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職業分化和美國政治極化

姜偉 孫楚仁 姜偉

摘?要?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國國家選舉研究（ANES）數據庫，考察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進而加劇美國政治極化。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全球化顯著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且這一結果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經濟全球化通過影響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美國各地區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越小。異質性分析發現，對于非西班牙裔，特別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國人，以及美國中西部地區、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勞動者群體，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越會加劇政治極化。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職業分化?美國?政治極化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深刻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一方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等方式充分利用自身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以專業化的分工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提升生產效率和消費者福利。另一方面，根據經典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也會傷害特定群體的利益，增加發達國家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差距，導致勞動力市場職業發生分化，產生有長期合同并有穩定工作的局內人（insiders）和面臨失業或做臨時工的局外人（outsiders）。局內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局外人則成為全球化的失利者。

經濟全球化在推進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發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從而催生了反全球化、民族主義、本土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等一系列思潮，使得右翼勢力在各個國家相繼崛起。特別是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成為政治中最活躍的一支力量。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的分裂趨勢和極化程度均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并廣泛存在于政黨和社會的各個方面。以府會之爭為代表的黨爭日益白熱化，黨內分歧明顯；聯邦、州與地方之間高度競爭化分權；不同選民群體之間分化對峙非常明顯（倪峰，?2020）。

美國是代議民主國家。國會議員作為各選區選民的集中代表，是美國社會不同群體立場和偏好的“傳聲筒”和“晴雨表”。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受損的局外人最終會通過他們所在選區的議員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這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經濟全球化是否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經濟全球化是否通過影響美國的職業分化進而對政治極化產生作用？如何緩解經濟全球化對美國政治極化造成的負面影響？厘清這些問題，不僅可以深刻理解經濟全球化影響美國政治極化的作用機理和深層次原因，而且可以為中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和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提供現實的決策依據。

本文主要與兩類文獻密切相關。第一類文獻討論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國際貿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包括基于階級分化和行業分化的兩大主要模型，討論了產品和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對國內社會分化的影響。一是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定理（HeckscherOhlinSamuelson，HOS定理）。HOS定理是按照不同生產要素來劃分的，假設資本和勞動等所有的生產要素長期內可以在產業間自由流動。自由貿易將會使商品和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因為一國出口那些生產中密集使用本國豐裕要素的商品，進口那些生產中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的商品，自由貿易將使豐裕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提高，使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下降。相反，如果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就會阻止本國稀缺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下降，這就是斯托爾珀薩繆爾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二是特定要素模型。該模型是按照不同行業或部門來劃分的。假定在短期內，勞動力作為共同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而資本或土地作為不同部門的專門生產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自由貿易將會降低進口競爭部門的邊際產品價值，進而減少進口競爭部門特定生產要素的實際收入，而出口部門特定生產要素的實際收入水平將會相對提高。

羅戈夫斯基依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強調以階級分化為基礎的社會聯盟，而古洛維奇、弗里登則基于特定要素模型，關注以行業/部門分化為基礎的社會聯盟。希斯考克斯利用要素流動性水平將階級分化和行業分化這兩種社會聯盟分析路徑統一在同一研究框架中。他將兩個模型加以綜合，考察了要素流動性水平的變化及對貿易政治聯盟形成基礎的影響。其主要結論為，在要素流動程度相對高的時期，貿易沖突引發了美國整體更加深化的階級分化，主要政黨和組織內部更加團結。當要素流動程度相對較低的時候，相對狹隘的以行業為基礎的聯盟更加明顯，而政黨和主要組織內部更容易出現分歧，同時行業集團進行游說的強度會加大（希斯考克斯，2005）。

然而無論是階級聯盟的還是行業聯盟的社會聯盟理論，均揭示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力量如何影響國內政治分化，說明了政黨的選民基礎和利益集團結盟的方式。但是階級分化、行業分化均忽略了社會聯盟的微觀基礎，忽視了以個體和職業為基礎的收入分配效應。不同階級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個人職業不同，即使在同一企業的個人的職業也存在不同，工資和就業情況不同，因此階級聯盟和行業聯盟均忽略了不同職業的個體差異，掩蓋了國際貿易影響收入分配的真正原因。貿易自由化除了在廣泛的生產要素和行業之間產生標準效應外，還會在職業和行業內部產生再匹配和分銷效應（Rodrik，2018）。

