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城市社區如何實現智慧化治理

邵宇　曾艷玲

摘 要：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成為社會治理的應然進路，如何實現社區共建共治共享引人深思。以DIKW模型中數據、信息、知識、智慧等四個維度為研究視角與分析框架，以大型社區貴陽市Q社區的智慧化建設為研究對象探索社區治理智慧、效能及共享的新內涵發現，當前我國智慧社區面臨著數據管理、技術應用、信息協同、制度保障等四重發展困境，這讓智慧社區成為一種“虛擬的美麗”。為此，需要強化智慧社區數據化基礎、推進智慧社區綜合信息化服務、開展智慧社區知識化應用示范、完善社區治理智慧化效能的制度設計、充分利用智慧社區協同行動價值來優化大型城市社區智慧化建設，夯實基層社會治理根基。

關鍵詞：大型城市社區；DIKW理論；智慧化；社區治理

中圖分類號：D669.3；F4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9684（2024）01-0046-09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保?］796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發展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手段，也是創新政府治理方式、提供精準服務的有效抓手，對社區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啟示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要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2］54。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層，是與居民日常生活最貼近的城市單元，更是國家治理在基層場域凝聚力量的紐帶。數字技術為社區建設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智慧社區的“智理”極大地提升了社區公共服務供給與社區公共安全保障。

一、問題提出

我國智慧社區的發展經歷了探索、發展、轉型三個時期，治理理念經歷了管理、服務、治理的階段性轉變［3］。當前學術界對于智慧社區的研究大多是從技術視角、治理行為、治理主體方面展開的。其中，對于技術視角的討論最為充分，涉及智慧社區治理建設標準、信息管理、應用推廣、服務供給和主體參與，學者們認為信息技術嵌入社區治理全過程可以實現優化資源配置、創新治理方式、促進決策科學化、提升居民生活質量［4］。也有學者基于技術和治理的雙重視角，提出智慧社區的建設不僅僅要關注其“技術性”，更要關注其“社區性”［5］。智慧社區服務離不開社區內部主體關系的協調，需要以居民需求為出發點，用數字網絡將居民、政府、社區組織等多元主體有效聯接起來［6］，形成多元主體共治的社會治理體系。但技術的引入并不一定會提升社區治理效能，也并不一定促使社會“公平化”，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利益沖突、信息壁壘，拉大社會鴻溝［7］。只有厘清智慧社區建設的底層邏輯，才能避免手段工具淪為“花架子”、關鍵時刻“掉鏈子”的“智慧失靈”現象。

目前的研究鮮有對智慧社區治理的底層邏輯與內在機制做出整體性思考，也少有學者關注智慧社區建設中數據、信息、知識、智慧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當前智慧城市建設存在建設盲目化、思維短淺化、數據碎片化、群眾邊緣化等短板［8］，大型城市社區具有人口結構異質、高流動性與外來化并存等特征，使得構建智慧社區治理體系更具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本文基于DIKW理論與智慧社區治理的契合性，構建了智慧社區數據化、信息化、知識化、智慧化的邏輯分析框架，以大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為軸線，對數字技術賦能智慧社區治理過程與治理結構進行剖析，探討數字技術如何賦能社區科學決策與專業化治理，從而提出新時代中國智慧社區治理的優化路徑。

二、智慧化社區治理的DIKW視角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智慧社區不僅成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也成為地方治理體制建設與創新的重要內容。但智慧化社區建設不只是“智慧”與“社區”的簡單疊加，更是一項涉及主體協同、機制創新、資源整合、信息建設、知識應用的系統工程?，F有研究主要從智慧社區的發展歷程、屬性特征、治理模式、技術應用的角度展開討論，較少學者注意到DIKW理論模式與智慧社區建設的契合之處。打通基層治理的“神經末梢”，需要對智慧社區構建的底層邏輯做出系統性思考與深層次回應。

