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變？

摘?要

國際社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學術界對這場變局的根源探討眾說紛紜，對其前景的預測也各異其趣。本文在概括當今時代主要深刻變化的表征后，分析了大變局的根源在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權力結構的變遷，使處于該體系的核心力量通過作為其“上層建筑”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部分拋棄自由主義而試圖阻止體系內的權力變遷的持續，尤其表現為基于主權原則的開放交流日益被保護主義和大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和對抗意識所取代，從而導致時代巨變。未來世界秩序的前景取決于國際社會的共同選擇。為結束國際社會大變局帶來的混亂并重構一個更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將承擔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通過非激進主義的方式改造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所依賴的新殖民主義，并促進開放性主權原則的發展。

關鍵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新殖民主義?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全球南方

自21世紀10年代以來，以中美博弈和俄烏沖突為代表，世界幾大主要力量間的沖突和對抗急劇上升，地緣政治競爭似乎成為大國關系的突出底色。此外，經濟全球化被各類保護主義政策所戕害，若干排他性國際組織正逐漸超越世界貿易組織等開放性國際組織而成為另一種國際潮流。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力量正在一些國家興起，有些對其國內和所在地區政治生態產生了重要影響?；谏鲜霾煌瑢用娴募眲∽兓?，國際社會正進入一個相對動蕩和不確定性的時代。

本文基于宏觀層面時代劇變的主要表現，嘗試從理論上闡述造成今日時代劇變的根本原因及重塑世界秩序穩定性的可能途徑。本文認為，如今各國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源在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權力結構的變遷導致該體系不穩定，由此，作為該體系“上層建筑”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發生變化，從而改變了固有的國際社會基本面貌。這也意味著，當今世界某種程度的失序實際上正在改造以新殖民主義體系為內核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使其更加公正與合理。在世界秩序重塑及重新走向穩定的過程中，全球南方將具有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并發揮獨特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將分為以下幾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概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表征；第二部分闡釋當今時代變局發生的兩個維度，即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之間的關系；第三部分論述當今時代大變局的邏輯或根源，即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各自的變動及雙方互動穩定性的坍塌；第四部分將探討全球南方在重塑世界秩序過程中的地位和局限性。在結論部分，本文將表明，未來更為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重塑可能只能采取非激進主義方式，通過改造新自由主義及鞏固“開放性主權”，以逐漸顛覆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核的新殖民主義為最主要目的。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表征

有關當前世界巨變的論述汗牛充棟。整體上看，中國學者著重從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的角度討論國際力量格局變化及其引發的后果。譬如王健等認為，“國際秩序與世界格局的變化密切相關，權力決定格局，格局制定規則，規則形成秩序。以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志，‘全球南方（Global?South）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全球力量對比發生了新變化”。整體而言，中國學者較為重視力量變遷及其后果。

王健，任琳，吳洪英，等.國際秩序變動中的“全球南方”與中國角色＼[J＼].西亞非洲，2023（6）：333+159160.另參見：?徐秀軍，沈陳.?“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J＼].?國際問題研究.?2023（4）：?6478+13613;張建新，董雅娜.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終結＼[J＼].國際觀察，2022（6）：2353;韋宗友.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秩序的演進＼[Z＼].作者參加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七屆鐘山論壇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趙洋.自由國際秩序的轉型與混合型秩序的興起＼[J＼].國際論壇，2021（5）：323+155;蔡拓，張冰冰.從國家主義走向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辨析與反思＼[J＼].探索與證明，2022（7）：3146+177.西方學者則較強調國際秩序的改變，關注西方自由主義秩序遭受的沖擊，及由此帶給西方社會的影響，如約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就聲稱西方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正遭遇“權威危機”

G?John?Ikenberry.?The?Future?of?Liberal?World?Order＼[J＼].?Japanese?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2015，?16：?451.另參見：Constance?Elaine?Duncombe，?Tim?Dunne.?After?Liberal?World?Order＼[J＼].?International?Affairs，?2018，94：?2542;?Riccardo?Alcaro.?Contestation?and?Transformation：?Final?Thoughts?on?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J＼].?The?International?Spectator，?2018，53（1）：?152167.。概言之，中國學者抓住了國際轉變中的動力因素即國際格局的變化，而西方學者則著眼于國際秩序等更為軟性也更為直接的變化的表現與后果。根據目前學術界對國際大變局的眾多論述，本文將“國際大轉型”（great?transformation）

大轉型最初是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的書名，論述了市場經濟興起期間英國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如今，這一詞匯被西方學者用以描述如今世界發生的急劇而深刻的變化。參見：?Ian?Clark.?Another?“Double?Movement”：?The?Great?Transformation?after?the?Cold?War？?＼[J＼].?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001，27：237255;?Michael?Cox，?Tim?Dunne，?Ken?Booth.?Empires，?Systems?and?States：?Great?Transformations?in?International?Politics＼[J＼].?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001，27（5）：?115.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早在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講話中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眳⒁姡毫暯浇右?017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并發表重要講話＼[EB/OL＼].新華社（20171228）＼[202310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025035081551178&wfr=spider&for=pc.的主要表現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格局的變化

國際格局是對國家間力量對比的陳述，國際社會的力量分配決定著國際社會的基本狀態或秩序。

如今，國際社會長期固有的力量分配已被打破。這一變化尤其發生在冷戰結束后，主要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這在經濟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整個西方經濟占全球經濟比重持續下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力量持續上升。如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總量基本追平發達經濟體經濟總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意味著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上升將轉變為國際社會一股新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力量，從而對西方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優勢構成挑戰。

中國是上述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中最為突出的案例。這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一部分，還意味著一種古老的國際現象——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對抗——的出現，

Graham?Allison.?The?Thucydides?Trap：?Are?the?U.S.?and?China?Headed?for?War？?＼[EB/OL＼].The?Atlantic（20150924）＼[20231017＼].?http：//tripoetry.com/BEINGBLACK/FACTS/DESTINEDFORWARThucydidesTrapThe%20Atlantic.pdf.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決定變動的國際格局的未來。因此，當前充滿復雜性并且時緩時烈的中美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國際格局的面貌。如今，美國拜登政府承接了之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精髓并有所深化，“以自己的獨特方法，把特朗普的對華強硬政策在總體上推得更遠”

周琪.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顯現全貌＼[J＼].當代美國評論，2022，6（4）：5278+120121.，包括實施對華經貿關系“去風險”，在經貿、科技、教育和人文領域減少雙邊交往，從而使中美博弈日益復雜且充滿不確定性。

究其原因，美國對華政策中對抗性成分的日益增長源于中美實力對比在冷戰結束后發生了顯著變化，美國感到自身在國際社會的主導地位受到威脅。這一實力對比變化導致的美國對自身國際地位認知的變化是美國大幅改變對華政策的主要原因。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南方的群體性崛起并沒有導致北方國家或西方對全體南方的敵視，或使美國采取類似針對中國的對抗性政策來針對絕大多數其他南方國家。這可能反映出，對西方而言，其他南方國家崛起較之中國崛起對于國際格局改變的意義有所不同。即使部分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也可能只改變力量分配，不太可能快速或頑強地改變固有國際關系中包含的國際規則。因此，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力量崛起具有特殊性，它會“削弱自由主義國家對世界的影響”

