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取財有道:儒家文化對企業避稅的影響研究

湯旭東 王 琳 寧 博 李萬利

(1.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2.廈門大學管理學院;3.湖南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

1 研究背景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儒家文化倡導的“君子人格”沿襲千年,塑造了一代代中國商人“舍利取義”“以義制利”的價值理念和社會規范,并隨著文化慣性延續至今[1,2]。前期研究發現,儒家文化抑制了企業內部人的利益攫取[3～5],體現出“君子人格”的自律品質。然而,“君子人格”含義豐富,它還可能體現在企業經營的更多方面。

避稅在全球市場中普遍存在,其不僅破壞稅收公平,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引發社會不滿[6],也可能給企業帶來代理成本增加[7]、信息透明度降低[8]、融資渠道減少[9]等問題。影響避稅的因素眾多,除產權性質[6]、政治關聯[10]、管理者特征[11]等企業內部因素之外,還有稅收征管[12]、產業政策[13]、經濟技術[14]等正式制度因素。然而,從文化視角解讀企業避稅的文獻尚不多見。

陳冬華等[15]指出,理解中國的經濟問題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思考。本研究認為,傳承千年的儒家文化內含的“君子人格”可能會影響企業避稅?！熬尤烁瘛睂αx利、奉獻、誠信的強調塑造了企業家舍利取義、誠信經營的價值取向,可能有助于企業自覺避免非法偷漏稅、虛假稅務籌劃等避稅活動。此外,“君子人格”對聲譽的重視也會在市場中形成外部規范機制,進而約束企業的避稅行為。為此,本研究以2008～2019年為觀察期,以明清以來各地區的進士數量衡量地區儒家文化濃厚程度,以實際稅率衡量企業避稅,實證檢驗儒家文化的“君子人格”對企業避稅的影響,為深入理解現代企業避稅行為及幫助相關部門制定治稅政策提供一定的經驗參考。

本研究可能的貢獻如下:①從文化視角拓展了企業避稅相關研究。前期文獻較多關注制度因素[12,13],對文化因素關注較少。本研究探討了儒家文化中蘊含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規范在企業納稅實踐中的積極作用,為理解公司避稅行為提供了新視角。②深入分析并檢驗了儒家文化抑制企業避稅的作用機制。本研究從義利、奉獻、誠信和聲譽4個維度深入剖析儒家文化影響企業避稅的作用機制,并利用中國社會綜合調查數據(CGSS)加以實證檢驗。③細致討論了儒家文化避稅抑制作用的異質性效應?；趪H市場參與、地區法制環境和企業經營狀況的橫截面檢驗,本研究發現,儒家“君子人格”對現代正式制度形成一定替代作用的同時,其道德規范作用還受到經濟訴求的調節,豐富了有關儒家文化與企業行為的學術認知。

2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2.1 儒家文化與企業避稅

儒家文化發端于春秋時期的孔子,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一直被封建統治者奉為正統思想,對中國歷史的進程和社會的變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16]。儒家文化在中國社會有著深厚的土壤,是下至百姓、上至精英“日用而不知”的綱常倫理。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社會發展和民族的秉性、品格和價值取向[17],千百年來一直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道德倫理、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即使在經濟現代化高速發展的當代中國,儒家文化依然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偏好,這種深刻的影響也通過企業家群體滲透到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18],塑造著中國企業的精神與文化,并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19]。

前期研究也為儒家文化在現代企業中的經濟影響提供了經驗證據。一部分文獻發現,儒家的自律、忠誠、仁義禮智信等倫理觀念對公司的經營與治理有積極影響,如減少公司代理成本[4,20]、抑制大股東掏空[5]以及提高內部控制質量[3]等;與此同時,另一些研究則發現,儒家文化的某些內容具有消極影響,如重男輕女觀念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5],論資排輩觀念則抑制了獨立董事的建言行為[21]等。此外,個別研究得出了較為中性的發現: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集體主義、和諧主義和風險規避主義等特征降低了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22]。

