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與中晚唐詩歌的流變*

黃 炬

提要：中晚唐推行的兩稅法不僅與儒家政治理念相左,而且加重了中下層文士與百姓的生存壓力。如此以至于儒學迅速衰落,并導致中下層文士與官方存在隔閡而親近百姓。這些社會變遷又進一步使得詩歌出現了寫自身苦難及寫他人苦難兩種創作傾向。生存壓力及儒學衰落,已經無法再規范貧士們做到安貧樂道,因而出現了寫自身的傾向——苦吟派。切膚之痛又使他們更能感知兩稅法殘虐下廣大庶民的痛苦心聲,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已經無法再克制其憤怒情緒,因而出現了寫他人的傾向——寫實派。

兩稅法是中國財政制度史上一次重大變革,對中晚唐詩歌產生了不小影響。這個問題已引起了學界關注,(1)如孟祥光:《制度缺陷與文學視閾中的鄉村世界——試析兩稅法對中唐田家詩敘事內容的影響》,《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孟祥光:《唐代賦役制度與田家詩》,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袁悅:《唐代經濟制度視域下的農事詩研究》,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然而,這些論文偏重于表面描述兩稅法下中晚唐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狀況,似乎存在未能立足于詩歌史來深入探討兩稅法影響中晚唐詩歌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以及如何影響的瑕疵。吳夏平教授指出,諸如此類研究總體上屬于“制度+文學”的研究,未能真正揭示出二者的聯動關系。因此本文借助其“制度——文人——文學”“制度——文化——文學”(2)吳夏平:《“制度與文學”研究范式的形成和發展》,《貴州師范大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的研究范式展開討論,不當之處敬請學界批評指正。

一、兩稅法與士庶間距的消融

中國古代,尤其是中唐以前,是典型的以農為本的農業國家,農業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農民是數量最大的社會階層。在中唐以前的社會結構里,士、農、工、商層次分明。而兩稅法的實施,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層次。

中唐以前,“在尊卑貴賤的禮制枷鎖下,賦役輕重與身份等級緊密相關,等級越高賦役越輕。即便是底層百姓‘國’‘野’身份的不同,賦役也有輕重之別,《周禮·地官·鄉大夫》規定:‘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x役的不平等蘊含著禮制枷鎖的內因”(3)黃炬:《賦役制度與儒道文藝觀研究》,《西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儒家對此深以為然。孟子說:“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4)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第124、294頁。在這樣的思想觀念下,作為“小人”的農民階層須納稅供養作為“大人”的士階層,士、農社會等級的差別涇渭分明。而且,孟子認為“小人”的賦稅不可過輕,否則將無法供養“大人”,進而致使“去人倫,無君子”(5)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第124、294頁。,影響社會正常運轉。由此可見,儒家的賦稅思想與禮制緊密相關。換言之,賦稅是禮制的經濟基礎。

中晚唐以前,統治階層都有相關制度復除賦役來彰顯士農之別。初盛唐也同樣如此,據《通典》所載,九品以上的官吏就可免稅:“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6)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中華書局,1988年,第155頁。此外,“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皆免課役”(7)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五一《食貨一》,中華書局,1975年,第1343、1342頁。。五品官以上的士族之家的親屬甚至也享有復除特權?？梢哉f,文士免稅,是其社會等級的標志之一。

然而,隨著土地兼并趨勢的加劇,加之安史之亂的破壞,唐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于是將士、農、工、商都納為了稅收對象。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在宰相楊炎的奏請下,唐王朝實行了兩稅法?！缎绿茣な池浿尽吩?“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五一《食貨一》,中華書局,1975年,第1343、1342頁。兩稅法“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9)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四六五,中華書局,1983年,第4749頁。的稅收方式剝奪了文士乃至王公貴族免稅的特權?！镀饭僖缿艏{稅敕》規定:“王公已下,自今已后,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現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余品并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缺者稅?！?10)王溥:《唐會要》卷八三,中華書局,1955年,第1534頁。兩稅法頒布后運轉順利。宣宗欲免其舅鄭光的賦稅,卻遭到了強烈反對:“伏以鄭光是陛下元舅,寵待固合異等,然而據地出稅,天下皆同,隨戶雜徭,久己成例,將務致治,實為本根。近日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凡在士庶,無不仰戴圣慈。今獨忽免鄭光莊田,則似稍乖前意。況征賦所入,經費有常,差使不均,怨嗟斯起,事雖至微,系體則大?！?11)王溥:《唐會要》卷八四,第1545頁。宣宗《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也明令“應公主家有莊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征課”(12)李忱:《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全唐文》卷八一,第847頁。。