Bruce?Jones，?Andrew?Yeo.?China?and?the?Challenge?to?Global?Order＼[J＼].International?Journal?of?Advanced?Research?in?Global?Politics，?Governance?and?Mangement，2023，4（1）：8082.，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自由主義秩序。

Christopher?A?McNally.?Chaotic?Mélange：?NeoLiberalism?and?NeoStatism?in?the?Age?of?SinoCapitalism＼[J＼].?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2020，27：?281301.因此，在西方看來，中國崛起會改變西方所堅持的國際交往原則或西方主流價值的影響力，以及固有的國際秩序，然而大多數其他崛起中的南方國家并沒有這種意愿或能力。

（二）國際交往原則的變化

國際格局或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只反映出國際社會中物質因素分配的變化，但若力量對比沒有改變國際秩序中的國際交往原則，則從宏觀上看并不具備太大意義或影響。因此，國際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基礎性的但并非最深刻的國際社會變遷，最大的改變來自國際交往原則或方式的變化。

冷戰結束后，國際社會很快接受了經濟全球化或全球化了的國際經濟。在所謂西方贏得冷戰的基礎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高呼“歷史的終結”，認為“經濟增長需要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發展”。

Pierre?Lemieux.?Fukuyama：?Interesting?Books，?With?Some?Baggage＼[J＼].Regulation，2022，45（3）：4853.現實中，包括中國在內受困于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都踴躍加入支持自由主義經濟的世界貿易組織，并支持本國更為開放的市場經濟的發展。

鹿野.回眸社會主義國家與世貿組織及其前身的關系＼[EB/OL＼].搜狐網（20171206）＼[20230929＼].https：//www.sohu.com/a/208781229_425345.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基本上是基于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突飛猛進的時代，國際社會深信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所宣稱的“地球是平的”的表述。

Thomas?L?Friedman.?The?World?is?Flat：?A?Brief?History?of?the?TwentyFirst?Century＼[M＼].?New?York：?Farrar，?Straus?and?Giroux，2005.

然而，自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實施以對華貿易摩擦為代表的對外經貿保護主義政策開始，全球化就已受到嚴重削弱，盡管之前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運動此起彼伏，但基本限于市民社會所發動的自下而上的抗議。

Adam?Warner.?A?Brief?History?of?the?AntiGlobalization?Movement＼[J＼].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Review，2005，12（2）：237267.?然而，當全球最為強大的貿易和投資實體開始在官方層面實施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措施時，國際社會的經濟自由主義精神就此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且對自由主義精神的逆反也被傳導到世界上其他主要經濟體，引發全球性的逆經濟全球化潮流。時至今日，美國政府正實施更為保守的政策措施，包括對華經貿“脫鉤”或“去風險”政策，在高科技領域的“小院高墻”政策，以及通過針對本國產業的保護措施，如推出《通脹削減法案》（The?Inflation?Reduction?Act）等；作為全球三大經濟體之一的歐盟則通過諸多技術性壁壘來保護自身市場，如實施“外資審查機制”、收取“碳邊境稅”、實施對華經貿“去風險”政策?Dalibor?Rohac.?The?EU?and?America?Are?Sliding?into?Protectionism＼[EB/OL＼].?（20221203）＼20231102＼].?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theeuandamericaareslidingintoprotectionism/.等。

隨著自由主義經濟及其“外溢”效應的終止或減弱，地緣政治競爭或對抗日漸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現象，西方社會開始鼓吹和追逐地緣政治優勢。作為霸權國家的美國一直是地緣政治行為體，從未放棄過在不同地理區域范圍內的主導權，比如對運營海外軍事基地的癡迷，以及近些年來在印太地區挖掘戰略潛力。另外，美國的地緣政治競爭主要針對中國和俄羅斯，尤其試圖通過概念化“民主—威權”的敘事來構建類似冷戰的全球性意識形態對抗，從而在政治和安全優勢的爭奪中增加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優勢的競爭。歐盟則受2014年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以及2022年“俄烏軍事沖突”的爆發刺激，開始向“地緣政治力量”身份轉化，

Sébastien?Lumet，?Elie?Perot.?Europes?Geopolitical?Necessity＼[J/OL＼].?Internationale?Politik?Quarterly，Mar?02，2023＼[20230605＼].?https：//ipquarterly.com/en/europesgeopoliticalnecessity.不再滿足于“規范力量”的自我標榜。

西方地緣政治競爭是對經濟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經濟的背離，也是對后者日益衰退的反應。最終，它在快速改變固有的國際交往原則，一種基于新自由主義的國際交往方式（在一定意義上曾被西方稱為“華盛頓共識”）逐漸被地緣政治競爭、對抗意識和政策手段腐蝕。然而令人費解的是，西方的反經濟自由主義和實施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的手段被宣稱為恢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途徑。因此，西方實施的手段和所宣稱的目標之間存在明顯沖突，這令人相當困惑，也導致目前國際社會的不穩定。

（三）新的“政治繁榮”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現出嚴重“衰敗”，?民眾參與“選舉政治”的熱情日益缺乏。然而，伴隨國際關系重大變化的是全球主要力量的內部政治光譜在變換，尤其體現為“身份政治”的興起和“極化”現象的產生，它們在整體上提升了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從而導致新的政治的“繁榮”。

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發展在西方社會日益流行?！吧矸菡J同已成為西方式民主社會中最兩極分化和最沖突的術語之一”

Simon?Bein.?The?Dysfunctional?Paradox?of?Identity?Politics?in?Liberal?Democracies＼[J＼].?Zeitschrift?für?Vergleichende?Politikwissenschaft，?2022（4）：?221246.?，它傾向于內向的、將認同范圍逐漸縮小的、希望回歸傳統的身份重塑，在此過程中，政客利用民眾情緒逐漸在政壇嶄露頭角，并煽動這種情緒在民間不斷發酵以謀取在權力舞臺的更高地位。身份政治的繁榮在西方的典型表現是民粹主義（populism）的興起。盡管民粹主義的起因有很多，

Michael?Cox.?Understanding?the?Global?Rise?of?Populism＼[Z/OL＼].?LSE?IDEAS（201802）＼[20231015＼].?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LSEIDEASUnderstandingGlobalRiseofPopulism.pdf.但它在西方發展的后果大同小異，即傾向于一種更為狹窄和傳統的身份認同或“加劇的身份分裂”，及對外部影響的深惡痛絕。

Andrés?Velasco.?Populism?and?Identity?Politics＼[J＼].?LSE?Public?Policy?Review，?2020，?1（1）：?18.

