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演變的技術政治解釋

余南平，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基地；張翌然，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通信作者及地址：余南平，上海市普陀區中山北路3363號華東師范大學普陀校區；郵編：200062；Email：yunanping@263.net.?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顛覆性技術發展對新型國際關系形塑研究”（23&ZD334）的階段性成果。?張翌然

摘?要

傳統國際關系研究常常忽視技術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影響，僅將技術看作是經濟和軍事的天然附屬。歷經數十年的高速發展，技術特別是顛覆性技術深刻嵌入社會政治經濟各領域，技術的“杠桿和重塑作用”不斷增強，進而重構全球技術競爭模式，引發國際關系的深層次演變。當下，技術競爭呈現出參與門檻高、競爭對抗意識濃、產業鏈和價值鏈戰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點。同時，新技術本身所呈現的顛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現性等特征愈發受到關注。美國對華在新技術領域的“切割和封鎖”策略，在瓦解全球技術共享生態的同時，迫使技術競爭的雙方主動和被動地進入更激烈的博弈狀態，導致全球治理出現新難題，進而給國際關系與國際秩序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關鍵詞?國際關系?顛覆性技術?技術政治?技術競爭?大國博弈

一、引言

人們在談論國際秩序之時，往往賦予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也因而刻畫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未來。然而在當代背景下，國際秩序不斷出現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相關的矛盾、不穩定性和一系列危機，勉強維持著一種“在分離中的統一”。對于世界正在衰落，還是陷入了無休止的興衰循環，抑或是經歷著進步，似乎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癥結。閻學通教授從宏觀視角出發，強烈地感受到了“世界在向倒退期掉頭”。

閻學通.?世界已經掉頭［J］.國際政治科學，2023（2）：47.喬納森·科什納在回歸古典現實主義之時，也強調了不確定性、偶然性和爭論在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Jonathan?Kirshner.?An?Unwritten?Future：?Realism?and?Uncertainty?in?World?Politic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22.究竟以何種角度看待“掉頭”與“不確定性”？傳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是否依然能夠完美地解釋和說明？

國際關系理論普遍包含了一種進步的概念，然而現實主義是個例外。對于現實主義來說，國際秩序的起伏和循環歸因于大國間的物質基礎，歸因于經濟發展和技術擴散途徑，歸因于開放環境下國家間經濟空間競爭帶來的發展不平衡。盡管如此，這些辯論還是沒有對技術之于國際政治的作用力給予足夠的關注。這種關注，不應止步于技術作為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外部驅動力，更應看到在技術本身的性質發生變革之后，疊加大國博弈、脅迫策略、治理競爭等所形成的技術政治權力嬗變。

事實上，自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美國主動摒棄了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以來的“國際自由主義”價值取向和國際戰略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常意義上的貿易平衡目的，在中美貿易爭端解決的過程中，美國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強制技術轉讓和產業補貼問題的突出訴求，包括美國撇開談判和對話路徑，持續將多家中國重要技術類公司納入“實體清單”的舉措表明，中美之間貿易爭端的解決，不簡單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貿易數字平衡問題，它更透射出美國對于中國在各先進技術領域追趕的擔憂，特別是對于中美在未來全球競爭位序上的恐懼，包括美國希望維護自身技術全面領先優勢的戰略考量。因此，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當顛覆性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快速介入人類社會政治經濟事務時，大國通過加速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競爭，試圖以技術優勢和技術壟斷來維護和爭奪國際權力，并通過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變革作用于國際關系未來的深層次演變，由此產生的“掉頭”和“不確定”則應該是被重視和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現狀與問題的提出

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要包括三大范式，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在這三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可以捕捉到技術的身影?，F實主義代表人物之一漢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認為，一個國家的實力即國力應由9個方面的基本要素構成，其中有些還需要考慮有用的子元素，從而形成完整的集合，例如軍備就包括技術、領導和武裝部隊的數量和質量。

［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7版）［M］.徐昕，郝望，李保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59.?進攻性現實主義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強調，核武器核技術的作用就自然成為現實主義范式中的一個論點，被稱為“確保相互摧毀”（MAD）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跰］.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128.?，F實主義者堅定地認為，權力是國際政治的唯一“貨幣”。在現實主義傳統中，這種力量源于國家控制的物質能力，而技術可謂是物質能力的一個重要部分。

全球化與世界經濟聯系的加強強化了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新自由制度主義集大成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Keohane）以《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沖突》挑戰了西方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并塑造了自由主義理論巔峰?；鶜W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初步觀察到了美國對于技術和市場的石油霸權的依靠，并通過轉述他人觀點表露出競爭優勢建立在技術優勢基礎上的想法。

［美］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M］.蘇長和，信強，何曜，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40.新自由主義者約瑟夫·奈（Joseph?Nye）強調，技術變革是引發國際權力轉移的重要因素，在其看來，在信息時代“知識就是權力”，軟權力的作用正日益凸顯。誰能領導信息革命，擁有“信息權力”優勢，誰就將在未來世界格局中占據領導地位。而由技術推動的從國家行為體向跨國行為體的全球權力轉移具有一種全新且陌生的復雜性。

［美］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M］.鄭志國，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4+78.?近年來，國內通常將該書譯為《美國實力的悖論——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為何不能一意孤行》。

建構主義通過關注思想、身份和規范在制定國家偏好以及世界政治的形成中發揮的根本性作用，為理解社會以及國際現實提供了獨創性的視角。建構主義將技術視為一種與其他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社會結構，而不是一個具有獨特理性的自治實體。

Hoyoon?Jung.?The?Evolution?of?Social?Constructivism?in?Political?Science：?Past?to?Present［J/OL］.?SAGE?Open，?2019，9（1）［20231028］.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epub/10.1177/2158244019832703.在大多數建構主義者看來，技術代表了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權力的物化結果。此外，英國學派認為隨著技術的擴散，它們會改變整個系統的質量和“互動能力”。