初盛唐實行的租庸調制來源于北魏的租調制。此制按丁口收取租稅,同時國家保障每丁擁有一定量的土地,因此財政收入相較穩定,士農關系也相較穩定,契合儒家的政治理念,故為唐人陸贄所稱贊:“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13)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全唐文》卷四六五,第4748頁。但隨著稅收方式的改變,士人的社會地位也開始發生了轉變。

中唐人劉蕡(《舊唐書》作劉濩)善《春秋》,痛感教化失墜,曾向唐文宗指出“士人無所歸化”(14)劉昫:《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5071頁。的時弊。此弊根源還需從兩稅法與儒學的衰落關系說起。將士人納為稅收對象,表面上看是為了緩解財政危機,但實際上官方對其不耕而祿蘊含著厭棄的政治態度。杜佑《通典》載:“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怨嗟,必相率去我,入于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15)杜佑:《通典》卷一八《選舉六》,第449頁?？陀^來說,兩稅法及官方對士人的這一態度是儒學衰落的重要原因。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兩稅法施行后,“從北魏到唐初,在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葉以后已不復有”(16)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21頁。。

兩稅法導致儒學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士人的生存壓力。兩稅法沒有統一收稅定額(17)黃永年:《唐代兩稅法雜考》,《歷史研究》1981年第1期。,致使“全國各地不同州府之間稅負輕重不均”(18)釗陽:《唐代稅收體系的制度缺陷和執行弊端研究——以對租庸調制和兩稅法的分析為主》,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69、71頁。,“同一道內的各州府之間稅負輕重不均”(19)釗陽:《唐代稅收體系的制度缺陷和執行弊端研究——以對租庸調制和兩稅法的分析為主》,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69、71頁。。各地稅負輕重不均則財政收入不均,財政收入不均,各地官吏俸祿則不均。此外,兩稅法的稅收方式很難準確核實納稅人的實際資產以及納稅額度,致使高層官員有更大巧立名目的權力來剝削下層官吏及百姓,加之本身的稅負壓力,致使高低層官吏之間的貧富差距過大。中晚唐中下層官吏貧困潦倒是普遍現象,甚至有活活餓死者,如太子中舍人姚況“奉(俸)稍不自給,以饑死”。(20)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四七《馮河清傳》,第4755頁。白居易《使官吏清廉均其祿厚其俸也》反映了當時低層官吏俸祿過低的問題:“夫衣食缺于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于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蛳鲓Z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并至……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不可得也……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于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于內,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恥?！?21)白居易:《使官吏清廉均其祿厚其俸也》,《全唐文》卷六七一,第6836—6837頁。他指出了經濟基礎與道德的關系,巨大的生存壓力消磨掉了士人們的禮義廉恥,儒學因而迅速衰落。

不過儒學的衰落反而將士人們從儒家思想中解放了出來,使得中晚唐詩歌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兩稅法削弱了士人的經濟實力,降低了其社會地位,使他們與官方政治產生了隔閡。如兩稅法名目之一的房產稅:“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仗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于其家?！?22)劉昫:《舊唐書》卷四九《食貨下》,第2127—2128頁。如此以至于“士人或賣餅自業”(23)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逆臣下》,第6460頁。,其社會身份因而更加親近庶民。如元稹,“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24)劉昫:《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第4334頁。。他們兄弟出仕后俸祿低微,依舊屢受乞丐的接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絕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給足?！?25)元稹:《誨侄等書》,《全唐文》卷六五三,第6636頁。尤其是晚唐,大部分士人不僅要納稅,而且還要服役,其身份實際上已經完全等同于庶民了:“非前進士及登科有名聞者,縱因官罷職,居別州寄住,亦不稱為衣冠戶,其差科色役,并同當處百姓流例處分?！?26)李炎:《加尊號后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20頁。

隋唐前的文學話語權主要掌握在士族手中,他們經濟實力雄厚,大都附庸于官方政治,其文學表現也多與官方政治緊密相關。唐代是古代封建社會大變革的一個歷史時期,兩稅法加劇了魏晉以來士族階層的消亡,文學話語權轉移到了中下層社會。士庶融合使得文士與社會的聯系更加緊密,因此在文學表現上更能感知廣大庶民的心聲。