身份政治不僅在西方大行其道，也成為非西方社會的重要現象。

Walter?Russell?Mead.?Identity?Politics?Goes?Global：?MultiEthnic?States?from?South?Africa?to?Central?Asia?Are?Starting?to?Come?Apart＼[EB/OL＼].?The?Wall?Street?Journal?（20210906）＼[20231005＼].?https：//www.wsj.com/articles/identitypoliticsglobalsouthafricanationalismnigeriacameroonsudanjihadistsectarianconflictviolenceethniccleansing11630959591.基于主權的、民族的和排斥被外部影響的思想觀念在一些非西方國家逐漸流行，可能會被包裝上“愛國主義”或本土宗教的合法外衣，并充斥在文化、藝術、媒體和政策領域。換言之，非西方的民粹主義力量在地緣政治競爭背景下包含著明顯的反西方色彩。

在身份政治流行的時代，政治極化（political?polarization）成為必然后果。極端政黨正嶄露頭角，甚至大行其道，不斷通過侵蝕傳統政黨的影響來彰顯自身的合法性（legitimacy）。極端政黨正嚴重改變所在國家的固有政治生態，西方政治正被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敘述束縛，傳統的左、中、右政黨被極端政黨塑造，否則將難以贏得公民選舉。

簡軍波，方炯升.歐洲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及其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J＼].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7（1）：161174.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方的民粹主義喚醒了許多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公民的政治熱情。在非民主國家，政治極化現象盡管不太表現為極端政黨興風作浪與傳統政黨被迫轉型，但體現為極端政策尤其是保守政策的頒布，比如對傳統的癡迷、對愛國主義的扭曲性強調或對本土宗教主義政策的支持等。

（四）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與國際關系的變化

顯而易見，單純科技發展無法改變時代特質。作為生產生活工具，科技對人類社會時代特質最大的改變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國際力量的重新分配及其使用。這意味著，科技鴻溝在較大程度上決定著不同國家間的力量鴻溝。因此，科技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本身的動力，而是國際社會對科技發展的運用（包括壟斷）會帶來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

D?W?Drezner.?Technological?Chang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J＼].International?Relations，?2019，33（2）：286303;?余南平.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探究＼[J＼].國際問題研究，2023（4）：7996+137.

如今，大多數高科技都會顯著地對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像美國這樣掌握最多高科技的國家正試圖壓制中國等國家獲得更多技術發展能力。如果壓制是成功的，美國將仰賴高科技優勢而持續保持比中國更為強大的綜合實力，這將顯著決定國際秩序的未來。反之，如果壓制失敗，也會對未來國際秩序產生深刻影響。

因此，高科技的突飛猛進會明顯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同時在知識產權依然受到嚴格保護、科技轉移在特定國家間存在強大的政治和技術障礙、科技運用的道德要求存在國家間差異時，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會改變或塑造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從而對國際格局造成影響。

二、理解國際大變局的維度之一：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上述內容只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表征，若探究“大變局”的根本原因或實質，應從下述兩個維度著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其中，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世界秩序的物質基礎，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則是整個世界秩序的上層建筑。

（一）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當代世界秩序奠定物質基礎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上是按照同心圓組成的等級體系，處于圓心的是這個體系的核心力量或國家，圍繞圓心的則是半邊緣和邊緣國家。依據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有關“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Theory）的論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存在三重結構：核心、邊緣及介于二者間的半邊緣。核心國家是那些在世界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依靠先進技術和工業產品控制支配其他國家的國家；邊緣國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而受控于核心國家的國家；半邊緣國家指那些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邊緣國家，又在某種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國家的國家。

Daniel?Chirot，?Thomas?D?Hall.?WorldSystem?Theory＼[J＼].?Annual?Review?of?Sociology，?1982，8：81106.顯然，三重結構形成了一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等級秩序（hierarchy），它和現代國際關系無政府狀態（anarchy）形成了鮮明對照?？梢哉f，“不論在現實主義學派還是許多自由主義理論那里，無政府狀態都被假設為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本質區別，而且也是國際社會最本質的特征所在”

信強.“無政府狀態”證義［J］.歐洲研究，2004（3）：28.。不過，現實地看，現代國際關系中因各國實力差異而存在偶發的主導和被主導的國家間關系及由此構成的等級秩序，比如霸權及其扈從所構成的等級狀態。但比較而言，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等級秩序大體自發形成，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的霸權等級體系卻是有意建構。另外，霸權體系所覆蓋的國家數量有限，無法將全球所有國家涵蓋在內。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等級結構不能簡單映射到現代國際關系之上，成為現代國際關系在政治上的等級秩序。

然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給現代國際關系的終極狀態提供了最為堅實的物質基礎。處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核心的國家和力量大體也是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掌握全球事務議程設定、多邊主義主導權和輸出價值觀、規則和規范的國家和力量。半邊緣國家的政治影響力也明顯大于邊緣國家影響力。這種有趣的對應關系意味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奠定了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物質基礎，使在經濟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或力量大體上也成為在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的主導力量。

（二）（新）殖民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核和本質

歷史地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最顯著特征是它從一開始就具有殖民主義性質，是一個殖民主義體系?，F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就是西方主導的全球殖民主義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歷程，

Gurminder?K?Bhambra.?Colonial?Global?Economy：?Towards?a?Theoretical?Reorientation?of?Political?Economy＼[J＼].?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2021，28：?307322.殖民主義貫穿整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歷史。

具有全球意義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起源于大航海之后西方開啟的海外殖民和奴隸貿易。據此，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或殖民主義體系可以說開始于1415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北部攻占阿拉伯城市休達（Ceuta），“這一事件標志著歐洲人探險和控制海外領土的開端”

朱孝遠.大航海：世界貿易體系的形成＼[EB/OL＼].澎湃新聞（20230421）＼[2023110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791700.。歐洲在殖民探險和殖民統治基礎上開啟了全球性生產和貿易活動，故而殖民主義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一開始就具有全球性。

然而建立在赤裸裸的殖民主義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19世紀末遭遇了嚴峻挑戰：一是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二是殖民地反抗。從《共產黨宣言》發表開始，人類社會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控訴不斷，而當這一剝削通過殖民主義體系向全球蔓延后，共產主義運動及隨后的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將已基本全球化的殖民體系撕開了裂痕。列寧領導的俄羅斯蘇維埃革命及隨后蘇聯的建立，撕開了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罩袍，這些“擺脫帝國束縛的廣泛的全國性斗爭將切斷西方資本主義獲得殖民地超額利潤的途徑，而大都市的革命工人將粉碎其引擎室中的利維坦”

Barnaby?Raine.?The?AntiColonial?Revolt?Was?Key?to?Lenins?Vision?of?Revolution＼[EB/OL＼].?Jacobin（20210103）＼[20230925＼].?https：//jacobin.com/2021/03/leninimperialismanticolonialismempire;?Talbot?C?Imlay.?International?Socialism?and?Decolonization?during?the?1950s：?Competing?Rights?and?the?Postcolonial?Order＼[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2013，118：?11051132.，也催生出了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沉重打擊了殖民體系，尤其為后續的全球反殖民運動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在亞非拉落后國家和殖民地迅速崛起，比如，中國和印度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開始了針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暴力或非暴力反抗，這些對西方殖民主義統治構成了最直接的挑戰。

在反殖民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雙重沖擊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被迫作出調整，即二戰后的殖民主義轉向新殖民主義。這表明，殘酷地通過領土侵占和暴力脅迫所維持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統治與剝削方式已不得人心，西方殖民者只能以一種更為隱蔽與柔性的方式繼續剝削和壓迫前殖民地國家，這就是新殖民主義。