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ystem?to?International?Society：?Structural?Realism?and?Regime?Theory?Meet?the?English?School［J］.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3，47（3）：327352;?Chris?ChaseDunn，?et?al.?Last?of?the??Hegemons：?U.S.?Decline?and?Global?Governance［J］.International?Review?of?Modern?Sociology，?2011，37（1）：129.以觀念和行為為研究視角的建構主義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在其著作《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中，討論了在經濟和技術層面的雙重包夾下，在國內政府政治權威性降低的因素交織中的蘇聯衰落加速問題。

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J］.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2，46（2）：391425.此外，溫特在其另一本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也頻繁提到“技術”一詞，他認為技術對于軍事能力的增長至關重要，戰爭中在進攻技術主導的情況下，敵人能夠通過技術優勢從第一次打擊中獲得致命優勢。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58.溫特的建構主義更多地將技術置于社會層面，關注技術的物質能力，并將其和自然資源并列。其對技術的關注也同樣側重于軍事技術，集中討論了技術對戰爭的影響。

技術政治也是觀察技術與國際關系的一個視角。蘭登·溫納（Langdon?Winner）在雅克·埃呂爾（Jacques?Ellul）的技術決定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主的技術”并強調技術的政治性。溫納認為，技術手段有時是自我保護和自我增生的，技術并非所謂的中性工具，它的負荷價值包括政治價值。

Langdon?Winner.?Autonomous?Technology［M］.Cambridge：?MIT?Press，?1997：2530.美國政治學家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Drezner）在研究中探討了技術變革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他認為，任何技術變革都是經濟再分配和社會突破的一種表現，它創造了新的贏家和輸家，改變了參與者的偏好，并允許新規范和新組織的戰略構建。技術本身的性質以及公共部門推動創新的程度會對國際關系產生不同的影響。

Daniel?W?Drezner.?Technological?Chang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J］.International?Relations，?2019，33（2）：286303.?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許多文獻都是對某項具體技術在國際關系中產生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其中，國際關系領域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于2018年6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文章《人工智能：啟蒙運動如何結束》，文中指出，隨著人工智能的復雜性和能力日益增強，一種新興的危險正在出現。在這場新的、更全面的技術革命中，原有秩序正在發生劇變，我們未能充分考慮這種革命的后果，其高潮可能是一個依賴于數據和算法驅動、不受道德或哲學規范支配的機器的世界。

Henry?A?Kissinger.?How?the?Enlightenment?Ends［EB/OL］（201806）［20231030］.?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6/henrykissingeraicouldmeantheendofhumanhistory/559124/.

通過對既有的、具有影響力的國際關系理論專著和代表性文獻的系統梳理，可以發現：

首先，傳統國際關系理論和既有研究相對忽視了技術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影響和作用。由于認為國際政治的權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國軍事力量的產物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跰］.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93.，這些“學院派”理論僅將技術看作是經濟和軍事的天然附屬。同時，技術與國際關系的相關研究僅從技術形態角度（例如軍事角度的研究偏重于軍事技術本身）強調技術進化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而不是深入研究其背后的驅動力，從而低估了技術與國際關系的整體互動性。

其次，無論是從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大理論范式，還是從歷史學的一批精彩著作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包括《劇變：英國工業革命》《巨獸：工廠與現代世界的形成》等一批精彩著作揭示了科學革命如何導致西方的崛起，討論了國際關系中的權力更替，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迪。參見：［英］戴維·杜根，［英］薩利·杜根.劇變：英國工業革命［M］.孟新，譯.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美］喬舒亞·B.弗里曼.巨獸：工廠與現代世界的形成［M］.李珂，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來看，他們通過歷次科技革命闡釋技術與國際關系的變遷，例如揭示科學革命如何導致西方的崛起、通過分析20世紀蘇聯解體的原因來認識技術與國際關系。但總體而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側重于抽象的“主義”描述，缺乏對技術作為生產力動力的應有的關注和重視，沒有或很少關注現實世界中“生產力世界”的構建，缺乏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分析視角，尤其缺乏圍繞“推動經濟基礎加強”的技術對作為上層建筑的國際關系的決定性作用的相關分析。

最后，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盡管技術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不屬于主流，但仍有少數學者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重要啟迪。如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開創者、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在《權力的流散：世界經濟中的國家與非國家權威》一書中將“技術——被忽視的因素”作為一節，專題討論“衰落中的國家權威”

［英］蘇珊·斯特蘭奇.?權力的流散：世界經濟中的國家與非國家權威［M］.肖宏宇，耿協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6.，體現出其對于“技術”本身價值的敏感度。近年來，隨著技術的“政治化”乃至“安全化”，技術與權力的關系問題目前已經開始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熱點話題。不少學者不約而同地借助蘇珊·斯特蘭奇的結構性權力理論，剖析人工智能技術如何作用于國際結構性權力依賴的生產、安全、金融、知識四大基本結構，包括探究大國數字競爭、分析技術進步造成的全球收益不對稱問題等。

參見：部彥君，許開軼.?重塑與介入：人工智能技術對國際權力結構的影響作用探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3（1）：86111;?余南平，欒心蔚.?元宇宙：從物理世界到數字世界的權力重構與挑戰［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4050;?余南平，欒心蔚.?結構性權力視角下的大國數字貿易規則博弈［J］.國際展望，?2023（5）：1534.但是縱觀大多數研究與論述，技術雖然代表了許多國家試圖最大化的權力因素之一，卻似乎始終只能扮演一個被動的、中立的、外生的角色，在理論解釋方面也仍囿于傳統國際關系三大理論框架，進而忽略了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下對“技術—國際關系”二者的互動進行深入剖析和解釋。

