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印太復合聯盟的構建及影響評析

摘?要

聯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關鍵支柱。隨著美國國內和地區形勢的變化，拜登政府著眼于構建印太復合聯盟。印太復合聯盟綜合了聯盟和同盟的屬性，包含聯盟構成圈層化、聯盟議程多元化、聯盟目標制衡化和聯盟基礎彈性化四個維度。印太復合聯盟的產生主要基于分擔霸權護持成本、發揮盟友主動性、重塑聯盟關系和減少地區國家對“印太戰略”的抵觸等考量。印太復合聯盟以美日韓印澳和歐洲主要盟友為“內核”，東南亞和南亞中小國家為“中間地帶”，太平洋島國為“外圍”，綜合了安全、經濟和地區治理議題，借助議題合作的方式制衡中國，在所謂“民主”價值觀下突出意識形態彈性化。美國構建的復合聯盟導致印太地區內出現功能相似但成員相異的“平行體系”，加劇地區陣營化態勢，還使地區公共產品俱樂部化，甚至與地區國家的需求出現錯位，并引發治理冗余和治理失衡并存的現象，削弱了地區國家的獲益前景。

關鍵詞?美國?印太戰略?復合聯盟?地區治理?平行體系

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印太地區局勢出現冷戰以來最重大的變革。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致力于在地區內塑造聯盟體系，完善對華競爭的工具箱。自2017年起，特朗普政府通過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逐步確立“印太戰略”框架，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在2019年相繼發布《印太戰略報告：準備、伙伴關系及促進地區網絡化》和《自由開放的印太：推進共同愿景》，逐漸形成了以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為基礎的印太聯盟體系。拜登政府上臺后，對印太聯盟體系進行新一輪完善，出臺了2022年《印太戰略報告》、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22年《國防戰略》報告等文件，在實踐中構建新的合作機制。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延續了印太聯盟的目標，但在聯盟的推行措施和表現形式上出現了較大差異。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對印太地區加大投入，試圖打造類似北約的地區性機制進而威懾中國，“印太北約化”趨勢逐步明顯，給中國的周邊和亞洲伙伴關系帶來嚴峻挑戰。當前學術界對美國印太聯盟進行了深入探索，普遍認同其正從雙邊走向多邊，從單一軍事功能走向多元功能，

宋偉.美國印太同盟體系的發展進程、態勢與影響因素［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21（3）：3234；凌勝利，李航.拜登政府的亞太聯盟政策探析［J］.現代國際關系，2021（4）：22；時殷弘.美國同盟和聯盟體系的對華軍事態勢現狀［J］.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2）：811；Wooyeal?Paik，?Jae?Jeok?Park.?The?Quads?Search?for?NonMilitary?Roles?and?Chinas?Strategic?Response：?Minilateralism，?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Regional?Balancing［J］.?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2021，?30（127）：?4345.認為美國“印太戰略”正在超越傳統的雙邊聯盟體系，納入更多伙伴和新的聯盟形式。

劉豐.秩序主導、內部紛爭與美國聯盟體系轉型［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1（6）：38；韋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及對中國的影響［J］.國際問題研究，2022（3）：3637；趙明昊.盟伴體系、復合陣營與美國“印太戰略”［J］.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6）：37；韋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及其對亞太秩序的影響［J］.當代美國評論，2022（2）：47；劉國柱.復合型模塊化聯盟：拜登政府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3943；張景全，羅華婷.拜登政府對華圍堵復合聯盟戰略及中國應對［J］.東北亞論壇，2022（6）：3742.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既有研究對美國構建的聯盟特征概括歸納不夠充分。其次，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大國競爭和傳統安全角度研究美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系，但在地區國家拒絕選邊站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轉向多領域議題的背景下，美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的治理合作愈發突出，因而需要從地區治理的角度出發分析二者關系。最后，既有研究重點關注美國聯盟的軍事安全挑戰，但美國當前構建的聯盟將以漸進和相對軟性的方式影響中國外部環境。本文從復合聯盟的視角分析美國構建的印太聯盟體系，并指出其對印太地區治理秩序的影響。

一、美國復合聯盟的理論與實踐

（一）復合聯盟的內涵

聯盟（alliance）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也是大國獲取權力和影響力的主要手段。聯盟往往與結盟（alignment，又譯為聯合陣線）和同盟（coalition）等概念密切關聯。格倫·斯奈德（Glenn?Snyder）認為聯盟是結盟的一部分，結盟是兩個或多個國家間的相互期望，即在與其他國家的爭端或戰爭中會得到彼此支持，這種期望主要源于感知的共同利益。

Glenn?Syn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0，?44（1）：?105.托馬斯·威爾金斯（Thomas?Wilkins）認為結盟是在一個或多個安全問題上達成政策協調的狀態，包含了聯盟和同盟。聯盟通常以正式條約為基礎，針對明確識別的特定威脅，而同盟則更為非正式且存續時間短，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在特定時間就特定問題采取聯合行動，但沒有承諾建立持久關系。

Thomas?Wilkins.?“Alignment”，?Not?“Alliance”?—?The?Shifting?Paradigm?of?International?Security?Cooperation：?Toward?a?Conceptual?Taxonomy?of?Alignment［J］.?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012，?38（1）：?5864.通常而言，聯盟具有正式的文本條約，其成立是為了應對外部安全威脅，成員國之間具有共同利益。正如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Walt）所言，聯盟是兩個或多個國家之間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承諾，任何聯盟的特征都包括特定情況下針對某些外部行為體的軍事承諾。

Stephen?Walt.?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J］.?Survival：?Global?Politics?and?Strategy，?1997，?39（1）：?157.然而，也有學者提出聯盟是一種制度，后戰爭時代的聯盟表現形式往往是在成員國之間達成一套規則和制度，反映各國的共同利益，與其他國際制度形成制衡關系。

王石山，王英.同病相憐與聯盟形成——非洲聯盟政治（1955—2003）［J］.國際政治科學，2011（3）：109；任琳，鄭海琦.聯盟異化的起源［J］.國際政治科學，2021（2）：38.近年來，議題聯盟（issuebased?coalition）的應用更加普遍。議題聯盟是為了應對具體議題而形成的非正式合作，政策議程具體，成本分擔和利益分配趨于短期化，具有廣泛適用性和靈活性等特點。

劉豐.國際政治中的聯合陣線［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2（5）：61.議題聯盟的興起源于議題的需要與既有制度的供需失衡。冷戰結束后，美國的議題聯盟行為在數量和議題領域上開始擴大，成為其對外政策行為的一大突出特點。