有關新殖民主義的最早理論闡述見于時任加納總理克瓦米·恩克魯瑪（Kwame?Nkrumah）在1965年于《非洲統一組織憲章》（Organisation?of?African?Unity）的序言及其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后階段》（NeoColonialism，?the?Last?Stage?of?Imperialism）。恩克魯瑪認為，一個國家在理論上可能獨立，并擁有主權所有特征，但其經濟體系和政治政策卻由外部所指導，西方對非洲的殖民控制轉向新的方式。新殖民主義理論后來由“依附論”和“后殖民理論”發揚光大，但總體而言，新殖民主義意味著以隱蔽和柔性的方式對他國進行剝削、壓迫和控制。

從制度來看，冷戰期間新殖民主義體系通過兩個維度得以建構與鞏固：一是歐洲針對非加太集團（ACP）的各項經貿協定的簽署，二是美國主導的有關全球貿易與發展援助的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成立。二戰結束后不久，西歐開始一體化進程，但它從一開始就對與歐洲的前殖民地的特殊經貿關系作了系統化安排，這體現在歐共體在《羅馬條約》中對非洲等地區的前殖民地國家的特殊安排（所謂“聯系制度”）及后來和非加太集團簽訂的《雅溫得協定》和《洛美協定》中。

Johan?Galtung.?The?Lome?Convention?and?NeoCapitalism＼[J＼].The?African?Review：?A?Journal?of?African?Politics，?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Affairs，?1976，6（1）?3342;?Ebru?Ogurlu.?European?NeoColonialism?in?Africa＼[J＼].?Uluslararas?Politik?Ara瘙 塂

trmalar?Dergisi，2018，?4（2）：121.通過這些協定，歐共體與非加太地區前殖民地國家維持著新的經貿上的依附與被依附關系，即實質上的殖民主義關系。而美國通過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制中的優勢，以發展援助方式向受援國輸出政治和社會改革要求。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常遭遇新殖民主義指控，并且其“干預主義經濟政策往往是借款國政治動蕩的根源”

Joyce?Chen.?Neocolonialism?and?the?IMF＼[J/OL＼].Harvard?Political?Review（20211021）＼[20231016＼].?https：//harvardpolitics.com/neocolonialismimf/.。

因此，冷戰時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殖民主義體系轉變為新殖民主義體系遭遇了正反兩方面的沖擊。其一，社會主義國家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對美歐主導的殖民主義體系進行深刻腐蝕、瓦解和突破，諸多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反對美國霸權和歐洲殖民統治，使舊式殘酷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其二，歐美在制度上造就和鞏固了新殖民主義體系，本質上延續了對廣大非西方世界的剝削和壓迫。

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的興起使歐美主導的、建立在新殖民主義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得以真正實現全球化，“盡管經典殖民主義幾乎消失，但在世界許多地區，它已被各種形式的新殖民主義取代”

Faleiro?Eduardo.?Colonialism，?NeoColonialism?and?Beyond＼[J＼].?World?Affairs：?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Issues，?2012，16（4）：1217.

。

縱觀歷史，自16世紀以來的全球秩序的物質基礎實際上是基于（新）殖民主義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幾個世紀的延續，它從一開始就具有全球化趨勢。然而該體系包含的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本質是剝削和壓迫，處于系統主導地位的力量通過在全部經濟活動中依賴暴力或軟暴力取得優勢，并依據這一優勢榨取本應讓被殖民對象獲取的勞動報酬和國家財富。

三、理解國際大變局的維度之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

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發源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后者發展出了以主權為基礎的政治框架和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

（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淵源，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了道路

從源頭來看，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并非一開始就和以殖民主義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直接關聯?，F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源自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源自民族國家主權觀念的塑造及其實踐，其象征事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Treaty?of?Westphalia）的簽訂。因此，建立在殖民主義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上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最初在形式上各自獨立演化。

然而，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新）殖民主義還是基于民族國家而建立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實際上都最終服務于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新）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力量對外擴張的方式和內在體現，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一開始就為資本主義各要素在主權范圍內的自由流動提供穩定和沒有阻礙的統一市場。盡管《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的直接動因在于平息新教國家和天主教國家間的宗教仇恨，但“建立現代國際關系框架，國家主權概念、國家間調解和外交都起源于該和約的文本”

Steven?Patton.?The?Peace?of?Westphalia?and?it?Affects?on?International?Relations，?Diplomacy?and?Foreign?Policy＼[J＼].?The?Histories，?2019，10（1）：9199.。因此，《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盡管是出于宗教寬容與和解，但客觀上也是對絕對主義（absolutism）——主權國家的早期階段——在歐洲發展的初步交代，

郭臺輝.四種絕對主權形態的時空架構——評《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J＼].社會，2010，30（3）：?161174.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可視作主權發展的必然結果，反過來又推進了主權國家的形成和鞏固，這為資本主義所渴求的國內市場的統一鋪平了道路，也為之后的對外擴張奠定了基礎。

（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上層建筑，發展出特定政治框架和意識形態理念

若二戰前的殖民主義體系和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并基于主權而建構起來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各自獨立發展，皆服務于歐洲及后來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需要，那么二戰后，民族國家的大量獨立則使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成為以新殖民主義體系為內核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上層建筑，為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滋生出了特定的政治框架和意識形態理念，以實現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正?；??？梢哉f，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現代世界秩序的一體兩面。

其一，從形式來看，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提供了一個政治框架，即主權原則與基于主權原則的各種國際安排。

“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一詞傳達了一種特殊的地緣政治安排，……賦予國家在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的情況下管理其對外事務的權利”

Harald?Bauder，Rebecca?Mueller.?Westphalian?Vs.?Indigenous?Sovereignty：?Challenging?Colonial?Territorial?Governance＼[J＼].?Geopolitics，2023，28：156173.。是故，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開始，主權原則被視為國際關系的基本和首要原則。在此基礎上，一系列多邊主義機構后來被不斷創制，它們在形式上都基于主權原則，賦予成員國獨立參與權利及地位。

主權原則作為上層建筑的表現形式，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反作用力，它粉飾了新殖民主義的非法性（illegitimacy）。在經濟全球化（這里指二戰后民族國家獨立后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普及進程）時代，它使在全球經濟中具有主導優勢的國家（主要是西方國家）無法全面滲透、壟斷進而無限制地剝奪和剝削更為弱勢的民族國家的市場，后者依據主權權利，通過關稅、技術性壁壘及在雙邊和在多邊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中的談判部分維護本國利益。當然，通過主權權利維護本國利益不受資本主義全球化侵害也適用于西方國家在某些領域的利益維護，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可以在所有領域獲得經濟主導優勢。因此，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所強調的主權原則在抵制現代資本主義擴張的無序和殘酷競爭時，維護了所有國家的部分相對利益，使西方主導的殖民主義體系原有的殘酷性得到部分掩蓋或以更為委婉的方式表達，最終維護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穩定性，不至于因新殖民主義體系下核心國家的涸澤而漁而導致整個體系的崩潰。

其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塑造了一套意識形態敘事，其中最核心的敘事是自由主義。

為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發展出了一套基于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敘事。若論自由主義的現代起源，它最早來自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啟迪及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

