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沿海地區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團體干預比較研究

鐘佑潔，林宏浩，李艷華，楊珂珂，邱嘉杰，林辰芊

（1.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福州 350108；2.福建江夏學院工程學院，福州 350108）

我國東南沿海地區集中存在著洋留守兒童現象，他們是普通勞動者跨國流動的產物。洋留守兒童是因父母雙方或一方出國務工或經商等原因，由相關監護人在國內撫養的未成年兒童，也被稱為跨國留守兒童[1，2]。我國是全球移民輸出大國，對外勞務輸出的數量也迅速增長，洋留守兒童是潛在的重要僑務資源，加強對洋留守兒童的關注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成長中的兒童正處在身體和心理發展的關鍵時期，容易受到家庭結構變化及環境的負面影響，往往需要父母更多的支持，如果父母在此期間長期缺席，兒童可能會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2018 年《柳葉刀》上一篇元分析表明，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情況總體低于非留守兒童[3]。過早留守和留守時間過長的兒童，其情緒與行為問題尤為嚴重[4]。父母跨國遷移的留守兒童的情緒問題更為突出，例如焦慮、孤獨、脾氣暴躁等[5，6]。目前我國關于洋留守兒童有限的幾項研究也發現，洋留守兒童人際關系敏感、社會適應能力差及行為失范等問題凸顯[7-9]。近年來，留守兒童校園暴力事件頻發，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而攻擊行為是校園侵犯和校園暴力的主要形式之一，對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早期發現和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對預防和減少校園暴力、維護兒童身心健康也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兒童攻擊行為的干預形式多種多樣，團體訓練方式因強調人際相互影響，能夠創造一個接近現實的交往情境，提高干預的生態效度，是一種運用廣泛的有效干預方式[10，11]。首先，大量研究表明，情緒與攻擊的產生關系密切[12，13]。引導兒童使用合理的方式調節情緒、提升共情能力等成為團體干預訓練的重要內容。相關研究也表明，以情緒調節和共情訓練為主要內容的干預課程有助于提升共情能力，減少攻擊行為[14-16]。其次，社會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簡稱SIP)[17]解釋兒童攻擊行為的成因也得到了大量的驗證。該模型認為兒童對社會線索和社會情境的信息加工會影響他們的行為，攻擊性兒童存在明顯社會信息加工缺陷，即存在敵意歸因傾向、工具性目標定向和對攻擊結果的不合理積極預期等[18]。而SIP情緒-認知整合模型指出，在理解SIP模型與攻擊的關系時，應注重情緒的作用，情緒過程對兒童的社會行為和信息加工有著顯著的影響[19]。近年來，以SIP模型為理論依據設計的團體干預得到較為理想的干預效果[20，21]。以上兩種團體干預方式都強調情緒的重要性，在課程設計中都會加入情緒訓練相關內容。只不過，后者將情緒與社會認知訓練進行了結合，干預課程設計綜合性更高，而前者從單一的情緒角度進行干預。由于團體訓練需要的時間和人力成本較高，那么高效的干預課程設計就顯得非常重要?；诖?，本研究將被試分為綜合干預組（共情與社會認知訓練進行結合）、共情干預組（單一共情訓練）和對照組三組，驗證以SIP 情緒-認知整合模型為設計依據的綜合干預方案與共情訓練干預方案的效果差異。