（一）智慧化社區治理

智慧社區建設主要由政府或者企業主導，分為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政企合作型［9］?？v觀已有文獻，學界對社區概念的界定主要分為功能主義和地域主義兩種。持功能主義觀點的學者普遍認為社區是由具有相似組織目標和共容集體利益的人構成的“生活—利益—情感”共同體［10］，有共同的生活方式、行為范式、情感信念、風俗習慣、活動場域。持地域主義觀點的學者則以地域來劃分，認為社區是在某一地域內具有某種生活或者生產聯系的群體，帶有或弱或強的組織性和聚合性。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可以粗略凝結為政府主導的行政管理型、社區主體自治互助型和場域內外多元主體合作互助型三種，當前也有學者提出“多元社區治理”［11］、“網絡化治理”［12］、“合作治理”［13］、協同治理［14］等來豐富社區治理理論。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建設需要內外部多重要素的配合，依靠治理主體間的良性互動，培育社區公共性，以此完成社區善治目標。新時代社區治理共同體需要融合大數據的力量，激活社區共同體的韌性和活力，實現管理手段的信息化、服務模式的人文化、運營模式的社會化。當前智慧社區的應用集中在社區服務與社區管理中，在安防、物業、養老、健康管理、政務服務、家居等領域應用十分廣泛［15］。也有學者指出智慧社區在應急管理領域通過管理、技術、主體層面的創新，實現了人防與技防、群防與群治的協同［16］?？傊?，當前智慧社區應用場景十分廣泛，智慧化應用滲透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實提升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二）DIKW體系與智慧化社區治理相契合

DIKW體系與數字化相關聯的應用正逐步引發關注，它是由數據（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識（Knowledge）及智慧（Wisdom）四個要素［17］形成的知識層次結構，呈金字塔形狀?！皵祿碧幵诘讓?，經過轉化可成為“信息”，當“信息”經過進一步加工處理和總結提煉，便可構成“知識”，對“知識”應用的歸依就是“智慧”，這四個層次共同組成了一條整合了信息哲學與全信息理論的具有特定目的的“信息鏈”［18］。

大型城市社區智慧建設本身存在復雜性、多元性和不確定性等特征，也廣泛存在制度碎片化、主體原子化、責任不明晰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有學者從信息化、系統化、治理化三個視角來分析城市智慧社區的建設［19］，破解大型社區治理難題，提出可以依靠信息技術手段實現對數據的收集、儲存、分析與應用，將信息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與知識［20］，以超越“技術”的智能化實現“人”的智慧化［21］。通過DIKW模型的數據、信息、知識和智慧四個維度及其層次演進體系對城市智慧化社區治理進行分析，可以深刻揭示出智慧社區治理的底層邏輯和各要素共同發揮作用的整體運作機制。探索智慧社區建設中內容、機制、應用、技術等元素的利用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可為社區治理數據開放共享的后續利用和社區智慧化程度的提升提供理論指導。

三、從數據化到智慧化——DIKW體系下貴陽市Q社區治理的四維賦能趨向

Q社區地處貴陽市老城區，作為國內最大的開放社區和棚戶改造區，該社區總面積超10平方公里，入駐企業、商家近2萬戶，呈現出流動人口多、人員異質性高、商業體量大以及各類資源要素集聚等大型城市社區的典型特征。Q社區情況復雜，社區治理難度大，社區治安、環境衛生、社會服務等各類社會問題接踵而來。Q社區以智慧社區建設為契機，通過信息網絡與大數據技術的延伸推進城市社區治理智慧化，建立了覆蓋消防、門禁、安防、微菜場、商業、信息等場景的“數智花果園”平臺，破解了社區治理的現實難題，提升了社區“智治”的效能。同時，也為貴陽市其他社區智慧建設指明了方向，為貴陽打造現代科技創新城市提供了強有力的助推劑。

（一）數據化：實時匯聚社區基礎性底數

第一層是數據層，數據化是智慧社區建設的基礎。數據是信息的載體，具有眾多利用價值［22］。社區數據是記錄社區治理環境中客觀事物的符號，是原始數據的抽象表示，具體形式可包括數字、圖片、視頻等。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目前智慧社區建設還停留在數字化與信息化階段，正逐步向知識化與智慧化階段演變。在數據的收集過程中，相關的基礎設施與平臺建設是智慧社區數據化治理的重要基礎。