“讀圣賢書,立君子品”,在內涵豐富的儒家文化中,“君子人格”一直被儒家所推崇,并糅合了儒家大部分的文化精髓。數千年來,君子形象代表著仁愛、寬恕、正義、誠信、恭敬、廉恥等傳統美德,塑造著歷朝歷代中華兒女的價值偏好[5]。其中蘊含的優秀的道德品質、高尚的家國情懷、積極的文化擔當,凝聚成入世有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文質彬彬的“君子人格”,成為中國人社會交往的道德規范。本研究認為,在當代市場經濟中,儒家文化推崇的“君子人格”一方面塑造著企業家的價值偏好,另一方面在市場中形成對企業家的聲譽約束機制,并最終對企業避稅產生抑制作用。

首先,“君子人格”的義利觀可以約束企業家的避稅活動?！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君子奉行的義利理念在商賈中代代相傳,塑造著當代企業家的價值偏好,進而約束其不法或不當避稅行為?！胺瞧溆卸≈?非義也”,本質上,稅收是國家憑借強制力對納稅人財產進行的無償占有,是國家財富的一部分。顯然,以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甚至不申報等偷、漏稅行為,是變相竊取國家財富的不義行徑,與君子重義輕利的價值觀相悖。根據稅收契約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中的每個納稅人依法誠信納稅是其基本的社會責任之一,逃避稅收等同于逃避契約義務,違背了自身對于國家的承諾,同樣與君子重義輕利的價值理念背道而馳。因此,受君子義利價值偏好的熏陶,企業家將有更高的納稅意愿,更少做出避稅行為。

其次,“君子人格”的奉獻觀促使企業家減少避稅活動?！疤煜屡d亡,匹夫有責”,君子奉獻家國的人文情懷凝聚成當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從而提高其納稅意愿,減少避稅行為?！靶奚睚R家治國平天下”,儒家語境中的君子,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終其一生以報效祖國、奉獻社會為價值導向。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家維護國防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經濟支撐。因此,依法納稅也是個人積極承擔國家責任,實現人生價值的具體方式之一。在“君子人格”的引導下,“處江湖之遠”的企業家將有更高的納稅意愿,更少做出避稅行為。

再次,“君子人格”對于誠信的重視約束企業家減少虛構的稅務籌劃和逃稅活動?！熬右谎?駟馬難追”,君子篤信守諾的行事準則貫穿于當代企業家經營活動的始終,從而促進企業依法誠信納稅,減少避稅行為?！叭硕鵁o信,不知其可也”,儒家語境中的君子以誠信作為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業無信不興”更是成為歷代儒商的經營信條。虛假納稅申報的偷漏稅行為顯然是對稅務機關的欺瞞,不符合誠信經營的理念。即便是合法的稅務籌劃,往往也涉及到虛構復雜交易和不實信息披露,不為注重誠信的企業家所提倡。

最后,人們對“君子人格”的推崇有助于在市場中形成外部約束機制,促使企業家減少避稅行為?！爸臼坎伙嫳I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君子人格”要求個人“有恥且格”,對不當言行須有羞惡之心,并恥于為之。在重視“君子人格”的地區,市場往往會對企業家群體形成較高的道德期許,這種期許進而發展為企業家參與市場活動的外部約束。中國人歷來注重對“聲譽”的維護,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無疑會對企業的聲譽造成極大損害。如果企業的虛假申報等偷漏稅行為被曝光,則可能遭受市場上其他參與者的負面評價,對企業家的個人聲譽乃至企業的持續經營都將形成不利影響。因此,在這種外部約束機制下,企業家也更不愿意開展非法或不當的避稅活動。

綜上,儒家文化的“君子人格”一方面塑造了中國企業家的義利、奉獻、誠信等價值偏好,從而在個人層面對納稅活動形成道德激勵;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社會輿論形成對不當行為的外部約束,促使企業家更少從事避稅活動。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在儒家文化氛圍更為濃厚的地區,當地企業的避稅行為更少。