Daniel?B?Klein.?The?Origin?of?“Liberalism”＼[R/OL＼].?The?Atlantic（20140213）＼[20230918＼].?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02/theoriginofliberalism/283780/.亞當·斯密（Adam?Smith）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后來經由美國獨立運動和建國得到推廣，最終在二戰后成為西方世界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冷戰結束后，它被后社會主義國家及與西方高度相互依賴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接受，以至于自由主義成為所有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核心意識形態。因此，自由主義作為啟蒙思想的具有混合含義的產物，最終演變為現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它不僅通行于國家內部，成為所有實施市場經濟的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也同樣被用于國際經濟交流中，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及背后的剝削成為一種無堅不摧的覆蓋地球各個角落的人類活動。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為讓本國資本和歐洲資本在全球（尤其是中國）競逐而提出過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門戶開放”政策，

Michael?Patrick?Cullinane，?Alex?Goodall，?Martin?Halliwell，?Emily?West.?The?Open?Door?Era：?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in?the?Twentieth?Century＼[M＼].?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17：111.即使像英國這樣的前殖民國家，對發動鴉片戰爭的狡辯依然是運用自由主義邏輯。

Harvey?R?Carter，?James?Corcoran.?The?Opium?War?in?China：?An?Analysis?of?Great?Britains?Use?of?War?as?an?Element?of?Power＼[EB/OL＼].（19900430）＼[20231010＼].?https：//apps.dtic.mil/sti/tr/pdf/ADA223325.pdf.因此，自由主義不僅被當作國內政治意識形態而推廣，也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成為開拓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跨國發展的工具。

自由主義除了適用于國際經濟領域，也被逐漸運用于國際政治領域，從而使自由主義發展成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最為強勢的意識形態之一。在距今最近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繼承者雅爾塔體系或聯合國體系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多項“權利公約”的形式被表達出來?？梢哉f，聯合國體系的基本理念基礎大部分脫胎于二戰期間英美兩國發布的《大西洋憲章》，它“預示了《紐倫堡憲章》的法治方向、《聯合國憲章》闡述的集體安全，甚至是布雷頓森林憲章的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等等。

David?Brazier.?The?Atlantic?Charter：?Revitalizing?the?Spirit?of?the?Founding?of?the?United?Nations?over?Seventy?Years?Past＼[EB/OL＼].?＼[20230912＼].?https：//www.un.org/en/chronicle/article/atlanticcharterrevitalizingspiritfoundingunitednationsoverseventyyearspast.由此可見，包括《大西洋憲章》在內的出自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文獻的基本思想大體能追溯至英國自由主義啟蒙先賢的啟示。因此，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毫無疑問被注入了自由主義理念，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也繼承或移植了這種理念，體現為對多邊主義和國家開放的推崇，以及對與自由主義理念相關聯的其他價值觀念的尊重，包括民主、人權和法治等。

因此，當代新殖民主義體系對非西方的壓迫和剝削在非西方學術界沒有得到重視和更為強烈的批判，原因在于它得到了多方面的辯護。一是自由主義的迷惑性。它在形式上唾棄殖民主義中存在的暴力等強制性措施，進而以一種與前殖民地和解和對方“同意”的、相互“自由交易”的方式繼續從對方那里獲取在貿易、投資、政治與文化領域的壟斷或優勢地位，這容易掩蓋新殖民主義的剝削性和壓迫性。二是通過主權原則所建構的國際關系及其包含的國家主權平等的意識形態敘事，使國家間剝削與被剝削關系被形式上的國家平等關系掩蓋。三是部分處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半邊緣國家，雖然本質上受到核心力量一定的壓迫和剝削，但因為其在該體系內依然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成就，有成為體系核心的潛力，因此反抗該體系的動力不強，甚至有部分半邊緣國家維護該體系?；诖?，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為以新殖民主義為內核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奠定了合法性及穩定性基礎。

四、國際大變局的邏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互動穩定性的坍塌

如果說（新）殖民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表達和運作形式，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乃至整個世界秩序的“物質基礎”，那么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則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上層建筑”?，F代國際關系體系在提供主權原則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構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并維護其穩定性。換言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依其經濟基礎為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奠定相對恒定的權力等級秩序，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為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提供新殖民主義的“合法”方式，并通過主權原則粉飾殖民主義的剝削性，從而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之間達成穩定的“能量傳輸”，世界秩序也因此得以維持。

然而，當今時代，無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還是現代國際關系體系都發生了內在動蕩與變遷。其中，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權力分配發生了新的位移，體系內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心力量并不愿意接受優勢流失的結局，希望通過打破常規維護之前的優勢地位。因此，目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核心力量的相對衰落及不愿接受這一可能結局的結果，就是核心力量不再在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堅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由此導致的局勢變化也正鼓勵一些具有野心的非核心國家試圖在混亂的局面中通過損害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的主權原則而獲利。

第一，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核心國家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優勢在流失。在貿易領域，如前所述，盡管歐美依然是全球貿易的主角，但其對外貿易在全球的比重持續下降。以歐盟為例，它與非洲的貿易比重正在被其他新興國家與非洲的貿易量不斷超越。在投資領域亦是如此。

Witney?Schneidman，?Joel?Wiegert.?Competing?in?Africa：?China，?the?European?Union，?and?the?United?States＼[EB/OL＼].?（20180419）＼[20230918＼].?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804190817.html.歐盟甚至認為，外來投資正在對本土安全造成潛在沖擊，對西方價值觀和規范形成威脅。歐盟聲稱，“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和軍民兩用商品出口的控制有助于確保歐盟的安全和保護人權”

Trade?and?Security：?Commission?Highlights?Work?to?Defend?EU?Interests?and?Values＼[EB/OL＼].（20211123）＼[20230915＼].?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226.。在科技領域，西方也越來越難以利用過去對高科技知識產權的壟斷和科技應用優勢來不成比例地獲取出口產品的超額利潤及軍事優勢。如今舊有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被打破，歐美處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頂端，牢牢控制經濟利潤流向的能力被大幅削弱，影響、制約和控制其他國家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第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被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力量部分拋棄?，F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核心區域或主導力量不甘愿接受在體系內的優勢流失，試圖通過改變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來改變整個局面，而不是通過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競爭重新獲取丟失的優勢。

Michael?D?Swainea.?Smarter?U.S.?Strategy?for?China?in?Four?Steps＼[EB/OL＼].?（20200108）＼[20230910＼].?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1/08/smarteru.s.strategyforchinainfourstepspub80730.基于此，原本維持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穩定性的“自由主義”受到核心區各種保護主義措施的破壞。

不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力量對自由主義的拋棄具有選擇性，只針對能夠危害其優勢地位的半邊緣國家，而在核心力量內部及針對邊緣和部分尚未威脅其優勢的半邊緣國家大體依舊實施自由主義策略。然而在整體上，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核心不接受體系內經濟力量分布的改變，并試圖通過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改變逆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趨勢，這在整體上會導致世界失序。

第三，一些具有野心的國家對主權原則造成直接沖擊。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秩序發生動搖，并傳導到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導致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加劇的背景下，一些對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充滿怨恨和具有野心的國家試圖從混亂中尋求額外權力。2023年發生的巴以沖突就具有類似性質。一些地區性中等強國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的歐美重要扈從，其對外政策也正發生急劇調整?！皬捻n國到尼日爾，再到新的金磚國家成員，各國有能力推進自己的目標和利益，而不是宣誓效忠超級大國”

