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事件介入的鄉村閑置空間賦能模式研究

■席 飛，馬天燁

(南京財經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中國鄉村建設已有百年歷史，在中國鄉村“百年激進”“百年鄉村破壞”與“百年鄉村建設”[1]的復雜關系與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各個時期，各種類型的閑置空間，每一類閑置空間都是特定時期農村生產生活的外在表現，反映了中國鄉村獨特的鄉土秩序。而在堅守鄉村文化脈絡和具體語境下，激活閑置空間，實現賦能客體對于本體的自然介入和正向影響，一直是鄉村建設理論和實踐研究的前沿。本文利用事件介入的新方式，分析不同效用事件賦能閑置空間的路徑，為激發鄉村內生動力，促進城鄉價值認同，推動產業升級提供可行方法。

1 鄉村閑置空間的概念與“事件介入”的理論

中國鄉村在多個發展階段中產生了各個類型的空間，其正在經歷著功能與形式從匹配到脫節再到分離的過程，這些鄉村空間均承受著階段性功能衰敗，而逐漸被廢棄、空置，無法正常運作的風險。因此，鄉村閑置空間可被認為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空間原階段內在功能的外在表現形式失效，現階段功能與形式不相適配，未被賦予全新功能的休克空間。而針對相對封閉的鄉村閑置空間的賦能，則需在藝術或設計介入的基礎上，進一步延展：通過特定的參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閑置空間的內在功能，打破外來人員與村民的身份邊界，使藝術設計深嵌于鄉土社會的觀念情感、功效需求，恢復鄉村內生信仰；利用設定的組織形式，吸引城鄉多維資源回歸鄉村，打破藝術介入難以系統化、體系化整理鄉村語境的現狀，更新閑置空間外在表現形式，匹配與其相互適應的空間新效用，實現城鄉價值認同；結合不同村落發展特色的針對性策劃安排，將藝術、設計介入鄉村單純的的技術輸出轉向經濟、社會、文化等綜合視角，打造鄉村產業新業態。綜上所述，即形成事件介入鄉村閑置空間的定義：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及場所內，經過事先策劃安排并組織特定人群參與，賦予原空間與其形式發展下相匹配全新功能的各效用事件。

1.1 鄉村閑置空間的概念界定

■圖1 成都和盛田園東方鄉村集市設計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社會空間理論中，創造性地提出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表征空間三元辯證組合關系[2]，建立了從空間視角審視社會發展的批判理論。而后，蘆原義信提出城市“消極空間”的概念，認為該空間是無計劃的、非人工意圖的，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被遺漏和淘汰的空間，如建筑間的中介空間、道橋間的邊角空間、用途不明的廢棄空間、未經設計的冗余空間等形式[3]。從“消極空間”的概念可以看出：“閑置空間”也是“消極空間”的表現形式之一。在此基礎之上，幾乎在同一時間，羅杰·特蘭西克（Roger Trancik）在《尋找失落的空間:城市設計的理論》中建立了“失落空間”理論[4]，其認為凡是在城市中對環境和使用者毫無益處，沒有明確可以界定的邊界，無法與周邊各個城市景觀要素連貫在一起的空間，都可以稱為“失落空間”。而“失落空間”的定義，更加貼合現今城鄉閑置空間表現形式。

閑置空間的研究起源于城市，這主要是因為城市發展的優先級在很長的時間內領先于鄉村。相較于城市，鄉村閑置空間受到的關注較少，但在城鄉混沌融合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各類型位于鄉村的原生和新生閑置空間，形成了當前發展階段中國社會閑置空間單元的潛在聚集地。因此，重塑鄉村閑置空間，賦予空間外在表現形式下的全新功能與價值，是促進村落有效迭代更新的重要路徑。

1.2 事件介入的理論解釋和發展

事件理論是從政治哲學、思想史等角度提出的，逐漸與藝術設計產生聯系，成為當代藝術研究的一個新生長點。其圍繞斷裂性、生成性等關鍵詞展開的一系列相關論述，深刻闡釋了藝術從事實向事件轉化的進程[5]。而本文所敘述的事件介入，是介入鄉村的藝術事實向事件轉換的一個階段，也是事件字面含義的直述，更多可被認為是藝術或設計介入的延伸。