三、當下國際技術競爭的新特點

國際關系研究應該也必須關注技術的變化和發展，特別是新技術的出現和應用。從現實看，以通用人工智能（AGI）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具有典型的“美第奇效應”（The?Medici?Effect），可以推動各類全新技術的隨機組合與深度融合，這種技術交互性和融合性將引起從技術到內容、從硬件到軟件全方位的技術和產業綜合體的重構與再構，繼而引發新一輪國際技術競爭。

余南平.?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探究［J］.國際問題研究，2023（4）：7996+137.前三次產業革命已經給出了歷史事實，無法跟上技術浪潮的國家勢必要被歷史進程淘汰。當下，以美國、中國、德國、日本、英國為代表的國家間前沿技術競爭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其競爭特點和內涵也在發生變化。

（一）技術競爭不斷朝“大國專屬”方向發展

技術發展在改變國家實力對比的基礎上，同樣改變了以往的技術擴散路徑，更加突出大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權重。技術競爭在節奏加速的同時也加劇了大國之間的博弈和競爭，即使國家在某一領域擁有競爭優勢，也需要不斷地投入資源進行研究和開發，從而保證國家在相關技術標準制定、產業鏈控制和市場份額爭奪中始終處于有利地位。這種競爭不僅推動了技術創新和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生產網絡體系的調整，同時也對其他非傳統技術強國提出了更大挑戰。

首先，研發投入是對知識增長與積累的投資，是創新的基礎?？茖W研究與試驗發展（R&D）投入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活動規模及科技投入強度的重要指標。有實證研究表明，出臺促進研發投入的相關產業政策對國家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Ricardo?Hausmann，?Jason?Hwang，?Dani?Rodrik.?What?You?Export?Matters［J］.Journal?of?Economic?Growth，?2007，12：125.目前，全球研發投入集中在北美、歐洲和東亞地區，對比分析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的研發投入（表1）可以發現，美國依舊是研發資金投入最多的國家，2021年其以7097億美元的研發投入位列全球第一，中國以6201億美元的研發投入緊隨其后，兩國研發投入之和占全球研發投入總量的約一半。其后的高研發投入國家（地區）包括歐盟、日本、以色列和韓國，每個國家（地區）的研發投入都超過1000億美元（表1）。而從區域變化角度來看，近20多年來，全球研發的集中區域逐漸從北美和歐洲地區擴張至亞洲地區，北美的研發投入在2000年占全球研發總量的40%，但在2019年這一比例僅為?29%。歐洲的研發投入在2000年占全球研發總量的27%，但在2019年這一比例下降至22%。相比之下，2000年亞洲地區研發投入占全球研發投入總量的25%，2019年其全球份額升至39%。

The?NSF?National?Center?for?Science?and?Engineering?Statistics?（NCSES）.Research?and?Development：?U.S.?Trends?and?International?Comparisons［EB/OL］.（202208）［20231030］.?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25/executivesummary.研發投入份額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亞洲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技術中心轉移的趨勢，這與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變化趨勢相一致。必須認識到，科技進步和經濟水平本就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推動的關系，當下前沿性技術無一不在自主研發方面投入巨大，只有具備足夠“經濟基礎”的大國才能進行大規模的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這種資源優勢使得大國可以避免經濟總量差異形成的技術代差，進而在國際技術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

其次，在全球經濟分配層面，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不僅會改變不同技術能力國家的邊際收益曲線，推動全球生產網絡顛覆性重整，同時還將改變當下已經形成的全球勞動分工格局，并可能完全顛覆既有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大幅降低發展中國家利用傳統要素紅利進行后發追趕的可能，出現“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例，人工智能生產方式的推進將造成全球勞動市場的結構性改變，機器和人工智能的自動學習能力成為一種勞動力要素，將使發達國家可以解決目前面對的“工程師結構性短缺”難題。技術落后國家特別是傳統的資源型國家，則由于“技術壁壘”的存在，可能在這一次產業革命浪潮中由于可控核聚變的出現而被徹底“淹沒”。此外，技術落后國家可能受全球生產機器替代的沖擊，引發新的社會動蕩。這突出地表現為傳統的勞動力和人口紅利可能演化為“冗余勞動力負擔”，大多數民族國家的福利體系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而在這種情景模擬下，只要有一定技術積累，特別是技術領先國家一定會以“自?！痹瓌t優先發展自己的“技術領先能力”，在對他國進行必要的技術轉讓控制的同時，加快各類顛覆性技術的研發以實現超越。

（二）空前注重產業鏈價值鏈的戰略價值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權力”的分析常常局限于對抽象政治權力的討論，始終缺乏對當下以產業體現的生產性要素變化作為權力基礎的認識。

余南平，張翌然.碳治權建構中的大國競爭與博弈［J］.學術月刊，2023，55（8）：93105.當下，重大科技創新的出現通常會引發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通過刺激生產方式更新，引發人類社會其他方面的重大變化。

