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倫理原則的中國特色與實現路徑*

饒世權，佐志輝

（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

所謂生命倫理原則應當是以生命為目的，貫穿生命倫理規則制定、遵守、評價、懲戒全過程的基本價值準則或基本價值要求。但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傳入中國已40 多年，簡單移植西方范式的生命倫理原則在面對生命科學、醫學的發展與倫理道德沖突時，出現了“水土不服”的情況。因此，需要扎根我國現實社會，通過生命倫理原則與當代生命科學技術及醫學對話，充分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倫理元素，以此建構“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

1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在我國本土化進程中的困境

西方比較有影響力的生命倫理原則有二原則說、四原則說、五原則說。恩格爾哈特［1］提出了允許（允諾）原則和行善原則。湯姆·比徹姆與詹姆士·邱卓思［2］提出了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公正原則等生命倫理“四原則說”。J.P. 蒂洛等［3］提出生命價值原則、善良原則、公正原則、說實話（或稱為誠實）原則、個人自由原則等生命倫理“五原則說”。而生命倫理四原則長期以來得到了各國學者的普遍認可并享有非凡的連續性，可謂是解決生命倫理問題的“金規”，并作為醫務人員執業時的道德行動準則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推行［4］，但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在我國本土化進程中面臨著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境。

1.1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在我國本土化進程中的理論困境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傳入中國40 多年來，實際面臨著話語表達西方化、范式標準不一致、邏輯次序不明確等困境。

話語表達西方化。話語表達習慣是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生命倫理原則作為闡述道德倫理與生命發展的話語，在話語表達上應當指向明確的目的與行為主體、行為方式，但西方生命倫理原則指向的是行為方式。恩格爾哈特［1］認為允許原則“是根據相互尊重的道德來得到辯護的”，而行善原則“有可能是目的論的，因為它們可以根據其結果來得到辯護”。這種解釋仍然沒有明確指向“生命”本體。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范式標準不一致。范式是共同體所普遍認可和遵守的準則。生命倫理原則的范式主要表現為原則主義、理性主義以及社群主義。原則主義通過預設人們處在“共同道德”的環境中來論證原則的普適性，理性主義以反思均衡實現原則之間的相互融洽，而社群主義強調要以具體背景語境中的角色以及角色之間的關系為標準。多元的理論基礎導致生命倫理原則的不同表達。一是，從表達形式來說，除公正原則表達一致外，其他的表達都呈現出差異，比如與行善原則相似的表達有善良原則；與允許原則相似的有自主原則、個人自由原則；與不傷害原則相似的有說實話（或稱為誠實）原則（見表1）。二是，從生命倫理原則的內涵來說，內涵不一，界限不明。比如，比徹姆和邱卓思認為，行善原則包括預防傷害、去除傷害、使受施者獲益、不施加傷害，但戴維斯則認為只有“使受施者獲益”，才真正屬于行善原則，其他三項不應納入其中。羅納德·蒙森的“九原則說”中論述的有利原則包括了效用原則，公正原則包括平等原則［5］。又如，“不傷害”英譯為“nonmaleficence”，意為避免引起對他人傷害；“行善”英譯為“beneficence”意為阻止傷害、促進利益和權衡利益與風險、代價。按照中國話語，不傷害本就是善舉，“行善”包含“不傷害”，“行善”的外延和內容大于“不傷害”，從語義指向上看“不傷害”是一種消極行為，“行善”是積極作為。顯然，西方生命倫理的“行善原則”與“不傷害原則”在中國話語表達中是界限模糊的陷阱。因此，當人們在面對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同詞異義、異詞同義時，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也是理解生命倫理原則深感困惑的原因所在。

表1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的比較結果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邏輯次序不明確。生命倫理原則的邏輯是對生命倫理原則適用順序的論證。以湯姆·比徹姆、詹姆士·邱卓思“公正、自主、不傷害、有利”四原則為例，這是通過“考察深思熟慮的判斷和道德信仰的自洽的方式”推演出的結論［6］。雖然西方生命倫理二原則說、四原則說都把自主原則作為第一原則，但五原則說則認為個人自由原則或自主原則受到其他四項原則的約束。同時其他原則之間邏輯次序并不明確，即表現為原則缺乏優先適用順序的依據，從而使人們在解決現實生命倫理問題時造成實踐困難。