史田一.國家為何因特定議題結盟？［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3）：2830；史田一.美國對外政策中的“議題聯盟”行為分析［J］.國際關系研究，2020（3）：115116.隨著全球性問題的浮現和全球治理的興起，聯盟的概念不斷豐富，呈現多維度復合的特性，單一聯盟概念往往難以涵蓋當前國際政治現實，國家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合作機制越來越多，議題領域也越來越廣，因此復合聯盟（composite?alliance）越來越成為美國的優先政策議程。

基于對結盟、聯盟、同盟和議題聯盟等概念的討論，本文提出復合聯盟是在國際政治和更廣泛的全球治理領域內，存在共同利益或共同挑戰的國家圍繞特定議題建立的合作機制。復合聯盟是結盟的一種表現形式，兼具聯盟和議題聯盟的屬性，形式上與同盟和議題聯盟相似，以議題合作為導向，國家間不存在正式的條約文本，但與聯盟一樣具有明確識別的外部挑戰，能夠圈定朋友和利益動員。復合聯盟的概念可以從聯盟構成、聯盟議程、聯盟目標、聯盟基礎四個方面加以解析。從聯盟構成上看，復合聯盟囊括多類國家成員，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條約盟友，也包括地區伙伴乃至域外國家。傳統盟國和主要伙伴與美國最為利益攸關，因此是美國復合聯盟的首要選擇對象。與美國具有共同利益或者身份認同的其他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同樣也逐步成為復合聯盟的潛在對象。

任琳，鄭海琦.虛弱的聯盟擴容與全球治理秩序［J］.國際政治科學，2022（1）：9.同時，域外國家或組織的加入是復合聯盟區別于傳統聯盟的顯著特點，這些行為體包括明確界定的地區之外的國家或國際組織，具備相應能力影響地理上相對較遠的另一地區事務。域外成員的加入豐富了聯盟的地理范圍，使聯盟領導國的能力和影響力深入其他地區，還有助于聚合成員能力以壯大聯盟，實現跨地區事務和利益聯動。

從聯盟議程上看，復合聯盟實現了軍事安全議題和區域治理議題的綜合。隨著冷戰的結束，聯盟的軍事功能大打折扣。米拉·拉普胡珀（Mira?RappHooper）認為，冷戰后美國聯盟經歷了翻新的過程，主要針對反恐，缺乏對大國防御和威懾的關注。

Mira?RappHooper.?Shields?of?the?Republic：?The?Triumph?and?Peril?of?Americas?Alliances［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20：?124.然而，近年來大國戰爭、集團政治等傳統安全問題回流，聯盟的軍事比重再次得到強化，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使美國認為聯盟體系的傳統功能需要加以鞏固。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問題的浮現促使各國必須應對共同挑戰，全球治理存在明顯赤字，少數國家的有限供給和各自為戰難以滿足治理需求。因此，聯盟需要納入軍事安全以外的議題，議題領域的延伸正在成為聯盟政治中的新維度。

從聯盟目標上看，復合聯盟既可以幫助成員國開展議題合作，也可以幫助成員國制衡對手，將聯盟和同盟/議題聯盟的目標加以融合。在復合聯盟內，主導國家以特定議題合作為切入點，力圖為聯盟成員提供安全以外的收益。議題合作有助于保持成員間的靈活松散，增強聯盟持續發展的韌性，避免“被牽連”的困境，從而有助于吸引更多新成員加入。同時，聯盟從成立伊始就具備一定的制衡屬性，或是制衡權力，或是制衡威脅。復合聯盟同樣具備制衡功能，但與聯盟相比，復合聯盟傾向于借助制度方式制衡對手，因此存在避險效應，不容易引起其他大國明顯的威脅感知和敵意升級，將競爭控制在良性范圍內。值得注意的是，制衡對手和議題合作并非完全對立，二者在現實中往往同時體現。然而，同一聯盟內何種功能占主導決定了該聯盟的基本屬性，聯盟的主導功能是制衡對手，而同盟和議題聯盟的主導功能是議題合作。例如，北約兼顧科技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但仍以制衡對手為主導功能，因此屬于聯盟范疇而非同盟和議題聯盟。復合聯盟盡管以議題合作為主要形式，但制衡對手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目標。

從聯盟基礎上看，復合聯盟強調意識形態彈性化，在所謂“民主”價值觀下更突出“志同道合”，依據不同國家類型和屬性進行合作。通常，聯盟成員具有相似的意識形態，有助于更好形成共識和鞏固聯盟。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在聯盟關系上更強調所謂“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甚至拋出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論調。因此，“民主”往往被視為美國維持聯盟體系的基礎，借助意識形態劃界，推動排他性制度和規則塑造，構筑一套針對崛起國的新治理體系。

任琳，孟思宇.霸權護持、復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機［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2（5）：70.但在具體實踐中，美國并未嚴格按照意識形態劃界，而是在意識形態旗幟下依據共同利益調適與盟伴的關系。美國根據不同國家制定具體領域的合作議程，即便是與美國意識形態相悖的地區國家，美國也傾向于將其拉入自身陣營。美國亞洲事務主管庫爾特·坎貝爾（Kurt?Campbell）指出，拜登政府需要擴大聯盟關系，納入不完全與美國共享價值觀或擁有“民主”制度的國家。

Kurt?M?Campbell.?Americas?Rebalancing?Towards?the?AsiaPacific?in?Retrospect?and?Prospect［M］//?Robert?G?Patman，?Patrick?Kllner，?Balazs?Kiglics，eds.?From?AsiaPacific?to?IndoPacific：?Diplomacy?in?a?Contested?Region.?Singapore：?Palgrave?Macmillan，?2022：?85.

（二）美國印太復合聯盟產生的背景

復合聯盟的產生主要基于對華競爭、維持美國主導地位的考量，與特朗普和拜登兩任政府制衡中國的意圖一脈相承。但具體而言，復合聯盟與國際局勢、地區關系和本國政策方向變動息息相關，是對這些動態變化的回應。

第一，美國需要納入更多國家分擔印太地區霸權護持的成本，減少自身制度和資源消耗。在“自由國際主義”引導下，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提供諸如安全和開放市場等公共產品換取對自身主導地位的承認，印太盟友也將安全托付于美國。由于地區秩序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產品，因此作為地區霸權國的美國需要持續投入資源以維持秩序。然而，盟伴長久以來的搭便車行為以及本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美國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不斷下降，單獨維持地區秩序的壓力愈發突出，因此美國希望盟伴承擔更多維持秩序的成本和風險。2021年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提到，鼓勵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國家”在成本分擔上發揮更大作用，擴大在衛生、人道主義等領域的協調。