從實證研究上看，有的學者認為以外包、技術轉讓和對外直接投資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了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并增加了收入差距（Feenstra?&?Hanson，?1997）。也有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會改善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Haseeb?et?al.，?2020）。

第二類文獻討論經濟全球化對政黨投票和政治極化的影響。其中，以國際貿易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對政治產生影響的文獻最多。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貿易沖擊會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就業率下降更快、工人收入更低、勞動力市場極化加劇等現象（Autor?&?Dorn，?2013），從而對美國投票產生影響。Margalit（2011）通過對美國貿易調整援助（TAA）計劃的考察，表明進口競爭中產生的就業損失對現任者投票比重的總效應為負。Jensen?et?al.（2017）分析中國等國家的進口貿易沖擊對美國選舉投票的影響。研究表明，美國總統選舉投票反映了國際貿易的受益者和受損者，進口增加與現任者投票份額下降相關，出口增加與現任者投票份額上升相關；低工資可貿易制造業部門對現任者投票比重下降，高技術可貿易商品和服務業部門對現任者投票比重增加。Feigenbaum?&?Hall（2015）認為中國進口貿易沖擊導致美國白宮投票者在對貿易法案進行投票時更加傾向于保護主義。田野和趙莉（2020）表明，在經濟全球化中受到不利經濟沖擊的地區往往面臨較高的貧困率和失業率，從而使得這些地區的民眾更傾向于支持反全球化的政黨。通過對德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考察發現，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有更多貿易往來的地區，其極右翼政黨的投票份額越多（Dippel?et?al.，?2017;?Colantone?&?Stanig，?2018）。

只有少量文獻討論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Autor?et?al.（2020）通過檢驗反現任、政黨重組和政黨極化三大效應，得出中國進口沖擊導致美國選舉政治極化的結論。有的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后政治兩極分化加?。∕ian?et?al.，2014），也有學者得出相反結論，認為金融危機并未引起政治極化加?。╕oung，?2019）。

上述文獻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沖擊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就業和收入產生負面影響，導致不利于貿易自由化的政治投票結果，這會增加對民粹主義和極右翼政黨的支持（Che?et?al.，2016），從而產生政治極化。但現有文獻并沒有深入挖掘經濟全球化對勞動力市場不同職業的沖擊從而導致政治極化的影響途徑。因此，有必要從勞動力市場職業分化的微觀視角考察經濟全球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影響。

本文試圖考察經濟全球化如何造成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進而影響美國政治極化。為論證上述理論，本文接下來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詳細論述經濟全球化、職業分化和美國政治極化之間的關系，并推導出相關假說。第三部分是典型特征事實。第四部分利用美國國家選舉研究（ANES）數據庫，實證檢驗上述主要假說。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一）經濟全球化影響政治極化的理論機制分析

經濟全球化不僅可以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生產技術不斷變革，而且也會改變不同生產者的要素稟賦和相對收益。經濟全球化提高了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增加了發達國家高技能勞動力相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的名義工資和相對報酬，從而影響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的職業產生分化，產生了局內人和局外人兩個群體。局內人是指那些“有經驗的在職員工，有長期合同和高薪工作，他們的職位受到各種保留工作崗位措施的保護，這些措施使得公司解雇他們并雇用其他人來代替他們的成本很高”；“局外人”則沒有這樣的保護，他們要么失業，要么在提供很少工作保障的非正式部門工作，薪水很低。局內人擁有企業特定的技能，而局外人則沒有。兩個群體在獲得職業年金和醫療保險計劃方面也存在不平等，局內人能夠得到社會保險提供的好處，而局外人則無法滿足社會保險的要求，被迫接受社會援助，并被社會公認為“窮人”（Mayer?et?al.，?2015）。經濟全球化使那些發達國家低收入低技能的局外人面臨著新興經濟體廉價勞動力成本的直接競爭，導致局外人收益下降，失業增加，工資下降。美國當前人口調查數據庫顯示，銷售及相關、管理、建筑和地面清潔和維護、建筑與采掘、建筑與工程、個人護理和服務、生產等低技能行業的就業率不升反降，年度平均工資的增長幅度也比較??；而商業和金融運營、計算機與數學、醫療支持等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率則分別增長2.6%、1.2%和2.3%