另外，影響干預效果的因素多種多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干預課程與干預評估之間的差異[22]。在具體的干預實踐中，干預課程教給兒童相對近端的內容。以社會信息加工模型為例，干預課程關注社會信息加工的單一或者多個階段，如歸因訓練、后果認知訓練、社會問題解決步驟訓練等[23-25]。這些訓練相對于攻擊行為而言，就代表相對近端的內容。當干預課程與評估內容一致時，干預效果相對明顯。例如，相關研究發現社會信息加工視角下的干預課程可以有效改變攻擊性兒童的社會信息加工偏見。但是以社會信息加工理論為依據設計的干預課程對遠端內容的干預效果，即兒童攻擊行為的改變效果還有待驗證[26]。其次，攻擊行為的評估方式也會影響干預效果。自我評定攻擊行為容易受到社會贊許性的影響，所得到的結果難以保證其客觀性，而教師評估兒童攻擊行為的有效性又低于同伴評估[27]，綜上考慮，本研究用同伴測評（同伴提名）的方式測量攻擊行為，直接檢驗干預訓練的遠端效果，即團體干預對攻擊行為的影響。

再者，大多數干預研究聚焦于外部攻擊形式，而較少關注隱蔽的關系攻擊形式（散布謠言、社會排斥、忽略漠視等），干預的對象往往聚焦男孩，而較少關注女孩[28，29]。一項對9 到12 歲兒童的4 年追蹤研究發現，約2%的女生屬于高攻擊軌跡組[30]。事實上，這些少數高攻擊女生更值得研究者關注。從攻擊形式的發展軌跡來看，隨著兒童言語技能的發展以及逐漸意識到外部攻擊所帶來的負面后果，在童年中期，關系攻擊通常會增加而外部攻擊則有所下降[31]。兩個元分析的結果表明，關系攻擊的性別差異在統計上雖然是顯著的，但效果量(effect sizes)似乎是“微不足道”的[32，33]。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缺少對關系攻擊的評估可能導致80%的攻擊性女孩和40%的攻擊性男孩不能被識別出來[34]。所以關系攻擊和外部攻擊一樣在兒童世界中非常普遍，對兒童的身心發展也都有著消極的影響[35]。綜上，在對兒童攻擊行為的測量中，同時評估外部攻擊和關系攻擊是非常必要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對東南沿海地區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對高攻擊洋留守兒童進行團體干預，并比較綜合干預方案與共情訓練方案的效果差異，以期提升團體干預的效益。

1 預研究：洋留守兒童的留守特征及攻擊行為現狀

對洋留守兒童進行問卷調查，旨在分析洋留守兒童的留守特征與攻擊行為現狀。與非留守兒童、國內留守兒童進行比較，為后續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團體干預研究提供前提與基礎。

1.1 被試與方法

對福建省連江地區洋留守兒童相對集中的一所公立學校3～6 年級兒童進行問卷調查，每個年級6個班共調查24個班級。被試年齡為8～14 歲，平均年齡10.54±1.21 歲。發放問卷1117 份，刪除2 份無效問卷后（2 位同學因智力發育遲緩無法完整填寫），共獲得1115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獲得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施測前獲得校長、班主任和被試的知情同意。由經過統一培訓的心理學專業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充當主試，以班級為單位現場發放問卷，說明問卷填寫注意事項。其中三年級的學生由主試逐一閱讀題目填寫，4～6年級由被試自行閱讀填寫?；厥諉柧頃r，主試在現場逐一檢查以保證問卷填寫的完整性。

1.2 研究工具

兒童基本情況調查表：了解被試的一般人口學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年級、是否獨生子女、是否留守以及留守具體情況等。其中，洋留守、國內留守等信息請每個班級的班主任進行了核查與補充。

攻擊行為測量：采用兒童社會行為量表-同伴提名版[36]。該量表一共14 題，包括三個維度：外部攻擊5題，關系攻擊5題以及親社會行為4題。同伴提名問卷在統計時，首先計算每個兒童在不同維度上被班上其他兒童提名的次數之和，然后將各維度提名次數在班級內標準化，得到每個兒童各個維度上的標準分。在本研究中，外部攻擊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5，關系攻擊0.93，親社會行為0.93。將外部攻擊和關系攻擊的得分累加為攻擊總得分，得分越高表明攻擊行為越強。