王存剛.?科技創新與國際格局重塑［J］.當代世界，2023（5）：1824.從技術與國際關系的歷史互動來看，技術創新一直是推動全球產業格局變化的主導力量。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蒸汽機的改良極大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壯大，使得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德國和美國主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和內燃機的發明，催生了電力行業的出現，實現了社會生產過程由機械化向電氣化的轉變；第三次工業革命是由美國主導的信息革命，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的不斷發展推動互聯網行業逐步完善?？v觀歷史，科技創新及其引發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通過對生產方式的更新，最終引發了國際格局的轉型甚至重塑，而能夠敏銳捕捉到前沿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戰略機遇，主動創新、順勢而為的國家往往能夠在新一輪生產力變革中搶占先機。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常以“自由經濟”自居，將其經濟發展優勢歸功于堅持市場自由競爭，一直以市場競爭優勝者的做法創新資源配置。近年來，人工智能帶來的新一輪產業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生產方式和行業業態。以ChatGPT大模型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時代的開啟，預示著通用人工智能（AGI）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快速介入人類社會政治經濟舞臺，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和地緣政治的不穩定，促使美國等西方國家空前注重關鍵技術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戰略地位，其產業政策開始出現新趨勢。以美國為例，自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產業政策戰略方向發生重大轉變，促進“技術創新”和“技術轉化”的趨勢愈加明顯。2022年8月由拜登總統簽署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中規定，未來5年美國將投入約520億美元用于半導體的研發、制造等環節，支持美國半導體產業復興。其中，美國以財政援助的方式投入390億美元用于重振本土半導體的產業化發展，包括新建、擴建或升級相關制造、裝配、測試、先進封裝和研發的設施設備，以構建自主可控的半導體產業鏈。除此之外，美國也積極同其他國家探索建立“技術產業聯盟”的可行性。拜登政府以技術、“民主價值觀”、供應鏈韌性等為借口，拉攏歐盟部分成員國、日本、中國臺灣地區等探索雙邊合作機制。

吳澤林，尚修丞.美國重塑半導體產業鏈的邏輯［J］.和平與發展，2022（6）：7193+155156+159160.例如，在2021年6月美歐峰會召開期間，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TTC）成立，該理事會于2022年5月召開第二次部長級會議并發布聯合聲明，強調美歐雙方將與第三國（地區）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出口管制方面進行制度層面的合作。同時，美國還提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概念，尋求將半導體企業遷往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其控制力所及地區，組建半導體同盟以遏制中國。

因此，在顛覆性技術涌現的背景下，技術的快速發展正在改變國際秩序和國家間關系。其具體路徑表現為：技術的發展具有影響下一代生產方式的能力，能夠驅動產業發展產生溢出效應，同時，技術具有加載于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物理連接結構特征，使得技術霸權國必然會對內實施“保護性”產業政策、對外采用“遏制和斷供”戰略，以期在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繼續贏得優勢。這使得產業鏈、價值鏈超越了既有的經濟學內涵，在技術的加持下被賦予更高的戰略價值。

（三）新技術出現顛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現性特征

首先是新一代技術發展本身不可預測的顛覆性影響。與傳統的尖端技術如核彈、洲際彈道導彈等不同，新技術的顯著特性是不同領域技術的交叉融合，涉及復雜的系統和相互關聯的因素。例如，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算法需要依托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物聯網技術產生的數據，經由高性能計算和優化算法等改進才能獲得成功。這種技術交叉融合的特性導致了技術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得技術發展方向難以預測，僅僅微小的變化或調整即可導致意想不到的結果。不僅如此，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進程往往呈現非線性的特征，某項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可能會引發其他技術的快速發展。在技術的引入和應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經濟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同時，社會行為、價值觀念和政策決策的影響也會反作用于技術，從而影響技術的發展方向和速度。以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為例，其催生了智能手機、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一系列顛覆性創新，改變了人們對技術的認知，進一步開啟了自動駕駛、人臉識別等領域的創新和應用。這種不可預測性導致大國之間在技術發展方向上出現了全新的競爭模式。為了確保在新技術領域上的競爭優勢和戰略地位，大國需要在各個領域中均處于領先地位。技術的顛覆性除了在傳統軍事作戰能力和戰略威懾層面產生影響，技術的突破和應用往往還會帶來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從而改變市場格局和利潤分配，從軍事競爭拓展到經濟、社會模式競爭等各領域。

其次是新一代技術的快速迭代性。與傳統技術的單一層面突破不同，新技術的另一顯著特征是反饋循環和學習。通過構建開放的平臺和模塊化的架構，技術研發可以更容易地進行功能擴展、接口集成，從而使得技術的改進和升級更加靈活和高效。在數據驅動的智能決策的影響下，通過反饋循環和學習機制產生的客觀指標和洞察可以有效用于評估技術的預期效果，指導下一步的迭代方向和優先級，最終表征為新技術的快速迭代性。以云計算技術為例，隨著需求的不斷增長以及業務要求的不斷變化，云服務技術也在以模塊化的形式不斷升級，容器技術如Docker和Kubernetes的推出，在簡化應用程序部署和管理的同時，也大大加快了軟件和算法層面的優化速度。這種技術的快速迭代性將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掌握和引領技術的國家將會在經濟、科技創新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更大的優勢。除此以外，快速迭代的新技術為大國間爭奪技術壟斷和競爭優勢提供了機會，使得既有的全球戰略平衡愈發容易在技術的迭代進程中被打破。新技術快速迭代，加之人類已經獲得對于“摩爾定律”的實踐認知積累，使得人們有理由推斷，人工智能的技術潛力接近無限。在這個背景下，將人工智能技術轉變為在國際舞臺上獲得超強優勢的工具，目前可能只是美國少數軍方鷹派和強硬政治家的一種期望，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宣稱世界正處于一個新的“奇點”的門檻前，即“人工智能驅動的軍事奇點”即將來臨

關于人工智能“奇點”問題的解釋，參見：［美］雷·庫茲韋爾.奇點臨近［M］.李慶城，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正如著名鷹派戰略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在2017年《戰場奇點》報告中顯示的那樣，美國軍事研究人員對于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充滿了擔憂和夸大的認識。這份報告的驚人之處不僅在于它的邏輯體系和推理結果，更在于它詳細列舉了相當多項來自美國和中國信息源的分析和判斷，而這本身就意味著一個美國對于中國進行控制的龐大技術清單。

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CNAS）.Battlefield?Singularity：?Artificial?Intelligence，?Military?Revolution，?and?Chinas?Future?Military?Power［EB/OL］.（20171128）［20231115］.?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attlefieldsingularityartificialintelligencemilitaryrevolutionandchinasfuturemilitarypower.