The?White?House.?U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EB/OL］.?（20210112）［20230426］.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盡管拜登與特朗普的施政理念和聯盟認知有所區別，但在拉攏盟友分擔成本上具有延續性。早在競選期間，拜登團隊就提出聯盟能夠減輕美國的負擔，鼓勵盟友對地區安全承擔更大責任，貢獻公平份額。上臺后，拜登和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在講話中多次提出“真正的伙伴關系”意味著共同承擔責任，盟友需要為聯盟關系盡一份力，而不是僅僅依靠美國。因此，美國需要擴大聯盟覆蓋范圍，納入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以減少自身投入。

第二，美國需要將資源聚焦國內事務，發揮印太地區國家在對華競爭中的主動性。拜登政府上臺后，倡導“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以國內議程引領外交政策，政策重心比以往更多地圍繞國內事務。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中表示，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在國外采取的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工薪家庭，推進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

The?White?House.?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EB/OL］.?（20210204）［20230426］.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布林肯提出，美國投資國內事務是為推進外交政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國內復興是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不僅能夠增強自身外交能力，更能讓盟友和伙伴相信美國致力于提升聯盟關系并保持領導地位，這也有助于美國在其他地區推進利益和價值觀。

US?Department?of?State.?Domestic?Renewal?as?a?Foreign?Policy?Priority［EB/OL］.?（20210809）［20230426］.https：//www.state.gov/domesticrenewalasaforeignpolicypriority/.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Sullivan）也認為，“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側重于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應對共同挑戰，這將得到美國盟友的支持，這種支持將使美國更好地推動有效的國際分工和公平的成本分擔，從而助力國內中產階級。

Salman?Ahmed，et?al.?Making?U.S.?Foreign?Policy?Work?Better?for?the?Middle?Class［EB/OL］.?（20200923）［20230426］.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SFP_FinalReport_final1.pdf.在實踐層面，拜登將疫情緩解、經濟恢復等國內事項作為施政重點，為此相繼出臺了“美國拯救計劃”和基礎設施投資法案等，幫助遭受打擊的美國經濟紓困，并正式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將資源集中于應對國內事務?；诖?，拜登政府需要建立更加平衡的聯盟體系以應對地區問題，聯合印太地區國家，以應對挑戰和威脅。

第三，美國試圖重塑印太聯盟關系，擴展與盟國的共同利益，強化外交政策工具。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導致對盟友的承諾減少，多次圍繞駐軍費用問題與日韓等印太盟友以及德國等歐洲盟友出現分歧，在貿易問題上與印度等主要戰略伙伴產生摩擦。與之相應，盟友對美國的背離傾向也越發突出，歐盟和印度的戰略自主取向增強，美國構筑的聯盟體系面臨嚴重沖擊，凝聚力下降使聯盟的“力量倍增器”作用遭到削弱。拜登政府上臺后將重塑聯盟體系作為施政重點議程，認為相比對手，美國具備的關鍵不對稱優勢是強大的聯盟和伙伴關系網絡。布林肯認為，美國面臨的挑戰是調整和更新聯盟，使其能夠應對當今威脅，將具有優勢和能力互補的國家團結起來能更好地實現共同目標。

US?Department?of?State.?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EB/OL］.?（20210324）［20230426］.https：//www.state.gov/reaffirmingandreimaginingamericasalliances/.沙利文提出，美國需要動員最廣泛的國家聯盟以增強集體影響力，美國對聯盟的投資是拜登政府對世界態度轉變的真正標志。

The?White?House.?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EB/OL］.?（20221013）［20230426］.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0/13/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因此，美國希望重塑聯盟以恢復主導國際秩序的能力，既依靠聯盟所承載的安全互助功能，又加強戰略協調和秩序護持，爭取盟友對美國重新主導國際秩序的支持，從而扭轉前任政府時期美國的權威流失，使其在盟友眼中重新具有合法性基礎。

劉豐.秩序主導、內部紛爭與美國聯盟體系轉型［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1（6）：41；沈國兵.美國拜登政府施政政策透視及中美關系走勢［J］.思想理論戰線，2022（1）：99.

第四，美國試圖避免地區國家對四邊機制產生焦慮和抵觸，增強“印太戰略”的吸引力，拉攏更多國家以壯大對華競爭的成員基礎?！坝√珣鹇浴碧岢龀跗?，特朗普政府力圖將其打造為“亞洲版北約”，拉攏地區國家組成針對中國的制衡性聯盟。2020年8月，時任副國務卿斯蒂芬·比根（Stephen?Biegun）甚至公開表示，美國的目標是將美日印澳的印太防務關系正式化，圍繞各方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在印太地區建立類似北約的機構，吸引更多國家結盟并抵御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

US?Department?of?State.?Deputy?Secretary?Biegun?Remarks?at?the?U.S.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Forum［EB/OL］.?（20200831）［20230426］.https：//20172021.state.gov/deputysecretarybiegunremarksattheus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forum/index.html.然而，大多數地區國家排斥被納入排他性的聯盟體系，更希望保持外部關系的多元化，獲取更多議題合作收益。在“印太戰略”提出的最初2年內，具有戰略自主傳統的印度的選擇性背離趨勢最為明顯，被視為四邊機制最弱的一環。莫迪曾表示印太是“自然而然”的區域，不將印太視為成員有限的集團或實施遏制的聯盟。

MEA?of?India.?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EB/OL］.?（20180601）［20230426］.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除了與“印太戰略”保持距離外，印度還一度反對美國升級四邊機制，認為更高等級的參與可能會被視為對中國的威脅，四邊機制應和印太概念脫鉤。此外，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多次明確表示不希望中美在東南亞開展激烈競爭，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表態具有代表性，他指出亞洲國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而是尋求建立包容性的區域架構。

Lee?Hsien?Loong.?The?Endangered?Asian?Century［J］.?Foreign?Affairs，?2020，?99（4）：?6162.

復合聯盟有助于改變四邊機制的直接對抗屬性，使美國以更加軟性的方式介入印太事務，減小地區國家的“選邊站”憂慮和“印太戰略”推進的阻力。拜登政府大力倡導外交、發展和經濟方略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通過提供公共產品，向地區國家展示印太聯盟旨在建設補充而不是進一步分化印太地區。美國學者理查德·方丹（Richard?Fontaine）強調，美國的合作伙伴不需要為加入一個統一的集團而與中國切斷聯系，而是在特定議題上加入針對中國的聯盟。

Richard?Fontaine.?Washingtons?Missing?China?Strategy［EB/OL］.（20220114）［20230426］.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20114/washingtonsmissingchinastrategy.