早在小農經濟時期，鄉村原生藝術就已經介入了空間設計之中，彰顯了仁義禮智信等鄉土文化，是相對封閉的鄉村自治時期生產生活的必要產物。在集體化時期，通過政治事件介入鄉村的建筑師，更多是聽從上級指令完成設計任務，設計主體的自主性受到了極大的制約，設計本身淪為了空間生產的工具，產生了很多游離于鄉土生活之外的過渡性空間。在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安排下的設計師通過國家部委組織的農村住宅設計競賽和通用設計圖集的方式介入鄉村，再次呈現了權力意志在鄉村空間營建中的導向作用，設計師亦沒有深入鄉村開展調研，停留在圖集的比賽方案，與村民的實際需求脫鉤，因此本次設計介入仍然收效甚微。在新農村建設時期，設計介入更多的是缺乏鄉村認知的城市規劃師的技術輸入，打破了因地制宜的鄉村聚落自然營造方式。在當下鄉村振興戰略時期，藝術鄉建這種較為溫和的事件介入方式，成為鄉村建設的新模式。這種以尊重鄉村傳統文化為前提，強調村民共同參與的建設模式，力圖建立與村民的情感紐帶，共同實現鄉村振興[6]，與此同時，在藝術鄉建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藝術家的個人訴求和資本壓力，也產出了一些脫離鄉土文脈“烏托邦”式的“想象”空間。而事件介入的新方式，通過在特定的時間及場所內，策劃安排并組織特定人群參與事件，探索不同效用事件與鄉村各類型閑置空間賦能的相互關系，將以實踐經驗為主的閑置空間設計，凝練為理論闡釋和規律，賦予原空間與其形式發展相匹配的全新功能，是對藝術介入鄉村在可實施性、系統體系性、多元視角性等方面的提升，從而為鄉村閑置空間賦能模式的建立打下基礎。

2 各效用事件與鄉村閑置空間賦能的耦合關系

2.1 基于內生動力激發的共識性事件賦能文化信仰型閑置空間

集市是中國鄉村的傳統活動，也是村民共識性強的鄉村大事件，集市在鄉村起到了文化溯源、情感交流乃至經濟貿易、社會認同等多重作用。當以鄉村集市作為事件介入時，首先需診斷傳統集市的示弱原因：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嵌入性理論認為，傳統鄉土社會中包括集市在內的各類經濟活動都入嵌于社會關系之中，其均是依靠農村熟人社會的組織結構，利用約定俗成的互動模式，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下所建構而成的特定市場實踐。但隨著城鄉二元對立的形成，鄉村集市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關系，逐漸脫嵌于鄉土，致使作為鄉村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傳統集市市場逐漸走向衰敗[7]。

而后，在現階段鄉村集市回嵌鄉土社會的進程中，重新樹立集市社會文化關系的中心化作用，則顯得尤為重要。這其中，在參與人群方面，確立村民作為經營者的主體地位，恢復傳統集市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等社會文化關系。作為事件介入的鄉村集市，由完全自由的自然街市逐步轉變為經過策劃的調控市集。在商品種類方面，不僅包括實體的物質資源，也包括經過籌備梳理，代表鄉村文化的民俗表演活動等虛擬行為。鄉村集市參與人群和商品種類的變化，使其既承擔著物資交換的作用，也承擔著公共娛樂的效用，形成了以社會文化關系為中心，經濟關系并重的現代鄉村集市。如成都和盛田園東方項目（圖1），采用“共建共治共享”模式，進行與集市相關聯的規劃設計，村民作為經營主體，享受多重收益。而現代鄉村集市功能的變化，需要對應的空間形態進行承載。因此，在空間需求方面，現代鄉村集市的環境載體一方面應能夠提供村民情感交流的場所，恢復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又能夠承擔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作用下的多樣功能。也正是現代鄉村集市回嵌鄉土過程中，效用功能與空間形式的相互作用，為閑置空間賦能奠定基礎。

