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合并熱性驚厥的臨床特征及相關因素分析

洪秋萍 劉占利 鄔天月 陳逸帆 董嘉悅 洪翌滔 蔣茂瑩

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包膜RNA 病毒，并且與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有關[1]。其機制可能與病毒侵入體內引發過度的免疫反應有關，通過釋放大量白介素以及其他細胞因子（腫瘤壞死因子-α），導致以發熱和多器官功能障礙為特征的急性多系統炎癥綜合征（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MIS）[2]。由于兒童正在發育的神經系統的神經元興奮性較高，當發生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MIS 時，可能發生危及生命的神經系統損害，例如熱性驚厥[3]。目前，新型冠狀病毒和熱性驚厥的具體指標改變尚不清楚，本次研究通過分析我院兒童新型冠狀病毒合并熱性驚厥的臨床特征和相關危險因素，期望為相關的防治、預后措施提供臨床經驗。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22 年12 月至2023年5 月期間在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杭州市兒童醫院住院的178 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兒童的臨床資料，其中男性88 例、女性90 例；平均年齡（26.94±9.32）個月。納入標準為：①年齡為28 d～14 歲；②所有入組患兒進行RT-PCR 咽拭子結果為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排除標準包括：①既往有癲癇病史、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中毒性腦病、代謝紊亂、急性中毒或遺傳代謝病等其他病因所致的驚厥；②臨床資料不完整。本次研究獲得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獲得所有患兒和/或監護人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熱性驚厥的診斷標準參照《熱性驚厥診斷治療與管理專家共識》（2017 實用版）[4]。根據是否發生熱性驚厥分為熱性驚厥組和對照組，比較兩組的臨床特征和實驗室數據，臨床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出生方式、疫苗接種史、發熱驚厥家族史，實驗室檢查包括：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電解質（鈉、鉀、鈣、氯）、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檢測等。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的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資料采用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設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178 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兒童中符合熱性驚厥診斷標準的有60 例，為熱性驚厥組，118 例為對照組。兩組臨床特征與實驗室檢查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特征與實驗室檢查比較

由表1可見，熱性驚厥組男性占比和IL-6、NLR水平均高于對照組，而血鈉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6.99，t=-2.93，Z=-8.66，t=-2.57，P均＜0.05）。兩組在年齡、白細胞計數、降鈣素原、血鉀、血鈣、血氯、C-反應蛋白和出生方式、有無疫苗接種、發熱驚厥家族史占比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分別=-1.26、1.26、0.43、0.35、-0.76、1.89，Z=-0.86，χ2分別=2.22、2.41、1.23，P均＞0.05）。

2.2 兒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性熱性驚厥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2

表2 兒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性熱性驚厥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由表2可見，性別、NLR、IL-6、血鈉水平是影響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性熱性驚厥的獨立危險因素（P均＜0.05）。

3 討論

熱性驚厥是一種常見的兒童神經系統疾病，常見于5 歲以下的兒童中，表現為在發熱過程中（肛溫≥38.5 ℃，腋溫≥38 ℃）出現的驚厥發作，并且無中樞神經系統感染證據及其他導致驚厥的基礎疾病[4]。熱性驚厥發病可能與多種因素有關，如遺傳因素、免疫功能欠佳、腦發育不完全、病毒感染有關[5]。近期研究表明，高熱相關的病毒感染與熱性驚厥關系最密切，可增加神經元興奮性并降低癲癇閾值[2]。新型冠狀病毒特點為傳染性強以及人群普遍易感，導致在國內大范圍傳播[6]。兒童免疫系統尚未發育成熟，感染風險較成年更大。研究表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兒童的病死率、需要入住兒科重癥監護室比率和相對風險均已高于流感病毒，其中15%的患兒存在神經系統并發癥，而熱性驚厥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損害[7]。因此，臨床醫師應加強對兒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合并熱性驚厥病例的早期識別和及時處理[8]。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性別、NLR、IL-6、血鈉水平是影響兒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性熱性驚厥的獨立危險因素（P均＜0.05）。熱性驚厥男童發生率更高，Mewasingh 等[9]推測可能與男童大腦發育較女孩相對緩慢，以及多基因遺傳或常染色體顯性遺傳伴不完全外顯有關。IL-6 作為感染和免疫調節中的關鍵因子，其表達水平升高可直接損傷神經細胞，從而增加驚厥易感性[10]。而NLR 可以衡量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例的變化，也是評價機體炎癥反應的一項主要參考指標[11]。前期研究已發現，單純性熱性驚厥和復雜性熱性驚厥兒童的NLR 均高于健康對照組兒童，結果提示可能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嬰幼兒對中性粒細胞炎癥反應依賴性增高，而對淋巴細胞介導的抗炎反應依賴性降低有關[12]。此外，熱性驚厥組的血鈉水平還顯著低于對照組。該結果與Miyagi 等[13]的報道一致，普通病毒感染性熱性驚厥患兒的血鈉水平顯著低于健康兒童，其機制可能為患兒出現發熱時，大腦會出現缺血缺氧，下丘腦垂體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腎臟重吸收水分增加，造成稀釋性低鈉血癥，血清鈉水平降低，細胞外液呈低滲狀態，水份滲入細胞內，可造成神經細胞水腫，驚厥閾值降低，從而增加驚厥風險[14]。

綜上所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合并熱性驚厥多發生于男孩，并且在實驗室檢查中，血清IL-6升高、NLR 升高、血清鈉水平低為獨立風險因素，早期檢測有助于熱性驚厥的風險識別和預防性處理。本次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周期短且缺乏長期的隨訪研究，以及缺乏門診病例的資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有待進一步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對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