（三）復合聯盟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發端

復合聯盟理念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印太聯盟體系設計中均能夠找到相應雛形，經歷了從初步設想到逐步完善的過程。早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國政府高層官員就已經認識到對印太聯盟進行調整的必要性，并開始了構建復合聯盟的初步探索。2020年3月，時任副國務卿比根發起了美日印澳四國定期電話磋商，首次加入韓國、越南和新西蘭三個伙伴國，討論應對疫情的最佳做法和協調應對方式。2020年5月，四國與以色列、韓國和巴西再次舉行會議，討論國際合作、透明度等在抗擊疫情方面的重要性。2020年10月，邁克·蓬佩奧（Mike?Pompeo）在參加四邊機制外長會時表示，希望四邊機制正式化和擴大化，其他國家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成為架構的一部分。同月，比根在訪問印度時一改此前的“亞洲版北約”觀點，強調四邊機制是由共同利益驅動的伙伴關系，不是具有約束力的義務，無意成為排他性的集團，四邊機制可以擴展到更廣泛的共同利益領域，并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聯合，重點深化與東盟的接觸，尋求“自由開放的印太愿景”并愿意合作的國家都將受到美國歡迎。

U.S.?Embassy?&?Consulates?in?India.?Remarks?by?Deputy?Secretary?Stephen?E.?Biegun?at?IndiaU.S.?Forum［EB/OL］.?（20201012）［20230510］.https：//in.usembassy.gov/remarksbydeputysecretarystephenebiegunatindiausforum/.與此同時，時任副助理國務卿馬克·克納珀（Marc?Knapper）在參加日本富士山對話時也表示，四邊機制是一個由“志同道合國家”組成的自愿團體，一旦確定政策方向，該機制將尋求擴大成員。

Nikkei?Asia.?IndoPacific?“Quad”?Has?Potential?to?Expand：?Senior?US?Diplomat［EB/OL］.?（20201024）［20230510］.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QuadhaspotentialtoexpandseniorUSdiplomat.

在重建美國聯盟體系的理念指引下，拜登政府更加強調復合聯盟的重要性，試圖建立更加廣泛的聯盟基礎，在理念設計上比特朗普政府更進一層。拜登曾提出，美國需要擴大聯盟和伙伴關系網絡，超越核心聯盟從而建立優勢，在所有可能條件下與盟國和伙伴共同行動。

Joseph?R?Biden，Jr.?Building?on?Success［J］.?Foreign?Affairs，?2016，?95（5）：?4657.布林肯強調，四邊機制將“志同道合的國家”聚集起來，協作解決印太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在特定領域推進優先事項的合作。

US?Department?of?State.?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Zakka?Jacob?of?CNNNews18［EB/OL］.?（20210728）［20230510］.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zakkajacobofcnnnews18/.美國在建立伙伴關系時需要靈活和創新，應尋求建立針對特定問題的機構，從而鞏固地區秩序和凝聚各國共識。

Kurt?M?Campbell，?Rush?Doshi.?How?America?Can?Shore?Up?Asian?Order［EB/OL］.?（20210112）［20230510］.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2/howamericacanshoreasianorder.沙利文認為，四邊機制不是軍事聯盟和新北約，而是四個“民主”國家在經濟、技術、氣候和安全等基本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機遇。2022年2月，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提出，美國建立的聯盟在必要時應加以調整和更新，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通過強大且相輔相成的議題聯盟。

The?White?House.?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EB/OL］.?（20220211）［20230510］.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美國將組建盡可能強大的聯盟，聯盟的核心是與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相同的國家，但為了使聯盟具有包容性，美國還將與所有支持“基于規則的秩序”的國家合作。

二、拜登政府的印太復合聯盟架構

在拜登政府的設計和推動下，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了一套層次相對分明、形式相對完整的復合聯盟架構。與此前的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聯盟體系既具有一定的延續性，也在聯盟構成、聯盟議程、聯盟目標、聯盟基礎四個方面進行了大幅改進，是對既有聯盟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完善。美國構建的印太復合聯盟以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為基礎，同時納入其他成員加以補充完善。四邊機制符合本文對復合聯盟的定義，以議題聯盟為主要形式，沒有明確的條約文本，但明確針對外部對象。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四邊機制具有同盟和議題聯盟的形式，強調四邊機制制衡中國的作用。美國學者甚至直接提出四邊機制是對中國崛起的回應，旨在成為所謂“民主國家”的平衡同盟。

國外學者普遍使用結盟（alignment）或同盟（coalition）來描述四邊機制，可參見：Shyam?Saran.?The?Quadrilateral：?Is?It?An?Alliance?Or?An?Alignment？［EB/OL］.?（20171125）［20230911］.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analysis/thequadrilateralisitanallianceoranalignment/story16CvgQjKHWaayoQjaOl2kM.html.;?Kei?Hakata.?Japan?and?the?IndoPacific：?The?Formation?of?Geostrategy［M］//?Brendon?J?Cannon，?Kei?Hakata，eds.?IndoPacific?Strategies：?Navigating?Geopolitics?at?the?Dawn?of?a?New?Age.?New?York：?Routledge，?2021：?94;?Akriti?Vasudeva.?Competition?and?Coalitions：?The?United?States，?Quad?Plus?and?the?Chinese?Challenge?in?the?IndoPacific［M］//?Jagannath?P?Panda，?Ernest?GunasekaraRockwell，eds.?Quad?Plus?and?IndoPacific：?The?Changing?Profil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Routledge，?2022：?36；而國內學者則傾向于使用聯盟（alliance），可參見：Chen?Weihua.?“America?First”?Policy?Dooms?US?IndoPacific?Strategy?to?Failure［EB/OL］.?（20180803）［20230911］.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128/90/67/1533296697519.html.因此，美國構建的印太復合聯盟主要表現為四邊機制及其延伸。

（一）聯盟構成的圈層化

拜登政府在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基礎上，積極擴大“印太戰略”的成員結構，形成“內核—中間地帶—外圍”的圈層化結構，增加與伙伴的協調和凝聚力。美國印太復合聯盟的“內核”是日本、澳大利亞、印度、韓國和歐洲主要盟友，這些國家不僅是美國認定的所謂“民主國家”，更因其能力和體量而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價值。近年來，美國分別與日澳印發起了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參加的年度“2+2”戰略對話，拜登政府還于2022年與日本發起首次經濟對話，與印度發起“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同時，美國與日澳印韓建立了一系列三邊合作機制，包括美日澳、美日印、日澳印、美日韓三邊戰略對話；拜登政府還于2023年發起美日韓三邊領導人合作機制，每年舉行三邊峰會與聯合軍演，并圍繞發展政策展開對話。這些雙邊和三邊合作構成了美國印太復合聯盟的核心要件，使美國能夠以低成本和較高可靠度構建地區性聯盟關系。此外，拜登政府拓展合作外延，將地理位置遙遠的歐洲國家納入印太復合聯盟。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提出，歐盟和北約越來越多地關注印太地區，美國將利用這一機會調整方式，推動集體行動的共同議程，在印太和歐洲—大西洋之間建立橋梁。