最后是新一代技術發展的涌現性。新一代技術發展的涌現性是不可預測性和快速迭代性的綜合體現，意味著技術正朝著更高效、更強大、更可靠的方向發展，高速推動著社會和經濟的變革。新技術的涌現性往往需要形成完整的技術生態系統，其不僅僅是單一技術的發展，還會涉及相關的基礎設施、應用場景、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建立和完善。具體而言，新技術的涌現性依托于兩方面的驅動力：技術的驅動力和需求的驅動力。從技術驅動力角度來看，新技術的涌現性源于技術的不可預測性，技術創新將會促進思維方式的改變，引發新一輪的技術突破，并結合原有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術交叉促進，碰撞出新的技術和應用。從需求驅動力角度來看，新技術的涌現性反映了人類對現有問題和挑戰的新解決方案、對未來需求和趨勢的前瞻性洞察。對新技術的迫切需求，促使創新者開發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在技術成熟度較高、采納曲線上升的階段

新技術的涌現性通常與技術的成熟度和采納曲線相關。技術的成熟度是指技術從概念到商業化應用的發展過程，而采納曲線描述了技術在市場上被廣泛采納和應用的時間軸。，技術的涌現性將會引發對技術領導權的爭奪，各國通過持續的科研投入、創新政策和產業戰略來推動新技術的發展，從而在技術上占據優勢地位，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必須看到，技術優勢會輻射到國家的各個方面，包括經濟競爭力（如經濟結構和產業布局）、軍事競爭力（新技術的涌現性可能改變戰爭的本質和軍事平衡）、數據和信息的掌控能力（大規模數據的收集、處理和應用，通過對于數據安全、隱私相關的保護），保證大國在博弈和合作中具備更強的溢價談判能力和競爭優勢。

四、美國對華技術博弈的起源和戰略表現形式

技術變革必將影響政治思潮和國家戰略的轉變。早在2018年9月，英國著名媒體人士阿莫爾·拉詹（Amol?Rajan）就在BBC網絡版上撰文提出“技術民族主義將決定21世紀”

Amol?Rajan.?TechnoNationalism?Could?Determine?the?21st?Century［EB/OL］.?（20180908）［20231030］.?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5370052.。在2019年1月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上，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海軍陸戰隊退役四星上將約翰·艾倫（John?Allen）再次強化了“技術民族主義”的概念，他認為技術民族主義是構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基礎上的，主要源于大數據分析能力的爆發性增長、超級計算機的創建和數據訪問模式的變化，這使技術本身可能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領域更先在軍事上、在國家間競爭中得到實現。

World?Economic?Forum.?The?Rise?of?TechnoNationalism［EB/OL］.（20190123）［2023110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pg0d_m_6c.在“技術主權域”概念出現的情況下，技術已經被視為主權國家“主權安全”的組成部分，并會在認知上強化“獨立、獨享”的思維習慣，突破傳統技術擴散而呈現加強技術控制的思維邏輯。盡管“人工智能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純技術的理論思維邏輯，或一種學說假設，在現實中并不一定會被政策決策者采納，正如歷史上有許多新奇的理論從未成為政策制定依據。但在當下的全球國際政治現實中，“人工智能民族主義”理論學說與美國對華技術博弈戰略的結合，不僅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同時由于國際格局和戰略背景的變化，也使得美國決策者強化“技術遏制”的思維快速膨脹，并產生了政策性落地。

（一）美國對華技術博弈的戰略背景

20世紀美蘇“傳統冷戰”是通過意識形態對抗，以地緣政治為核心，以政治控制勢力范圍為邊界進行的，美蘇雙方主動塑造的長達半個世紀的對抗型國際政治形態。而美國對華技術博弈則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全球經濟一體化迅猛發展30余年后，由于中美兩大經濟體經濟規模拉近，技術前沿競爭重疊，美國作為領先大國出于擔憂和焦慮主動先發的，以關鍵技術控制和新技術提升為手段和目的的新形態“技術型冷戰”。其特點是不針對傳統成熟的產業技術，也不在短期內對全球價值鏈和傳統產業鏈進行粗暴切割，而是以下一代領先技術群，特別是以人工智能技術產業集群競爭為核心，通過對關鍵技術節點的控制、新技術轉讓的限制和技術供應鏈的排斥，包括技術交流路徑的主動限制，以尋求對未來技術的領先和主導，并達到在國際戰略層面長期全面勝出和主導權、控制權保持的目標。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的經濟體量和技術優勢使其擁有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地位。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跨國資本推動基于全球價值鏈擴張的全球生產體系重構，發展中國家在主動參與全球化后生產和技術能力持續提升，這對美國經濟和技術的全球絕對領先優勢提出了越來越大的挑戰。美國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發布的《美中對高影響力人工智能研究貢獻比較》顯示，近年來中國在科研能力和技術研發能力上進步飛速，在人工智能前沿領域的技術影響力越來越大。

Ashwin?Acharya，?Brian?Dunn.?Comparing?U.S.?and?Chinese?Contributions?to?HighImpact?AI?Research［EB/OL］.?Center?for?Security?and?Emerging?Technology（202201）［20231105］.?https：//cset.georgetown.edu/publication/comparingusandchinesecontributionstohighimpactairesearch/.從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才和創新能力來看，美國依然遙遙領先，但中國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上的積極態度和成就，特別是中國特有的“工程師紅利”，讓美國越來越擔心未來中國將對美國的技術優勢造成潛在的持久威脅。當這種擔心轉化為“少數智者”的戰略共識，并展開有目的的集體行動時，對華開展技術博弈的戰略輪廓已經非常清晰了。白宮前首席戰略師斯蒂芬·班農（Stephen?Bannon）認為，美國必須警覺起來，美國各界必須就戰勝“中國威脅”所需的政策和優先事項盡快達成共識，不然中國的崛起會讓美國在軍事、信息和技術領域的優勢蕩然無存。

Cold?War?Is?back：?Bannon?Helps?Revive?U.S.?Committee?to?Target?‘Aggressive?Totalitarian?Foe?China［EB/OL］.South?China?Morning?Post?（20190326）［20231108］.?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3/26/stevebannonchina1238039.

