觀障礙的排除，都需以明了數字技術應用目的為前提。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指引下，將數字技術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過程，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便于人民更好地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在我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為主體，行政制度和政府治理須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37］。無論是電子政府還是數字政府，甚至是未來可能出現的智能政府，都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也是向服務型政府轉型趨勢下的應有之義。就西方國家的數字政府建設經驗而言，其背后也蘊含著公民導向的核心價值觀［38］?？傊?，應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為根本價值遵循，升級技術手段、優化技術流程、完善制度體系、糾正錯誤觀念，使數字政府建設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值得說明的是，數字政府建設在更好地推動以人民為中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新一代數字政府轉型的業務流程，已經逐步由“管理者到群眾”的設計方式向“從群眾需求倒推管理流程”的設計模式轉變，具體可參見張建鋒：《數字政府2.0——數據智能助理治理現代化》，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頁。。

值得強調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時間上的持續性、內容上的完整性，而非間歇性的、碎片化的民主。在此指引下，數字政府建設的各階段、各環節都應堅持人民民主的理念，不斷創新民主的實現形式。而且，“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39］。全過程人民民主包含“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的內涵［40］，更強調人民權利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的統一，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全體人民都可以平等地參與到民主實踐中。然而，數字鴻溝的客觀存在、數字素養的個體差異，使得部分人民難以參與到政府治理進程中，進而難以保障其平等地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更好地貫徹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政府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既要積極推動新型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要保留線下的管理、服務方式，給予民眾選擇的空間。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注重提升人民的數字素養，積極培養人民的數字使用習慣，加強對人民數字技能的培訓，使所有人都有機會享受數字紅利，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此外，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是一種理念，也有著完整的參與實踐，實踐過程始終以實現人民福祉為實效性導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參與實踐可為數字政府的建設過程提供進一步的參考，指導數字政府建設積極實現人民福祉，努力建成服務型政府。

（二）加強數字法治政府建設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相統一的民主，實質民主“指民主已經實現或最終追求的價值目標”［41］，即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在政府治理層面則指以人民為中心，這一點前文已經詳述。關于程序民主，現代政治理論主張，若沒有程序，將沒有民主［42］?！俺绦蛑髁x民主秉持現代憲法與法治精神，實際上是以民主的程序性規范特別是法律制度規制民主實踐，以約束少數民意領袖借助輿論形成洶涌的‘民意，進而實現別有用意甚至侵害少數人權益的、過熱式的、臨時性‘民主決策?！保?3］程序民主對程序科學性、規范性的強調，對法治的重視，為實現實質民主奠定了基礎，保障了民主政治最終不會偏離人民主權。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指引下，數字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強程序化、規范化、法治化建設，推動民主與法治相協調。

數字政府建設與法治政府建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斗ㄖ握ㄔO實施綱要（2021—2025年）》明確提出“數字法治政府”的概念，這是第一次從發展全局的高度將政府的法治化與數字化建設緊密結合，也是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將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高度耦合，使其更加制度化、體系化。然而，數字法治政府在我國行政體系中的定位仍比較模糊，缺乏主體推進部門，且與其他系統性改革存在斷裂［44］，面臨著理念動搖、組織矛盾、程序風險、技術障礙的多重挑戰［45］。以踐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為目標要求，一方面，數字法治政府建設需要完善立法、強化法治保障，以應對數字技術的深入應用對既有權利體系帶來的挑戰，通過創設新的法律規則、調整現有法律規范以保障公民的數字人權。其中，既要完善網絡立法，通過對惡意引導輿論等違法行為的懲戒，保障人民參與的嚴肅性及有效性［46］，又要注重保障公民的數據安全權益，規范政府、企業對個人數據的使用，避免對公民個人數據權益、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改善公民在數據權法律關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推動數字化與法治化協同發展。需注意的是，技術變革快速且靈活，新創設的法律規則應保留一定的彈性，以延緩實定法律規范落后于社會現實的進程。另一方面，發展適應數字時代的正當程序制度，完善技術性正當程序原則，將技術性正當程序實定化，以應對實踐中豐富多樣的自動化行政活動，規范自動化行政程序的運行，推動算法的公開透明及可解釋，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在線上線下均可得到落實。從比較法視野來看，日本為了規范行政程序數字化發展，于2019年5月頒布了《數字程序法》，推動了數字社會的發展［47］。這可為我們推進數字法治政府的建設提供一定的借鑒。