1.3 結果

1.3.1 一般情況與留守特征 本次調查有效問卷共1115 份，三年級287 人（25.7%），四年級284 人（25.5%），五年級274 人（24.6%），六年級270 人（24.2%）。男生583 人（52.3%），女生532 人（47.7%），獨生子女239 人（21.4%），非獨生子女876人（78.6%），非留守兒童652人（58.5%），國內留守兒童210人（18.8%），洋留守兒童253人（22.7%）。

洋留守兒童中，男生143 人（56.5%），女生110人（43.5%）。非獨生子女168 人（66.4%），獨生子女85 人（33.6%）。他們的父母分布在16 個國家和地區，如美國、南非、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大多選擇前往發達國家工作，絕大部分在美國（81.5%）。其中父親在美國的有104 人，占41.1%；母親在美國的有30 人，占11.9%；雙親在美國的有72人，占28.5%。

表1是洋留守和國內留守兒童相關留守情況比較。兩組兒童在性別、是否獨生和與父母聯系頻次上沒有顯著差異，而在父母外出工作情況、外出工作時間、主要照料人、與父母團聚頻次的分布上有顯著差異。具體來說，洋留守兒童雙親均外出比例高、父母均不在身邊由祖輩照顧的情況更為普遍，父母外出工作時間更長、團聚次數少頻次低。

1.3.2 洋留守兒童與國內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比較 首先，比較洋留守兒童與國內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的攻擊行為得分差異。表2 的數據分析表明，洋留守兒童的外部攻擊、關系攻擊、攻擊總分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P＜0.05），洋留守兒童和國內留守兒童的攻擊行為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非留守兒童與國內留守兒童的攻擊行為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

表2 洋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國內留守兒童攻擊得分比較

如果將國內留守與洋留守合并為留守兒童，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留守兒童的攻擊總分（t=2.46，P＜0.05）、外部攻擊（t=2.45，P＜0.05）、關系攻擊（t=2.23，P＜0.05）得分均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

其次，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人口學差異分析發現，洋留守兒童的攻擊性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不管是外部攻擊（t=5.78，P＜0.001）、關系攻擊（t=3.25，P＜0.01）還是攻擊總分（t=4.70，P＜0.001），男孩的攻擊性顯著高于女孩。但是否獨生子女、年級、留守特征等差異不顯著。

2 正式研究：比較不同團體干預對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影響

將被試隨機分配到三組，綜合干預組以共情與社會認知訓練為主，共情干預組單一進行共情訓練，對照組不做任何干預，比較不同干預訓練方案對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影響。

2.1 對象與方法

2.1.1 被試 在研究1 的基礎上，從洋留守兒童中挑選被試參加團體干預。被試挑選的標準為關系攻擊、外部攻擊的標準分大于1，且排除既是高攻擊又是高親社會的兒童。合并后得到49名被試，排除一名即將出國的兒童，最后48 名被試納入干預研究。他們被隨機分配到三組，即綜合干預組16人（男12/女4），共情干預組16 人（男12/女4），對照組16 人（男11/女5）。對照組一名被試未完成后測，最后僅分析對照組15 人（男10/女5）的數據。為了防止污名效應，兩個干預組均隨機納入4 名高親社會被試參加團體干預，其數據不納入最終的數據分析，所以實際上參與團體干預的兩組被試各有20 人。本研究得到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所有參與團體干預的被試都取得校方和監護人的知情同意。

2.1.2 研究工具 攻擊行為測量：采用兒童社會行為量表-同伴提名版，詳見研究1工具介紹。

基本共情量表（Basic Empathy Scale，BES）[37]：該量表采用五點計分，分為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兩個維度，共20個項目。本研究中計為共情總均分進行統計分析，得分越高，表明共情能力越強。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0。