The?White?House.?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EB/OL］.?（20220211）［20230510］.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近年來，法國、英國、德國、荷蘭和歐盟等相繼發布了“印太戰略”，不斷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經濟存在，已然成為美國在該地區的新興伙伴。2021年，北約成員國共派出21艘軍艦前往亞洲海域，與美國等舉行軍演，有效提升了互操作性，成為美國印太聯盟體系的重要依靠。

美國印太復合聯盟的“中間地帶”是東南亞和南亞中小國家，這些國家因能力和體量有限，戰略價值相比“內核”較低，但美國也需要拉攏它們，使其發揮應有效用。鑒于東南亞在印太地區的關鍵地理位置，美國明確將東盟視為地區安全架構的中心。但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東南亞戰略層面重視不足，特朗普本人也多次缺席美國—東盟峰會和東亞峰會?；诖?，拜登政府重新加強政治和外交舉措，將與東盟的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鑒于東盟對美國的疑慮心理和對自主性的追求，拜登政府圍繞海上安全、數字經濟等領域，發展與東盟的利益聯結。2022年，拜登政府在第十屆美國—東盟峰會上宣布提供6000萬美元資金加強海事執法合作，包括打擊跨國犯罪和非法捕撈等，隨后宣布提供約8.5億美元援助增強東盟的基礎設施和連通性。除了東南亞國家，美國在南亞地區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將部分國家作為“支點”進行針對性投入。早在2019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就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國和尼泊爾作為伙伴關系擴展的對象。2022年2月，拜登政府通過勸說和施壓促使尼泊爾正式批準了“千禧年挑戰公司”倡議，美國提供5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盡管尼泊爾聲稱不加入美國“印太戰略”，但美國在該國保持穩定前沿存在和治外法權。

拜登政府著眼于太平洋島國，將其視為美國復合聯盟的“外圍”，這些國家因實力弱小、地理位置偏遠，不是美國拉攏的優先目標，但隨著中美競爭加劇，這些相對邊緣的國家戰略角色愈發重要。太平洋島國不僅擁有廣闊和資源豐富的專屬經濟區，而且還可以提供商業港口或海軍基地。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如果要致力于印太地區外交，必須在四邊機制之外培育更深層次的關系，將該地區邊緣國家包括在內。盡管特朗普政府已經認識到太平洋島國的價值，但取得進展相對有限，并未將其視為“印太戰略”的重點方向。在此前的四邊機制峰會上，太平洋島國基本處于邊緣化地位，聯合聲明鮮有提及，即便有，其所觸及的也只聚焦經濟和環境問題等“低政治”議題。然而，拜登政府正在將太平洋島國作為安全機制的組成部分。2022年2月，布林肯訪問島國斐濟，與斐濟共同商討海上安全合作以“應對威脅”，成為近40年來首位訪問該國的美國國務卿。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也將與太平洋島國建立戰略關系作為十大行動支柱之一，提出建立多邊戰略集團。6月，美國聯合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英國發起“藍色太平洋伙伴關系”，支持“太平洋地區主義”，加強與太平洋島國在氣候變化、海上安全、衛生等領域的合作。9月，拜登政府舉行首次“藍色太平洋伙伴關系”外長會以及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并發布首份《太平洋伙伴關系戰略》，作為“印太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戰略中提出美國參與太平洋島國事務的基礎是二者牢固的個體和集體聯系，需要大幅增加美國在該地區的外交存在和介入。這些轉變表明拜登政府試圖將四邊機制輻射到印太邊緣國家，使四邊機制的結構更為完整。

（二）聯盟議程的多元化

在聯盟議程方面，拜登政府擴大四邊機制的議題范圍，在軍事安全之外增加非傳統安全和區域治理議題。拜登政府上臺后大力推動四邊機制的議題擴容，使之成為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區機制。為改變四邊機制的局限性，拜登政府首先從經貿領域入手。2021年9月，美國組織召開首次四國領導人線下峰會，宣布建立新的“四邊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并成立工作組，為印太地區提供超過5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援助。2022年5月，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圍繞公平和彈性貿易、供應鏈韌性、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稅收和反腐敗四大支柱展開。四國還發起私營部門主導的“四邊投資者網絡”（QUIN），促進對清潔能源、半導體、關鍵礦物和量子等戰略技術的投資，并宣布“四邊基礎設施研究金計劃”。在衛生領域，美國賦予四邊機制疫苗生產的功能，并建立“四邊衛生安全伙伴關系”。在高科技領域，美國推動建立關鍵和新興技術工作組，建立四國行業聯系小組，在技術標準制定領域保持領導地位。在氣候變化領域，美國推動成立四國氣候問題工作組，合作建立清潔能源供應鏈，加強“抗災基礎設施和氣候信息聯盟”建設。在2022年5月的領導人會議上，四國發起了“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IPMDA）以及“印太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伙伴關系”（HADR），旨在與區域合作伙伴應對人道主義和自然災害、打擊非法捕撈，進一步拓展了四邊機制的功能領域。2023年5月，四國建立“電纜連接和彈性四邊合作伙伴關系”，加強印太地區的電纜系統，與帕勞合作建立太平洋地區首個開放無線電接入網絡（Open?RAN），支持聯合研究，幫助農民提高產量和通過新興技術推動農業創新。目前，拜登政府已經在四邊機制框架下建立了六個工作組和五項倡議，涵蓋疫苗、氣候變化、科技、太空、網絡、基礎設施，使四邊機制成為應對各類議題的綜合性平臺（見圖1）。較大的議題寬泛性和方式靈活性旨在吸引更多國家參與，更大程度地調動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戰略支持。同時，不同議題的合作逐漸走向規范化和機制化，有利于協調一致以深化相關議題領域的合作，也便于美國統籌和部署工作。

凌勝利，王彥飛.?霸權的邏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多邊轉向［J］.國際安全研究，2022（4）：120.