數據來源：美國當前人口調查（CPS）數據庫。。

從理論邏輯上看，經濟全球化導致美國產業結構深刻調整，進而影響了收入分配格局和勞動力市場職業分化，產生政治極化。美國一半的進口是跨國公司內部交易（Antràs?&?Yeaple，?2014），為了獲得高利潤和低成本的生產要素，美國借助全球價值鏈，通過國際外包和對外直接投資等活動將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再將制成品返銷回美國，實現全球資源配置，因而導致制造業比重持續下降的“去工業化”趨勢。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化會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給從事低端制造業的局外人帶來巨大的失業風險和不安全感，并加深其從主流群體淪為社會邊緣者的主觀認知。當在任的主流政黨無法滿足局外人的補償要求和身份認同的時候，局外人會轉而支持能夠滿足其主觀和客觀需求的民粹主義和極端右翼政黨（Milner，2018），從而加劇美國政治極化（Autor?et?al.，?2020）。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1：經濟全球化會加劇政治極化。

假說2：經濟全球化通過影響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對美國政治極化產生作用。

（二）再分配福利政策在經濟全球化影響政治極化中的作用分析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的不安全感和失業風險降低了局外人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增加了再分配的需求。中位選民的收入越低于平均收入，他們對再分配的支持度就越高（Meltzer?&?Richard，?1981）。因此，局外人比局內人更傾向于國家干預。具有高技能水平的局內人更喜歡教育和就業服務形式的社會投資，而局外人則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和失業保險福利，但這與西歐主流左右翼政黨的利益都不符合。主流左翼政黨更傾向于保護作為傳統左翼政黨核心選民的局內人的核心利益（Mayer?et?al.，?2015），傾向于制定一個有利于贏家的方案，比如支持經濟一體化和文化一體化，支持將經濟一體化和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結合起來。主流右翼政黨主張在各個方面減少國家干預（Kriesi，2016）。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成本增加和不斷上升的不確定性會讓局外人產生對社會福利和國家援助的強烈訴求，局外人對再分配和利益補償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當局外人發現主流政黨不能捍衛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更有可能投票支持“反體制”的政黨。局外人選民選擇極右翼政黨而不是左翼的原因是這些民粹主義右翼政黨的意識形態方案普遍迎合了局外人的利益和訴求。極右翼政黨的保護主義計劃是經濟民族主義，它是一套可行（盡管效率低下）的政策組合，可以用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等方式代替以貿易自由化、再分配及對經濟全球化受損群體補償為特征的“嵌入式自由主義”。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民粹右翼對“輸家”比激進左翼更有說服力。而相比“贏家”，動員“輸家”更加重要，因為“輸家”通常沒有獨立的個人退出選擇，為了改善他們的境況，他們需要依賴集體動員（Mayer?et?al.，?2015）。

然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福利國家和政府的再分配福利政策，從而影響政黨政治。福利支出會直接影響極右翼選票，當現有的國家福利補償很低時，經濟全球化可能會增加對民粹主義或極右翼政黨選舉的支持；但當國家福利補償很高時，這種支持就會減少，從而可以降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通過社會福利保護政策，潛在的“輸家”獲得了補償，他們的焦慮也會被化解。福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對政黨政治中的極端主義確實起到了緩沖作用，被視為全球化條件下政黨政治中極端主義的制動器。因此，只要國家能夠充分補償那些處于開放風險的低技能勞動者和局外人，則經濟全球化刺激民粹主義和政治極化的程度就可以減輕（Scheve?&?Slaughter，?2006）。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說3：

假說3：美國各地區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越小。

三、典型特征事實

（一）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演變

全球化是一個多維度的綜合概念，包括資本、商品和勞動力的跨界流動。KOF全球化指數是衡量全球化的綜合性指標。在這個指數中，經濟全球化是指創造一個單一的、統一的世界市場，所有國家的經濟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該指數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層面，每個綜合水平的總體指數都包括實際指數和法律指數兩部分。其中，經濟全球化包括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的實際指數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伙伴多樣性；法律指數包括貿易條例、貿易稅、關稅和貿易協定四個部分。金融全球化的實際指數包括外商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國際債務、國際儲備和國際收入支付；法律指數包括投資限制、資本賬戶開放和國際投資協定。圖1顯示，從1970年到2018年，美國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及其組成部分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指數均大幅度上升。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最快的全球化，直到2005年以后，經濟全球化趨勢逐步減弱。

圖1?美國KOF全球化指數及經濟全球化指數構成（1970—2018年）

數據來源：Gygli?S，?Haelg?F，?Potrafke?N，?et?al.?The?KOF?Globalisation?IndexRevisited＼[J＼].?The?R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2019，?14：?543574.