（三）擴大參與和提高回應度相協調

誠然，無論是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還是民主監督，其邏輯基點都是“參與”，實效保障都是“回應”有學者認為，為了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需要創建回應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協商式民主、監督式民主四大運作機制，具體可參見佟德志主編：《全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58頁。筆者認為，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應是參與式民主與回應式民主。關于回應式民主和參與式民主的有機統一問題，也有學者進行過論述，具體可參見王宗禮、李振江：《全過程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行政論壇》2021年第4期，第12—18頁。。參與啟動了民主，回應為民主提供了維持和保障機制。

組織的有效運作離不開公民參與［48］?！皬摹當刀苟沟诫娮油镀?，從群眾跑腿到‘數據跑路，民主參與的形式不斷創新、渠道不斷拓展。黨和國家要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么樣，人民參與貫穿始終?！保?9］政治參與并非必然能帶來民主，但是缺乏參與的民主將是虛假的［50］。當前，政府數字化進程正加速推進，但公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都還有所欠缺。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滲入行政領域后出現的算法自動化決策“既回避了行政決策的公眾參與和聽證，也消解了具體行政行為層面的當事人陳述和申辯的程序，造成了公眾參與原則的缺失”［51］。在數字政府建設中貫徹全過程人民民主，需要進一步完善公民有序參與的制度體系，創新公民參與的方式，提高公民的參與能力，以拓展公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擴展參與的功能與效應，實現高質量民主，提高國家治理層面的價值國家治理層面的價值包含兩方面，即治理主體方面的公共服務價值、治理客體方面的參與價值，具體可參見竺乾威：《公共行政的理論、實踐與發展》，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43頁。。尤其是在政府制定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數字化決策方案時，要廣泛與人民群眾協商，使人民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傊?，數字化變革與擴大參與相輔相成，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未來趨勢。

回應與責任密切相關，政府重視回應公民需求，表現出政府責任意識的提升。在數字政府建設進程中，有不少學者將政府的回應度列為數字政府治理效果評估的因素之一具體可參見趙金旭、趙娟、孟天廣：《數字政府發展的理論框架與評估體系研究——基于31個省級行政單位和101個大中城市的實證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22年第6期，第49—58頁。。然而，回應式民主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地方政府的回應性水平本身就受多重因素影響［52］，還可能存在協同惰性具體可參見楊良偉：《協同惰性、問責壓力與地方政府回應——基于A市網絡問政平臺的混合研究》，《電子政務》2022年第12期，第23—34頁。、內在回應動力欠缺等問題。技術的引入并沒有從根本上規避各項因素的影響，消解回應式民主所面臨的障礙。無論從事實層面還是價值層面，數字政府都存在“選擇性”或“條件性”回應的問題，面臨著回應式陷阱［53］。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框架下，數字政府建設應致力于提高回應性水平，更好識別、整合人民群眾的訴求，并予以多元化、個性化、精準化回應，“一方面，提升微信公眾號、微博等信息平臺的用戶友好性，分散政務熱線的運行壓力，以豐富公眾與政府溝通的形式；另一方面，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提高政府回應效率”［54］。杭州市政府的實踐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其智能機器人——“小杭”將公民評價與政府回應相結合，“市民撥打12345得到答復后，‘小杭會自動發起評價回訪，評價信息自動記錄并通過系統反饋，專人后續跟蹤處理”［55］，由此，公民評價反推了政府回應的落實。此外，政府部門應當高度重視公民意見，采取切實措施解決問題，進一步提高回應實效，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

總之，對公民而言，數字政府應積極為公民提供便捷的參與機制，在輸入端推動實現過程民主；對政府而言，數字政府應主動提高回應的質量和效率，在輸出端保障成果民主的實現。二者協同，共同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貫徹落實。