另外,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儒家文化的傳承過程并非一直順利,還受到了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沖擊,文化的作用也可能因法制環境的完善而被削弱。此外,企業作為以利益為導向的市場主體,在面臨經濟利益和君子人格的權衡取舍時,企業管理者將如何抉擇,這些都是值得探討且有趣的話題。

2.2 東方遇上西方:外來文化的沖擊

文化沖突理論認為,當兩種或以上文化相互接觸時,會出現競爭和對抗的沖突狀態。其結果,要么二者互相融合,要么一方替代另一方,致使其中一種文化的影響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22]。根據這一認知,當代經濟和人口流動導致的文化交融,也可能會削弱儒家“君子人格”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

公司參與國際競爭意味著在企業層面對國外文化的吸收與融合。古志輝[4]發現,公司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削弱了儒家文化對公司代理成本的治理作用,其原因在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企業需要學習和遵守產品銷售國的法律法規,從而更容易受到西方法治精神的熏陶;而且,在與國外客戶打交道的過程中,企業的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外客戶同化。相比于外部的法律法規和文化觀念,傳統儒家文化更傾向于運用倫理教育達到規范社會成員行為的目的,企業更多地參與國際競爭所接觸的外部文化可能會弱化儒家文化倫理規范的影響。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相對于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儒家文化對未參與國際競爭企業的避稅抑制作用更大。

2.3 現代制度與傳統倫理:法制環境建設的替代影響

法制環境會顯著地影響企業經營行為,地區的法制環境越差時,當地民營企業的尋租行為往往更加普遍。同樣地,地區法制環境差異也會對企業避稅產生顯著影響。在法制環境較好的地區,稅收執法公正度更高,避稅會提升公司面臨的訴訟風險、聲譽成本以及處罰風險,因而其本身更不可能做出避稅行為,非正式規范對這類企業的約束作用相對會更弱[23];而在法律制度薄弱的地區,稅務部門執法力度也會相對較弱,企業的避稅行為相對更不容易被發現,企業面臨更低的稅收違法成本與風險,避稅的成本收益比更高,從而具有更強的避稅動機,因而在這種制度的薄弱地帶,非正式規范更有發揮作用的空間。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相對于法制建設完善地區的企業,儒家文化對法制建設薄弱地區的企業的避稅抑制作用更大。

2.4 經濟利益與價值追求:經營困境中的避稅活動

雖然“君子人格”內含的價值理念和聲譽規范能夠對企業家構成一定的內外部約束,然而這種約束缺少強制的執行機制,為企業家的經營決策留下了可操作空間。公司避稅雖然會提升企業面臨的訴訟風險和法律成本,但其也能夠給企業帶來相應的內部收益,增強企業的財務實力,幫助企業脫離經營困境[24]。因而當企業遭遇經營困境時,企業高管為了避免業績不佳導致公司價值持續折損,以及因業績不佳帶來的被免職風險,很有可能選擇通過避稅活動提高公司的凈利潤,而不是遵守儒家文化中對義利、奉獻、誠信的價值導向以及外部聲譽規范,從而放棄對“君子人格”的價值追求。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相對于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儒家文化對經營狀況良好企業的避稅抑制作用更大。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和數據

以2008～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構建初始樣本集,按照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篩選:①刪除ST、*ST公司樣本;②刪除金融行業公司樣本;③刪除資不抵債的公司樣本;④刪除核心變量缺失的公司樣本。最終數據集包含21 664個公司-年度層面觀測值。本研究所用的進士數量數據來自于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公司財務數據和行政區劃數據分別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Wind數據庫、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

3.2 變量定義與度量

3.2.1被解釋變量:企業避稅

理論上,企業的稅收行為有合法避稅與非法逃稅之分,兩者的目的都在于減少納稅額,區別在于其手段是否合法。然而在實務中,法律法規常常不夠明確,同時納稅人乃至執法機關可能對法律法規了解不足,因而對于合法與否的界定較為模糊。在實際操作中,當稅務部門發現企業少繳稅款時,多數情況下只是要求企業補繳稅款,很少進行罰款[25]。而在實證研究中,避稅和逃稅往往是交替使用的,在關于中國企業避稅的研究中,有的使用了逃稅[26],有的使用了避稅[6],有的實證文獻還使用更為中性的表述,如稅務違規。遵循既有文獻的做法,本研究不區分避稅和逃稅。