2.1.3 干預方案與實施 綜合干預方案和共情干預方案均包括7個單元的內容（具體見表3），對照組不做任何干預。團體干預活動在學校提供的兩間活動室展開，每周一次，時間為每周三下午第三節課（每次60分鐘，該課程為學校班隊課時間，團體訓練包括課間與放學時間，不影響學校正常授課）。如遇學校統一活動安排或者假期則順延一周。團體干預分別由一位心理專業教師和兩位學生助教帶領。

表3 團體干預方案

2.2 統計分析

干預前進行前測（研究1），其中共情量表的測量比攻擊行為測量晚一周進行。干預結束后2周進行后測。采用SPSS 22.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2.3 結果

2.3.1 三組被試干預前攻擊與共情的同質性檢驗分析結果顯示，在干預之前綜合干預組、共情干預組、對照組的攻擊和共情得分都沒有顯著性差異，這說明三組被試是同質的，符合平行實驗設計的要求（表4）。

表4 三組被試前測攻擊與共情得分比較（M±SD）

2.3.2 團體干預對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和共情的影響 三組被試攻擊和共情的前測、后測得分見表5。

表5 三組被試攻擊和共情前后測得分（M±SD）

（1）團體干預對攻擊行為的影響：以攻擊總分為因變量，采用3（分組：綜合干預組、共情干預組、對照組）×2（時間：前測、后測）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時間主效應不顯著，F(1,44)=3.77,P＞0.05；分組主效應不顯著，F(2,44)=1.15,P＞0.05；時間與分組的交互作用顯著，F(2, 44) =10.39,P＜0.01。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表明，綜合干預組攻擊總分前后測有顯著差異（P＜0.05），而共情干預組和對照組被試的攻擊總分前后測沒有顯著差異（Ps＞0.05）。

以外部攻擊為因變量，采用3（分組：綜合干預組、共情干預組、對照組）×2（時間：前測、后測）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時間主效應不顯著，F(1, 44)=1.11,P＞0.05；分組主效應不顯著，F(2,44)=0.30,P＞0.05；時間與分組交互作用顯著，F(2,44)=12.61,P＜0.001。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檢驗，結果發現，綜合干預組外部攻擊得分顯著降低（P＜0.001），共情干預組前后測沒有差異（P＞0.05），而對照組的外部攻擊得分提高了（P＜0.05）。

以關系攻擊為因變量，采用3（分組：綜合干預組、共情干預組、對照組）×2（時間：前測、后測）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時間主效應顯著，F(1,44)=4.12,P＜0.05；分組主效應不顯著，F(2, 44)=2.29,P＞0.05；時間與分組的交互作用顯著，F(2,44)=3.41,P＜0.05。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檢驗，結果發現，綜合干預組的關系攻擊得分顯著降低（P＜0.01），共情干預組和對照組的關系攻擊水平沒有顯著差異（Ps＞0.05）。

（2）團體干預對共情的影響：以共情總均分為因變量，采用3（分組：綜合干預組、共情干預組、對照組）×2（時間：前測、后測）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時間主效應顯著，F(1,44)=12.47,P＜0.01；分組主效應不顯著，F(2, 44) =1.50,P＞0.05；時間與分組交互作用顯著，F(2,44)=7.90,P＜0.01。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共情干預組共情得分后測有顯著提升（P＜0.001），綜合干預組和對照組被試的共情前后測沒有顯著差異（Ps＞0.05）。