1.2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在我國本土化進程中的實踐困境

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在我國本土化進程中不僅面臨理論困境，還面臨著普適性的技術至上主義和特殊性醫學服務資本化的現實挑戰。

技術至上主義的挑戰。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在我國本土化進程中，伴隨生命科學、醫學的發展不斷發展，在生命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基因治療、輔助生殖、器官移植等技術在為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存在著風險和漏洞。正是由于人類對生命醫學科技的研究發展趨向狂熱崇拜，甚至過分強調技術本身，而忽視生命個體是基于社會、情感等因素的存在，當科技的狂熱窺尋到現有機制的漏洞，突破倫理的底線，便趨向于科技對生命的物化，這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技術至上主義，簡言之就是以技術為本。在技術主義欲望的推動下，人文精神和道德關懷被技術主義主導下的數據、智能所“統治”，進而可能產生一些激烈的法律和倫理道德方面的社會爭論。

醫療服務資本化的挑戰。醫療本應該是為人服務，是以挽救生命、維護身體健康為導向的公益性服務，但是由于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與優質醫療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加之醫療服務系統運行機制的不完善，當前部分醫療服務逐利性較強、公益性不足。從西方生命倫理原則邏輯來看，生命醫療服務表面上符合“行善”“自主（患者同意）”“允諾”，即對患者積極有利、尊重患者選擇權利等，但醫療服務分配問題和逐利性傾向等會帶來有違社會職業道德、治理實踐問題，如基因編輯技術在給人類健康、生活帶來福祉的同時，也出現生命存在正當性、生命技術逐利等伴生性倫理問題［7］。

2 建構“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

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恩格爾哈特認為“中國文化根源于儒家思想，使得中國生命倫理學追求一種祛除了任何偶然因素的道德規范和生命倫理”［8］，因此，要建構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一方面要處理好“拿來”的問題，既要清醒認知中西方的生命倫理原則價值、邏輯差異的深層本質，又要借鑒、遵循國際生命倫理學領域的經典理論；另一方面要根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集體主義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等中國文化語境，確立“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

2.1 “生命至上”原則內涵與邏輯特色

根據2022 年頒發的《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所確立“最大限度避免對人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傷害或潛在威脅，尊重人格尊嚴和個人隱私”等內容，建議圍繞“生存、健康、尊嚴、秩序”等內涵建構“生命至上”原則內涵與邏輯的特色。

以生命生存為前提。生存是生命的存在、延續，是探討人所有活動的首要前提，生命倫理原則也因生命的存在而有意義。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生命生存作為人倫發展的首要標準。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把萬物生長視為天地的大德，把生命的存在作為最大的德，強調了生命生存的重要性；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則有護生之義，從天命的高度嚴格規定人要對生命存在的珍視和保護。二是現代生命科學、醫學和人類社會實踐的終極目的是保障人的生存。生命生存是人們進行生命倫理探討的前提，同情用藥、知情同意均是為追求生存而作出的技術性安排。因此，生命生存作為探討倫理原則等一切活動的前提，更是“生命至上”原則中國特色的最基本體現。

以生命健康為基礎。健康是生命質量的表現，健康包括身體健康和心智健全兩個方面。生命存活是開展一切活動的前提，而健康則是決定活動開展質量的基礎。從我國傳統文化來看，“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強調了生理健康的重要性，“不樂損年，長愁養病”不僅強調了心理健康還進一步指明生理健康對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這都說明愛護身體，保持心態健康樂觀，對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身心健康是實現人全面發展的前提。將生命健康作為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內涵之一，這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以生命尊嚴為核心。生命的尊嚴存在于個體生命權利不能隨意被剝奪，體現為個體間的平等對待［9］。一是生命尊嚴建構于社會關系的相互認同。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保?0］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在社會交往中實現，在與他人的交往認可過程中建構生命的尊嚴。當社會關系基于相互認可而存在，人的尊嚴便得到了最好的確證。二是人的主體性價值需要尊嚴。人的主體性具有能動性、創造性，人的主體性在與客體相互作用中得到發展?，F代科學技術在造就高質量生命的同時也容易忽視人作為社會關系主體地位，技術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可能異化人類，強調人的生命尊嚴正是要強化人的主體性，而避免人異化或者受制于技術。因此，應當明確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都是保護而不是破壞人的尊嚴。所以，“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不只是重視生命的狀態和質量，還應當重視維護生命的尊嚴。