實證文獻中,常見的度量企業避稅的指標有兩類:實際稅率和會計-稅收差異[9,10]。參考HANLON等[27]與劉慧龍等[28]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公司實際稅率(ET)作為度量企業避稅的指標,其具體計算公式為:ET=(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遞延所得稅費用/法定稅率),ET越小,企業實際稅率越低,企業的避稅程度就越高。

3.2.2解釋變量:儒家文化

度量地區內儒家文化的濃厚程度,既有文獻主要有以下3種做法:①采用企業所在地一定半徑范圍內的儒家學校數量進行度量[3,4]。這一指標的不足之處在于,官學和私學的辦學理念與教學內容并不一致,因此該數據難以準確刻畫相應的文化內涵[20]。②使用地區中現存文廟的數量作為儒家文化的代理指標[5,22],但經過近代百年風云和文革的十年浩劫后,許多文廟已經毀壞,使得其數據來源存在較大的生存偏差。③使用明清以來各地區的進士數量測度儒家文化濃厚程度[20]。該指標相對于學?；蛭膹R數量,具有以下優勢:(a)在儒家“君子人格”的教化下,讀書人更注重品行的修為,是儒家價值理念的踐行者和傳播者,因此,進士數量可以很好地體現地區教育發展狀況,反映了儒家的價值理念在不同地區傳播和接受程度的差異;(b)在明清兩代的科舉考試中,儒家經典具有獨占性的地位,因而地區層面的進士數目能較為明確地體現儒家文化的區域影響力,在文化內涵的刻畫上更為統一;(c)進士數量數據具有相當的完整性。進士是古代科舉考試中的優勝者,相關資料對其信息統計較為完善。并且,明清時期產生了5萬多名進士[20],其地域分布廣泛,不同地區儒家文化的濃厚程度具有豐富的變異性,這可以有效提升多元回歸的估計效率。

因此,借鑒潘越等[20]的研究,采用明清以來各地區的進士數量衡量地區內的儒家文化濃厚程度(JS)。具體地,計算上市公司所在地300公里范圍內的進士數量,對其加1并計算自然對數。其中,進士籍貫所在地的經緯度信息來自于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經緯度信息手工從百度地圖獲取。

3.2.3控制變量

參考相關文獻[20,28],本研究控制了公司和地區層面的基本特征變量,其中,企業層面包括:成立年限(AG)、企業規模(SZ)、企業盈利能力(RA)、財務杠桿(LV)、現金持有水平(CS)、總資產周轉率(TR)、營業收入增長率(GW)、企業非流動資產占比(PE);地區層面包括:企業所在城市人均GDP(GP)、是否省會(CP)、是否副省級城市(CT)、企業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指數(MD)、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ED)以及企業所在地級市的地形坡度(PD)。

主要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見表1。此外,本研究還控制了行業與年份固定效應,對回歸標準誤進行異方差調整,并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以消除極端值的影響。由表1可知,企業避稅(ET)的最大值為1.319,最小值為-1.148,均值為0.166,標準差為0.256,表明樣本中各個企業的避稅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儒家文化(JS)均值為7.963,標準差為1.494,與現有研究保持基本一致[20]。

表1 主要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

3.3 研究模型

為檢驗假設1,本研究構建如下多元回歸模型:

ETit=β0+β1JSi+∑βjControlsit+εit,

(1)

式中,β0表示常數項;β1和βj均表示系數;ETit表示i企業在t年度的避稅程度;JSi表示i企業所處地區儒家文化濃厚程度;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εit表示殘差項。

4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基準回歸結果

儒家文化對企業避稅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見表2。表2中,列(1)為控制年度、行業固定效應的基礎上僅加入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結果,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系數為0.003,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所在地儒家文化氛圍越濃厚,企業的避稅程度越低;列(2)為加入公司層面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依然顯著為正;列(3)進一步加入了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系數數值和顯著性水平均有所提高。表2列(1)～列(3)的結果共同表明,企業所在地儒家文化氛圍越濃厚,企業的避稅程度越低,故假設1得到了支持。