圖1?美日澳印四邊機制框架

（三）聯盟目標的制衡化

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競爭與制衡目標，以議題合作之名行制衡對手之實。上臺伊始，拜登政府就將中國作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后冷戰時代已經結束，主要大國間競爭正在塑造未來，這一判斷表明美國正在將以對抗為主的冷戰思維注入國際社會。盡管拜登政府劃定了地緣政治競爭和跨國共同挑戰兩類主要威脅，但在美國的認知中，以中俄為代表的地緣政治競爭處于優先地位。即便是在烏克蘭危機牽動世界秩序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仍然堅定認為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又有強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推動該目標的競爭對手。因此，拜登政府的聯盟目標高度明確，即在特朗普政府對華競爭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拜登明確提出，應對中國挑戰的最有效方法是建立美國與盟伴的統一戰線，其外交政策議程將把美國放在首位，與盟伴共同開展應對全球威脅的集體行動。

Joseph?R?Biden，?Jr.?Why?America?Must?Lead?Again［J］.?Foreign?Affairs，?2020，?99（2）：?71.復合聯盟改變了美國對華競爭的手段和途徑，并未改變制衡中國的實質。

（四）聯盟基礎的彈性化

拜登政府著重拉攏所謂“民主”盟友，同時與“非民主”盟友和伙伴保持功能性合作。助理國防部長伊利·拉特納（Ely?Ratner）曾提出，美國需要有選擇地消除向印太戰略盟友和伙伴提供外交安全援助的障礙，特別是基于所謂“民主”和人權考量面臨限制的國家。

Ely?Ratner.?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Renewing?American?Competitiveness?in?the?IndoPacific［EB/OL］.?（20200128）［20230510］.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isingtothechinachallenge.與歐洲不同，美國與印太地區國家存在更大的意識形態差異，彌合分歧難度更為顯著。對此，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提出，“印太地區是世界上許多最具活力的民主國家和經濟機遇的所在地，美國應當繼續借助‘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支持民主價值觀并加強其韌性，但也需要重視其他具有共同利益的伙伴”

US?Congress.?S.1260United?States?Innovation?and?Competition?Act?of?2021［EB/OL］.?（20210608）［20230426］.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260.。在此種理念下，拜登政府借助意識形態劃分與中國等聯盟外國家的關系，而對聯盟內國家則表現出高度包容性，即以意識形態對立性區分敵我，但以意識形態彈性化拉攏伙伴。當對現實利益的追求在美國外交戰略中占壓倒性優勢時，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因素服從于國家的現實利益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顯著特征。

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國家聯盟”構想評析［J］.當代美國評論，2021（3）：55.例如，新加坡并未受邀參加美國召開的“全球民主峰會”，屬于美國認定的“非民主國家”，卻是美國“印太經濟框架”的主要成員?；诖?，拜登政府和印太地區國家保持了相對靈活的關系。美國學者哈爾·布蘭茲（Hal?Brands）認為，美國推行的“自由世界”本質上是一個三層聯盟：第一層是美國的所謂“民主條約盟友”，具有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第二層是所謂“民主伙伴”，這些國家與美國不完全一致，但在特定問題上為美國提供支持；第三層由相對溫和的“非自由國家”組成，在交易基礎上與美國合作，在涉及治理問題時與美國的關系更加緩和。

Hal?Brands.?How?to?Make?Bidens?Free?World?Strategy?Work［EB/OL］.（20220524）［20230510］.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20524/howmakebidensfreeworldstrategywork.

三、復合聯盟對印太地區治理秩序的影響

作為主導大國倡導的新議程，“印太戰略”的推進是形成新規則和構建新秩序的過程，對地區和全球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張貴洪.“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太戰略構想的比較分析［J］.現代國際關系，2019（2）：34.拜登政府的印太復合聯盟不僅將改變中美戰略競爭的方式，也會重塑美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系，進而對印太地區治理秩序產生重要影響。

（一）印太地區治理秩序架構

地區治理是地區內國家、國際組織等行為體對區域事務的共同管理，特征包括與地緣政治密切關聯、治理主體多元化、針對主要區域、追求共同防務與經濟合作、文化共建和價值觀聯通，

郭樹勇.區域治理理論與中國外交定位［J］.?教學與研究，2014（12）：48.囊括國際制度和規范構建以及建立這些機構和規范的過程。地區治理是各類組織、制度進行競爭和演變的過程，具有功能維度（地區共同利益或威脅）、權力維度（地區國家的權力分配）和理念維度（建構地區規范），這三者能夠深刻影響地區秩序的走向。

Detlef?Nolte.?Regional?Powers?and?Regional?Governance［M］//?Nadine?Godehardt，?Dirk?Nabers，eds.?Regional?Orders?and?Regional?Powers.?New?York：?Routledge，?2011：?55.有學者提出從四個維度理解地區治理秩序：一是治理場域的活動空間；二是治理主體根據自身所擁有的資源開展的治理實踐；三是規則設置了各主體參與地區治理的條件；四是場域的象征意義。

曾向紅.?中亞地區治理三十年：一項研究議程［J］.東北亞論壇，2021（5）：12.因此，地區治理秩序涉及在特定地理空間中的制度、規則和規范構建，地區國家是秩序形成的主要動力，并通過各類制度和組織塑造了地區治理議程，完整的地區治理秩序包含治理主體、治理客體和治理機制等內容。

從治理主體上看，印太地區內既有中美等大國，也存在東南亞和南亞中小國家以及太平洋島國。美國基于霸權護持的理念，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地區主要國家，為印太地區提供安全公共產品，將自身利益置于地區共同利益之上。相比之下，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為基礎，強調協作應對挑戰，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為印太地區提供充足的經濟公共產品和一定的安全公共產品，最終目標在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此外，東南亞國家和太平洋島國等也是印太地區治理秩序的重要行為體，力圖提升地區影響力，基于利益和實用主義理念與中美開展合作。2019年6月，東盟發布了《東盟印太展望》，致力于發展包容各方的區域架構，保持在東南亞及周邊地區架構中的核心作用。2019年，太平洋島國共同發布《藍色太平洋2050戰略》，提出建立和平、和諧、安全、社會包容和繁榮的韌性太平洋地區，構建藍色太平洋身份，以獨特的太平洋方式解決挑戰或爭端。鑒于印太地區中小國家治理能力相對有限，難以單獨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大國是地區治理的主要行為體。

從治理客體上看，經濟發展、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等是印太地區國家最關注的議題。當前印太地區各類共同問題突出，東南亞國家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是實現經濟復蘇和應對氣候變化，東盟因效率低下難以應對危機，還對東南亞成為大國競爭場域表示擔憂。

ISEASYusof?Ishak?Institute.?The?State?of?Southeast?Asia：?2023?Survey?Report［EB/OL］.?（20230209）［20230910］.https：//www.iseas.edu.sg/articlescommentaries/stateofsoutheastasiasurvey/thestateofsoutheastasia2023surveyreport2/.太平洋島國面臨的最嚴峻威脅是氣候變化，同時還面臨發展“藍色經濟”和加強海洋環境保護的挑戰。相比傳統安全，太平洋島國更關注“擴大的安全”（expanded?security），包括人的安全、經濟安全、人道主義援助、環境安全、網絡安全和跨國犯罪，以及建立抵御災害和氣候變化的地區合作。

Pacific?Islands?Forum.?The?2050?Strategy?for?the?Blue?Pacific?Continent［EB/OL］.