以生命秩序為保障。秩序是協調生命活動與倫理規則的紐帶，“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是以建立良好的人倫秩序為生命生存、健康和尊嚴提供保障。正如前文所言，技術至上主義給代際秩序、人倫秩序帶來挑戰；醫療服務逐利傾向導致醫療服務逐漸偏離維護人類生命生存、健康、尊嚴的正確方向，給社會秩序帶來挑戰。因此，建構生命秩序能夠有效規范人倫關系，維護人類的生理秩序和社會秩序，確保生命生存、健康和尊嚴的實現。

2.2 “生命至上”原則的價值特色

建構以“生命生存、健康、尊嚴、秩序”為內涵與邏輯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勢必要在價值上體現出堅持生命為目的、集體主義的中國特色。

堅持以生命為目的。人的生命是目的還是手段？人的生命具有唯一性，失去的生命具有不可逆性，人的一切活動都以生命為前提，都以生命為目的。中華傳統文化“人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不僅確認了人的生命的重要地位，而且更把人的生命作為目的，要求成就生命?！吧辽稀钡闹袊厣鼈惱碓瓌t內含人的一切活動都將生命生存、健康、尊嚴、秩序作為目的而非手段，這不僅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就生命的觀念，而且還與“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不謀而合。西方生命倫理原則雖不明確以“生命”為目的，但可以為實現“生命”目的提供技術性手段，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生命倫理原則為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實現提供方法、手段。

堅持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公民道德要求的重要體現，其根植于家國同構的傳統和社會責任意識中。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家國情懷，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和萬事興”，講究的是血脈相連，血濃于水，肩負共同責任。我國生命科技發展、醫療衛生政策等均帶有“集體主義”屬性，而非完全的“個人自主”行為?！吧辽稀钡闹袊厣鼈惱碓瓌t也充分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我國政策法律中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以集體主義作為底層價值邏輯，體現在：一方面，集體主義表現為一種公共行動原則，涉及公共利益時，集體中多數成員的利益高于少數成員的利益，即少數要服從多數；另一方面，集體主義還是個體行動原則，涉及個體利益時，以尊重個體“自覺自愿”選擇為基礎。如同情用藥，如果涉及公共利益，就不能完全尊重個體的自愿選擇；如果僅涉及個體利益，就要尊重個體的自愿選擇。因此，集體主義精神不應僅僅體現在一般的社會公共生活領域和突發事件處理中，也應當成為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重要價值導向之一，并能得到很好的體現。西方生命倫理原則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價值邏輯，強調個人權利對社會的優先性，主張個人利益是一切社會行為的歸宿，排斥并割裂了個人與社會集體的關系，容易使得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但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如四原則中的“自主原則”對個人尊嚴的尊重可以為我們提供方法論借鑒，自主原則須經過三個程序得以實現，一是理性思考，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自認為正確或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三是付諸行動。

3 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實現路徑

批判性借鑒西方生命倫理原則，認清醫學實踐、生命科學研究發展中技術至上主義、醫學資本化的挑戰，不僅要在理論上建構“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而且要在實踐中形成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行為共識，為此，要從話語闡釋、宣傳教育、法規建設等方面推進。

3.1 用中國話語闡釋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

建構“生命至上”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首先要處理好話語轉換的問題，建構區別于西方文化價值觀和倫理價值觀的中國生命倫理原則話語體系。