二、兩稅法與苦吟詩人群體的產生

關于苦吟詩人群體及其詩風的產生,學界做了諸多研究。(27)如吳在慶:《略論唐代的苦吟詩風》,《文學遺產》2002年第4期;魏靜和沈會祥:《中晚唐“苦吟”內涵的再考察》,《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王曉音:《唐代詩歌創作苦吟現象再評價》,《青海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然而,這些研究主要偏向于苦吟詩學內涵的討論。盡管也注意到了生活困頓是苦吟詩人群體的總體特征,但遺憾的是并未深入討論中晚唐如此龐大的詩人群體是如何產生的,也并未解釋他們的出現有何社會必然性。如果跳出純文學研究的思路,立足于中晚唐社會變革的大視野中來考察這一問題,或許會有更加透徹的看法。

初盛唐文士享有免稅特權,經濟基礎較為堅實,故審美心態輕松愉悅。這一點在山水田園詩人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半官半隱的王績多次直言沒有賦稅壓力的優游不迫,如其《獨坐》:“問君樽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28)王績:《獨坐》,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三七,中華書局,1999年,第485頁。又如《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東川聊下釣,南畝試揮鋤。資稅幸不及,伏臘常有儲。散誕時須酒,蕭條懶向書?！?29)王績:《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全唐詩》卷三七,第483頁。

王維“富貴、山林,兩得其趣”(30)陳應鸞:《歲寒堂詩話校箋》卷上,巴蜀書社,2000年,第69 頁。,其山水田園詩蕭散閑適,尤其滿足于財貨的便利。其《與魏居士書》說:“且又祿及其室養,昆弟免于負薪……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镀蚴场吩娫?‘叩門拙言詞?！菍移蚨鄳M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其后之累也?！?31)王維:《與魏居士書》,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三二五,第3293—3294頁。常建、裴迪、儲光羲等詩人,雖有仕途不順者,但在免稅特權下也往往都具有輕松愉快的審美心態,能夠安于山水田園之樂。即便是杜甫對此也表示十分慶幸,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32)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全唐詩》卷二一六,第2267頁?？梢哉f,免稅是統治階層籠絡文士的一種手段。

“從中唐德宗時期到晚唐宣宗懿宗朝(不包含唐末起義時期),庶族占統治階層的比例從25%直線降至5.88%。而庶族科舉入仕的高峰出現在武則天當政及玄宗前期,玄宗后期開始則陡然下降?！?33)任雅芳:《中晚唐庶族與韓孟、苦吟詩派》,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中晚唐仕進之困難由此可見一斑,更多的文士因此流落民間。然而,即使進士及第也“并無兩稅課額的減免權”(34)孫彩紅:《唐后期兩稅法下納稅人的稅收負擔水平新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中晚唐時期,由于官多而位少,進士及第者須等數年,甚至更久才能獲得官職。六品以下的官員任期滿了之后,也須等待數年之久才能獲得新職,此期名為“守選”。守選期無俸無祿,且難免有賦稅壓力,生活極其艱辛。在任期間雖有俸祿也不輕松,這是因為“唐代后期物價上漲,盡管數次加俸,如大歷制月俸是開元制的數倍,但官員生活水平遠沒有開元年間優?！?35)王卓:《唐代后期俸祿制度的演變》,《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兩稅法非但沒能解決財政危機,反而致使物價持續飛漲:“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后貨輕錢重?！?36)劉昫:《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第3991頁?？梢娭型硖乒賳T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與兩稅法的這一弊端也是有密切關系的。