表2 儒家文化與企業避稅的基準回歸結果(N=21 664)

4.2 內生性處理

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內生性問題。例如,地區層面難以觀測的遺漏變量可能既影響當地進士數量,又與各地當代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從而影響企業的避稅程度。盡管在基準回歸中已經控制了一系列地區變量,但為增加本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節擬采用工具變量法對遺漏變量問題進行處理。

在科舉時代,考生們想要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僅僅學習四書五經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參考由官方印制的四書五經注解、時事文章等[29]。在明清兩代,中國有19個官辦書局,這19個書局承擔了超過80%的書籍出版與印刷工作。參考CHEN等[29]的做法,本研究設定企業所在地與印刷局之間的地理距離(DC)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由于一地到印刷局的地理距離會很大程度上影響當地考生獲取書籍的難易程度和經濟成本,因而企業所在地和印刷局之間的地理距離(DC)與地區內的進士數量高度相關,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同時,由于這些官辦印刷局主要分布于天然形成的竹子(1)竹子是明清時期最主要的造紙原料,其份額占比超過80%[30]。產區,并且這些印刷局在近代隨著西方現代印刷術的傳入而破產關閉[29],因此,企業所在地和印刷局之間的地理距離(DC)與現代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無關(2)我國天然形成的竹子產區主要沿長江中下游一帶省份區域,與目前經濟發達地區耦合度較低,對實證設計干擾性較小。,也就不可能與當代企業的避稅程度相關,從而能夠很好地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要求。

工具變量回歸的結果見表3。首先,表3中,列(1)為不加入基準回歸控制變量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列(2)在列(1)的基礎上加入了基準回歸的控制變量。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離印刷局越遠的地區,由于獲取儒學相關書籍的難度更大,則具有更少的進士數量,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要求。列(3)為不加入基準回歸控制變量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列(4)在列(3)的基礎上加入了基準回歸的控制變量,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系數為0.007,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次,進行工具變量的排他性檢驗。將解釋變量(JS)、工具變量(DC)同時與被解釋變量(ET)回歸。結果見列(5),解釋變量(JS)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而工具變量(DC)失去顯著性,說明工具變量(DC)僅通過儒家文化(JS)與企業避稅(ET)相關,具有較好的外生性(3)弱工具變量檢驗的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遠大于16這一臨界值,拒絕了工具變量為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表3的結果表明,在使用工具變量方法緩解了模型潛在的內生性問題之后,儒家文化對企業避稅的影響依然顯著。

表3 工具變量2SLS回歸結果(N=21 664)

4.3 機制檢驗

前文分析指出,儒家“君子人格”一方面塑造了地區中對義利、奉獻、誠信等價值觀偏好,從而在個人層面對避稅施加內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還通過社會輿論形成對不當行為的聲譽監督機制,進而在市場層面對避稅施加外部道德約束。本部分基于2013年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GSS)(4)2013年的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GSS)包含了對來自28個省份11 438名受訪者的問卷調查,其中一部分調查內容涉及公民價值觀念與道德規范。中相關問題所提供的關于價值觀與道德規范的信息,對上述影響機制進行檢驗。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義利價值觀的度量選用調查問題:“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您一不小心,別人就會想辦法占您的便宜”,該問題有5個選項,對應5個分值:1為非常不同意,2為比較不同意,3為說不上同意不同意,4為比較同意,5為非常同意。為方便回歸結果的解釋,本研究先將有效回答對應得分在省級層面取均值,再取倒數,設定為變量YL。該指標越大,意味著該省份試圖占人便宜、不勞而獲的現象越輕,對義利的尊崇程度越高。

(2)奉獻價值觀的度量選用調查問題:“您認為,當前社會上,人們不愛國狀況的嚴重程度如何”,該問題有5個選項,對應5個分值:1為非常不嚴重,2為比較不嚴重,3為一般,4為比較嚴重,5為非常嚴重。為方便回歸結果的解釋,本研究先將有效回答對應得分在省級層面取均值,再取倒數,設定為變量FX。該指標越大,意味著該省份具有愛國主義情結、社會責任感強的人越多,對奉獻的尊崇程度越高。

