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手機冷落行為對社會心態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何安明，翟培培，惠秋平

（信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信陽 464000）

社會心態（social mentality）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現實作用于社會群體，產生的具有彌散性和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感受與反應，是人們對社會現實各個方面的感受與體驗。王益富和潘孝富認為，社會心態主要包括生活滿意感、社會壓力感、政府信任感、社會公平感、社會安全感和社會問題感六個方面[1]。相對于積極的社會心態，消極的社會心態是一種具有對抗性、破壞性和逃避性的心態，不僅會嚴重威脅青少年的身心發展，也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明顯的破壞性和阻礙性。已有關于社會心態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理論和測量方法方面[1-6]，也有學者關注社會心態的培育建設與調查[7-9]。但在手機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對大學生社會心態影響因素的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卻相對匱乏。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大學生群體的角色正逐漸從學生向社會人轉變，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正處于轉變和定型的關鍵階段，這些因素都使得大學生社會心態的形成和發展變得不穩定。大學生社會心態狀況對其自身社會化及未來發展有重要作用，對國家未來社會發展也具有深遠影響。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大學生手機冷落行為對社會心態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以期為大學生積極社會心態的培育提供實證依據。

近年來，手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為溝通帶來了便利。但隨著人們花在手機上的時間越來越多，面對面的交流也受到了不良影響，手機冷落行為（phubbing）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手機冷落行為是指個體在現實生活中與他人交談時只顧緊盯自己的手機，從而忽略與他人進行交流，冷落了他人或事物的行為與現象[10，11]。根據取代假設的觀點，個體在移動設備上投入的時間會侵占現實生活中與他人面對面社會互動的時間，用線上的弱聯系代替線下強聯系，這種“社會性轉移”是有害的[12]。社交環境中，手機使個體無法將注意力放在家人和朋友身上，不僅會讓人們錯過人際互動所帶來的情感益處，降低個體生活滿意感和社會安全感[13，14]，同時也會使個體錯過人際互動所提供的社會問題解決和壓力緩沖作用，不利于個體社會問題感和社會壓力感的降低[15]。同時根據媒體抑郁理論和取代假設，出現手機冷落行為的大學生會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手機上，忽略身邊的人和環境，這會減少個體的公共事務參與、互助利他等行為意向，帶來社會政治疏離，不利于個體政府信任感和社會公平感的提升[16]。實證研究也發現，由于手機等新媒體的信息良莠不齊，過多使用手機會導致大學生社會公平感和政府信任感的降低[17]。綜上，大學生手機冷落行為對社會心態各個維度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因此提出假設1：手機冷落行為對大學生積極社會心態具有消極影響。

以往研究認為，對手機互聯網的過度依賴會弱化個體的社交能力，導致個體現實社會支持水平降低[18]。與手機依賴相比，手機冷落行為更強調手機對現實人際溝通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手機冷落行為與行為發出者社會支持的關系可能更直接。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社會交換的結果應當是公平的，但當交往雙方中的一方遭受另一方的不當對待時，交換就會被停止[19]。具體來說，當個體在面對面交流時低頭玩手機，避開與他人交流時，往往會使交往對象在主觀上產生被冷落、不被尊重的感覺[20]。為了維護自身公平感，交往對象也會減少相應的物質和感情投入，此時，行為發出者的社會支持就會減少。另外，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認為，個體的態度既取決于需要和目標，也會受到其所在社會環境中各種信息的影響[21]。根據該理論，個體在生活中會通過感知來自社會環境中的各種支持性信息，對社會現實各方面產生自身獨特的感受與體驗，即社會心態。社會支持作為個體重要的社會資源之一，是聯系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鍵紐帶，能促使大學生社會態度更加積極[22]。以往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與個體生活滿意度和安全感關系密切[23]，社會支持可以為個體提供各種心理和物質幫助，使其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有積極的應對策略，降低社會壓力感和社會問題感[24，25]。同時社會支持也是個體產生信任感的基礎[25]，能幫助大學生更好地融入社會，促進資源共享，增強政府信任感和社會公平感[26]。由此提出假設2：社會支持在大學生手機冷落行為與社會心態之間起中介作用。