■圖2 鄉村復興論壇閑置空間設計改造

最后，集市作為鄉村的原生事件，可針對性實現鄉村文化信仰型閑置空間賦能：如點狀集市，賦予展示和體驗鄉村傳統手工業產品的功能，設置在閑置祠堂、村廟等信仰空間的門前廣場。從而在體驗和制作間，增強鄉村內部的文化認同，促進鄉村傳統技藝的傳播。如線狀集市，以售賣傳統農務商品為主，規劃在通往祠堂、村廟的主街道。實現共識性事件介入下，村民對于傳統社會關系的自覺修復。田園東方的樂活集市可以看做線狀集市的延伸，其通過簡單的開敞性建筑塑造，由村民無償使用集市攤位，銷售綠色農產品。如塊狀集市，在保留原生集市會館娛樂和休閑功能的同時，賦能文化傳播的媒介場所效用，設計在閑置祠堂、村廟等文化信仰空間。當集市休市期間，塊狀集市空間又與村史館、民俗文化展示館相結合，展現村規民俗、共同記憶，形成空間多重賦能。田園東方項目中的田園生活館，是采用傳統紅磚與橫向玻璃長窗結合體塊交錯堆疊的現代建筑，并賦予了空間塊狀集市功能，但這種以新建建筑為載體的集市空間，能否換起村民的鄉愁，仍存有一定疑問。因此，以文化信仰型空間作為載體，才能夠形成與鄉村內生動力的天然聯系，為集市等共識性事件重新入嵌鄉土奠定基礎。

2.2 基于價值認同的宣傳性事件賦能公共服務型閑置空間

以鄉村會議為主的宣傳性事件，恢復城鄉割裂所造成的價值共享缺失，打破城鄉二元對立所造成的鄉村需求失效，實現鄉村和城市的相互認同。

當以鄉村會議作為事件介入時，首先需深度挖掘鄉村資源，尋找城鄉居民共同認可與共享傳播的價值信息，以確定會議主題，促進城鄉價值認同內生基礎的形成：城市和鄉村平等性認同。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鄉村一直為城市承擔著人口、資源和制度成本，也在發展中釀成了城鄉文化對立。而以鄉村資源價值為主題的會議事件，使城市重新認知鄉村，打破城鄉人群的身份邊界，增強城市和鄉村情感性認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認為“文化是借助內聚力來維持身份認同的連續過程，這種內聚力，是靠延續的美學觀點、有關自我的道德概念和展示這些觀念的生活風格而獲得的”[8]。而在城鄉之間，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是城鄉居民共同認可的德行價值，跨越了地域、階層和時空。因此，適宜的會議主題，吸引包括城市人群與鄉村居民在內的多方參與，共同解決鄉村需求失效問題，如第一屆鄉村復興論壇，在河南新縣以“永續與共享”為主題，確立了“三色”旅游方案，推動了村落供給側改革。

在會議籌備方和鄉村規劃方共同介入下，會議事件對于時間和空間的具體要求，明確了公共服務型閑置空間的改造類型、保證了建造質量和時間節點。而又因為會議是以滿足村落實際需求為目標，在會務組的統籌下，村民主動參與鄉村建設的實施層面：會議主場館中的改造型會場，可實現閑置學校、影劇院、禮堂等空間賦能，如河南新縣峰會村用閑置糧油交易所改造會場，后作糧油博物館及村民中心之用。臨時搭建型會場，可促進閑置廣場、曬場的再利用，如貴州桐梓峰會閑置烤煙棚改造的臨時會場，會議后繼續作村民會議廳之用。會議亮點工程，如集書吧、餐飲、住宿為一體的綜合空間，可賦能閑置村委會、糧倉、供銷社等。亮點工程在會議結束后與共享學堂、公益書屋等銜接，并由村民自主運營賦能后的鄉村空間，增強主體地位。如福建永泰莊寨峰會將閑置附屬防御性銃樓建筑改造為會議中的休息室，后作休閑書吧用途。因此，主題會議下的鄉村規劃，由于村民的主動參與，形成了符合村莊需求的在地設計（圖2）。

