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自由個性”思想與數字時代的自由困境化解

摘 要：在自由觀念史上，存在著自由意志與自由個性兩種基本形態。馬克思以自由個性取代傳統的自由意志，是自由觀念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數字時代，數字資本、政治權力與數字化技術深度融合，三位一體地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術，即“數字—生命政治”。它以“算法”來全面而精確地治理社會和個人，不僅消弭了人的自由意志與自由個性，而且規訓著人們積極主動地、自由地參與到消弭自由的過程之中。自由地不自由，是數字時代最根本的自由困境。數字時代，擺脫自由困境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必由之路在于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的相互推動，既要警惕自由時間的勞動化，使自由時間真正成為自由個性發揮的時間，又應將“社會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占有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媒介，實現信息和數據的共享。

關鍵詞：馬克思；數字時代；自由個性；數字—生命政治；自由困境

中圖分類號：B025.9;A8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9684（2024）01-0001-09

自由是人類的普遍向往與追求，可以說，人類史就是人類爭取自由的斗爭史。自古至今，人們竭盡所能地打碎種種使人不自由的習俗、制度和觀念，從種種壓迫人的枷鎖之中解放出來，那么，現代人自由了嗎？相對于古人而言，現代人確實在很多方面自由了，但在自由的程度上卻可能有所不及，因為現代人深陷資本的枷鎖之中，成為資本的附屬品。進入數字時代，數字技術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環境，使人類生活更加便利、更加自由，但數字資本、政治權力與數字化技術深度融合，三位一體地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術，即“數字—生命政治”，它不僅繼續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而且引領、規訓著人的行為與活動、精神與思想，使被剝削者自覺地認同剝削，使人自愿被奴役而不自知，甚至樂在其中。自由地不自由，是數字時代人類所面臨的最根本的自由困境。數字時代，重思馬克思以自由個性為核心的自由觀，是克服自由困境的必然選擇。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自由個性”是理解馬克思自由觀的關鍵概念，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從“中國知網”文獻檢索可知，最早明確地以馬克思“自由個性”思想為研究主題的是譚培文［1］與李鶴春［2］兩位學者。進入新世紀以來，面對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個性自由思想的強烈沖擊，學者們更多地發掘馬克思的“自由個性”思想來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個性的虛假自由。當前學界關于“自由個性”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第一，“自由個性”的內涵。操奇、朱喆兩位學者明確地將馬克思的“自由個性”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個層面?！皬V義的‘自由個性是指每一個個體在自由勞動、自主活動、自我批判基礎上最終達到全面自我實現和個性自由的主體存在形態，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狹義的‘自由個性是指每一個個體的自由個性，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的（特殊）個性‘豐富的全面的個性‘有個性的人‘個性自由等等?！保?］可以說，明確區分這兩個層面是對馬克思“自由個性”思想研究的重大推進。第二，“自由個性”思想的理論定位。學者們一般將“自由個性”理解為人的個性發展的最高境界和人的發展的理想狀態，這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如陳曙光指出：“作為一種社會形態，‘自由個性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保?］第三，“自由個性”的實現。學者們主要圍繞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展開討論，將其看作是實現“自由個性”的社會基礎。概括來說，現有的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馬克思經典文本展開的論述，仍需與時代發展相聯系來進一步深化對馬克思“自由個性”思想的認識。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數字技術革命與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邁入了數字時代。數字時代，數字資本、數字化技術與政治權力深度融合，三位一體地構建起了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術，這就是“數字—生命政治”［5］。?？伦钕忍岢觥吧巍备拍?，他認為，西方社會的權力模式在18世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漠視生命的君主權力發展為以生命的治理為根本職責的權力，這種新型的權力通過對肉體的規訓與人口的調節來推動生產，它本質上就是資本的生命權力，也就是說，是資本借助于政治權力來實現自身的增值。進入數字時代，權力模式再次發生了變化，即由具有明確的權力實施主體與運行規則的“生命權力”發展為一種隱蔽的、自覺自愿地服從的“數字權力”，它憑借算法來治理人的行為與活動、精神與思想，塑造了一種數字化全景監獄?！吧挤跀底炙惴?，帶來的不僅是社會整體對‘數字的崇拜，更是一種生命結構和思維方式的改變?！保?］也就是說，在這種“數字—生命政治”的治理下，資本的外在剝削轉化為自我剝削，人的異化轉化為自我異化，現實的個人轉化為數字人，人的生存轉化為數字化生存狀態。由此，人的自由也就轉化為自由地不自由，這種“自由悖論”就是數字時代人類自由所面臨的最大、最嚴重的困境。如何化解“數字—生命政治”所造成的自由困境，是我們所必須面對的時代難題。對于這一難題，自由意志學說已經無能為力，因為自由意志已經被“數字—生命政治”所俘獲或同化，馬克思的“自由個性”思想是我們唯一可行的選擇。如何在數字時代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的“自由個性”思想，并憑此來化解數字時代的自由困境，既是一項重大的理論任務，又是一項緊迫的時代任務。