（二）美國的政治極化

美國絕大多數共和黨人是保守派，只有極少數是自由派。而絕大多數民主黨是自由派，只有少數是保守派，共和黨是美國右翼政黨的主流代表（Mirilovic?&?Kim，?2017）。當前，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間的反感已經凌駕于具體議題之上，政治極化達到內戰結束以來最高水平，且毫無緩解跡象。

數據來源：Pew?Research?Center.?圖2描繪了美國政治極化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無論采用哪種衡量方法，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都非常明顯。

圖2使用1980—2016年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數據庫的累積數據構建政治極化指標。從1948年開始，美國國家選舉研究項目在每4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及每2年一次的中期選舉前后都會對選民進行一系列抽樣調研，從而為分析美國選舉中的公眾輿論和投票行為積累了大量數據。

圖2?美國的政治極化

數據來源：根據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數據庫數據計算得出。

注：基于情感的政治極化計算的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溫度計評級的絕對差異，所有受訪者進行平均并按人口權重（左軸）加權。意識形態兩極化計算的是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意識形態立場的絕對差異，各政黨對所有受訪者進行平均并按人口權重（右軸）加權。

本文參考Baker?et?al.（2020）的觀點，采用兩種方法表示政治極化。

第一種采用基于情感的政治極化的計算方法。對于選舉t，設Ai（p）表示對民主黨（p=D）和共和黨（p=R）都具有有效情感（valid?affect）的受訪者集合。設N（t）為受訪者人數。設ωi為個人i的人口學權重?；跀祿目傻眯?，本文采用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數據庫中保守派和自由派溫度計評級指標（VCF0212和VCF0211）。溫度計評級問題要求受訪者對團體或政治人物進行0到100分的評分，較高的分數表示更溫暖的感覺，較低的分數表示對團體或政治人物的敵意更大。因此，定義基于情感的政治極化：

polarlicont=1Nt∑i∈I（t）ωi|Ai（D）-Ai（R）|

第二種采用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極化的計算方法。用LCi（p）表示受訪者集合。該問題要求受訪者對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自由/保守方面進行1分到7分的評分（VCF0504和VCF0503）。其中，1分代表“極端自由”，7分代表“極端保守”。因此，定義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極化為：

polarideot=1Nt∑i∈I（t）ωi|LCi（D）-LCi（R）|

四、實證研究

這一部分將實證檢驗上述研究假說?；跀祿目傻眯?，本文采用2008—2016年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數據庫累積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一）變量選取

因變量：政治極化指標（polarization）。采用共和黨的喜歡—不喜歡評分（VCF9202）和民主黨喜歡—不喜歡評分（VCF9201）的差異衡量政治極化。一共11個分值，分數“0”為極度不喜歡，分數“10”為極度喜歡。

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采用保守派和自由派溫度計評級指標（VCF0212和VCF0211）的差異來衡量政治極化（polarization_1）。本文采用文獻中廣泛使用的有序Probit（Ordered?Probit）?模型進行估計，該模型是Probit模型的擴展，專門處理被解釋變量是排序數據的情況。

自變量和控制變量。本文將美國制造業產品進口沖擊作為經濟全球化（econ_global）的代理變量，采用美國各州制造業產品進口金額占各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進行衡量。

數據來源：U.S.?Census?Bureau.?該指標說明美國制造業產品進口沖擊越大，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

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變量：（1）年齡（age）（VCF0101）：受訪者的實際年齡除以90。（2）西班牙裔（hisp）（VCF0105a），主要包括七類：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亞洲或太平洋島民（非西班牙裔）、美國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非西班牙裔）、西班牙裔、其他或多種族（非西班牙裔）、非白人和非黑人。刪除數字為9的樣本。（3）性別（male）（變量VCF0070a）：男性為1，女性為0。（4）教育水平（education）（VCF0140），主要包括六類：