恩格爾哈特認為“中國學者有理由探討如何利用中國文化資源，充實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內涵，使中國的生命倫理學體系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保?1］因此，一方面，要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乎“生命至上”的經典合理地應用到現代生命倫理實踐中去，利用中國的文化資源來解釋、論證“生命至上”原則及其“生存、健康、尊嚴、秩序”等內涵，以指導解決我國生命倫理實踐難題。同時，從我國人民群眾看待生命的基本思維方式和日常表達習慣出發，對“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及其內涵進行通俗化、大眾化的闡釋，推動原則及其內涵貼近現實生活，為人民群眾所接受、認同及踐行。另一方面，全部脫離西方理論基礎是站不住腳的，不能全面拒絕排斥西方生命倫理原則，要辯證認識西方生命倫理原則的理論傳統，批判揭示其本質特征，在此基礎上實現對西方生命倫理原則的中國化解讀，明確“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是目的，西方生命倫理原則可以為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實現提供方法、手段。

3.2 加強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宣傳教育

生命倫理教育的本質就是要塑造人類對于生命發展和倫理問題的認識，加強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教育就是要消除分歧、凝聚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共識，更為重要的是促進社會各主體知曉、履行法定權利義務，有序參與我國生命倫理實踐活動。

為此，第一，拓寬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宣傳教育的對象范圍，應當面向廣泛的社會群體，諸如教師、學生、醫務工作者、生命科學家等，促進“生命”目的、集體主義價值共識的形成。第二，豐富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宣傳教育的內容，有觀點認為，“在生命倫理學界有一種說法，一些學者認為現在西方在生命倫理學方面研究比較全面，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打文化牌’，即主要利用來自中國文化的理論資源”［12］，這其實是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了爭奪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話語權的平臺，實質上，中國傳統文化并非話語爭奪的工具，而其蘊含的“人命至重，有貴千金”等經典恰恰是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宣傳教育的內容。因此要利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人們對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價值認同感。第三，創新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宣傳教育的方式，注重專業性教育與普及性知識的結合。如對從事生命技術、醫療服務的群體開展專業性的課堂教學、倫理培訓，根據生命技術涉及的倫理問題提供針對性的指導建議；對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少年開展生命健康、生命安全等知識性講座等。同時，利用多種載體宣傳生命科技倫理經典案例、政策法規、熱點新聞等內容?？傊?，通過加強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宣傳教育，最終要以思想、觀念上的共識促進行為、實踐上的共識。

3.3 完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治理體系

“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最終要回歸到解決我國現實生命倫理問題上，因此，要找準技術至上主義和醫療資本化的突破口。無治理則無倫理，讓生命科技造福人類而非成為攫取利潤的工具，讓科技進步與人文關懷相融合而非凌駕于人之上，既需要生命科學工作者的道德自覺，更需要完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的治理體系，為我國生命倫理原則實現提供法治保障。

因此，要以“生命至上”的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為指引。第一，在治理理念上，強調“生命”的目的性。國家在推進生命科技、公共衛生安全治理、公共政策發展過程中，需要充分考量生命生存、健康、尊嚴、秩序的邏輯次序；社會群體在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需要充分考量個人與群體生命生存、健康、尊嚴、秩序的關系，堅持群體優先原則。第二，在治理主體上，構建多元主體參與機制，發揮各主體在實現中國特色生命原則中的不同作用。如相關機構、學者開展我國生命倫理實踐調研，以提供知識論證；政府及生命倫理相關機構發揮制定、實施、審查、監管等職能；醫院、療養院等提供醫療服務。第三，在治理領域上，要覆蓋生命科學、人工智能、醫療服務等領域。比如，進一步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既要強化公立醫院的市場化主體地位和法人治理機制［13］，又要支持并監管社會資本參與，構建平等競爭的醫療市場環境，增加醫療市場活力。此外，還要堅持公共衛生服務公益性質，政府應加大對醫療服務資源的投入和供給力度，滿足社會公眾對醫療服務的多樣需求，確?！吧蹦康牡玫接行鋵?。第四，在治理方式上，要在中國特色生命倫理原則指引下增強評估、審查、監督、自治等方式的可操作性、體系化。比如進一步規范、完善生命倫理審查機制，加強制定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倫理審查標準、程序、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