五、余論：價值邏輯始終引領技術邏輯

數字政府建設與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度耦合，數字政府建設有利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為數字政府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二者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然而，數字政府注重數字、智能技術的應用，技術的某些特性與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并不兼容，值得進一步思考與關注。首先，數字精英們憑借其對數字化工具和技術的熟練掌握以及出眾的數據分析能力，事實上支配著一般民眾和大部分中小公司［56］。由于數字壁壘的存在，民眾一般難以監督數字技術精英。技術資本甚至可能會逐步侵入數字政府，實現“從技術層面的信息控制和技術內嵌，到權力層面的權力依賴和權威遷移”［57］。技術資本的侵蝕，不利于政府積極有效履職，影響政府層級關系的協調及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成了在數字政府建設進程中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掣肘。且互聯網技術具有隱匿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主實現的難度［58］。其次，在網絡空間中，存在網絡群體極化現象，容易強化偏見［59］。且“信息繭房”的出現及社會共識達成難度的進一步增加，使得民意更易被操控［60］。再次，隨著智能決策技術的發展，人們對其依賴性不斷增強，從而使得人的主體性地位進一步被弱化［61］，尤其是自動化行政的發展將會對公民權利保護帶來一定程度的沖擊。最后，要在網絡上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民意回應全面性、民意汲取綜合性以及決策形成的專業性與普遍性維度上，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高成本性以及挑戰性”［62］。

協調好數字政府建設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關系，解決二者交叉共進過程中的深層矛盾之處，需要探索多條路徑，值得進一步思考。殊途同歸，各解決方案的核心意旨都應回歸于以價值邏輯引領技術邏輯，數字政府建設應始終堅持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理論指導和實踐遵循，并在此過程中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豐富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

［參考文獻］

［1］ 桑玉成：《拓展全過程民主的發展空間》，《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2期，第9—12頁。

［2］ 陳亮：《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邏輯理路、比較優勢與實踐路徑》，《內蒙古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第1—8頁。

［3］ 董樹彬、付金輝：《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比較優勢》，《理論探索》2022年第3期，第43—48頁。

［4］［10］［40］習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22年第5期，第4—13頁。

［5］ 孫友晉、高樂：《加強數字政府建設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行政管理學會2020年會會議綜述》，《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11期，第147—150頁。

［6］ 韓兆柱、趙潔：《數字政府研究的歷程、現狀和趨勢》，《學習論壇》2022年第1期，第67—76頁。

［7］［24］［26］北京大學課題組、黃璜：《平臺驅動的數字政府：能力、轉型與現代化》，《電子政務》2020年第7期，第2—30頁。

［8］［13］［50］佟德志：《全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20、19頁。

［9］ 劉樂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新論）》，《人民日報》2021年8月26日，第7版。

［11］ 萬其剛、湯建軍主編：《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東方出版社2023年版，第82—85頁。

［12］ 張峰：《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民主自信之魂》，《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第1—10頁。

［14］［15］［43］ 陳兆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過程”指什么》，桑玉成等：《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探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1、40、43頁。

［16］ 葉戰備、王璐、田昊：《政府職責體系建設視角中的數字政府和數據治理》，《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第57—62頁。

［17］ 高奇琦：《國家數字能力：數字革命中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第44—61+205頁。

［18］ 劉淑春：《數字政府戰略意蘊、技術構架與路徑設計——基于浙江改革的實踐與探索》，《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9期，第37—45頁。

［19］ 張鵬：《區塊鏈賦能下的數字法治政府建設：內涵、關聯及路徑》，《電子政務》2022年第7期，第88—97頁。

［20］ 周文彰：《數字政府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2期，第4—10頁。

［21］ 高秦偉：《數字政府背景下行政法治的發展及其課題》，《東方法學》2022年第2期，第174—187頁。

［22］ 沈費偉、曹子薇：《社會質量視角下數字政府發展的現實困境與優化路徑》，《電子政務》2022年第7期，第76—87頁。

［23］ 曾渝、黃璜：《數字化協同治理模式探究》，《中國行政管理》2021年第12期，第58—66頁。

［25］ 馬長山：《數字法治政府的機制再造》，《政治與法律》2022年第11期，第17—34頁。

［27］ 徐曉林、劉勇：《數字治理對城市政府善治的影響研究》，《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1期，第13—20+107—108頁。

［28］ 佟德志、王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要素與結構》，《探索》2022年第3期，第42—49+2頁。

［29］ 盧珂、梁照鴻：《智慧政務服務的過程性整合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22年第3期，第58—64頁。