二、兩種自由形態的演進：從自由意志到自由個性

古往今來，人人都贊頌自由，但自由究竟為何意，眾說紛紜。據阿克頓統計，自由概念的定義有200多種［7］ 14，紛爭程度可見一斑。就其本質而言，自由是人所獨具的一種能力和特性，簡單地說，就是自我決定、自我選擇的能力或狀態。那么，這種自我決定、自我選擇的能力來源于何處呢？傳統上一般認為其來源于人的自由意志。自奧古斯丁以來的自由意志學說的發展史，就是逐步普遍化、純粹化、絕對化的歷史，其頂峰是康德的個人意志的自我立法。針對康德自由意志學說的內在缺陷，康德之后的思想家們強調了意志本身所內蘊的實踐能力，即將主體自身實現出來的能力。差別在于，不同的思想家對主體的理解不同：黑格爾以絕對精神為主體；青年黑格爾派則將絕對精神歸結為人，或者是作為“類”的人，或者是個體性的人；馬克思則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以“現實的個人”為真正的主體?！艾F實的個人”的自我決定就是將自身的“自由個性”實現出來，而自由意志僅僅是自由個性的一個構成要素。這樣，自由的基本形態就實現了從自由意志到自由個性的轉變，自由個性的實現與否成為了檢驗自由程度的試金石。

在西方思想史上，奧古斯丁為解決“罪”的來源問題而最先提出了“自由意志”學說，并將其確立為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但在基督教神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與人處于神與動物之間的中間狀態相應，自由意志本身只是“中等之善”，它可能為善也可能為惡，只有以上帝為旨歸才是善的。此后的思想家們不斷地普遍化、純粹化自由意志，使其本身就成為善的。在這一發展史上，盧梭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他將人的意志區分為私人意志與“普遍意志”（即“公意”）。私人意志因人而異，可能善也可能不善，但“公意”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意志，或者說是個人意志中能夠普遍化的意志，它本身就是最高的善，服從公意就是服從自己最根本的利益。而且，公意可以宣告為法律，化身為一種強制力量?！叭魏稳司懿环墓獾?，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保?］ 24-25“迫使自由”這一悖謬的說法恰恰表達了盧梭自由意志學說的核心，即只有服從公意才是自由的，如若個人不能正確地認識到公意，那就需要被強迫去服從公意，但所服從的仍是自己的意志，也就仍是自由的。甚至可以說，對于不能正確地認識公意的人來說，只有這種“強迫”才能真正實現自由。

作為盧梭的偉大后繼者，康德將盧梭的公意先驗化、絕對化了，從而達致了自由意志學說的頂峰。盧梭的公意是政治體的公意，以公意為最高指導就是政治體自我立法，康德則將其改造為了個人自我立法的“自律”，而且，這一自律的自由意志，獨立于現象界的一切因果性法則，獨立于個人的情感、偏好等主觀欲求，是完全由純粹理性所決定的?！耙环N這樣的獨立性在最嚴格的理解上、即在先驗的理解上，就叫作自由。所以，一個惟有準則的單純立法形式才能充當其法則的意志，就是自由意志?！保?］ 36-37這種完全內在化的自由意志是絕對自由的，是衡量一切行為的絕對命令，但也是純粹形式的，只是一個純粹的“應當”?？梢哉f，正是這種純粹的“應當”賦予了康德的自由意志學說令人生畏的崇高感，但也限制了其本身，使其僅僅局限于空洞的“應當”而對現實無能為力。