Q社區作為貴陽人口密度最大的社區，人口結構復雜。整個轄區由22個區構成，其社區人員組成中省外人員約占總數的50%，社區內涵蓋了商業區、大量出租房，以及“住改商”的小旅館等建筑單元。面對如此復雜的情況，如何把社區管理服務深入到基層治理的“神經末梢”值得深思。Q社區綜合治理服務中心建立了數字駕駛艙與數治花果園系統，聯動多元主體共治（街道辦、居委會、貴州宏立城集團物業公司、南明區各委辦局），打造全國首家數智共享社區。對轄區內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基礎數據（人、房、物、事、地、情、組織）自動感知與收集，并與社區治理的外部數據全面匯集，統一集中儲存并形成文本文件、數據庫，為Q社區開展智慧社區建設提供準確科學的數據支撐以及精細化、現代化、智能化的服務基礎。

（二）信息化：系統轉化數據，診斷分析社區信息

第二層是信息化。信息是通過對社區治理底層數據進行篩選、加工、解讀及系統化整理分析得到的產物。信息要素的關鍵環節在于將數據映射為視覺元素，這就要求在對數據進行可視化映射時，牢牢把握人類視覺感知特征與規律，選擇科學合理的視覺元素，準確地將數據轉換為視覺信息。在完善智慧社區數據化建設的同時，還應兼顧智慧社區信息化發展的需求，打造更加精細的社區治理信息化平臺。

Q社區智慧社區建設中的信息化主要起診斷性分析作用，能夠輔助社區預測發展狀況和維護社區的治理效果。以消防安全工作為例，Q社區通過“物防、人防、技防”相結合，打造智慧消防指揮中心，建成專職消防隊，擁有72個消防控制室，數百萬個煙感和溫感裝置、終端傳感器、微型消防站、可視化消防監控探頭，實現火災災情預警預測功能，促進消防工作由傳統轉向智慧，由單一轉向綜合。一旦發生火情，通過智慧消防指揮中心可以實現“分鐘達”。此外，信息化系統識別出的常住人口、從業人員、流動人口信息聯通了社區服務中心及轄區民警，單元樓層人臉識別、社區通道無感監測增強了社區資源與服務供給的動態調配能力。Q社區十多年前曾有一條道路為市政道路，長期以來被社區物業自行圍擋，在道路兩端設立出入口，道路兩側被設置為停車場。該路段由于這一歷史原因，功能未能被發掘并得到妥當的維護。實現信息化建設以后，社區、公路與街道城建部門實現數據互聯互通，道路不良狀況能被迅速感知，進入社區信息化決策支撐平臺，因此該道路的改造被納入信息化決策的政策議程。

（三）知識化：集成知識，預測性分析社區變動

第三層是知識化。知識是有效信息的沉淀，是經過系統化、結構化的產物。社區“知識”是對社區信息進行提取、加工、吸收和評價等步驟后所提煉出的有益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知識本體就是一種信息，然而“知識”已超越一般信息，社區“知識”展現出社區治理者的認知，在社區治理實際中能改變客體的行為。知識化是智慧社區治理信息結構化的產物，在智慧社區的知識化建設階段，需完善社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形成知識化應用平臺，為下一階段的智慧化建設提供支撐。

Q社區采用新興技術將社區大數據信息進一步統籌編排，深度挖掘提煉有效信息，并將這些信息集成轉化為對社區建設有用的知識體系。知識化在Q社區的治理中體現出一種初步預測性分析能力，Q社區的綜合指揮調度中心將大數據建設分為“三監控”“四監測”兩個部分，實現對人口車輛、出租房、高空拋物的監控以及對轄區范圍內的消防、電梯、油煙、噪音的智慧監測。這些知識化的信息平臺可為智慧社區建設提供空間分析與可視化服務，進而提升社區的管理效率和精度。同時，知識化系統能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對社區人員的異常行為與社區局部安全態勢進行分析和預測，從而落實群租房整治長效管理和對社區矯正人員等群體的教育幫助。另外，在Q社區轄區內市政道路的提質改造中，在知識化平臺的支撐下，利用了新科技、新技術、新材料。預留的5G設備接口加速了前端數據采集與傳輸，實現了道路交通可視化、車流監測實時化、交通管理智慧化，有效緩解了行人、車輛道路通行及兩側泊車之間的矛盾。改造后的這條道路成為更舒適、更安全的“民生幸福大道”，引領著城市智慧交通的發展。