8年級或以下（“小學”）；9—12年級（“高中”），沒有文憑或同等學力；12年級，有文憑或同等學力；12年級，有文憑或同等學力，外加非學術培訓；部分大學（沒有學位）及?？?社區大學學歷（AA級）；本科以上學歷及高級學位（包括法學學士）。

刪除大于7?的樣本。（5）教堂參與（churchattend）。本文最終得到10673個觀測值。

（二）實證分析

1.?基準回歸

本文建立以下基準模型：

polarizationst=α0+α1econ_globalst+α2X′+λt+λs+εst（1）

公式（1）中s代表地區，t?代表年份。polarization代表因變量美國政治極化，采用共和黨的喜歡-不喜歡評分和民主黨喜歡-不喜歡評分差異進行衡量。econ_global代表自變量經濟全球化，采用美國各州制造業產品進口金額占各州GDP比重進行衡量。X′是控制變量，λt?和λs分別是年份和地區固定效應（美國州層面），εst是隨機誤差項。

本文首先驗證假說1：經濟全球化會加劇政治極化。表2第（1）列和第（2）列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經濟全球化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越可能加劇美國的政治極化。這驗證了假說1。

從表2第（2）列控制變量結果來看，年齡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年齡越大，越可能支持右翼政黨，加劇政治極化。西班牙裔美國人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西班牙裔美國人沒有導致政治極化加劇。男性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男性比女性在意識形態上可能更加支持右翼政黨，加劇政治極化。教堂參與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教堂參與程度越深，次數越多，越可能加劇政治極化。教育水平系數顯著為正，與預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一般情況下，人群的受教育分布差異和教育不平等程度越大，政治極化越嚴重。然而，該教育變量衡量的是被調查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無法反映人群的受教育分布差異和教育不平等程度，因此未得出符合預期的結論。

2.內生性檢驗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政治極化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效應。為了確定經濟全球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因果影響，本文將美國各州與海岸線最近距離與年份乘積的倒數除以1000000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工具變量（shore_distance）?？梢灶A期，美國各州與海岸線距離越近，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美國各州與海岸線最近距離與各州制造業產品進口具有相關性，但與美國政治極化無關，因此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和外生性假定條件。

本文參考連玉君等（2014）方法，采用兩步估計法對有序Probit模型進行參數估計。第一階段，把內生解釋變量econ_global對工具變量和外生解釋變量做回歸，得到潛變量的擬合值。第二階段，將因變量對潛變量擬合值、外生解釋變量做有序Probit回歸，通過這兩個階段的回歸則可以得出參數的一致估計。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2第（3）列-第（6）列所示。表2第（3）列和第（5）列第一階段回歸結果顯示，美國各州與海岸線最近距離倒數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美國各州與海岸線距離越近，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表2第（4）列和第（6）列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說明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因此認為估計結果是可靠的。

為進一步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本文參考葉金珍和王勇（2019）的觀點，借用線性模型的弱工具變量檢驗方法進行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從表3結果可以看出，F統計量均大于10，且至少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同時，名義顯著性水平為5%的Wald檢驗結果顯示，最小特征值統計量遠大于10%的臨界值，因此認為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

3.穩健性檢驗

表4對基準回歸的穩健性進行檢驗。第（1）列將保守派和自由派溫度計評級作為因變量政治極化的指標。第（2）列采用Logit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第（3）列增加了政黨認同（dem）和黑人（black）的控制變量，第（4）列為聚類到種族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第（5）列為聚類到收入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結果顯示，經濟全球化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產業結構在經濟全球化影響美國政治極化的過程中非常重要。因此，本文在表5第（1）列控制了產業結構因素，采用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manufacture_share）來衡量

數據來源：Bureau?of?Economic?Analysis，https：//www.bea.gov.?？梢钥闯?，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負但并不顯著，說明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越大，美國政治極化的程度越可能會下降，這與本文的預期是一致的。同時，政治極化在美國各州呈現顯著的差異性，各地工會力量的強弱對工人群體的保障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第（2）列控制了工會成員雇傭工人的百分比（pctmem100），第（3）列控制了集體談判協議所涵蓋的雇傭工人的百分比（pctcov100）