Mark?Leonard.?This?Cold?War?Is?Different＼[EB/OL＼].?（20230901）＼[20231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ewuschinacoldwarglobalorderfragmentationnotpolarizationbymarkleonard202309.，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正體現出更為進取或更具攻擊性的野心，以期在當前混亂中獲得通常難以獲取的額外權力。一些南方國家的舊有矛盾在西方力量部分退卻后重新破壞地區穩定。其他國家則試圖在大國博弈中“騎墻”（hedging），其中“一些國家奉行嚴格的不結盟，一些國家希望與美國有更多的聯系，同時仍追求對華‘軟平衡，還有一些國家維持與美國的正式聯盟”，而這些國家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可能“在決定國際體系的未來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Tim?Sweijsand，?Michael?J?Mazarr.?Mind?The?Middle?Powers＼[EB/OL＼].?（20230404）＼[20231012＼].?https：//warontherocks.com/2023/04/mindthemiddlepowers/.。

總之，作為物質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生了權力和優勢的重新分配，導致核心力量有選擇性地堅持自由主義理念，以壓制來自半邊緣區域的競爭優勢和阻斷競爭的持續性，最終維持在經濟領域的固有優勢。然而，對自由主義的戕害投射到作為其上層建筑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之上后，國家間的正常開放無法維持，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也無法堅持主權平等來確保無差別的國際多邊機制合作與雙邊交流，從而造成一部分國家對另一部分國家在政治上的歧視。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巨變是當前世界秩序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變化則成為反映這種巨變的重要表征，并發揮其能動作用。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權力轉移及其對這種變化的抵制，就不會導致今天國際關系體系中的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和國家間開放性的降低。

五、世界秩序重構的主體：全球南方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變動導致現代國際關系體系變動，從而打破了兩大體系間的穩定性，世界進入部分失序狀態。我們必須厘清當前世界失序的性質。之前的穩定性基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的穩定，由此維持著與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之間的穩定，從而保持世界的穩定，世界各國也從這種穩定性中獲得經濟發展機會，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新興經濟體從這種穩定性及由此催生的全球化之中獲益。然而，從本質來看，上述穩定性背后包含著西方作為核心區對廣大半邊緣和邊緣區的盤剝，在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上就顯示出西方的霸權主義和政治、安全與文化領域的主導優勢。我們不能忘記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核是新殖民主義，較之殖民主義時代，它盡管顯得更為溫和，但終究對非核心國家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在世界大變局的背景下，作為被持續盤剝的全球南方實際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反擊新殖民主義，將更多公平與正義注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是故，目前西方正考慮如何恢復其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失去的優勢，而全球南方應考慮如何在全球化中擺脫，至少弱化被西方盤剝的命運。要讓當前的世界失序狀態走向更符合作為全球弱勢力量的全球南方的利益，走向更為公正的新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需作出自身努力。

（一）作為秩序重構的主體

首先，在大變局時代，世界秩序的重構實際上包含多種可能性：恢復一個穩定的、以新殖民主義為內核或工具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這也是西方的目標）；形成一個更為野蠻的、類似于殖民主義時代以赤裸裸的暴力剝削為特征的秩序；塑造一個全新的、超越新殖民主義體系的、更為公正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等等。這些不同的世界秩序的構建都會導致截然不同的作為其上層建筑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重構。這意味著，當前“混亂”結束后的世界秩序前景不完全取決于歷史的某種神秘慣性或決定性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國際力量的自主選擇，不同選擇會建構不同的世界秩序圖景。

其次，作為全球南方在重構世界秩序中的功能應得到清晰界定。既然從“失序”到“有序”的過程是國際社會競爭和選擇的結果而非完全自然進化的結果，則在重構更為公正美好的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全球南方應發揮重大作用。從公正角度及全人類整體歷史發展方向而言，需要全球南方提出自己的方案并推動新秩序建構，而不能寄希望于正試圖鞏固新殖民主義體系的核心區域的努力。要明確全球南方在建構“去新殖民化”（deneocolonization）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則理解“全球南方”在理論上的含義就顯得非常必要。

“全球南方”（Global?South）一詞由西方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Carl?Oglesby）在1969年首次使用。他在天主教雜志《公益》（Commonweal）上撰文指出，越南戰爭是北方統治“全球南方”歷史的頂峰。

Jorge?Heine.?The?Global?South?Is?on?the?Rise—But?What?Exactly?Is?the?Global?South？＼[EB/OL＼].?（20230703）＼[20230825＼].?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globalsouthisontherisebutwhatexactlyistheglobalsouth207959.米里亞姆·普萊斯漢森（Miriam?PrysHansen）總結了目前三種最主要的有關“全球南方”的定義，包括：從地理范疇上進行定義，作為欠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的替代詞匯，這些國家多數具有后殖民遺產和挑戰；基于共同身份，尤其是在77國集團中的共同身份，全球南方可追溯到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在該組織中的共同歷史記憶成為塑造全球南方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從跨國和社會維度來定義，將全球南方視作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世界的邊緣”存在，因此全球南方不僅限于南半球，還包括“北方的南方”，即所有因剝削、壓迫和貧困而被邊緣化的地方和社會。

Miriam?PrysHansen.?The?Global?South：?A?Problematic?Term＼[J/OL＼].?Internationale?Politik?Quarterly，Jun?29，2023＼[20231006＼].?https：//ipquarterly.com/en/globalsouthproblematicterm.

盡管“全球南方”的定義充滿多樣性和不確定性，但在討論全球秩序建構時，應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主導者和從屬者進行界定，核心屬于全球北方，非核心的半邊緣和邊緣應被視作全球南方。因此，它不僅應該包括作為西方前殖民地的非加太地區國家，也應該包括尚未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一些中東歐國家，分布在亞非拉地區的廣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譬如阿根廷、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這意味著全球南方不僅包含那些真正被殖民過的國家，也包含那些缺乏被殖民歷史的當今幾乎全部發展中國家?？紤]到冷戰結束后幾乎所有國家被納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并受制于新殖民主義，那么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應成為重構世界秩序的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它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或多或少都是被殖民的對象。

（二）全球南方的可能方案

歷史地看，如前所述，國際社會曾經反抗過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這包含社會主義革命和前殖民地在政治上基于民族主義的反殖民統治。19世紀末到二戰后的反殖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促使西方對南方的殖民方式從公開轉向隱秘，從嚴酷轉向柔性，從殖民主義轉向新殖民主義。

基于歷史經驗，社會主義革命和基于民族主義的反殖民運動是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反抗的主要形式，這些反抗很大程度上屬于激進主義運動，

有學者聲稱，“殖民統治條件的結束與革命的概念密切相關，革命是指對現有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激進決裂和根本而持久的轉變”。參見：Fabian?Klose.?Decolonization?and?Revolution?［R/OL］.?European?History?Online?（20140725）［20231221］.?http：//iegego.eu/en/threads/europeandtheworld/europeanoverseasrule/fabianklosedecolonizationandrevolution#InsertNoteID_10；Sujata?Patel.?AntiColonial?Thought?and?Global?Social?Theory?［J］.?Frontiers?in?Sociology，?2023，?8：113.