（四）智慧化：優化決策，改進社區智治行為

智慧化社區治理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智慧化。智慧是一種收集、加工、應用、傳播知識的能力，具有開放性、共享性、復雜性等特征。社區治理的智慧化階段是以社區治理的知識化來促進社區治理的智能化。智慧社區的建設能夠重建情感維系方式，準確地預測社區公共服務需求，輔助社區科學決策。管理者對社區公共事務發展的前瞻性看法與遠見性治理措施需要以數據化、信息化基礎設施為支撐，促進大數據應用技術與社區管理服務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建成“數智”驅動、多維賦權的新型智慧社區。

在保證人員隱私與數據信息安全的前提下，Q社區將智慧融入治理，在治理中體現智慧，顯著提升了社區的安全度和滿意度。智慧社區建設具有技術性與社區性的二重屬性，主體參與和數字能力建設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要讓Q社區的人工智能建設更有人文溫度，就需要集聚多方力量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并聯合綜治服務中心、社區服務中心、街道辦事處、物業管理方、居委會、城管、派出所等主體進行協同治理。Q社區在智慧化平臺上驅動自主運行模式，融入情感技術與機器學習的內容，實現物理空間、信息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有機融合，以降低人力投入、提升治理效能，達成一種以共生需求為主導的資源整合與價值共創體系。例如，Q社區道路斑馬線改造中就富含智慧，通過智能系統的認知性分析，可以清晰辨識行人數量、停留時間與面部情緒變化，進而對紅綠燈時間做出調整。在數字化支撐下，對社區公共事務、群眾多元需求進行多維度分析，使社區治理呈現出“智治”趨向，這為社區的良性發展提供了全生命周期價值鏈的綜合解決方案。

四、DIKW體系下貴陽市Q社區智慧化社區治理的困境分析

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轉型在不斷加快，但智慧化社區治理尚未擺脫傳統社區治理的禁錮，會受到傳統價值思維、數字化技術手段等因素的影響。具體而言，居民的利益相關者主體、個體本位意識更加分化，數據隱私保護等的重要性前所未有，權利與責任意識也在不斷萌發與扎根。傳統社區公共服務模式在智慧化社區建設的大趨勢下受到嚴重沖擊，這就倒逼政府部門必須對智慧化社區建設的治理價值和服務內容等標準進行二次核準和界定，以符合高效智能的數字化社區治理模式。通過實地調研，總結得出Q社區的智慧化實踐面臨著數據管理、技術應用、信息協同、制度保障等四重困境。

（一）數據管理困境：數據利用風險與安全監管漏洞

隨著數據開放共享程度的提高，社區治理信息化的精準度和靶向性也在不斷提升，社區及社會組織收集基層治理數據愈加便捷，居民信息采集可以不經過被采集者的同意就悄無聲息地進行。新興數據為城市智慧化治理帶來紅利與重塑社區公共空間的同時，也帶來難以預料的信息“安全風險”［23］與安全隱患。目前，我國各地普遍成立了大數據管理局或政府數據管理中心，但是與之相配套的頂層數據法律短板明顯，缺乏相應的《數據安全管理法》來加以制約，導致智慧社區建設至今還沒有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沒有權威的規范性文件對數據的收集與應用進行制度約束。