數據來源：Union?Membership?and?Coverage?Database，?https：//www.unionstats.com/.，第（4）列同時控制了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和工會成員雇傭工人的百分比，第（5）列同時控制了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和集體談判協議所涵蓋的雇傭工人的百分比。實證結果顯示，工會因素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工會力量越強大，對工人群體的保障就越高，美國政治極化的程度會顯著下降。所有檢驗中經濟全球化的系數都是顯著為正的，說明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三）影響機制檢驗

接下來驗證假說2：經濟全球化通過影響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對政治極化產生影響。本部分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影響機理進行檢驗，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outsiderst=β0+β1econ_globalst+β2X′+λt+λs+εst（2）

polarizationst=α0+α1econ_globalst+α2outsiderst+α3X′+λt+λs+εst（3）

這里將變量失業（VCF9229）作為職業兩極分化的指標（outsider）

問題：在接下來的12個月里，失業率會好轉、保持不變，還是會變得更糟？包括三個選項：（1）?更多的失業；（2）?保持不變；（3）更少的失業。。失業更少的群體一般是局內人，而失業或即將面臨失業的群體一般是局外人，局外人對就業形勢更加悲觀。因此將“更多的失業”和“保持不變”設為1，代表局外人，將“更少的失業”設為0，代表局內人。其他變量與公式（1）相同。

表6是將失業作為職業分化的指標，考察經濟全球化通過職業分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影響。第（1）列和第（3）列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經濟全球化對局外人影響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局外人對未來就業形勢的預期就越悲觀，反對經濟全球化的局外人認為未來經濟全球化會導致更多人失業。第（2）列和第（4）列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經濟全球化和局外人對政治極化影響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局外人對未來就業形勢的預期就越悲觀，就越傾向于投票給極右翼政黨，從而加劇美國的政治極化。

接下來驗證假說3：美國各地區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越小。本文將美國州失業保險補償率作為再分配福利政策的代理變量，用美國州失業保險補償占GDP的比重來衡量（unemployshare）

數據來源：Bureau?of?Economic?Analysis.。從表7可以看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經濟全球化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美國政治極化越嚴重。同時，經濟全球化與州失業保險補償率的乘積對政治極化的影響顯著為負。這說明盡管經濟全球化程度較高，但如果政府能夠采取更好的再分配福利政策，增加對局外人的失業保險補償，局外人就會減少對美國共和黨右翼的投票，從而減少政治極化。因此，政府采取有利于局外人的再分配政策會緩解經濟全球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負面影響。

（4）異質性分析

本部分將從是否為西班牙裔美國人、不同地區、不同教育和收入水平等幾個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

1.?是否為西班牙裔美國人的異質性

西班牙裔美國人是美國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根據美國統計局數據，截至2023年7月1日，美國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總數接近640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91%。因此，本部分進一步分樣本考察是否為西班牙裔美國人的差異化影響。表8分為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群體兩個子樣本。結果顯示，西班牙裔美國人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而非西班牙裔美國人的經濟全球化系數顯著為正。表9將美國族群進行細致劃分，可以看到，亞洲或太平洋島嶼（非西班牙裔）和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非西班牙裔）的經濟全球化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這兩個群體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并未造成美國政治極化加劇。而白人非西班牙裔的經濟全球化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白人非西班牙裔越支持右翼共和黨，從而加劇美國政治極化。這與Autor?et?al.（2020）的研究結果一致，即大多數非西班牙裔白人地區選舉共和黨保守派的概率會增加。

2.地區異質性

美國具有穩定的經濟地理結構，不同地區形成了明顯的產業集聚現象。代表不同地區的國會議員通常會根據本地區選民的利益給法案投票，從而改變政治地理格局，對政治極化產生影響。因此，本部分進一步分樣本考察不同地區的差異化影響。表10按照美國人口調查局分區的四個區域

美國中西部包括?12?個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密西根州、伊利諾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奧瓦州、堪薩斯州、密蘇里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及南達科他州。

美國南部包括?16?個州和1個特區：佛羅里達州、佐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弗吉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特拉華州、亞拉巴馬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田納西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何馬州、得克薩斯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美國東北部包括9個州：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佛蒙特州、紐約州、馬薩諸塞州、羅得島州、康涅狄格州、賓夕法尼亞州、新澤西州。