很顯然，在美國看來，中國以德國“工業4.0”計劃為模板打造的《中國制造2025》，并不簡單是中國制造業能力的改造與提升計劃，而是反映了中國追趕世界技術前沿的戰略雄心，這一計劃的實施將改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并足以對美國的技術領先構成全面威脅。美國著名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CSIS）的研究員、中國研究項目資深顧問斯科特·肯尼迪（Scott?Kennedy）曾經明確表示：“中國企業正在高科技領域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制造業增加值不斷增長，國內企業對中國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不斷增加，現在中國趕超上來要求擁有一席之地”。

Scott?Kennedy.The?Fat?Tech?Dragon：?Benchmarking?Chinas?Innovation?Drive［EB/OL］.?（201708）［20231029］.?https：//www.csis.org/analysis/fattechdragon.溫和派的美國戰略學者，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Hadley）認為，中美兩國必須合作打造一個約束競爭的框架，降低對抗和沖突的風險，尋求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案。但他也同時認為，“一些領域的競爭會對中美關系模式構成挑戰，21世紀的關鍵技術，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網絡武器和自動機器，可能會是兩國技術競爭的核心內容”。

A?WinWin?USChina?Trade?Deal?Is?Possible［EB/OL］.Foreign?Policy?（20190411）［20231110］.?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11/awinwinuschinatradedealispossible/.因此，中美之間不可避免的“技術競爭與競賽”早已開始，而這也被看成目前美國各界對中國的“戰略共識”。

（二）美國對華技術博弈的戰略舉措

從戰略趕超與政策推動角度來看，在圍繞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的新一輪技術競爭中，自2018年5月白宮人工智能峰會后，美國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對本國的新技術領先發展給予明確的政府規劃和資金支持。2019年2月7日，美國白宮發布報告《美國將主導未來產業》（America?Will?Dominate?the?Industries?of?the?Future），強調以更大膽的、放松監管的創新手段，加強與提升美國在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技術、量子信息科學與5G技術應用四個方面的能力建設

The?White?House.?America?Will?Dominate?the?Industries?of?the?Future［EB/OL］.（20190207）［20231107］.?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americawilldominateindustriesfuture/.。4天后，特朗普以總統行政令的方式簽署了《美國人工智能倡議》（The?American?AI?Initiative），明確美國要主導人工智能的國際標準制定，并以優先研發投入、數據資源釋放、勞動力再培訓等方式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戰略領先地位。

The?White?House.?President?Donald?J.?Trump?Is?Accelerating?Americas?Leadership?in?Artificial?Intelligence［EB/OL］.（20190211）［20231026］.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acceleratingamericasleadershipinartificialintelligence/.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支持和發展未來新興戰略產業的步伐明顯加快。一方面，圍繞半導體、生物、新能源等中美戰略必爭的新興產業，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出臺《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Jobs?Act）、《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and?Science?Act?of?2022）、《國家先進制造業戰略》（National?Strategy?for?Advanced?Manufacturing）、《國家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計劃》（National?Biotechnology?and?Biomanufacturing?Initiative）等，為產業發展提供巨額資金和補貼，并不斷強化對半導體制造、電動車、清潔能源以及發電設施等關鍵科技產業領域的管控。另一方面，積極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大新興技術群研發投入。2021年3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提出《NSF未來法案》（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for?the?Future?Act），計劃向未來產業領域投入726億美元。幾乎同時，白宮正式公布了拜登總統醞釀已久的“美國就業計劃”（The?American?Jobs?Plan），其中提出投資1800億美元以研發未來技術，并設立未來產業研究所，創建新的技術管理機構。美國充分認識到，人工智能技術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技術”。2023年10月30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美國迄今為止最全面的人工智能監管原則，以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政策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地位。

The?White?House.?FACT?SHEET：?President?Biden?Issues?Executive?Order?on?Safe，?Secure，?and?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EB/OL］.（20231030）［20231120］.?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0/30/factsheetpresidentbidenissuesexecutiveorderonsafesecureand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上述一系列戰略舉措的密集出臺，為美國強化未來產業的全球領導地位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了“投資美國”，在對華戰略遏制，特別是涉及技術的管控中，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就多次以“違反國家安全利益”為由，阻止中國企業對美國公司的收購

The?White?House.?Presidential?Order?Regarding?the?Proposed?Takeover?of?Qualcomm?Incorporated??by?Broadcom?Limited［EB/OL］.?（20180312）［20231117］.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orderregardingproposedtakeoverqualcommincorporatedbroadcomlimited/.，同時將多家中國公司和研究機構加入“紅色觀察名單”（Red?Flags）。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泛安全化”趨勢，在若干關鍵技術領域采取了更嚴格的舉措，以“小院高墻”策略加強針對中國的科技封控。拜登政府持續強化出口管制，利用“實體清單”“未核定清單”“特別指定國民清單”“涉軍企業清單”等政策工具，加強“長臂管轄”，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和相關機構。2023年1月，拜登簽署《保護美國知識產權法案》（Protecting?American?Intellectual?Property?Act），可能使更多中國企業和機構因“竊取商業秘密”受到制裁。與此同時，拜登政府還積極推動構建復合化、模塊化的所謂“民主科技聯盟”，已經建立起包括美日競爭力和韌性伙伴關系（CoRe）、美英技術和數據全面對話（CDTD）、美印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等在內的多個雙邊機制。2023年5月，美國還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宣布共同設立“四方投資者網絡”（QUIN），協同在半導體、人工智能、清潔能源、量子信息等領域推進戰略性投資。