社區居民的海量信息被或明或暗地采集，這些信息會在哪些場景、平臺與領域使用，是否會被泄露并不確定，居民隱私數據的泄露不利于社區基礎數據庫的建立。大數據時代提倡數據共享，但數據本身的開放性會加劇數據泄露的風險。在信息分析與挖掘的過程中，不同的數據行為主體風險與責任不對等且缺乏剛性約束。居民個人隱私信息受到法律保護是公民人權的體現，但公民同時屬于社會人，無法避免在政府信息采錄、提取與應用等環節中登記個人隱私數據，而在基層治理中，信息的采集與錄入、調配與使用、核查與保護等環節監管薄弱，從而影響了個人隱私安全。目前也沒有調節和均衡不同數據主體、信息主體和公共服務主體的利益矛盾的措施，無法消除信息公共安全隱患，甚至會出現進入公民私域、損害社區居民基本權利的情況，造成數據領域的政府失信行為。

（二）技術應用困境：居民應用能力低與治理技術成本高

智慧技術賦能社區治理是一個系統性與長期性的過程。Q社區信息治理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受制于技術工具、治理資源、行政壁壘等多種因素?，F代信息技術雖然支撐社區運行、滿足社區公共服務的的供給與協作，但由于其專業性所帶來的技術選擇會產生信息交流中的“馬太效應”，進一步影響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分割、信息流動與資源整合，阻礙了信息資源的融合與共享。

一方面，智慧社區專業人員匱乏。社區治理信息化需要治理主體與客體都具備較高水平的信息化知識與應用能力，這就對社區工作人員、技術公司與社區居民提出了更高的參與要求。作為大型城市社區，Q社區中現有居民整體平均年齡較大，老齡化程度較高，整體學歷水平也不高，造成許多社區居民對于智慧社區建設的軟件系統、線上參與平臺難以駕馭；社區服務人員也多是原村落的中年人，缺乏相應的信息化知識，加重了推廣應用的難度，這兩種原因導致了社區主體參與智慧社區建設的“空間隔離”與“路徑變達差異”［24］。另一方面，社區治理技術成本過高。智慧社區的建設與政府的財政資金給付能力成正相關，信息化技術在社區的應用與推廣還需要考慮到政府的承受能力。因此，政府、社區、企業與居民作為理性的“經濟人”，需要統籌建設理念、制度、資源與技術等多方面要素，厘清智慧社區建設所要取得的預期目標，平衡信息化技術投入與智慧化建設水平，消解重投入輕產出的普遍困境。

（三）信息協同困境：智慧化社區治理協同行動意愿低

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基層政府對社區問題和需求的洞察能力大大增強，但數據、信息與知識的碎片化問題凸顯，難以達到長效的智慧效果。數據收集、信息整合與知識轉化會受到社區共同價值的影響，社區共同建設、實現共享的前提是達成共識。目前智慧化社區建設缺乏目標共識，使街道辦、居委會與社區居民的關系經常陷入緊張狀態，治理主體間協同行動意愿低，使得“共建共治共享”停于口號、浮于表面。

一是多元共治機制有待提升。社區服務的供給往往是政府在唱獨角戲，統一管控與供給，居民對社區公共服務的認知停留在“被動接受”狀態，智慧社區存在“主體單一（主要是社區居民）、權利弱化、形式匱乏”［25］等主體參與機制不健全的問題。

二是居民主人翁意識淡薄。在社區治理的實際過程中，很多事情由相關部門接盤，政府、市場、社會主體與居民之間的溝通橋梁斷層，造成“政府干、群眾看”的行動困境。居民實際上沒有積極參與智慧社區建設，或者對智慧社區治理缺乏必要的認同感和支持度，因而社區數據采集的真實性和完備性就大打折扣，從而進一步影響了社區智慧決策的效果，造成大量的供給過剩、供需錯位等社區公共服務不平衡問題。

三是信息爆炸衍生了信息孤島。管理層面上企業、政府部門與社區居民的溝通協作效率低下，海量大數據無法與他者進行開放式傳遞與交換，數據信息只是牢牢握在本體儲存庫內，再加上各地信息化平臺缺乏整合與協同、建設標準不一，導致社區資源要素整合效果差，加劇了信息孤島效應。如何圍繞智慧技術的應用推動社區主體協同與數據信息整合，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