在此基礎之上，規劃設計后的公共服務型閑置空間中，所進行的會議內容，也是會議事件介入鄉村的核心所在。成功的會務安排將多元主體聚集在一起，吸引包括村民、地方干部、鄉村建設者、投資者、媒體等多方參與，從而發動村民參與、培育鄉村人才、提升人居環境、引起社會關注，實現會議事件的短期目標。最后，會議結束后所帶來的村落宣傳效應，則是會議事件所帶來的長期影響，可以促進鄉村價值資源在城市推廣。將會議事件從實踐項目提升為理論效應，才能夠在動態互助下形成城鄉價值共生，在多元參與下實現城鄉價值認同。

2.3 基于產業升級的大型節事賦能經濟生產型閑置空間

■圖3 浙江松陽閑置空間設計改造

以鄉村藝術節為主的大型節事事件，吸引城市外來人群進入鄉村，打造鄉村品牌IP，實現文旅業帶動農業、手工業的鄉村產業升級[6]。

鄉村產業升級首先需分析生產要素向農村回流的可行性：閑置土地使用，例如土地的統一利用、自然景觀的統一打造等，提升閑置土地資源利用率；各類勞動力整合，例如掌握一定傳統手工藝的智力型勞動者、農產品的生產者、有一定建房技術的體力勞動者等，并吸引外部人才進駐鄉村；整合閑置資源的內部定價，如以村內合作社的形式，建立村落土地、自然資源、傳統習俗的協商定價制度，實現鄉村資源的價值化轉換，吸引國家財政和商業資本介入[1]。從而通過農村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為大型節事活動引入做好準備。借助規模性的大型節事，建立跨學科多專業鄉村發展體系設計，確定諸如非遺文化節、農創文創產品節、藝術家進鄉村等主題方案，推動鄉村生產要素和城市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最大化活化與利用鄉村閑置要素資源。如松陽的文藝品牌戰略就是以大型節事的策劃為基礎，對現有生產要素做出能體現地方特征的概括與歸納，目前，已逐步建立了“百名藝術家”計劃、“拯救老屋行動”計劃、“又見柿子紅了”藝術展覽等品牌活動。

主題方案中，為實現鄉村產業升級，匹配的經濟生產型閑置空間適宜性賦能是展示鄉村基因，吸引城市人群的重要一環（圖3）：閑置工廠賦能為鄉村工坊，吸引城市人群體驗農創產品的生產制作過程，擴展鄉村工坊的使用功能。如松陽橫樟村閑置油茶工廠改造的油茶工坊，改善了傳統油茶制作環境，成為了村民和游客共享的體驗空間。在經濟轉型方面，通過藝術手法對于手工業產品的在地創新，將傳統生產轉向現代服務。閑置田園賦能為田園綜合體，集農產品展示、采摘、研發為一體。在環境保護方面，保持鄉村農田自然生態完整性的同時，與城市人文生態系統相融合，吸引城市游客體驗鄉村生態。閑置宅基地賦能為各類鄉村藝術體驗中心，使游客與傳統技藝深度接觸。如松陽平田村閑置片狀民居改造的農耕博物館，實現了對于城鄉居民的文化教育，結合文創產品，增強了場所吸引力。在社會生活方面，強調村民的主體意識與文化自覺性，促進城鄉藝術文化的交融。最后，各類大型節事的規?；槿?，有利于打造鄉村品牌IP，推動鄉村多業態發展，促進村民可持續性收益，實現鄉村產業由局部至整體的全域性轉變。

3 事件介入下的鄉村閑置空間賦能模式

3.1 共識性事件激發鄉村文化賦能模式

文化被認為是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生產能力的總和。以鄉村集市為代表的共識性事件介入下的文化賦能，可被認為是對于與城市文化碰撞后的鄉村文化基因的喚醒與重新梳理，激活植根于鄉土的傳統文明[10]。