當下美國發起的對華技術戰略博弈，其目標對象和領域明確，內涵清晰。它是技術領先大國對技術追趕大國的博弈，是技術主導大國對技術追趕大國在未來一代技術發展能力方面的戰略性遏制。在這個新場景中，技術牽動了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等多領域的全方位對抗性博弈。因此，從技術戰略博弈的操作層面上看，美國通過主動削弱中國支撐自身網絡空間硬件和軟件的路徑依賴，瓦解中美雙方傳統的科技產品與技術共享，進而使兩國進入更加激烈的技術博弈狀態。

五、美國對華技術博弈前景展望

鑒于全球價值鏈的緊密聯系與中美經濟結構相互的高度依存，美國對華技術博弈態勢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保持“半脫半不脫”的狀態，即美國希望在“斗而不破”的框架內占最大先機、作最大壓制、求最大利益。而從美國對華技術博弈的兩面性來看：

一方面，在大部分具有敏感性、前沿性與不可替代性的技術領域（如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計算），美國對華競爭與博弈將持續加碼，并將動員立法、產業、市場、盟友等多方面資源展開全面的對華技術博弈，以維護自身霸權。全球政治研究公司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Ian?Bremmer）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表示，“美國和中國目前似乎正在走向一場技術冷戰。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The?Washington?Post.?U.S.?and?China?Agree?on?Pandas?But?not?Computer?Chips［EB/OL］.?（20231117）［2023111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3/11/17/bidenxiaichinausapec/.。

首先，美國大量通過國會的立法手段（包含國會聽證會、議員質詢等方式）來落實美國對華技術博弈。2022年以來，美國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以強化技術競爭能力?！?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在為美國半導體行業提供520億美元補貼的同時，授權美國商務部對外國投資進行審查；2022年《美國競爭法》（America?Competes?Act）則加強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研發，并為美國企業提供稅收優惠；2023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Control?Reform?Act）繼續加強了美國對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2023年《國家人工智能委員會法案》（The?National?AI?Commission?Act）將推動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協調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家安全政策等一系列法案。美國國會的上述立法活動，旨在通過強化出口管制、限制投資、增加本國研發投資等一攬子手段確保美國技術霸權的長期穩固。

其次，美國產業政策調整不斷朝“泛安全化”方向演變。美國以“加速產業變革，保持持久競爭優勢”為名，意圖實現對華先進技術的全面遏制與封鎖。

第一，為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政府在頂層設計上先后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概念，自上而下地將技術、市場、人才、供應鏈等產業要素收縮至具有共同政治基礎或價值觀的盟友，旨在將中國等競爭對手排除出當前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生態體系。

第二，美國加強對敏感產業技術出口的監管，限制向中國企業或機構提供關鍵技術。例如，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于2022年10月7日發布出口管制新規（“107新規”），進一步“限制中國獲得先進計算芯片、開發和維護超級計算機以及制造先進半導體的技術能力”

U.S.?Mission?China.Commerce?Implements?New?Export?Controls?on?Advanced?Computing?and?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Items?to?the?PRC［EB/OL］.（20221011）［20231016］.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commerceimplementsnewexportcontrolsonadvancedcomputingand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items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

第三，拜登政府空前重視尖端技術人才培養。2021年以來，美國政府發布《早期職業STEM研究計劃》（Early?Career?STEM?Research?Initiative）、完成STEM專業范圍更新，并基于此更新了非移民簽證指南，通過大幅拓寬STEM學科領域，降低國外STEM人才赴美、留美門檻，改革配套簽證政策，提供獎學金、科研基金和創新項目支持等方式培養更多的尖端技術儲備人才。

最后，美國進一步加速聯合盟伴，尤其注重推進同亞太地區盟伴的技術合作，打造對華封鎖網。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Security?Strategy），提出美國“已經在召集志同道合的參與者構建國際技術生態體系……將持續加強美國和盟伴的技術領導地位，推進包容和負責任的技術開發，縮小監管和法律差距，加強供應鏈安全，加強隱私、數據共享、數字貿易等領域合作?！?/p>

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EB/OL］.（20221012）［20231016］.?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在具體實施方面，美韓在2019年簽訂的《美韓自由貿易修正協定》（U.S.?Korea?Free?Trade?Agreement）中，就將免關稅協定范圍拓展至數字貿易，要求雙方禁止對數字產品貿易收取包括關稅在內的任何費用。2021年11月，美日宣布建立“美日商業與工業伙伴關系”（JUCIP），共同推動數字和先進技術等領域的創新，并在半導體芯片領域達成多項合作意向。美印則在“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框架下進一步規劃面向未來的技術合作伙伴關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印度空間研究組織計劃在2023年年底前制定載人航天合作戰略框架。美印還簽署了《半導體供應鏈與創新伙伴關系諒解備忘錄》（U.S.India?Semiconductor?Supply?Chain?and?Innovation?Partnership?MOU）、建立了“聯合量子協調機制”等。

The?White?House.?Joint?Statement?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EB/OL］.?（20230622）［2023110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text=1.，hope%2C%20ambition%2C%20and%20confidence.

另一方面，從中美經濟依存現狀與全球價值鏈的緊密聯系來看，中美兩國在符合雙邊利益與全人類福祉的特定技術領域仍有合作的意愿與機會，“合則兩利，斗則兩敗”也是美國對華技術競爭的約束邊界。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要放在這個大背景下思考和謀劃。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沖突對抗的后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大國競爭解決不了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N］.人民日報，20231117（01）.