3 討論

與廣受關注的國內留守兒童不同，洋留守兒童還沒有引起人們同樣的重視[38]。本研究調查發現，相對于國內留守兒童，洋留守兒童的留守特征有著明顯的特殊性。首先，親子分離時間更長，親子團聚的機會更少。大多數洋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3年以上，由于空間距離遠，團聚時間也拉得更長，有的孩子甚至從出生后就沒有與父母團聚過，而父母一方外出4 個月以上就會給留守兒童健康帶來負面影響[39]。其次，國內留守兒童父親外出情況比較常見，而洋留守兒童中父母均出國的現象突出，這也直接導致隔代教養現象更為突顯。有研究表明，雙親外出、母親外出的國內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水平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40]。雖然洋留守兒童獲得更多的物質支持[41]，但是這種金錢上的補償并不能抵消父母缺席對兒童的負面影響。菲律賓的一項研究發現，盡管父母跨國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孩子的生活，但是父母均出國，尤其是母親出國的留守青少年，其身體健康狀況更差、孤獨感和壓力等都高于非留守青少年[42]。雖然得益于互聯網的便利性，洋留守兒童溝通頻次與國內留守兒童沒有差異，但是洋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時間更長，團聚少，這種網絡化的虛擬連接顯得例行公事化，使得親子溝通和日常親情互動都難以深入。

父母跨國遷移與兒童行為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父母陪伴成長可以有效降低兒童社會行為失范。摩爾多瓦的一項研究表明，輟學、攻擊、吸毒等是父母跨國遷移的留守兒童常見的問題[43]。在墨西哥，父母跨國遷移的留守青少年超過40%存在攻擊、焦慮等問題[44]。本研究結果顯示，洋留守兒童的攻擊總分、外部攻擊和關系攻擊都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將洋留守兒童與國內留守兒童數據合并計算，發現留守兒童攻擊得分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這與國內留守兒童的研究發現一致[45]。洋留守兒童的攻擊得分有顯著性別差異，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攻擊行為，驗證了前人研究結果[46]。劉艷飛的調查發現，洋留守兒童在敵意、偏執等方面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47]。潘玉進等人發現，洋留守兒童的違紀行為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46]，而敵意、偏執和違紀行為都能正向預測攻擊行為[48，49]。從這個意義上說，與本研究洋留守兒童攻擊得分高的結論有一致性。

本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干預方案對洋留守兒童攻擊行為的影響效果不一致。綜合干預組攻擊總分、外部攻擊和關系攻擊顯著下降，而共情干預組的攻擊總分、外部攻擊和關系攻擊均沒有顯著變化。說明綜合干預訓練對攻擊行為的干預效果更好。而不同干預方案對洋留守兒童共情的影響效果也不一致。具體表現為，共情訓練組的共情得分顯著提升，而綜合干預組沒有顯著改變，這說明共情干預訓練對共情能力提高的效果更明顯。前人研究表明從SIP 的角度進行干預，有助于提升攻擊性兒童社會信息加工能力[26]，而本研究進一步擴展了前人研究結論，即綜合干預方案能有效降低洋留守兒童的攻擊行為。而綜合干預方案對共情的影響效果不明顯。探究其原因，綜合干預方案雖然也有相關共情訓練的內容，但是干預訓練只有7個單元，而其中共情訓練內容顯得比較單薄。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增加相關共情訓練內容。

一些研究發現共情訓練可以減少兒童攻擊行為[50，51]，這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探究其可能的原因，首先，除了發表偏倚的影響，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攻擊行為的評定方式。Miller和Eisenberg的元分析就發現，不同的評估工具影響共情與攻擊的關系[52]。大多數研究中采用兒童自評攻擊行為，這種方式在自評消極行為時，不僅容易受到社會贊許性的影響，而且在干預研究中極易產生“實驗者效應”，使得評定結果符合實驗者的期待。其次，樣本量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相關元分析也發現，大樣本的干預效應量更大[53]。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團體干預方案本身的差異。綜合干預方案中的社會信息加工訓練一般是在假設的外部攻擊和關系攻擊情境中進行，這種訓練方式與攻擊行為直接掛鉤，可能對攻擊行為的作用更為明顯。而共情訓練中，這種連接還不夠直接，尤其是關系攻擊強調通過操縱、威脅或者損害關系來傷害他人，具有一定隱蔽性，一般發生在同伴群體背景中，對于大多數同學而言，關系攻擊行為的發生和改變都不易被察覺。這也提醒研究者們不斷優化并合理安排干預訓練方案，以期達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