在鄉村集市重新組織介入的過程中，建立平衡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的鄉約組織，推動恢復鄉村自治文化；在鄉村集市空間載體營建的過程中，通過自治文化下，村民自覺參與文化信仰型閑置空間的改造，重塑村落追根溯源、情感交流乃至經濟貿易、社會認同等多重作用的祠堂、村廟等場所，激活鄉村宗族文化；在鄉村集市進行的過程中，增強村民情感交流，喚醒中國鄉村千年來得以良性運轉的禮俗文化。在自治文化、宗族文化、禮俗文化的指引下，在鄉村文化信仰型空間載體中實現村民傳統思維所構想的精神場景，與權力和技術意識所搭建的功能領域的融合，為中國傳統社會造物觀和價值觀融入現代文明發展提供可能性。因此，借助共識性事件的介入，達成文化信仰型空間原生效用和新生功能的統一，為鄉村傳統文化與城市現代文明賦能鄉村奠定基礎。

在文化的內涵賦能方面，從鄉村問題診斷入手，分析現階段鄉村社會關系與鄉土文化傳承演繹的相互作用，并以此為綱組織合適的事件介入鄉村。在籌備事件的過程中，村委會作為組織單元，村民作為參與人員，由村莊內部共同策劃的鄉村原生事件，激發扎根于鄉土社會的情感交流和規則教化。在文化的外在賦能方面，事件進行中，各村集體作為事件參與的主體，城市人群作為事件參與的客體，促進鄉村傳統文化與城市現代文明的碰撞，并將以社會關系為中心，經濟關系并重的事件肌理，在原生閑置空間賦能中加以體現。事件結束后，其所賦能的鄉村原生閑置空間，又作為新生空間，成為傳播各村落傳統鄉俗文化的媒介場所。以此建立共識性事件激發鄉村文化賦能模式（圖4）。

因此，共識性事件激發文化賦能模式，以村集體作為主要事件策劃人，激發鄉村內生動力，構筑鄉風文明軟環境，增強文化自信。復興在城市化浪潮下分崩瓦解的鄉土基因，并將其作為事件介入鄉村所需解決的首要問題。

3.2 宣傳性事件整合鄉村資源賦能模式

資源賦能既包括鄉村內部資源的挖掘與整合，也包括外界政治、經濟、技術等資源對于鄉村的支持[11]。會議為代表的宣傳性事件介入下的鄉村資源賦能，即實現事件所涉空間和時間內，城鄉多元人群的集聚，利用事件所達成的短期目標，形成長遠影響，在城鄉共生下整合鄉村資源，推動城鄉價值認同。

鄉土社會內生資源的識別與提煉，是鄉村區別與城市獨特的地方稟賦，不同鄉村的自然資源和人文環境所塑造的風俗習慣和傳統技藝也是抗衡同質化、標準化的重要因素，為鄉村資源賦能奠定了內在物質基礎。鄉村內生資源封閉性和分散性特點，則通過技術、資金、人才等外部資源的引入，調整整合方式，提升資源價值，形成鄉村存量資源和城市增量資源配置和重組，為鄉村資源賦能提供了外在技術路徑。而鄉村公共服務型空間為會議事件的介入，提供了城鄉居民共同熟知的空間環境和會務接待所需要的場所類型，各個鄉村都具備的常規公共服務型空間，也為宣傳性事件統一的品牌打造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一些具有鄉村特色的公共服務型空間重構，為村民在事件結束后繼續使用設計項目奠定了基礎。會議事件則發揮了城鄉資源粘合劑的作用，推動建立內生動力與外部支持結合的資源鏈接機制，在重構事件前后公共服務型空間多重功能的同時，以空間賦能為聚合點，推動鄉土資源與城市資源共同賦能鄉村，促進城鄉價值共生。

■圖4 共識性事件激發鄉村文化賦能模式

在鄉村資源賦能的策劃維度，以會務團隊的組織形式多角度提煉鄉村核心資源，以確定事件主題。在籌備事件的過程中，形成宣傳效應，轉變城市居民對于鄉村不良風俗的刻板印象。在確定事件的過程中，基于事件需求的鄉村規劃設計成為了必要環節。此階段又可形成對于鄉村規劃師、建筑師、施工企業等資源的整合，其在與村民溝通的過程中深入認知、認同鄉村價值，并化解鄉村需求失效問題。在鄉村資源賦能的實施維度，外界資源的整合促進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配套建設，村民自覺參與事件所需閑置空間的改造、修復和重建。在事件進行的過程中，多維人群形成社會資源短時間的集聚和交流，促進城鄉互通。在事件結束后，利用市場化的運作，提升鄉村資源附加值，則是事件效應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從而，建立宣傳性事件整合鄉村資源賦能模式（圖5）。