（四）制度保障困境：缺乏合適的運營機制和頂層設計

“智慧化”毫無疑問是新時代城市治理的應然進路［26］，各地方政府都在上級政府的指導下想方設法采取措施引入先進信息化企業與技術系統，試圖提升城市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爸腔凵鐓^”則是“智慧城市”理念在基層領域的具體運用，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場域。智慧社區概念的提出時間較短，各地都在摸索如何又好又快地推進，但囿于缺乏行業標準、成熟的示范經驗和運營模式，再加上傳統社區治理中長期積累下來的社區公共服務體制不暢通、社會多元主體參與機制不健全等等制約因素的影響，導致智慧化社區建設水平較低。而制度規范能夠增強智慧社區韌性與系統性的孵化［27］，其中，質量標準和運行機制是尤為重要的。

Q社區的智慧化社區建設在貴陽市起步較早，但其運營往往更重視前期技術手段的運用而忽視后期的長效維護、更重視對社區公共安全隱患等顯性治理問題的挖掘而忽視社區居民公共服務需求的持續性感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智慧化社區的考核內容成了社區智慧化建設的唯一風向標，相關部門更看重表面上易測量的顯性結果。

五、DIKW體系下智慧化社區治理困境的消解路徑

基于DIKW層次體系，通過深度挖掘智慧社區治理的社區數據、社區信息與社區治理知識的層次轉化與相互聯系，用以解決智慧化社區建設的現實問題。在數據智慧的啟示性與自省性二重作用下促進社區知識可視化，進而以全方位主動、無感知的精準治理來提升社區治理效能。

（一）強化智慧社區數據化基礎

智慧社區是新一代先進信息技術在基層實踐運營的生成物［28］，推動著社區治理新形態的生成。黃璜指出先進的信息技術并不意味著可用的數據資源，這些海量的數據資源還需要強大的信息能力進行加工轉換［29］。所以，為了激發智慧社區數據的價值，需要以嚴格的準入機制加強數據安全管理，在公平、保密等原則下對采集數據方的準入資格、頻數、交互時間等做出限制。

一是搭建信息安全設施。信息安全設施的建設愈發引人關注，主要是因為公民信息在實際中未能得到有效合理的運用，存在違法使用或者不合理濫用，以及違背數字倫理的現象，甚至出現了智慧社區居民個人隱私泄露的信息危機，這就要求構建一套與智慧治理層級協同運行機制相適應的質量標準與安全防護網。同時與信息化基礎設施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者簽訂數據安全保密協議并對其制定嚴格的懲處措施，嚴禁泄露社區居民個人數據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數據安全權益。二是將社區居民納入治理場域，激活社區自治活力。社區究其本質是“人”共同生活的場域，因此在對智慧社區技術設施檢視投入的同時，特別需要關注技術與人的聯動，回歸到關注人的幸福感上來。以智慧社區建設為契機，一次性對社區有線、無線等信息網絡設施進行升級改造，實現社區供水、供電、供氣與供熱的智能化監管，構建線上與線下橋接的智能家居、醫療遠程服務、養老服務等社區居民服務管理機制，更好地收集居民數據信息，促成數據下沉與融合。同時，培養智慧社區治理服務專門人才，創建一個有利于信息技術人才發展和創業的良好環境，以強化智慧社區數據化基礎。

（二）推進智慧社區綜合信息化服務

信息整合與分析處理能力是當前智慧社區建設的關鍵技術之一。信息孤島指的是在功能上不關聯互助的信息本體與其他信息主體或客體之間不進行交流互換，缺乏傳遞與共享這一環節，最后可能導致信息與信息、信息與業務應用之間脫節的現象［30］。智慧社區治理要想取得長足成效，就得破除社區信息“孤島”，完善以信息能力為基礎的目標系統。