如張籍被戲稱為“窮瞎張太?！?37)孟郊:《寄張籍》,《全唐詩》卷三七八,第4252頁。,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對其深表同情:“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38)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全唐詩》卷四二四,第4666頁。王建也哀嘆:“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圖書亦為頻移盡,兄弟還因數散貧?！?39)王建:《自傷》,《全唐詩》卷三〇〇,第3408頁。(《自傷》)又如李洞《宿長安蘇雍主簿廳》:“縣對數峰云,官清主簿貧?！?40)李洞:《宿長安蘇雍主簿廳》,《全唐詩》卷七二一,第8358頁。周賀《贈李主簿》更是直言道:“稅時兼主印,每日得閑稀。對酒妨料吏,為官亦典衣?！?41)周賀:《贈李主簿》,《全唐詩》卷五〇三,第5761頁。即便是身為宰相之后的杜牧也頗感艱辛,其《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42)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全唐詩》卷五二〇,第5985頁。其他未出仕者的賦稅壓力則更大,如孫沅,劉長卿《送州人孫沅自本州卻歸句章新營所居》云:“詩書滿蝸舍,征稅及漁竿?！?43)劉長卿:《送州人孫沅自本州卻歸句章新營所居》,《全唐詩》卷一四七,第1489頁。又如董邵南,韓愈《嗟哉董生行》感嘆:“日來征租更索錢?！?44)韓愈:《嗟哉董生行》,《全唐詩》卷三三七,第3788頁。這樣的文士不勝枚舉。

相比于初盛唐,中晚唐的大部分文士經濟壓力更重,生活較為困頓?！皩徝阑顒赢a生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文化環境,包括經濟、政治、宗教、哲學、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經濟的因素是最根本的、長遠起作用的因素?！?45)葉朗:《美在意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75頁。在中晚唐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很難寫出初盛唐詩人那種優游不迫乃至氣象非凡的詩歌。相反,苦吟詩人群體最終在儒學衰落的社會環境中應時而生。

他們的產生,首先要從孟郊說起。他50歲才進入仕途,其詩通常以自我窮困為表現中心,如《借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46)孟郊:《借車》,《全唐詩》卷三八〇,第4279頁。生活長期貧寒窮苦,抑郁寡歡,致使其苦吟成性,詩風苦澀。同時也對其他相同境遇的文士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如其《吊盧殷》:“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47)孟郊:《吊盧殷》,《全唐詩》卷三八一,第4289頁。其他底層文士,如劉叉、盧仝、賈島等人,也與孟郊同病相憐,同聲相應。如《唐才子傳》云劉叉“酷好盧仝、孟郊之體”(48)辛文房著,傅璇琮校箋:《唐才子傳校箋》(第2冊)卷五,中華書局,1989年,第278頁。。其《答孟東野》云:“酸寒孟夫子,苦愛老叉詩。生澀有百篇,謂是瓊瑤辭……生死守一丘,寧計飽與饑?！?49)劉叉:《答孟東野》,《全唐詩》三九五,第4458頁。張籍《贈別孟郊》也云:“苦節居貧賤,所知賴友生?！?50)張籍:《贈別孟郊》,《全唐詩》卷三八三,第4308頁。張為《詩人主客圖》奉孟郊為“清奇僻苦”派的詩主,點明了孟郊對底層文士詩風的引領作用。兩稅法制造出來的這些悲劇詩人互相同情,最終匯聚成了影響深遠的苦吟詩風。

賈島長慶二年(822)考取進士,后輾轉于主簿等低級官僚,與孟郊同屬底層苦吟詩人。賈島對孟郊推崇備至,《投孟郊》云:“錄之孤燈前,猶恨百首終。一吟動狂機,萬疾辭頑躬。生平面未交,永夕夢輒同。敘詰誰君師,詎言無吾宗。余求履其跡,君曰可但攻?！?51)賈島:《投孟郊》,《全唐詩》卷五七一,第6682頁。賈島極力學習孟郊,韓愈《贈賈島》點明了二人詩風的承接關系:“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云得暫閑。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著人間?！?52)韓愈:《贈賈島》,《全唐詩》卷三四五,第3881頁。后來蘇軾也將他們合稱為“郊寒島瘦”(53)蘇軾:《祭柳子玉文》,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十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1939頁。。而學賈島的詩人也不在少數,楊慎《升庵詩話》認為晚唐有兩個詩派,其中“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54)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一,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851頁。。余成教《石園詩話》也認為“韓門諸人詩分兩派,朱慶馀、項斯以下為張籍之派,姚合、李洞、方干而下則賈島之派也”(55)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郭紹虞編,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73頁。。賈島對中晚唐詩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聞一多先生認為:“由晚唐到五代,學賈島的詩人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除極少數鮮明的例外,是向著詞的意境與詞藻移動的,其余一般的詩人大眾,也就是大眾的詩人,則全屬于賈島。從這觀點看,我們不妨稱晚唐五代為賈島時代?！?56)聞一多:《唐詩雜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1頁。當然,從兩稅法下的社會環境來看,也不妨說是苦吟詩人群體的時代,正如唐人范攄所說:“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57)范攄:《云溪友議序》,《全唐文》卷八〇四,第8459頁。如同孟賈二人一樣,他們也不乏苦澀之作。