因此，宣傳性事件整合鄉村資源賦能模式，推動合作交流下的城鄉價值融合和認同，構筑鄉村治理有效新方法，其是事件介入鄉村所需解決的第二層次問題。

3.3 大型節事升級鄉村產業賦能模式

鄉村產業升級是通過生產要素整合、產業鏈條延伸、產業空間集聚、產業利益共生等路徑，實現農村多產業關聯交叉、互補發展[12]。大型節事介入下的產業賦能，則可發揮事件效應的滲透性和影響力，實現鄉村各產業之間交叉統一，協調發展。

大型節事事件介入下的文化創意手段，賦予鄉村傳統生產要素鮮明的時代特征，推動閑置生產要素活化，并轉換為不同業態的產品和服務。而與鄉村生產要素緊密聯系的自然是傳統農業和現存工業這類經濟生產型空間，事件賦予該類空間與其形式發展下相匹配的全新功能，是建立在村民對于現代生產生活向往基礎之上的，促進村民在與鄉村空間的互動中，重新定位自身在現代鄉村社會中的價值。大型節事事件介入下的文化創意設計又作為邏輯線索，實現在經濟生產型空間重構中兼備鄉村生產基因和體驗服務功能，激活鄉村產業創新力，形成鄉村基礎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鏈條式關聯，延伸和重構鄉村產業鏈。從而，通過經濟生產型空間的賦能，發揮其輻射效應，促進鄉村產業集聚，形成產業效益共同體，推動融合發展的鄉村社會新形態[13-14]。

■圖6 大型節事升級鄉村產業賦能模式

在鄉村產業賦能的供給側，首先政府部門需做好頂層規劃，并根據事件需求，由政治學、經濟學相關專家指導鄉村生產要素整合增效，打開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通道。在確定事件的過程中，利用與藝術相關的事件介入，通過各類藝術大師們的文化創意手段和技術，對鄉村生產要素進行有效設計，并在市場化運作下，使鄉村實體要素轉化為現實經濟價值[15]。這樣不僅能夠提升農村產業的附加值，打造相關農創和文創產品；也可以將鄉村非遺技藝與為公眾參與的文旅項目對接。在鄉村產業賦能的需求側，就城市人群的需求而言，在農業產業維度，生態觀光農業可以最大程度實現城市居民體驗農業的多樣性；在工業產業維度，鄉村工坊中的特色創意產品，與城市生活方式匹配度最高；在服務產業維度，鄉村品牌商業，最能增強鄉村旅游消費的體驗感[16]。就鄉村居民的需求而言，村民既是賦能后閑置空間所售第一產業商品原料的提供者，也是城市游客體驗第二產業手工藝術的服務者，更加是產業升級的受益者。綜上所述，建立大型節事升級鄉村產業賦能模式（圖6）。

大型節事升級鄉村產業賦能模式，利用事件介入的全面性和凝聚力，推動鄉村產品更新、空間激活、品牌打造。從而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钡泥l村振興打下基礎，達到事件介入鄉村的最終目標。

4 結語

中國社會特殊的發展階段，對鄉村振興的方式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要求。各效用事件的介入，激發了農村內生動力，促進了城鄉價值認同，推動了鄉村產業升級，實現了文化信仰型、公共服務型、經濟生產型等多類型閑置空間的賦能，從不同層次、不同維度覆蓋了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發展的多個方面。然而，不同鄉村的地域區位、資源類型、經濟發展大相徑庭，因此，總結適應不同鄉村類型的賦能模式，才能夠選擇與之匹配的合適事件介入。鄉村閑置空間年代久遠、類型多樣，實現其全面賦能是一個繁重而持久的工作，本文所提出的村落自治下的文化賦能模式，城鄉統籌下的資源賦能模式，融合發展下的產業賦能模式，僅僅是鄉村賦能，從實踐經驗凝練為理論闡釋的開端，希望為賦予鄉村與其形式發展下相匹配的全新功能，實現村落自然迭代更新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