一是將理論作為行動的先導。智慧社區建設順應新時代社會治理共建共享共治目標的要求，極力促進社區治理理念、治理機制與服務運營流程的改革發展，避免或減少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等現象的發生。二是破除主體信息壁壘。加強數字化終端建設和信息化平臺建設的統籌規劃，強化在場社區治理主體的協作協調，破除主體信息壁壘，補齊信息共享短板，推進統一的信息化管理平臺的建設，有效銜接智能治理技術、信息化制度與多元治理主體。三是打造個性化信息服務平臺。社區居民是智慧社區建設的核心主體和被服務對象，綜合信息化服務的完善要面向公眾，構建一套服務社區居民的信息共享機制。比如不應局限于現有的微信群、Q社區服務網、Q社區通微信公眾號，還可結合社區居民特點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務平臺，豐富數據信息的運營場景（如美篇、抖音等平臺），真正以社區居民個性化需求為導向，充分運用數字技術推進社區信息化服務能力的現代化。

（三）開展智慧社區知識化應用示范

因地制宜推進知識化社區建設，優化以知識應用為目標的動力系統，是智慧社區治理的實現路徑。這就要求內化信息中的知識意義，提升社區治理顯性知識數量和知識加工利用水平，推動社區治理行為知識化，進而為建構智慧化社區提供支撐。

一方面，智慧社區治理不僅要關注數字技術治理的符號，更要關注社區治理效能的知識應用，結合DIKW體系，根據社區主體的性格指數和心理需求，精準掌握社區結構、規模、社區居民偏好與訴求，加大社區治理智能化產品的開發與投入。智慧社區治理主要以服務相關度分析、未來發展態勢識別以及社區要素預警研究等三個方面為突破口［31］，在數據、信息中獲取社區功能定位的基礎上，模擬社區服務及安全內容，以便后續因地制宜地提供有特色的高需求的社區公共服務項目，增加社區居民獲取服務的便捷性。與此同時，及時發現社區中信息應用的弱勢群體，向他們提供數字智慧援助，減少“馬太效應”。另一方面，要吸收其他地方智慧社區治理的成功做法，將治理經驗本土化。由于目前各地的智慧化社區建設都處于起步摸索階段，必然存在較多的發展難題，需要不斷從應用示范中總結經驗和教訓，以期能為大型智慧社區的建設和推進提供參考性建議。

（四）完善社區治理智慧化的制度設計

制度供給與質量標準能為智慧社區的建設起到保障兜底的作用，所以制度體系與實施機制是評估社區治理現代化能力的關鍵指標，因此加強各個DIKW層次的制度設計顯得尤為重要。組織制度設計和結構調適變遷可以讓技術在組織運行中更好地發揮建設性作用。

一方面，要健全相關的數據信息安全法律體系。鑒于目前各地智慧社區建設缺乏整體性規劃和建設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32］，以及數據信息公開、共享、透明不徹底的問題，需要法律法規的出臺為數據應用保駕護航。完善智慧化治理評價機制，以科學的頂層設計破除智慧社區建設中“信息孤島”現象，打破政府部門各自為政、職能交叉和信息分割的局面。防范智慧社區建設中的網絡安全風險，增強數字化技術與智慧社區建設制度之間的良性互動，有效推進統一的智慧化管理平臺的建設。另一方面，要設計一套科學的治理監督與評價指標體系，對智慧社區建設水平進行周期性的測評管理。具體而言，要優化社會治理主體的信息公開制度，運用更為民主、便捷與高效的數字化監督機制?？梢圆扇∫恍┲T如互聯網民意考評、“社區民意橋”網絡監督等舉措，通過監督社區主體的行為強化對社區共治的增權賦能，從而讓社區治理更有智慧化效能。

（五）充分利用智慧社區協同行動價值

智慧社區建設同樣需要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將社區多元行動主體納入合作共治框架下來集體行動，為社區善治發揮效力。這也恰恰印證了智慧社區的建設并不簡單是一個高新技術運用和數據信息處理的過程，還包括對社區治理價值認同的塑造，那就是形塑一個帶有強烈認同感、歸屬感以及情感關聯的治理共同體。在Q社區建設實踐中，帶有差異性合作意愿的主體難以就社區集體利益做出公共治理行為和為社區善治采取一致的行動，這也說明了當前智慧社區治理還處在轉型期，社區利益相關者是理性的，但是力量是非均衡的，需要在內生性力量與外部制度規范的雙重引導下，對主體進行智慧治理價值與手段上的賦權賦能，以調適智慧社區主體間的非均衡性。