不太符合當今時代的需要。一個基本的時代差異在于：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或多或少利用了兩次世界大戰；而現今世界大戰并未發生也并非必然。另外，二戰后的反殖運動大體都和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相結合，而后者無疑經歷了殘酷和激烈的革命斗爭。在如今“后革命時代”，為重構和恢復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在構建“后新殖民主義”（postneocolonialism）體系時只能采取改良主義路線，激進主義路線為實現新殖民主義瓦解的同時，也可能帶來更嚴峻的不可控制的全球性失序，這并非全球南方塑造后新殖民主義體系的目的。

讓我們回到當今全球南方歷史責任的討論。面對當前的國際大變局，全球南方的責任在于恢復秩序以及在恢復秩序中盡可能將更多有利于作為弱勢力量的全球南方的公正與合理性要求嵌入這一秩序。這就決定了當今全球南方不能讓世界陷入比當前大變局更為混亂的局面，而應在幫助恢復秩序的過程中，將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作機制或內核的新殖民主義轉向“后新殖民主義”。

為恢復而非加劇業已相對混亂的世界秩序，解構新殖民主義，全球南方需要推動兩個方向的轉變：一是向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注入自由主義精神，但必須是改造過的自由主義；二是必須反對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主張開放的主權原則。

在新殖民主義體系內，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的新殖民主義體系內通行的“新自由主義”原則一直無視南方和北方在經濟實力上的差異和西方的主導優勢，在商品、服務和資本等經濟要素的流動上主張無邊界控制。

這就是學術界通常詬病的基于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參見：Anthony?P?Greco.?ADR?and?a?Smile：?Neocolonialism?and?the?Wests?Newest?Export?in?Africa＼[J＼].?Pepperdine?Dispute?Resolution?Law?Journal，?2010，10：649676;?Víctor?Manuel?Isidro?Luna.?From?Neoliberalism?to?Possible?Alternatives＼[J＼].?Economía?Informa，?2015，395：3549.這導致經濟相對落后的諸多南方國家無力應對西方外來資本對本國資源的掠奪、環境的破壞和本土工業化的沖擊。

簡軍波.?21世紀歐盟的非洲經貿政策：一項平等化方案？＼[J＼].歐洲研究，2022（4）：85105+7.因此，一項被改造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應獲得關注，它強調基于有一定保護的開放經濟、非互惠的貿易模式、作為首要生產力的高科技的跨國轉讓的可能性以及南方市場間更強勁的一體化進程。在此，“后新自由主義”并非全盤否定“華盛頓共識”，

有關“后新自由主義”（postneoliberalism）的論述，?參見：?William?Davies，?Nicholas?Gane.?PostNeoliberalism？?An?Introduction＼[J＼].?Theory，?Culture?&?Society，?2021，38?（6）：328;?Ziya?ni瘙 塂

，?Fikret?瘙 塁

enses.?Rethinking?the?Emerging?PostWashington?Consensus：?A?Critical?Appraisal＼[Z＼].?ERC?Working?Papers?in?Economics，?November?2003;?Laura?Macdonald，?Kristina?R?Proulx，?Arne?Ruckert.?PostNeoliberalism?in?Latin?America：?A?Conceptual?Review＼[J＼].?Third?World?Quarterly，?2017，38?（7）：15831602.無論學術界如何定義這一術語，從全球南方角度來看，它應該包括如下內涵：不是尊重保護主義，而是在堅持開放的基礎上嵌入更多有利全球南方的公平性（如有保護的互惠）；不是完全斷絕與西方的經濟聯系，而是在堅持與西方經濟聯系的同時促進更多南方間的市場交流與一體化；不是通過純粹的放任自流的市場交流實現繁榮，而是允許南方國家進行有一定政治控制的開放經濟的塑造；等等。

針對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應回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初精神，尊重主權獨立及平等。對主權原則的背叛，容易使國際關系演變為侵略、戰爭和地緣政治爭奪。如今，盡管主權在各國包括所有大國間依然在原則上獲得認可，在實踐中卻遭到了破壞。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主權的侵犯。當前大國間敵意的上升會引誘強勢國家對相對弱勢國家的內政進行干涉，最終導致對弱勢國家主權的攻擊，甚至導致強勢國家秉持地緣政治爭奪意識對他國進行軍事侵犯。二是對主權獨立的過度保護。在混亂時期，由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自由主義的弱化，一國的自我保護顯得相當重要，如此以抵制外部敵意的挑戰。但若國際關系中自保替代相互依賴成為明顯趨勢，則對主權獨立的嚴格保護會成為優先選擇，最終使一國高度強調政治與防務安全而忽視對外開放，從而形成強烈的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意志，使國家間“高政治對抗”成為普遍現象，而這種對抗最終是對主權的彼此攻擊。因此，對他國主權的侵犯和對各自主權的過度保護都會造成對主權原則的傷害，從而導致現代國際關系的無序性，而開放性主權（open?sovereignty）可能值得被認可。

然而，在塑造“后新自由主義”與堅持“開放性主權”兩者中，塑造后新自由主義具有更根本的要義。只要后新自由主義能被塑造，則開放性主權就成為可能與必然。因此，建立在后新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改良甚至去除新殖民主義體系的危害，是最終重構作為其上層建筑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根本途徑。然而，在新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尚未被建構前，各國適度、合理與開放性主權堅持是維護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穩定的最好途徑。

（三）挑戰：全球南方作為整體的政治迷思

然而令人憂慮的是，作為最有動力重塑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全球南方，在現實中卻遇到巨大的阻礙，這使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存在極大挑戰。而了解全球南方的挑戰，也是全球南方超越自我，最終有能力引領新的世界秩序塑造潮流的第一步。從宏觀角度來看，全球南方的最大挑戰就是它在政治上的碎片化，

比如，“南美洲的經濟和政治差異使幾十年來建立區域聯盟的努力受挫。南美國家聯盟并不是唯一陷入困境的集團，南方共同市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之間的聯盟——也在內部爭端中陷入困境”。參見：?Lucia?Newman.?South?America：?A?Hard?Road?to?Unity＼[EB/OL＼].（20230603）＼[20230910＼].??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6/3/southamericaahardroadtounity.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缺乏一個真正的“全球南方”的自我意識?！叭蚰戏健笔俏鞣絿屹x予全部或部分非西方國家的身份概念，因而對許多非西方國家而言這是一個被塑造的身份，其結果就是“全球南方”國家缺乏非常清晰的“全球南方”的自我意識，甚至可能因為這一詞匯背后具備的西方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的意涵而抗拒使用這一詞匯，遑論這一身份意識的自我認同。

這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全球南方在政治上幾乎是迷思。國際關系中的全球南方在冷戰后期開始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分崩離析。隨著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它們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區的高度關聯，使全球南方內部不同國家不僅在經濟總量或實力上的差距迅速拉大，而且在國際政治的立場上也出現分歧，盡管有時也存在重要一致。