(3)誠信價值觀的度量選用調查問題:“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該問題有5個選項,對應5個分值:1為非常不同意,2為比較不同意,3為說不上同意不同意,4為比較同意,5為非常同意。本研究將有效回答對應得分在省級層面取均值,設定為變量CX。該指標越大,意味著該省份注重誠信的人越多,對誠信的尊崇程度越高。

(4)聲譽規范的度量選用調查問題:“您認為當前社會人們缺乏羞恥感狀況的嚴重程度如何”,該問題有5個選項,對應5個分值:1為非常不嚴重,2為比較不嚴重,3為一般,4為比較嚴重,5為非常嚴重。為方便回歸結果的解釋,本研究先將有效回答對應得分在省級層面取均值,再取倒數,設定為變量SY。該指標越大,意味著該省份的人們越在意社會中其他個體的評價,更容易在市場中形成注重聲譽的監督機制。

本研究利用如下模型對儒家文化與地區價值觀和外部聲譽規范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YLi/FXi/CXi/SYi=α0+α1JSi+

∑αjControlsit+εit,

(2)

式中,α0表示常數項;α1和αj均表示系數;YLi、FXi與CXi分別為公司所在省份的義利、奉獻與誠信價值觀;SYi為公司所在省份的聲譽規范水平?；貧w結果見表4(5)該機制檢驗是通過合并主回歸數據和《2013年社會綜合調查》28個省級行政區域的數據得到回歸的樣本,但合并時產生了一些無法匹配的觀測樣本,故樣本數有所減少。,它們分別為義利觀、奉獻觀、誠信觀和聲譽規范作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儒家文化變量(JS)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4的結果表明,儒家的君子文化塑造了企業所在地區人們的重義輕利、愛國奉獻、誠實守信的價值偏好,以及在地區層面形成了注重聲譽的社會規范,為減少公司的避稅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表4 儒家君子文化與地區價值觀念、道德規范(N=21 209)

5 異質性檢驗

5.1 基于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程度的視角

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意味著企業同時受到東西方不同法治精神和道德規范的影響,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組織內部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很有可能受到外部文化的沖擊,從而弱化傳統儒家思想對其避稅行為的抑制作用。為驗證假設2,本研究按企業是否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進行分組,若企業年報披露的海外收入大于0,則為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組,否則為不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組?；貧w結果見表5列(1)和列(2),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組,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而在不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組,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隨著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儒家文化的道德約束作用被削弱。故假設2得到支持。

表5 外來文化沖擊、法制環境、企業經營狀況的異質性檢驗

5.2 基于地區法制環境建設的視角

地區法制環境建設水平影響當地企業違法成本的高低以及遭遇訴訟風險的大小。在良好的法律制度約束下,企業面臨高違法成本;相反,在法律制度薄弱的地區,稅務部門執法力度相對較弱,企業違法避稅動機更強。而文化作為非正式制度,對不同法制建設水平地區的規范作用也應有所差異。為驗證假設3,本研究依據《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提供的法制環境指數,對企業所在地區進行了分組。其中,所在省份的法制環境指數高于當年所有省份的法制環境指數的中位數者,記為法制環境較好,否則為法制環境較差?；貧w結果見表5列(3)和列(4),法制環境較差的組,儒家文化變量(JS)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在法制環境較好的組不顯著,表明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約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與法律制度相互替代。故假設3得到支持。