（20190816）［20230911］.

https：//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8/PIFS2050StrategyBluePacificContinentWEB5Aug2022.pdf.

從治理機制上看，印太地區制度復雜性程度較高，分別反映了不同國家的戰略考量。美國主導構建的四邊機制、“印太經濟框架”和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等都屬于排他性機制，旨在從中獲取非中性收益。特別是在美國加大對華制衡的背景下，印太地區制度的私有屬性凸顯，地區制度建設表現為治理理念和價值訴求之爭。

張弛.競爭性地區主義與亞洲合作的現狀及未來［J］.東北亞論壇，2021（2）：91.與美國不同，中國著力塑造包容性機制，以“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機制為依托，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兼顧他國利益訴求。此外，地區中小國家也構建了相應治理機制。澳大利亞曾在美國支持下主導了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創建事項，日本聯合東南亞國家構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東南亞國家和太平洋島國聯合智利共同發起了《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隨著美國戰略重心轉移以及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下降，印太地區國家開始從自身利益和價值原則出發，推動制定新的機制，基于異質性展開競爭與博弈。

（二）“平行體系”趨勢開始浮現

在治理主體層面，在美國對華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印太地區內部可能將出現兩套功能相似但形式平行的治理架構。平行是制度復雜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平行制度能夠并行不悖地履行類似職能。

Vinod?Aggarwal.?Institutional?Designs?for?a?Complex?World：?Bargaining，?Linkages，?and?Nesting［M］.?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6.有學者提出，“平行體系”是創建與既存機構有類似職能的機構，在成員資格、形式、規則制定程序和其他設計特征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平行體系”可被視為新體系、替代體系、新興體系、崛起體系甚至競爭體系。

James?F?Paradise.?The?Role?of?Parallel?Institutions?in?Chinas?Growing?Participation?in?Global?Economic?Governance［J］.?Journal?of?Chinese?Political?Science，?2016，?21（2）：?150.從概念上看，“平行體系”的成員沒有交集，但在國際社會互聯互通加深以及成員國尋求功能性收益的背景下，“平行體系”內部的交叉和重疊現象較為突出。如果相互平行的體系由競爭或對立國家主導，治理之爭將不斷突出。當大國支持不同的地區制度時，地區規則和規范數量將增加，潛在的規則沖突風險也會隨之上升。

Laura?GómezMera.?International?Regime?Complexity?and?Regional?Governance：?Evidence?from?the?Americas［J］.?Global?Governance，?2015，?21（1）：?24.

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借助印太復合聯盟在地區內部構建了一套在功能上平行于中國的治理體系。此前，印太地區存在二元結構，即眾多中小國家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在經濟上依靠中國。這種二元結構長期并行，為地區國家提供安全保證和經濟機遇。然而，印太復合聯盟正在改變這一局面，美國圍繞經濟、衛生、科技等議題領域向地區國家提供替代選擇，使其加入美國主導的制度安排并成為復合聯盟成員，與中國構建的合作體系爭奪影響力。雖然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借助的國際合作形式上有不同側重，但都試圖在多領域建立排他性制度，構筑成員國維度不重疊而功能領域重疊的所謂“平行體系”。

任琳，張尊月.?亞太地區的制度復雜性分析［J］.東北亞學刊，2022（6）：20.此舉既有助于避免與中國的直接沖突，借助制度方式規鎖中國，也能夠在不引起反對的情況下與地區國家保持多元聯系，減少盟友和伙伴的選擇性背離傾向。隨著“印太戰略”的持續推進，地區秩序有可能朝兩極化方向發展。

李家勝.美國“印太戰略”與地區兩極化［J］.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2（3）：2833.

（三）加劇地區共同挑戰的應對難度

在治理客體層面，美國印太復合聯盟提供俱樂部產品（club?goods），與地區國家的訴求存在矛盾，不利于應對各類地區性挑戰。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印太復合聯盟宣稱以公共產品供給為主要目標，

Paul?Haenle.?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Biden?Administrations?IndoPacific?Strategy?vs.?the?Trump?Administrations［J］.?East?Asian?Policy，?2022，?14（4）：?66.試圖以此獲取地區國家的支持乃至追隨。通常而言，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但拜登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邊界范圍，因而更類似于俱樂部產品。

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印太復合聯盟成員并未涵蓋地區全體國家，只有“志同道合的國家”才能獲益，聯盟外國家的公共產品需求仍未解決，難以真正緩解地區共同挑戰。以“印太經濟框架”為例，美國宣稱強化供應鏈韌性和“自由開放的貿易”，此類公共產品需要中美發揮主導作用，聯合地區國家共同投入。但美國在實踐中刻意排除地區內主要經濟體中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因所謂“人權”原因未被邀請，大多數太平洋島國也缺席其中，無法從美國的經濟框架中獲益。印太地區國家認為該框架應盡可能具有包容性，需要納入在地理、經濟和發展方面不同的國家，一些國家不希望看到該框架成為“內部人員俱樂部”

Matthew?P?Goodman，?Aidan?Arasasingham.?Regional?Perspectives?on?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EB/OL］.

（20220411）［202304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gionalperspective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同時，美國并未對加入該框架的國家承諾市場準入和降低關稅，引發了地區國家的潛在擔憂。對部分具有行業優勢的國家而言，其與美國進行貿易的獲益空間增長幅度有限，加入該框架往往使成員國面臨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因此，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本質上是少數國家組成的俱樂部，難以真正提供公共產品，也不能真正滿足地區國家的治理需求。

另一方面，美國過度關注地緣政治競爭使其治理客體與地區國家需求存在相當程度的錯位。斐濟國防部長伊尼亞·塞魯伊拉圖（Inia?Seruiratu）在2023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明確表示，太平洋島國沒有受到地緣政治競爭的威脅，國防安全不是主要的安全問題，最大的生存威脅是氣候變化。美國智庫也認為美國的太平洋島國政策具有內在矛盾，島國對美國經濟援助不足感到擔憂，要求對氣候變化采取行動，美國卻更關注國防和對島國的影響力爭奪。

Darshana?M?Baruah.?The?Contradiction?at?the?Heart?of?U.S.?Policy?Toward?the?Pacific?Islands［EB/OL］.