美國西部包括?13?個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加利福尼亞州、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猶他州、蒙大拿州、懷俄明州、愛達荷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進行異質性分析，將美國分為東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地區。結果顯示，中西部的經濟全球化系數顯著為正，東北部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南部和西部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是傳統老工業區，也是美國最早發生“去工業化”現象的地區，被稱為“銹蝕帶”或“冰雪帶”，主要表現為大規模的工廠搬遷和資本撤離。這兩個區域“去工業化”的主要原因為國際競爭、科技進步及全球分工等?；貧w結果說明，經濟全球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促進作用在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表現更為明顯。

3.教育水平異質性

一般來說，在人力資本充裕的國家（如美國和德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個人傾向于支持自由貿易。大多數局內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較高，能更加有效地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而局外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對國際競爭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更加敏感。因此，本部分進一步分樣本考察了不同教育水平的差異化影響。表11第（1）列和第（2）列將樣本分為低教育群體和高教育群體。結果顯示，低教育群體的經濟全球化系數顯著為正，而高教育群體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貧w結果說明，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對美國政治極化的促進作用在低教育群體中表現更為明顯。

4.收入水平異質性

大多數局內人收入水平較高，而局外人收入水平較低，經濟全球化沖擊可能會導致局外人收入下降，失業增加。因此，本部分進一步分樣本考察不同收入水平的差異化影響。表11第（3）列和第（4）列將樣本分為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結果顯示，低收入群體的經濟全球化系數顯著為正，而高收入群體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貧w結果說明，經濟全球化沖擊對美國政治極化的促進作用在低收入群體中表現更為明顯。

五、結論和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試圖考察經濟全球化如何造成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進而加劇美國政治極化，并提出通過再分配福利政策等緩解政治極化的方案和路徑。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數據庫，從職業分化的視角，考察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經濟全球化顯著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且這一結果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經濟全球化通過影響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分化對政治極化產生影響。經濟全球化在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生產技術變革的同時也改變了產業結構，導致以職業和個人為基礎的利益分配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勞動力市場產生職業分化。局內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支持主流政黨；而局外人成為全球化的受損者，支持極右翼政黨和民粹主義，從而加劇政治極化。（3）美國各地區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越小。（4）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對于非西班牙裔，特別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國人，以及美國中西部地區、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勞動者群體，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越會加劇政治極化。

本文遵循國際經濟影響國內政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加入美國勞動力市場職業和個體研究的微觀基礎，考察國際—國家—個體三個層次如何互動，厘清了經濟全球化影響美國政治極化的作用路徑，豐富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涵。本研究有助于挖掘當前經濟全球化影響美國政治的深層次原因，對明確和預判美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和對外經貿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政策啟示

本研究從以下方面提供了政策啟示：

第一，要全面評估經濟全球化對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經濟全球化導致職業分化，加劇美國的政治極化。我們要深刻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它既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技術創新，也可能擴大收入不平等，給發達國家帶來制造業工人失業、工資下降等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沖擊使美國加速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這給中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帶來巨大挑戰，也啟示中國要進一步強化制造業在國家現代化中的主導地位，在強基礎、補短板、抓創新、育人才、優環境等方面多管齊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中國應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高度重視供應鏈穩定，促進全產業鏈協同。

第二，政府要不斷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采取有效的再分配福利政策，更好地幫助和補償受損群體，減少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美國政府采取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則經濟全球化對政治極化的影響越小。美國拜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加強勞工權益的舉措，如加強對工人權益的保護并鼓勵其加入工會、支持《保護組織權法案》（PRO法案）和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等。這些措施通過加強對美國工人組織權和對集體談判權的保護、擴大構成不公平勞動行為的范疇、對不遵守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規定的人實施新的懲罰等方式保障了勞工基本權益，從而緩解了日益嚴峻的收入不平等及由此引發的政治極化。

在當前百年大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世界經濟復蘇脆弱乏力、國內外環境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不斷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做好就業服務。一方面要提高重點群體和高校畢業生就業補貼，加強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另一方面也要鼓勵企業加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多渠道多領域拓寬就業途徑，擴大就業有效空間，支持創新創業，從而進一步促進充分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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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