苦吟詩人群體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儒學的衰落。儒家一方面要求其他社會階層供養文士,另一方面也要求文士安貧樂道?！墩撜Z·里仁篇》云:“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58)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37、59頁。相反,他們提倡士人固窮守貧,孔子稱贊顏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59)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37、59頁。這種價值觀念往往致使文士表現出不同流俗的清高意氣。因此,苦吟貧寒自然為人所不齒。然而,儒學一旦衰落,安貧樂道便無法再支配文士們的禮義廉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正如白居易所言,在饑寒交迫中,巢父、許由這樣的大賢之人都難以固窮守節,何況凡人呢?中晚唐巨大的生存壓力已經消磨掉了傳統文士的羞恥感,孟郊《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后獨止舍待替人》云:“士有百役身,官無一姓宅。丈夫恥自飾,衰須從颯白?！?60)孟郊:《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后獨止舍待替人》,《全唐詩》卷三七四,第4219頁。他恥于遮掩貧困,說明吟詠貧困已經司空見慣,價值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群苦吟詩人之前,很少有文士會如此坦然地呻吟自身的貧寒。即便同樣是憂于生計的貧士陶淵明,也會提醒自己“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61)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三,中華書局,2003年,第203頁。。尤其是在儒學復興的宋代,中晚唐苦吟詩人注定很難被主流詩壇所接受,如蘇軾就曾批評孟郊、賈島等詩人“嘹然一吟,眾作卑陋”(62)蘇軾:《祭柳子玉文》,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三,第1939頁。。蘇轍的批評也很激烈:“唐人工于為詩,而陋于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63)蘇轍:《欒城第三集》卷八《詩病五事》,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4頁。

由此看來,中晚唐苦吟詩人群體的產生有其歷史必然性,其中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原因:一是生存壓力;二是儒學衰落,以至于無法再規范文士安貧樂道。因此可以說,兩稅法促使他們突破了儒家思想的禁錮,徹底將詩歌導向了苦吟的發展方向,在詩歌自我表現的發展路徑上,開辟出了新的詩意空間。

三、兩稅法與詩學復古及詩歌的寫實高潮

中晚唐文士出仕之前和守選期內,大多數時候是與百姓生活在一起,因而諸如孟郊這樣的貧寒文士對兩稅法下社會生活的窮苦有切身感受,尤能推己及人,同情民生疾苦,如其《織婦辭》《寒地百姓吟》諸詩。聞一多先生對他有精準的評價:“最能結合自己生活實踐繼承發揚杜甫寫實精神,為寫實詩歌繼續向前發展開出一條新路的,似乎應該是終身苦吟的孟東野?！?64)鄭臨川記錄:《笳吹弦誦傳薪錄——聞一多、羅庸論中國古典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0頁。實際上不只是苦吟詩人,白居易等人更是如此。相比孟郊、賈島等苦吟詩人,白居易盡管后期仕途順利,但他前期同樣窮困潦倒。白居易抒寫早年貧困的詩歌很多,他30歲出仕后生活也很貧困,作于50歲左右的《卜居》一詩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65)白居易:《卜居》,《全唐詩》卷四四二,第4954頁。他早期為官雖然作詩言俸祿有余,但僅是比一般貧士稍富足,仍談不上富裕,正如其《贈內子》所言:“貧中有等級,猶勝嫁黔婁?！?66)白居易:《贈內子》,《全唐詩》卷四四〇,第4914頁。由于物價高漲,白居易的俸祿看似數額很大,實際上并沒有什么購買力,生活并不富裕。他曾多次上表指出中低層官吏俸祿之低微,并請求提高待遇,表明他與官方因為經濟問題依然存在隔閡。