（20220915）［2023091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9/15/contradictionatheartofu.s.policytowardpacificislandspub87929.

（四）治理冗余和治理失衡并存

在治理機制層面，美國印太復合聯盟將導致治理冗余和治理失衡并存的現象。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印太復合聯盟將加劇治理機制的冗余和復雜性，與地區內其他治理機制存在重疊和傾軋。另一方面，盡管復合聯盟的出現給地區國家提供了更多選擇空間，但地區治理赤字并未就此緩解。在不涉及重大安全利益的情況下，對華合作能否帶來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是美國盟友作出選擇的主要考慮因素。

吳心伯.美國壓力與盟國的對華經貿政策［J］.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1）：80.大部分地區國家不愿完全放棄對華合作收益而加入聯盟，因而獲取俱樂部產品的前景也相對有限。此外，治理之爭還可能迫使地區國家為避免卷入沖突而同時拒絕中美主導的機制，因此獲得公共產品的整體數量甚至會下降。

印太地區的基礎設施治理是典型案例?；A設施是印太地區國家急需的公共產品，目前地區國家主要依靠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滿足本國需求，同時依靠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提供援助。對此，拜登政府提出“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PGII）、“印太經濟框架”等機制，旨在對沖“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美國的加入使地區內的治理之爭進一步加劇，不僅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存在競爭，而且與地區國家構建的既有機制存在分歧。美國“印太經濟框架”會弱化東盟中心性并分裂東盟，東盟作為地區公共產品提供渠道將不再發揮作用。

Kei?Koga.?Institutional?Dilemma：?Quad?and?ASEAN?in?the?IndoPacific［J］.?Asian?Perspective，?2023，?47（1）：?42.一些地區國家還認為美國的基礎設施合作機制會減少自身選擇空間。布魯金斯學會提出，PGII不太可能阻止或取代中國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缺口巨大，對中美兩國都有足夠的需求，大多數國家都希望保持多種選擇，將PGII和“一帶一路”對立是錯誤的二分法。

Elizabeth?C?Losos，?T?Robert?Fetter.?Building?Bridges？?PGII?versus?BRI［EB/OL］.

［20220929］［2023042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2/09/29/buildingbridgespgiiversusbri/.

四、結語

復合聯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表現形態，也是深入理解該戰略的理論視角。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打造的復合聯盟包括聯盟構成、聯盟議程、聯盟目標、聯盟基礎四個方面，成員超越傳統條約盟友，更注重“志同道合的國家”，重點從軍事安全議題轉向非軍事和治理議題，兼具制衡對手和議題合作的目標，強調意識形態彈性化。印太復合聯盟的出現是美國國內、地區等一系列因素疊加的產物，在特朗普政府后期以及拜登政府的官員發言和文件中均能找到相應設計架構。拜登政府的印太復合聯盟“內核”由美日韓澳印和歐洲主要盟友構成，“中間地帶”包括東南亞和南亞中小國家，“外圍”則由太平洋島國構成。印太地區治理秩序將在復合聯盟的沖擊下呈現困境，從治理主體來看，復合聯盟以對華制衡為目標將加劇“平行體系”趨勢，導致地區關系陣營化。從治理客體來看，美國提供的俱樂部產品及其與地區國家訴求的錯位不能有效應對地區共同挑戰。從治理機制上看，印太復合聯盟會引發治理機制冗余，加劇公共產品供需失衡現象。盡管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給印太復合聯盟的存在帶來現實考驗，但美國此次印太安全戰略調整具有系統性和全面性，并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連續性。

樊吉社.從亞太到“印太”：美國地區安全戰略的變遷與回歸［J］.國際安全研究，2022（5）：51.因此，即便未來共和黨政府再次上臺，美國的印太聯盟仍將保持相對穩定，并持續影響地區關系格局。面對拜登政府的復合聯盟，中國首先需要堅持與印太國家的功能性合作，從氣候變化、藍色經濟等優先事項切入，從而更容易獲得地區支持。其次，推動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在印太的落地，積極促進金磚機制等平臺擴員，增強制度韌性和包容性，在美國聯盟外提供不同選擇。最后，依托亞太制度平臺推動與地區國家的議程設置，借助RCEP等機制提供發展領域的公共產品，共同制定疫情后的經濟復蘇議程，并加快CPTPP、DEPA的申請進度，在供應鏈、數字經濟等領域增強與印太國家的利益重疊，降低其加入美國聯盟的動機。

參考文獻：

［1］樊吉社.?從亞太到“印太”：美國地區安全戰略的變遷與回歸［J］.國際安全研究，2022（5）.

［2］凌勝利，王彥飛.?霸權的邏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多邊轉向［J］.國際安全研究，2022（4）.

［3］劉豐.?秩序主導、內部紛爭與美國聯盟體系轉型［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1（6）.

［4］劉國柱.?復合型模塊化聯盟：拜登政府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22（2）.

［5］任琳，孟思宇.?霸權護持、復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機［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2（5）.

［6］任琳，鄭海琦.?虛弱的聯盟擴容與全球治理秩序［J］.國際政治科學，2022（1）.

［7］沈國兵.美國拜登政府施政政策透視及中美關系走勢［J］.思想理論戰線，2022（1）.

［8］史田一.?國家為何因特定議題結盟？［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3）.

［9］韋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及其對亞太秩序的影響［J］.當代美國評論，2022（2）.

［10］趙明昊.?盟伴體系、復合陣營與美國“印太戰略”［J］.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6）.

［11］張景全，羅華婷.?拜登政府對華圍堵復合聯盟戰略及中國應對［J］.東北亞論壇，2022（6）.

［12］Biden?J?R，Jr.?Why?America?Must?Lead?Again［J］.?Foreign?Affairs，?2020，?99（2）.

［13］Paik?W，?Park?J?J.?The?Quads?Search?for?NonMilitary?Roles?and?Chinas?Strategic?Response：?Minilateralism，?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Regional?Balancing［J］.?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2021，?30（127）.

［14］RappHooper?M.?Shields?of?the?Republic：?The?Triumph?and?Peril?of?Americas?Alliances［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20.

［15］Walt?S.?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J］.?Survival：?Global?Politics?and?Strategy，?1997，?39（1）.

［16］Wilkins?T.?“Alignment”，?Not?“Alliance”?—?The?Shifting?Paradigm?of?International?Security?Cooperation：?Toward?a?Conceptual?Taxonomy?of?Alignment［J］.?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012，?38（1）.

（責任編輯：陳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