Chris?Alden.?The?Global?South?and?Russias?Invasion?of?Ukraine＼[J＼].?LSE?Public?Policy?Review，?2023，?3（1）：?16.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區有高度關聯的發展中國家更加注重發展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并形成諸多共識，而之前因為共同的反殖反霸反帝立場掩蓋的南方國家內部矛盾被凸顯出來，從而使原本的南方國家在政治上的團結變得非常困難。

然而，冷戰后期開始至今的南方國家間團結的瓦解與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內核心區的相對團結的加強形成了鮮明對比。面對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主導優勢的逐漸流失，其核心區內部的共識正逐漸增強，這對團結幾乎耗盡的“全球南方”而言形成了致命沖擊。尤其是通過“全球南方”的概念來實施核心區的地緣政治方案時，“全球南方”在政治上的統一似乎日益成為一項不可能的使命。

面對核心區有意的攻勢，南方國家應順勢而為，讓全球南方不僅在概念上，而且在事實和行動上成為可能。這種政治性身份認同的自我塑造具有先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金磚國家”（BRICS）的形成與發展。原本“金磚國家”成員并沒有共同的集團自我認知，但在被賦予了這一概念后，它們開始了真正的統一行動。

Learn?about?BRICS＼[EB/OL＼].https：//www.ipea.gov.br/forumbrics/en/learnaboutbrics.html.如今，“金磚國家”成為最重要的南方國家組織之一，并對國際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南方”國家借助“全球南方”概念去塑造一個真正政治上的“全球南方”是可能的。

第二，缺乏對世界秩序愿景及其重塑之路的共識。全球南方在政治上的分裂與差異，決定著如今全球南方無法對世界秩序的前景形成共同理解。換言之，全球南方對應對當前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尤其對將來世界秩序的重塑及所能發揮的作用缺乏共同想象和理論資源，也因此缺乏共識。

發展中國家受困于各種各樣的自身挑戰——要么被內部族群沖突和宗教矛盾限制，要么被彼此間主權爭議和歷史糾紛困擾，要么被自身經濟不發展束縛，因而無法形成解決共同面臨的最根本性問題的、基于“南方”的理論思維。在找不到一條更宏觀的前進道路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被自身的歷史和現實困境牽絆。由于對自身各自問題的關注大于對世界秩序的挑戰的關注，多數南方國家提出的解決國際問題的理論可能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超越民族、文化和宗教、國界的共同認可的理論的缺乏或薄弱正使南方國家內部的關系成為世界秩序混亂的來源之一。

第三，在全球南方缺乏能力和意愿兼具的核心力量。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核心區存在明顯的核心力量，即美國，并形成了鮮明的扈從或霸權體系，以鞏固核心區的內部團結和共識。然而，全球南方缺乏一個有能力且有意愿團結全球南方的領袖力量。

縱觀全球南方，中國作為其中最具實力的國家，沒有意愿充當全球南方的領袖，這是出于歷史的教訓。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告誡道：“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眳⒁姡?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EB/OL＼].求是網（20190731）＼[20231020＼].?http：//www.qstheory.cn/books/201907/31/c_1119485398_116.htm.印度有此強烈意愿，但在目前階段顯然還缺乏相對應的能力。

Damien?Cave，?Mujib?Mashal，?David?Pierson.?Can?India?Challenge?China?for?Leadership?of?the?“Global?South”？?＼[EB/OL＼].?（20230912）＼[20230916＼].?https：//www.nytimes.com/2023/09/12/world/asia/indiachinaglobalsouth.html.其他南方國家也因太過注重本國私利或影響力不足而難當大任。因此，全球南方沒有一個代表和引領所有南方國家重塑新的世界秩序的力量。

同時，即使全球南方在政治上存在領袖國家，也可能產生意外后果，即形成南北對抗的局面。這將讓世界秩序朝向類似“冷戰”的狀態發展，而這不符合全球南方國家整體利益，也非其所愿。因此，在確保全球南方具有一個引領力量的同時，不使南方的團結推動世界地緣政治對抗、不使世界秩序滑向“冷戰”式狀態，也將成為全球南方的艱巨挑戰。

六、結語

當前國際大變局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試圖恢復優勢和主導地位的核心力量，與試圖推動變革以改變新殖民主義，從而服務半邊緣和邊緣利益的力量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意愿差距和潛在斗爭。在此前景下，全球南方若不能團結一致，就無法贏得這場競爭或斗爭，這也意味著當前潛在的主要斗爭不僅存在于個別大國之間。盡管大國在決定國際關系整體斗爭與合作方向上發揮決定性或主導作用，但最終確定斗爭前景的一定是南北之間的整體競爭或斗爭的結果。這也意味著，北方或西方國家對南方單一或少數大國的攻擊最終也是對全球南方全體利益的攻擊。因此，應對全球北方的斗爭不是個別南方大國的責任，一個團結的整體的全球南方在重塑新的公正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半邊緣國家間存在著難以置信的競爭與沖突。這些國家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的競爭與沖突會嚴重損害全球南方在經濟層面的整體利益。

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處于半邊緣的南方國家經濟尚處于被西方主導的新殖民主義體系共同剝削和壓制的地位，它們應在共同推動新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進程中團結一致。中印之間的政治和安全矛盾被西方利用和放大，成為處于半邊緣地位的南方國家內耗的催化劑和西方對南方進行分治的工具。比如對美國而言，“希望印度能夠充當親西方以制衡中國的角色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

Wassern?Akram.What?the?ChinaIndia?Detente?Means?for?the?West［R/OL］.The?Economist（20231116）［20231120］.https：//www.easeofdoing?businessinassam.in/whatchinaindiadetentemensforthewest/.。然而，

處于半邊緣地位的分散的單個南方國家幾乎無法抵制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團結的核心區在鞏固新殖民主義上的共同努力。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半邊緣國家的團結對于重構公正的世界秩序同樣意義重大。

核心國家在引發世界秩序的變化，放棄固有的自由主義和戕害主權原則，目的是恢復其優勢地位和繼續獲取在世界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的穩定性，鞏固新殖民主義。對此，全球南方應堅持著眼于公正與平衡發展的“后新自由主義”和“開放性主權”，以降低當前世界的無序性，并最終著眼于改變以新殖民主義為內核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此，全球南方的斗爭不能選擇激進主義路線，以免使失序的世界陷入更混亂和不可控的狀態，而應選擇適度溫和與理性的斗爭路線。

最后，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都已無可避免地處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或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擺脫這兩個體系。這意味著南北雙方在全球經濟與政治的繁榮或衰敗中休戚與共。在此狀態下，南北雙方的長期對抗會有害于全體，它們之間適當的和解相當重要，這也是全球南方對新殖民主義的抵抗不能采取激進主義的理由之一。對北方和南方而言，一個公正和有序的世界最終對人類社會整體有益。如今各國已處于深度相互依賴之中，諸多全球問題的存在使所有國家面對的是“世界問題”而不僅是“國際問題”。因此，南北雙方都應意識到南北斗爭必須置于人類的和解框架內，這意味著雙方的斗爭應具有限度，所有國家（無論是處于核心還是邊緣與半邊緣）之間的斗爭都應以良性競爭而非對抗、以共贏而非全面主導為最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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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