［30］ 羅榮：《數字政府建設背景下協商民主的內涵特征、價值凸顯與方向優化》，《領導科學》2023年第1期，第141—144頁。

［31］ 王偉玲、吳志剛、王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對數字政府建設的影響及建議》，《科技導報》2020年第6期，第97—102頁。

［32［47］［59］ 馬顏昕等：《數字政府：變革與法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8、77、108頁。

［33］［55］張建鋒：《數字政府2.0——數據智能助力治理現代化》，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頁。

［34］ 劉祺：《從數智賦能到跨界創新：數字政府的治理邏輯與路徑》，《新視野》2022年第3期，第73—80頁。

［35］［49］肖立輝主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人民出版社、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2年版，第131、271頁。

［36］ 王廣輝、郭文博：《數字政府建設面臨的多重風險及其規避策略》，《改革》2022年第3期，第146—155頁。

［37］ 楊解君：《政府治理體系的構建：特色、過程與角色》，《現代法學》2020年第1期，第15—30頁。

［38］ 蔣敏娟、黃璜：《數字政府：概念界說、價值蘊含與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國家的文獻與經驗》，《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3期，第175—182頁。

［3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頁。

［41］ 韓廣召：《從“四個相統一”把握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顯著特征和優勢》，《求知》2022年第6期，第27—29頁。

［42］ 梁國棟：《行進中的程序民主》，《中國人大》2014年第17期，第53—56頁。

［44］ 鮑靜：《全面建設數字法治政府面臨的挑戰及應對》，《中國行政管理》2021年第11期，第9—12頁。

［45］ 解志勇：《數字法治政府構建的四個面向及其實現》，《比較法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8頁。

［46］ 朱鴻亮、陳雪巖：《以數字政府建設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陜西日報》2023年2月20日，第6版。

［48］ ［加］S.馬克·潘什：《公民權與公民參與心理學》，何嘉梅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頁。

［51］ 張凌寒：《算法自動化決策與行政正當程序制度的沖突與調和》，《東方法學》2020年第6期，第4—17頁。

［52］ 滕玉成、郭成玉：《什么決定了地方政府的回應性水平？——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150—159頁。

［53］ 李慧龍、于君博：《數字政府治理的回應性陷阱——基于東三省“地方領導留言板”的考察》，《電子政務》2019年第3期，第72—87頁。

［54］ 何成祥、孔繁斌：《“接訴即辦”場域中政府的多重壓力及其有效回應》，《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2期，第21—30頁。

［56］ 張成福、謝侃侃：《數字化時代的政府轉型與數字政府》，《行政論壇》2020年第6期，第34—41頁。

［57］ 許開軼、謝程遠：《數字政府的技術資本侵蝕問題論析》，《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3—114+170—171頁。

［58］ 韓兆柱、馬文娟：《數字治理理論研究綜述》，《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第23—35頁。

［60］ 孟慶國、李曉方：《公共部門數字化轉型：供需視角與轉型深化》，《電子政務》2022年第5期，第2—8頁。

［61］ 祁志偉、桑川：《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技術邏輯、潛在風險與實踐取向》，《電子政務》2023年第6期，第113—124頁。

［62］ 張愛軍：《網絡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機制、障礙與疏通》，《江海學刊》2022年第1期，第153—160+256頁。

The Intersection and Mutual Advance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Democracy and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ZHAI? Yi，LIU? Jie

Abstract：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s a new discursive form of democratic theory and a new exploration direction for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China and a futur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two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oints the way for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Digital government is a technology-based government， an open government， a flat government， and a platform-based government. It provides modern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nrich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sources， reduces the operating costs of the system， and constructs a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fie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oncept，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le of law government，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on democratic values，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value logic over technical logic，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Key words：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igital govern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value logic; technical logic

（責任編輯 編輯劉永??；責任校對 齊立瑤）

［收稿日期］ 2023-08-27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行政特許基礎理論研究”（項目編號：18CFX023）；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英才計劃項目“行政法視野下中國高校教師聘任改革的理論與制度研究”（項目編號：2022YC073）；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視閾下公私合作實現土地發展權研究”（項目編號：2023CDJSKZK13）。

［作者簡介］ 翟翌（1983—），男，廣西河池人，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大學法學院政府規制與公共政策法治研究所所長；劉杰（1997—），女，湖北建始人，重慶大學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研究生。

① 具體內容可參見《國務院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國發〔2022〕1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