費希特將康德的自我立法的“自我”發展為進行“設定”的自我，也就是展開最初的自由活動的自我。黑格爾延續了費希特的觀念，將其發展為作為思維與意志之統一的絕對精神。不同于康德的困于本體界的“應當”，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具有“作決定”的能力，即自我實現的能力，“精神作為意志知道自己是在自己內給自己作出決定和根據自己實現自己的。這種實現了的自為存在或個別性構成精神的理念的實存或實在性的方面，作為意志精神進入現實，作為知精神是在概念的普遍性的基地上。意志作為給自己本身提供內容的，是在自己中的，即一般地自由的”［10］ 297。也就是說，作為意志的精神是自我決定、自我實現的，正因以其自身為內容，所以意志本身就是自由的，或者說，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規定。絕對精神或自由意志的實現就是“法”，“法的基地一般說來是精神的東西，它的更切近的位置和出發點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構成法的實體和規定性”［11］ 34。那么，財產權、道德、倫理、國家利益等每一個都是獨特的法，也就是自由意志的規定和定在。自由意志最終體現于作為統一了主體性原則與實體性原則的“理性國家”拱頂石的“君主”身上，君主以其“我要”而作出最終的決斷，這一決斷是君主的個人決斷，更是精神的自我決斷，這樣，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或自由意志最終借助于理性國家及其君主而得以實現。

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主體性原則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黑格爾思辨哲學體系勉強維系著主體性與實體性、普遍性與個體性的統一，但隨著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瓦解，其后學者開啟了將絕對精神歸結為人的主體轉向?？傮w而言，施特勞斯、鮑威爾、費爾巴哈等都以整體性的人，即作為“類”的人來取代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并以人的類本質來保證人的本質與存在的統一。但費爾巴哈在將人理解為整體性的類的同時，又蘊含著一種個體化的理解，因為他將“類”看作一種集合概念，其組成部分就是感性的、肉體的、對象性的人，即“現實的人”。在對費爾巴哈的批判中，施蒂納將人的個體性發揮到了極致，認為并不存在作為“類”的人，存在的只是個體，而且是擺脫了一切關于人的形而上學的規定性的、遺世而獨立的“唯一者”。施蒂納的“唯一者”雖然是鮑威爾的“自我意識”的極端化呈現，但他確實擊中了費爾巴哈思想的內在矛盾，把握住了時代脈搏，這是他在青年黑格爾運動中轟動一時的原因。在這種強調個體化的人的精神氛圍中，借助于參與社會活動的經驗與對古典經濟學、黑格爾的勞動理論的吸收，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確立起了“現實的個人”，并以之為真正的主體?！艾F實的個人”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從事一定的生產勞動，其內在的精神就是由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精神文化氛圍及其個人的獨特心理特質所構成的“個性”，包括交往、需要、關系、能力、意志等各種個性要素。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就是要將自身的個性在特定的社會關系和歷史處境中實現出來。這樣，自由意志就成了自由個性的一個構成要素，自由的基本形態就實現了從自由意志到自由個性的轉變，自由個性的實現與否成為了檢驗自由程度的試金石。但這并不是說，自由意志就不重要了，在某些特定的歷史處境中，自由意志依然重要，如現代哲學家薩特仍以自由意志的自由選擇來理解自由，而且將自由選擇看作是無條件的、絕對的，這種對自由的理解在經歷了二戰創傷的西歐人所處的時代處境中仍是有意義的。但是，即便以自由意志來理解自由，也要考慮自由意志得以實現的條件，忽略了條件和處境來談自由意志，必然是空洞的。

三、“自由個性”：馬克思自由觀的核心

“自由個性”是理解馬克思自由觀的關鍵概念，據學者統計，“自由個性”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共出現了六次［12］，而且多集中于馬克思后期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但與“自由個性”相關的概念卻充滿了馬克思的整個著述生涯，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的“總體的人”，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有個性的個人”，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全面發展的個人”，到《資本論》中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個人，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對人的自由個性的重視，既將其看作人的自由發展的終極目標，又將其作為最高的價值理想來規范、評判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個人自由的程度?？梢哉f“自由個性”是馬克思自由觀的核心，既是馬克思對自由的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又是馬克思以之為理想追求而變革社會現實的精神動力。