經典交互作用論認為個體發展是環境與個體交互作用的結果。感恩作為青少年重要特質之一，可能會在社會支持與社會心態之間起調節作用。以往研究發現，相比于低感恩者，高感恩者的感恩體驗更強烈[27]，因此對高感恩者來說，他人對自己的付出可能會使其社會心態更加積極。具體來說，高感恩個體在得到外界社會支持后，強烈的感激之情會促使其將社會支持積極轉化為有效的資源，從而使社會心態變得更加積極。而根據感恩的社會認知理論[28]，低感恩者認為他人對自己的付出代價低、價值小，他人所給予的支持是理所應當的，導致受惠前后無顯著變化，因而社會支持對社會心態的積極影響降低。因此提出假設3：感恩調節手機冷落行為→社會支持→社會心態這一中介過程的后半段路徑。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法，選取河南、廣東、江蘇和山西四省的11 所高校的2193 名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剔除多選、漏選、不認真作答等無效問卷，有效問卷1926 份。其中大一974 人，大二642 人，大三310人。男生584人，女生1342人。家住城鎮866人，家住農村1060人。被試平均年齡19.93±1.53歲。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版主觀社會經濟地位量表 采用青少年版主觀社會經濟地位MacArthur 階梯量表來測量被試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29]。量表包含兩部分：一是評估自身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二是測量青少年在學校中的地位。每部分從1～10 計分，總分越高說明個體主觀地位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63。

1.2.2 手機冷落行為量表 采用惠秋平等人修訂的手機冷落行為量表中文版[10]，包含溝通障礙和手機癡迷2個維度。共10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總分越高表明個體手機冷落行為越多。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8。

1.2.3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30]，包含客觀支持等3個維度，共10個條目，總分越高表示社會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2。

1.2.4 青少年感恩量表 該量表由何安明等人編制[31]，包含對自然恩惠的表達和回報等6 個因子。共23個條目，采用5級計分，總分越高表明感恩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

1.2.5 中國人社會心態量表 該量表由王益富和潘孝富編制[1]，包含生活滿意感等6 個維度，共102個項目，采用5級計分，總分越高代表社會心態越積極。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

1.3 數據處理

使用SPSS 22.0 及PROCESS 宏程序進行數據處理。此外，參考以往研究[9，32]，將性別、家庭所在地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納入相關分析，并根據相關結果選取控制變量。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部分條目反向計分、匿名等手段減少共同方法變異，并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共提取出25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個因子只解釋了21.10%（＜40%）的變異量，說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

2.2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相關分析表明，手機冷落行為與社會支持、感恩、社會心態均呈顯著負相關，社會支持、感恩與社會心態三者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詳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n=1926）

2.3 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的調節作用

首先，選擇model 4檢驗社會支持在手機冷落行為與社會心態之間的中介作用?；貧w分析表明（表2），手機冷落行為對社會支持和社會心態均具有負向預測作用（β=-0.12，P＜0.001；β=-0.09，P＜0.001），社會支持正向影響社會心態（β=0.25，P＜0.001）。間接效應值為-0.03，BootSE=0.01，95%的置信區間為[-0.04，-0.02]，說明社會支持在手機冷落行為與社會心態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手機冷落行為對社會心態的總效應值為-0.12，BootSE=0.02，95%的置信區間為[-0.16，-0.08]，中介效應值占比為24.42%。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其次，選擇model 14 檢驗有調節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表2），手機冷落行為顯著負向影響社會心態（β=-0.07，P＜0.01），社會支持顯著正向影響社會心態（β=0.17，P＜0.001），感恩顯著正向影響社會心態（β=0.30，P＜0.001），同時社會支持和感恩的交互項正向影響社會心態（β=0.06，P＜0.01），95%的置信區間為[0.02，0.09]。這一結果說明，感恩調節了社會支持與社會心態之間的關系。