一方面，在智慧社區治理的行動上，關注社區智治兼具活力與秩序的整體性過程?？梢詫⑸鐓^居民的DIKW圖譜結合自我構建理論、自我決定理論［33］，全盤考慮智慧社區差異性角色的心理需求與利益關系，打通居民與公安、社區、物管的溝通渠道，拉動在場主體積極參與到智慧社區的構建與優化中來［34］。如利用大數據識別不同居民群體差異化的公共事務訴求與服務需求，并推送個性化公共服務，進而提升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智慧化的意愿。例如針對老弱病殘孕群體，社區和物管要主動識別需求并提供上門服務。另一方面，在智慧社區治理結構上，需打通社區治理動態化數據庫，構建一個多主體協同的智慧社區治理深度交互系統。嘗試建立基于P-E-M（即關注參與主體—賦權程度—參與形式）的智慧社區主體空間參與模式，連接不同智慧社區治理主體，構建以“信息交互、工作協同、事務商討、結果互認”為特征的帶有高度協同行動價值的新時代智慧社區治理運作模式，從而為實現智慧社區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打下良好基礎。

六、結語

新時代社區治理共同體需要融合大數據的力量，借以提升社區共同體的韌性和活力，以此為突破口為社區治理的現實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DIKW體系可以深刻揭示各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整體運作機制和智慧社區治理的底層邏輯，其與數字化相關聯，在社區場域的運用正逐步引發關注，并在一些社區智慧化建設場景中得以運用。DIKW數據化層次平臺能自動感知、實時匯聚社區基礎性底數，進而通過信息化的手段，將數據加工轉化成信息，對社區人、房、物、情等要素進行診斷性分析。知識化是智慧社區治理信息結構化后形成的產物，可以輔助社區對在場主體的需求進行預測性分析，并為下一階段的智慧化建設提供支撐。最后社區所要達成的是智慧化，以促進大數據應用技術與社區管理服務的深度融合來改進社區智治行為。當然，目前智慧社區建設還存在數據利用風險、安全監管漏洞、居民應用能力低、數字化治理技術成本高以及社區治理協同行動意愿低等亟待解決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可以借助DIKW理念統領智慧化社區困境的解決思路，如通過強化智慧社區數據化基礎、推進智慧社區綜合信息化服務、開展智慧社區知識化應用示范、完善社區治理智慧化效能的制度設計以及充分利用智慧社區協同行動價值等舉措，在數據智慧的啟示性與自省性的二重作用下促進社區治理思維的可視化，構建以“信息交互、工作協同、事務商討、結果互認”為特征的帶有高度協同行動價值的新時代智慧社區治理運作模式，進而以全方位主動、無感的精準治理來提升智慧社區治理的正義性、合法性以及有效性。

［責任編輯：張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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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Smart Governance in Large Urban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Q Community in Guiyang City

SHAO Yu，ZENG Yan-ling

（School of Govern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the smart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way of social governance.How to achieve the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co-construction，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is thought-provoking.Tak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and wisdom in DIKW model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framework，and the smart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Q community in Guiy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authors explore the new connotation of wisdom，efficiency and shar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and find that Chinas smart community is presently faced with the four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data management，technology application，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which make the smart community a“virtual beauty”.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founda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promot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smart communities，carry out knowledge-base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improve the system design of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value of collaborative a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to optimize the smart construction of large urban communities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large urban communities；DIKW theory；smart；community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3-06-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邊疆治理資源配置研究”（19BZZ042）

作者簡介：邵宇（1978—），男，安徽五河人，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地方政府管理研究；曾艷玲（2000—），女，貴州貴陽人，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邊疆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