“自由個性”是“現實的個人”的自由個性。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個人”既是自然和歷史的創造物，又是自然和歷史的創造者，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關系中從事生產勞動的人，而正是這種生產勞動塑造了人的本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保?3］135此處的“社會關系”是在生產勞動中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人的“自由個性”就蘊含于社會關系之中，受一定社會關系的決定性影響。因而，馬克思所描繪的社會發展三階段理論就可以看作是“自由個性”的發展歷程：在“人的依賴”階段，由于生產能力的狹小、孤立，人需要完全依賴他人才能生存，人的獨立性尚未建立起來，更談不上“自由個性”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進入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14］107。也就是說，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造就了人的獨立性，也造就了人的交往、關系、需要、能力等各方面的發展，當然，人的意志、意識等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人的個性。在“物的依賴”的基礎上，人的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或者說是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仍談不上“自由個性”的充分實現，因為人的個性或自由既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又受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限制，只有實現了社會生產力與社會關系兩方面的根本性變革，才能真正實現“自由個性”，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14］107-108。

馬克思分析、批判的對象是作為“物的依賴”階段的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一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從一切人身依附中解脫了出來，成為自由的個體，但這種“自由”卻是囿于資本邏輯的自由，或者說是服務于資本自我增值的自由。資本為了自我增值，必須使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最大化，理想的狀態是將工人的全部生活時間都轉化為勞動時間，轉化為剩余勞動價值?！百Y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本身，因此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吃飯，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保?5］306這可以說是資本對工人壓榨的極限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工人就如同機器一般生存著，失去了人之作為人所應有的尊嚴和自我發展所需的時間，這樣，工人的個性也就完全被壓抑著而無從發展。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和大機器生產的廣泛應用，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減了，這就為自由時間的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就為工人自身的發展騰出了時間?！白杂蓵r間——不論是閑暇時間還是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變為另一主體，于是他作為這另一主體又加入直接生產過程?！保?6］204也就是說，占有了自由時間就能夠發展自己的個性，從而擺脫機器般的生存狀態而變為“另一主體”。相對于機器般生存著的工人而言，這“另一主體”是全新的主體，當他“又加入直接生產過程”時，必然會帶來生產過程的一定程度的變革。當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矛盾最終炸掉這個資本主導的社會關系時，自由時間的顯著增長和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塑造的全新主體就能在新的社會關系中接受充分發展的社會生產力，“這樣一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一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菚r，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16］200。以自由時間為社會財富尺度的社會將是人的“自由個性”得以充分實現的社會，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階段。

自從以賽亞·伯林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以來，關于自由的討論基本上圍繞著這兩種自由而展開。對于馬克思的以“自由個性”為核心的自由觀而言，學界主要將其理解為一種積極自由。古爾德明確地將馬克思這種促成個人最全面的自我實現或自我發展的自由稱之為“積極自由”［17］ 164?？梢哉f，以“積極自由”來理解馬克思的“自由個性”抓住了馬克思自由觀的主旨，因為內在的個性充分地表現出來，人才是自由的，“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種事物的消極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現本身的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才得到自由”［18］ 167。但是，不應忽略的是，“自由個性”中同樣蘊含著“消極自由”的傾向，體現為個人的意志自由，即不被強迫去做或不做某事的自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描繪了一種打破了勞動分工、自愿從事任何工作的田園式共產主義，“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13］165。任何人都可隨自己的“興趣”從事任何工作，既是發展或實現自己個性的積極自由的體現，又是不被強迫去做任何自己不感興趣的事情的消極自由的體現?！白杂蓚€性”中蘊含著“消極自由”，而這種消極自由與每個人的自由時間安排有關，自由時間既可以是閑暇時間，也可以是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這種時間的安排隨個人的興趣而定，不被任何外在力量所強迫。因而，可以說，馬克思以“自由個性”為核心的自由觀是以積極自由為主導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統一。

人的個性的發揮、自由個性的實現，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必然伴隨著辛苦的體力和智力勞動。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勞動都促成了自由個性的實現，只有在積極的、創造性的勞動中，自由個性才得以充分實現。而真正的勞動，即揚棄了異化的勞動，本身就是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因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3］57。按照“美的規律”進行生產勞動是人的勞動具有積極性、創造性的根源之所在，那么，完全以美為尺度，或者將美的規律完全實現出來的活動就是最自由的活動，這樣的人也就是充分實現了自由個性的人。正如王南湜所言：“從馬克思的立場出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美是全面發展的人的象征，或者說是完整的人的象征?！保?9］當然，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自由個性的充分實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階段，仍然只是一個理想，但可通過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調節社會生產、充分利用自由時間等逐漸趨近于這一理想。