5.3 基于企業經營業績的視角

儒家文化強調的“君子人格”,要求企業嚴格遵守義利、奉獻、誠信等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從長遠來看有助于企業提升市場價值;然而,當公司陷入經營困境時,儒家文化會與企業現實經營困境產生矛盾,企業管理者很有可能為了避免公司業績不佳而放棄對君子品格的堅持,選擇通過避稅活動幫助公司暫時走出經營困境。為驗證假設4,本研究根據企業的盈利水平對樣本進行分組回歸。具體地,在行業-年度層面對樣本企業當年的ROE從小到大排序(6)為確保ROE在年度-行業上的排序分位有意義,本研究刪除了年度-行業上觀測數不足5的樣本,這一過程剔除了595個樣本。此外,還存在2個ROE值缺失的樣本。,將ROE水平低于20百分位數值(7)本研究嘗試改變門檻為10百分位或30百分位,結論保持一致。的企業歸為經營困境組,其余企業歸為經營良好組,再分別進行儒家文化對企業避稅的回歸?；貧w結果見表5列(5)和列(6),儒家文化變量(JS)在經營良好組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經營困境組的回歸系數則不顯著。這一結果說明,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約束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當面臨巨大經濟利益抉擇時,企業家依然會進行避稅活動。故假設4得到支持。

5.4 穩健性檢驗

為增加結論的穩健性,本研究進行了如下檢驗:①替換自變量。采用3種方式替換儒家文化度量指標。首先,更改進士數量界定范圍。將上市公司所在地100公里范圍內的明清進士數量加1的自然對數作為自變量;其次,采用書院數量衡量儒家文化,參考古志輝[4]和程博等[3]的研究,以各省書院數量除以地區當年GDP作為自變量;最后,以董事長出生地或籍貫地(地級市)的進士數量(8)當董事長出生地或籍貫地地級市數據缺失時,以省份地進士數量替代除以該地級市當年戶籍人口作為自變量。②替換因變量。參考李維安等[10]的研究,采用企業適用稅率與有效稅率差額作為避稅程度的度量指標,數值越大,企業避稅程度越高。③將標準誤分別進行行業層面、企業層面的聚類調整。④少數民族地區具有自身獨特的民族文化,其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程度可能相對較小,故剔除位于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自治區的企業樣本后重新回歸。⑤安慰劑檢驗。為了進一步排除遺漏變量對基準回歸結果可能造成的干擾,采取隨機置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1 000次隨機模擬回歸的安慰劑檢驗。

以上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論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的結論是穩健的。

6 結語

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仁愛、正義、誠信等傳統美德形塑著一代代中國人的價值偏好和社會規范[5]。本研究以2008～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儒家文化對企業避稅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儒家文化氛圍越濃厚的地區,企業的避稅程度越低?！熬尤烁瘛睂αx利、奉獻、誠信和聲譽的重視是4條潛在機制。儒家文化對低國際市場參與度、地區法治環境較差企業的避稅抑制作用更明顯,說明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正式制度的替代。然而,當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時,儒家文化的避稅抑制效應不再顯著,意味著文化的道德規范作用也受到經濟訴求的調節。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得出如下啟示:①應重視和引導優秀傳統文化發揮市場規制作用,助力中國經濟轉型發展。本研究發現,儒家文化有助于抑制企業避稅,能夠約束市場中的不良行為。這也印證了杜維明等[19]所言,儒家文化能夠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支柱。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內憂外患的現實背景下,應大力提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發揮道德力量,抑制違規違法行為。②在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的同時,應注重保護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優秀傳統文化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國的獨特優勢。本研究發現,西方文化會削弱儒家文化的避稅治理作用,因而,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應大力弘揚和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持續發揮其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③加快中國市場的法制建設,彌補因法律缺位導致的市場失靈問題。本研究發現,雖然當法制環境較差時,儒家文化能夠替代法律制度抑制企業避稅,但當企業遭遇經營困境時,儒家文化的避稅抑制作用不再明顯。這說明文化對市場失范行為的約束力仍相對有限,在當前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應大力完善法律制度建設,為保持經濟活力、加快轉型升級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撐。

本研究還存在以下兩點不足:①所用的企業所在地300公里范圍內的進士數量這一指標具有較大的數據粒度,但仍可能存在部分測量誤差,未來可以考慮采用問卷調查直接獲取企業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數據;②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主,但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合一”使三者相互間都有影響,本研究未考慮其余兩教的作用,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儒、釋、道三家思想是否會對企業避稅產生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