最后，按照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的標準將被試進行感恩高低分組，繪制簡單斜率分析圖（圖1）。當感恩水平低時，大學生社會支持能夠顯著正向影響社會心態（bsimple=0.15，t=5.28，P＜0.001）；當大學生感恩水平高時，社會支持對社會心態的影響作用增強（bsimple=0.28，t=8.62，P＜0.001），即感恩增強了社會支持對社會心態的正向影響。

圖1 感恩在社會支持與社會心態之間的調節效應

3 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手機冷落行為不利于大學生積極社會心態的培育，驗證了假設1。這一結果也支持了以往有關青少年網絡過度使用與社會化相關問題的研究[33]。一方面，蜂巢假設認為，沉浸在社會群體中的個體，其幸福感會更高。相比于在社交場合中看手機的個體，將注意力放在身邊人的個體更容易將自己融入社會群體中，能夠體驗到更多生活滿意感與社會安全感。與此同時，群體參與程度高的個體，有更多解決問題和緩解壓力的途經，能有效處理社會問題和社會壓力，因此有較低的社會問題感和社會壓力感。另一方面，基于社會公平視角的社會融合論認為，社會成員積極而充滿意義地參與社會活動，有利于個體享受平等，提升社會公平感[34]。但如果由于過度使用手機而忽略周圍的人和環境，會導致個體減少社會參與，難以融入社會，喪失了信息共享與體驗公平的機會，從而降低個體社會公平感和政府信任感[35，36]。因此大學生手機冷落行為不利于積極社會心態的形成。

本研究還發現，手機冷落行為與社會支持呈顯著負相關，社會支持與社會心態呈顯著正相關，這與以往研究相一致[10，37]，驗證了假設2。在解釋人際關系時，互惠規范認為當個體得到外界的幫助或資源后，他們也會對他人給予回報。然而手機冷落行為與傳統社會規范相違背，大學生專注于手機減少了與他人的交流，會引發人際對象產生一系列消極情緒，導致人際對象對交流關系的投入減少，最終使行為發出者的社會支持水平降低。另外，社會支持不僅能夠促進個體的社會文化適應[38]，也能降低不可控制感，提升個體生活滿意度、安全感以及其他積極社會情緒體驗[14，39]。從社會資源作用角度來看，社會支持是個體處理問題事件的一種潛在資源，它能減輕個體應激反應，緩解緊張、精神狀態與壓力，可以有效降低個體的社會問題感與社會壓力感。同時，社會支持作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鍵紐帶，是個體對社會抱有信任感的基礎[25]，能夠提供一種安全的環境，滿足個體安全感需要[40]，體驗到更高的組織公正感[41]，提升個體政府信任感、社會安全感和社會公平感。因此，社會支持有利于大學生積極社會心態的培育。本研究整合了社會交換理論與社會信息加工理論，共同解釋了取代假設發揮作用的內部機制，將社會支持引入到手機冷落行為與大學生社會心態的關系中，既支持了取代假設，又為個體自身因素影響社會心態的作用模式提供了實證依據。

本研究還發現，相對于低感恩者，高感恩者的社會支持對積極社會心態的影響更大，驗證了假設3。該調節效應符合“保護因子-保護因子模型”的促進假說，也與以往感恩能夠增強支持性關系對個體適應影響的觀點相一致[42]。積極情緒拓展建構理論認為，感恩作為一種積極情緒能夠幫助個體建構持久的社會和心理資源，遇到挫折時能夠采取更多積極的應對方法，將他人給予的社會支持充分發揮作用，使個體有充足的資源來應對困難，從而體驗到較少的社會問題感和社會壓力感，以及更高的生活滿意感[43]。感恩的圖式假說也認為，相比于低感恩的個體，高感恩者擁有獨特的圖式，會將他人的支持視為無私而寶貴的愛，更容易感知到外界細微的善意，因此能夠體驗到更高的社會安全感、政府信任感和社會公平感等。所以感恩能增強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