四、“數字—生命政治”與數字時代的自由困境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數字技術革命引領人類邁進了數字時代。相對于馬克思所分析批判的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為標志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有了顯著的變化：勞動形態由工業勞動發展到了數字勞動；資本對工人肉體的壓榨明顯降低，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水平明顯提升；勞動時間明顯減少，自由時間相對增長?？梢哉f，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人的自由度，從而使數字時代的“數字勞工”顯著地區別于19世紀英國工廠中的工人，但從資本的實質來看，二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從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到數字資本主義，資本的自我增值的本性并沒有改變，數字資本為了自我增值仍必須最大程度地占有數字勞工的剩余勞動。所不同的是，資本權力的運行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與工業資本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方式是“生命政治”，它以肉體規訓與人口調節來推動生產效率的提高，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價值。但在數字時代，數字資本、政治權力與數字化技術深度融合，三位一體地塑造了“數字—生命政治”這一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術?！皵底帧巍币浴八惴ā眮砣娑_地治理社會和個人，使數字資本權力彌漫于個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人處處受其控制、規訓而不自知，處處受其決定性地影響而仍認為自己是自由的。正是這種“數字—生命政治”掩蓋了數字資本剝削的實質，也掩蓋了數字資本對人的自由個性的壓抑、摧毀，從而導致了人類自由的根本性困境。

首先，“數字—生命政治”規訓著自由意志，使其自愿地認同于剝削，形成了“自我剝削”。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以資本與勞動的分離為前提和基礎，而正是資本與勞動的分離導致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導致了勞動的異化，工人就生存于這種異化之中，并以自身的勞動不斷創造和維系著勞動的異化。工業社會的工人明確地感受到了自身生存的異化與貧困，認識到了自身被剝削、被壓榨的現狀，因此，他們以打碎機器、發動罷工等方式來改變現狀，這是他們自由意愿的表達與實施的反剝削行為。數字時代，作為數字勞工的工人仍是數字資本的剝削對象，但“數字—生命政治”將數字社會塑造為了一種“功績社會”，在其中，每個人都是一個功績主體，功績主體以自我為指向，將一切成功與失敗的原因統統歸結于自我，認同于“一切皆有可能”的原則，而沒有實現目標或失敗的原因在于自身的不努力。這種積極主動的更加努力的工作，就是一種自我壓榨或自我剝削，“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M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20］20。效績的最大化，本質上就是數字資本的最大化。由于將數字資本的自我增值認同于自身效績的最大化，功績主體按其自由意志而自愿地工作。勞動就是數字資本的剝削或壓榨，但由于這是出于個人自由意志的行為，人非但沒有被剝削、被壓榨的感覺，反而感覺是自由的，可以說，這是最高程度上的“資本對勞動的實質上的吸納”。自由與被剝削相伴而行，每個自由人自愿地進行著自我剝削，這就徹底消弭了個人的反抗意志，也就使自由陷入了根本性的困境之中。

其次，“數字—生命政治”借助于數字技術革命實現了對數字勞工自由時間的控制，在引領、規訓著數字勞工的休閑娛樂的同時，也將其轉化為了生產剩余價值的“玩勞動”。自人類誕生以來，除去必要的生存時間外，其時間區分為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勞動，或被自身的生理需求所迫，或被外力所迫，總歸帶有一定的被迫性，在此意義上，非勞動時間就是自由時間。在馬克思所分析批判的工業社會早期，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延長勞動時間為主要方式，所以，資本家為了增值資本，將工人的生存時間縮減到極限。隨著生產技術的革命，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縮短，自由時間也就相對增加了。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時間與生存時間一樣，都是間接地服務于資本增值的，因而，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自由時間。數字時代，數字技術革命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娛樂休閑方式，而且，個人不再僅僅是娛樂休閑方式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發揮自己的個性，創造著屬于自己的精彩。從表面上看，這可以說是最自由的時代，但從其實質來看，恰恰是最不自由的時代。這種不自由體現為：一方面，個人參與娛樂休閑的方式與目的等都是被引領、規訓著的，而且是高度同質化的，這既表現為大家都在追逐同樣的熱點，又表現在大家的觀點都是高度趨同的，因為網絡不但屏蔽了異質的聲音，而且網絡暴力使人不敢發出異質的聲音，這種同質化的聲音也就成為權威的聲音，也就具有批判、壓制其他聲音的權力；另一方面，數字傳播技術將受眾使用數字媒介的娛樂休閑時間轉變為了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時間，這就是數字時代特有的勞動形式——“玩勞動”?！爱斀?，‘玩是生產性的，是被資本剝削的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人類的一切活動，包括所有的玩樂，在當代條件下成為并納入資本的剝削之下。玩樂、愛神的表達方式，從而被破壞了；人類的自由和能力也被削弱?！保?1］171這樣，個人的自由時間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了資本增值的活動之中，工人也就成了真正的數字勞工。相對于工業社會對工人的自由時間與生存時間的壓榨而言，數字時代對自由時間的壓榨更為隱秘，也更為自由，數字勞工在不知不覺中就成了資本增值的“同謀”。在其本源意義上，自由時間是個人按其自由意識自由支配的時間，也是個性充分發揮的時間，但在“數字—生命政治”的規訓之下，自由時間不但喪失了其本源的意義，而且是自由地喪失的。自由地喪失了自由，這是數字時代自由的根本性困境。