首先，客觀數據顯示，自2007年起，幾乎所有生產領域的全球貿易強度均有所降低，但是在研發和品牌、軟件和知識產權（IP）等無形資產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都在增長。在化工、運輸設備、汽車、電力設備、機械和設備、計算機和電子這6個重要的產業中，計算機和電子產業的貿易強度依然以43.8%位居行業榜首，而這個行業的出口總額占行業進口總額的比重接近一半，表明該行業是全球技術與產業充分協同的，也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業。另外，從知識密集型產業來看，2000—2017年，全球IT服務貿易強度以49%的增長力壓所有行業。

McKinsey?Global?Institute.?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EB/OL］.（20190116）［20231107］.?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這不僅說明，在當下全球技術產品體系中，計算機與電子行業的全球化程度最高、全球產業聯系最緊密，同時還說明在逆全球化周期中，全球IT服務的價值鏈擴張具備產業獨特性和領先性。在這個全球化的產業鏈中，中美具有廣泛的內在聯系，這使得美國簡單粗暴實施產業鏈切割在技術上變得不可行。

其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在給世界帶來無限機遇的同時，也給世界增添了不可預知的風險。人工智能治理作為全球性議題的出現，使得人工智能技術本身蘊含了充當中美關系“緩沖帶”與“試驗田”的額外功能。由于全球創新產業聯系的緊密性，世界各國已經為解決人工智能相關風險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例如，在2023年2月荷蘭海牙舉行的“軍事領域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峰會上，包括中美在內的?60?多個國家共同支持關于軍事領域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的“行動呼吁”；2023年11月1日，首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在英國召開，包括中美英和部分歐盟成員在內的25個國家代表，以及馬斯克、OpenAI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CEO）阿爾特曼等超過80個企業、學術機構和協會組織代表參會，共同簽署了“布萊切利宣言”以控制前沿人工智能的安全風險；2023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Alphabet和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Sundar?Pichai）表示中國將成為AI領域的領頭羊，并稱美國需要在AI監管和創新方面和中國展開合作。，同時也為中美開啟人工智能合作提供了契機。2023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會晤中，兩國領導人討論了解決先進人工智能系統風險和提高人工智能安全性的必要性。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Froman）在采訪中提到，美中可以共同尋找在人工智能領域合作的方法。

Morgan?Chalfant，?Louise?Matsakis.?U.S.?and?China?Will?Likely?Set?up?a?Channel?for?Talks?on?AI［EB/OL］.?（20231115）［20231116］.https：//www.semafor.com/article/11/14/2023/usandchinawilllikelysetupachannelfortalksonai.因此，面對共同挑戰，中美兩國可通過資源共享加強技術研發合作、共同制定人工智能規則與標準，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與發展，乃至嘗試建立全球統一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最后，中美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一些高新技術領域仍然存在技術壁壘、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政策和法規標準差異、文化和價值觀認同、技術民族主義等重大挑戰，但今天的客觀現實是，技術的快速迭代與涌現的無法預測使得國家在自我行動中無法獨自面對技術自創生帶來的各種風險以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域”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技術在通過改變產業鏈、價值鏈作用于國家權力的同時，其自身演進帶來的“技術難題”也需要國家間通過合作加以解決，避免出現“技術統治”的危害。大國既是技術競爭的主體，也是決定國際關系底色的“少數關鍵者”，同時，大國技術競爭與博弈的最后邊界也將被人類的共同命運約束和框定。

六、結語

技術以自身的顛覆性、涌現性和不可預知性，使得其主導、牽引、作用的國際政治變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這種不同，包括既有熟悉場景的“已經掉頭”，還包括由技術帶來的生產力層面按分鐘和小時發生的變化累積，進而直觀反映在國家為改造產業鏈和價值鏈而不斷調整政策的“不確定性”中，更包括了技術本身特有的常態嵌入國際政治所帶來的“不可掉頭、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個動態變化加速的歷史進程中，認識和判斷這種變化的方向不能簡單以現有的理論認知和固定框架加以解釋，在回歸技術改變物理世界并作用于國際關系上層建筑的前提下，必須看到的是：

首先，美國和中國作為當下全球經濟體量最大的兩個國家，同時也是全球新興技術企業和創新型公司蓬勃發展的區域。中國基于龐大人口群的豐富場景持續拓展互聯網技術應用端的場景應用，基礎研發能力逐步提升，使美國明顯感覺到“技術追趕壓力和緊迫性”。在高新技術領域事實上的“隱形競賽”，使得中美兩國本能地加大對自身前沿技術產業的保護力度，同時對另一經濟體的信任也勢必會出現下降。

其次，中美圍繞以技術領先地位為支撐的國際秩序主導權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為“技術博弈”的空間創造和“技術政治”的邊界擴大化創造了基礎條件和環境準備。而以人工智能發展方向為代表的新顛覆性技術群的出現與競爭，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革命的產業化和軍事應用，對于未來世界格局的不可預知性和顛覆性假設構想，則成為美國作為新技術主導國和技術領先國推動對華技術博弈的核心動力。

最后，與國際關系歷史上曾出現與面對過的場景不同的是，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在于，一方面，全球化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全球價值鏈、技術鏈和產業鏈的多層次嵌套，在現實中存在著物理上的生產性連接和技術網絡體系。而另一方面，美國對于中國采用的“新技術關鍵點打擊和技術切割”，迫使中國本能地尋求可依賴的自我技術體系，而這期間是否會產生在美蘇冷戰時期階段性出現過的“和平競賽”場景？是否會在全球范圍內產生技術和市場范圍上的“磁場理論”效應

“磁場理論”在美蘇冷戰期間被用于東西德國之間競爭性體制的比較，即“擁有更好社會福利的陣營才能贏得冷戰”。而本文技術生態上的“磁場理論”，是指不同技術體系競爭中所能構建的全球價值鏈和技術鏈的寬度和廣度。關于“磁場理論”的具體討論，參見：［德］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M］.孟鐘捷，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283.？這一切均有待繼續觀察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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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