最后，“數字—生命政治”借助于大數據構建了一種數字化“全景監獄”，每個人既被監視，又自我監視，既被規訓著外在的行為與活動，又被規訓著內在的精神與思想。18世紀晚期的邊沁提出了一種“全景監獄”的監獄改革方案，在?？驴磥?，這種全景監獄是一種與生命政治相適應的權力運作模式，處于中心瞭望塔的監視者能夠暢通無礙地監視到每個犯人，但本身又不被犯人看到，每個犯人時刻注意到有個監視者在監視自己，就像《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眼睛那樣時刻注視著自己。這種全景監獄不僅具有監視作用，更具有改造、實驗的功能，它可以用來進行藥品試驗，可以試驗不同的改造犯人的懲罰方法，可以對兒童進行隔絕教育等。但是，這種監視、改造主要借助于對外在行為與活動的規訓、改造來規訓、改造內在的精神與思想，其規訓的效果是很難保證的。數字時代，“數字—生命政治”借助于大數據構建起了一種數字化全景監獄，所監視、規訓的不再僅僅是犯人、精神病人等不正常的人，而是所有人，或者說，數字化全景監獄是一種彌漫于整個數字社會的監視、規訓系統，每個人都生存于其中?！敖裉?，我們每一次點擊、每一次搜索都會被存儲下來。網絡上的每一步都被監視和記錄。我們的生命，在網絡上被完整地臨摹出來。數字化的行為習慣，準確地刻畫出我們外在和內心的圖像，這比我們自己刻畫自己要更加全面、準確?！保?2］84中心瞭望塔的監視者或“老大哥”的監視之眼都是有盲區的，但網絡之眼是無盲區、真正全景化的；人的記憶有局限，監獄的記錄同樣有局限，但網絡的記錄沒有局限，每個人在網絡上的所有行為都被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作為分析個人精神與思想活動的素材。在無盡的數據流中，每個人都被準確地刻畫出來，但所刻畫出來的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作為獨立個體的人，而只是一種數據流的集合體，是一個數字化的人或“數字人”?！皵底秩恕笔歉叨韧|化的，不但在外在行為與活動上高度同質，而且在內在精神與思想上也高度同質，因為在數字化全景監獄這種透明社會中，一丁點的不合時宜的行為或思想都被展示在網絡之眼與大眾之眼面前，無所逃遁。更為吊詭的是，全景監獄的犯人能夠明顯地感受不自由，但數字化全景監獄的“犯人”非但不會感到不自由，反而覺得很自由，而且會主動地參與其中?！叭缃竦谋O視并不像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樣，以侵犯自由為目的。與此相反，人們自愿地將自己交付給全景注視。他們通過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主動為數字化全景監獄添磚加瓦。這里的囚犯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案人。其中蘊含著自由的辯證法，原來自由即監控?！保?3］85

綜上所述，數字時代的“數字—生命政治”實現了對社會和個人全面而精準的規訓與管控，消弭了人的自由意志與自由個性，也就消弭了自由，但它卻是以自由的方式來消弭自由的。數字時代的人們積極主動地、自由地參與到消弭自由的過程之中，而且，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更加自由，這也就徹底消弭了反抗的意志和精神。自由地不自由，這就是數字時代最大、最嚴重的自由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看似是一種無法克服的困境。

五、“自由個性”是化解數字時代自由困境的唯一出路

面臨數字時代自由地不自由的自由困境，西方傳統的自由意志學說已經無能為力，因為人的意志已經被“數字—生命政治”所俘獲或同化，意志自身的自由性已經被隱蔽地消弭了，我們能夠借助的只有馬克思的“自由個性”思想。那么，如何借助馬克思的“自由個性”思想來化解數字時代的自由困境呢？

自由包含兩個層面，即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馬克思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3］422的“自由人聯合體”深刻地表達了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之間的辯證關系：一方面，個人自由是社會自由的前提條件，沒有個人自由，社會自由就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另一方面，社會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基礎和保障，沒有社會自由，個人自由就是無根的浮萍。只有個人真正地實現了自由，成為了真正的“自由人”，整個社會才能真正實現自由，成為“自由人聯合體”；反過來說，只有在“自由人聯合體”中，個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正是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之間相輔相成、相互推動的辯證關系決定了數字時代實現人的自由個性以化解自由困境必然要從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兩方面入手。

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來說，數字時代現實人的自由個性以化解自由困境的必由之路是警惕自由時間的勞動化，使自由時間真正成為個性發揮的時間。馬克思高度重視時間對人的積極作用，認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24］ 532。正因為如此，資本對工人的時間的占有就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剝削，更是肉體和精神上的侵害，而后者的危害更為深重，也更為深遠。因此，要實現個人自由，工人就必須占有自己的時間，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占有了工人的勞動時間，那么，工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占有自己的自由時間。馬克思將自由時間區分為閑暇時間和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就閑暇時間來說，工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做出安排，但應警惕數字資本借助于數字技術侵占自己的閑暇時間，即將其轉變為創造剩余價值的“玩勞動”時間。在現實生活中，“玩勞動”是很難避免的，因為人們只要使用數字媒體就在一定程度上從事著數字勞動，就是在為資本創造價值，但作為工具的數字媒體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成為數字資本剝削數字勞工的工具，也可以是數字勞工愉悅身心、自我發展的工具，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使用數字媒體這把雙刃劍。就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來說，指的是“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15］306。這是充分發揮人的個性，達致自由個性的時間?！皵底帧巍彪m然能夠全面而精準地實現對自由時間的管控，但這種管控畢竟是有漏洞的，人們可以利用自己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從事這些相較于單純的休閑娛樂更為高級的活動，充分地發展自己的個性。這些較高級活動也是一種勞動，不過它是一種吸引人的勞動，即自由而愉悅的勞動。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最符合此種規定性的自由的勞動是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活動，因為它讓藝術家的自由個性得以充分展現，當然，這種自由的勞動絕不會像休閑娛樂那樣輕松，“真正自由的勞動，例如作曲，同時也是非常嚴肅，極其緊張的事情”［14］616。雖然并非所有的自由時間的充分利用都像藝術創作一樣，但以藝術創作為典范來規劃自己的自由時間卻是充分發揮個人個性、達致個人自由的最佳途徑。

從社會自由的角度來說，數字時代實現人的自由個性以化解自由困境的必由之路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工人”共同占有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媒介，實現信息和數據的共享。馬克思根據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論證了人類在必然王國階段提升自由度的必然條件，即“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25］928-929。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勞動已經成為了“共同勞動或結合勞動”，工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聯合起來了，馬克思稱之為“總體工人”。受此啟發，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奈格里提出了“社會工人”這一概念，指稱數字時代的新無產階級。在數字時代，決定性的生產資料已經由機器變為了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媒介，那么，將馬克思所說的提升自由度的必然條件應用于數字社會，就是要使已經被數字勞動及其國際分工體系聯合起來的“社會工人”共同占有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媒介，實現信息和數據的共享。如同工業時代的無產階級為了占有生產資料而進行了一次次的抗爭一樣，數字時代的社會工人要占有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媒介也必須進行抗爭。2011年始于美國，席卷主要發達國家的“占領運動”就是一次大規模的數字時代抗爭運動?！罢碱I運動”的一個明顯特征是新無產階級充分利用數字媒體來動員群眾、組織運動，既充分利用了資本主導的商業媒體，如“臉書”、推特等，也創建了許多自主的、公益性的公民媒體，如“占領新聞網”“全球廣場”等，這是利用數字媒體反對數字資本的一種新嘗試?！罢碱I是一場新工人階級的運動，因為它要求集體控制社會總體工作的成果。嘗試讓使用價值成為共同財產恰恰是一個公有社會的宗旨?！保?1］419總體而言，“占領運動”失敗了，并沒有實現其所要求的目標，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數字資本的主導性地位，但它鮮明地展現了數字勞工對自身被剝削、被規訓的事實的清醒認識，也展現了數字勞工的革命主體性，這是對自“五月風暴”以來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的否定與質疑的一次強有力的回擊。而且，“占領運動”中數字媒體的充分利用，再次證明了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發展為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的論斷。

無論是自由時間的充分利用，還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工人共同占有數字化的信息通訊媒介，都是人類在必然王國階段打破“數字—生命政治”的規訓、充分發揮人的自由個性的舉措，其最終的旨歸是導向自由王國?！霸谶@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保?5］929也就是說，只有當人類能力即人類自由個性的發揮成為目的本身的時候，自由王國才得以實現。而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或自由個性的發揮就是自由的勞動，即超越了必要性與外在目的規定性的以自身為目的的勞動。因此，自由最終實現于自由而愉悅的勞動之中，或者說，自由而愉悅的勞動本身就是自由的最終實現。

六、結語

在自由觀念發展史上，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以人的主觀性與歷史處境的客觀性相統一的自由個性取代了傳統的自由意志，實現了自由觀念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數字時代，“數字—生命政治”全面而精準地規訓著數字勞工的行為與活動、精神與思想，以致實現了對人的自由意志的欺騙，使數字勞工自由地陷入了自由地不自由的境地。面對自由地不自由的困境，以自由意志為核心的自由觀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即便有人識破了“數字—生命政治”的詭計，也無法向自以為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選擇的大眾證明他們被欺騙了。與此不同的是，馬克思以自由個性為核心的自由觀的本質特征就是要將自身的個性、才能等在勞動中充分地實現出來，人們即便因為“數字—生命政治”的規訓而誤認了自身的個性、才能，也能在隨后的實踐中被證偽，而這種證偽也就破解了“數字—生命政治”所構建起來的數字化意識形態。同時，勞動的自由程度、自由時間的多少，作為人的自由的客觀標準，展現了人的自由的發展程度。因而，可以說，馬克思以自由個性為核心的自由觀是破解“數字—生命政治”所造就的自由困境，實現人的自由的必由之路。

［責任編輯：李小燕］

參考文獻：

［1］譚培文.“唯一者”與馬克思的個性觀［J］.馬克思主義研究，1997（4）：66-70.

［2］李鶴春.“重建個人所有制”與個人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J］.人文雜志，1998（4）：38-41.

［3］操奇，朱喆.馬克思“自由個性”說辨正［J］.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輯刊），2014（0）：194-202.

［4］陳曙光，楊潔.論馬克思的“自由個性”觀［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6）：36-44.

［5］藍江.智能時代的數字—生命政治［J］.江海學刊，2020（1）：119-127.

［6］李亞琪.當代資本主義數字—生命政治新形態及其批判［J］.東南學術，2022（5）：42-50.

［7］阿克頓.自由與權力［M］.侯健，范亞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8］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9］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黑格爾.精神哲學［M］.楊祖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鄧安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王盛輝.馬克思“人的自由個性”思想尋蹤［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129-134.

［1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卡羅爾·C·古爾德.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M］.王虎學，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1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9］王南湜.馬克思的自由觀及其當代意義［J］.現代哲學，2004（2）：1-9.

［20］韓炳哲.倦怠社會［M］.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1］克里斯蒂安·?？怂?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2］韓炳哲.精神政治學［M］.關玉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3］韓炳哲.透明社會［M］.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Marxs Thought of “Free Personality” and the Resolutionof Freedom Dilemma in Digital Age

LI Yong-g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China）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freedom concept，there are two basic forms：free will and free personality.Marx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free will with free personality，which is a major leap in the history of the freedom concept.In digital age，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capital，political power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reated a new type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and mind control technology with the three forming an organic whole，which is called the digit-life politics.It uses algorithms to govern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comprehensively and precisely，which not only eliminates peoples free will and free personality，but also disciplines people to actively and fre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freedom.To be free without freedom is the fundamental dilemma of freedom in digital age.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this dilemma and realize the free personality lies in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freedom.We should not only guard against the free time for labor and make free time truly a time for free personality，but also unite “social worker” to jointly occupy the ownership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to realize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Key words：Marx；digital age；free personality；digit-life politics；freedom dilemma

收稿日期：2023-03-2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數字時代馬克思勞動正義論研究”（23BZX005）

作者簡介：李永剛（1981—），男，山東青州人，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馬克思政治哲學、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