尤其是出仕之前,白居易的生活更加艱辛,《將之饒州江浦夜泊》寫其早年因為無衣無食而流落他鄉,其間自然也少不了他人接濟。這樣的經歷使得他更加親近百姓,對其他勞苦大眾的苦難更能感同身受,即使為官之后也是如此。與此同時,也使他與官方產生了隔閡,白居易《埇橋舊業》記錄了其家早年的賦稅壓力:“別業埇城北,拋來二十春。改移新徑路,變換舊村鄰。有稅田疇薄,無官弟侄貧。田園何用問,強半屬他人?！?67)白居易:《埇橋舊業》,《全唐詩》卷四四六,第5030頁。甚至可以說是產生了矛盾,如《論和糴狀》,記錄了白居易家里早年繳納兩稅法中和糴錢時被官府欺壓的情形:“臣久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睹。臣頃者常欲疏此人病,聞于天聰,疏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官,茍有他聞,猶合陳獻,況備諳此事,深知此弊?！?68)白居易:《論和糴狀》,《全唐文》卷六六七,第6782頁。白居易此文作于任左拾遺之時,可見他在當時就已經有了采詩觀風的創作動機,后來終于在《與元九書》中明確提出來:“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后,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于上?！?69)劉昫:《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第4347—4348、4347頁。中晚唐官員一般不得越級晉升,白居易早期為官經歷了多個守選期,接觸了大量的社會現實。他早期的苦難經歷,以及兩稅法殘酷現實的豐富閱歷,對其詩學復古及寫實詩歌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關于詩歌的社會功用,孔子曾提出“興”“觀”“群”“怨”之說,后又被儒家發展成了采詩觀風說。公羊壽傳解古代什一之稅時說道:“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70)李學勤主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61頁。這里儒家將所采之詩明確指向了那些抒寫民生疾苦的作品,目的在于察政治之得失。不難發現,詩歌史上的這一類作品大部分都與賦役的壓迫剝削有關。元結在其揭露百姓賦稅沉重的名篇《舂陵行》中明確主張風諫,他率先發聲,對于元白詩派詩學復古來說具有先導作用。白居易認為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寫實詩歌并不多,感嘆“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詩道崩壞”,并表達了“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宏愿。(71)劉昫:《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第4347—4348、4347頁。面對兩稅法的弊端,他在政治上表現出了極大的改革熱忱,由此發起了詩學復古。這場詩學復古影響深遠,響應者甚多,直至晚唐杜荀鶴都仍在聲稱“詩旨未能忘救物”(72)杜荀鶴:《自敘》,《全唐詩》卷六九二,第8043頁。。

吳夏平教授指出:“人的一切活動都受制度的影響,文學活動也莫不如此。對于制度的約束和引導,文人主要有三種行為方式:順應、對抗和逃避。逃避其實也是對抗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其性質是消極的。與此相應,文學也呈現出三種基本形態:一種是順從的,表現‘出義尚光大’‘辭藻競騖的特征’;一種是對抗的,表現為批判、復古的特征;一種是逃避的,表現為隱逸的、蕭散的特征。這三種基本形態,既可能是某一群體的,也可能是某個個體的?！?73)吳夏平:《“制度與文學”研究的成就、困境及出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誠如此論,白居易早期面對兩稅法表現出的是對抗的態度,因而其文學活動一者倡導詩學復古,二者作詩批判。因上古所采之詩乃是民間歌謠,故其新樂府詩極力模仿其通俗的藝術特征。他那些批判兩稅法,以及其他時弊的詩歌觸犯了權貴,仕途也遭受了挫折。面對無力改變的現實,白居易選擇了逃避來做無聲的對抗,其蕭散閑逸的閑適詩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產生的。

享有免稅特權或者其他經濟特權的文士,與官方政治的聯系較為緊密。他們有時候并不會完全否定統治階層與庶民階層之間的賦稅關系,順從官方而表現出義尚光大的文學特征。如杜甫,其《甘林》勸慰百姓積極納稅:“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吃,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74)杜甫:《甘林》,《全唐詩》卷二二一,第2351—2352頁。杜甫是典型的儒家詩人,其詩風與儒家詩教的關系十分密切。那么當儒家詩教不再能支配詩人創作的時候,詩歌又會呈現出怎樣的風貌呢?

儒家詩教主張溫柔敦厚,要求詩人表達情感時不可過于激烈,其實質在于維護禮制。這對詩歌寫實產生了一定的限制,如杜甫《甘林》諸詩。儒學的衰落則從詩學思想上解放了中晚唐詩歌的表現空間,許多優秀的寫實詩歌得以產生。如李紳《古風二首·其一》:“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75)李紳:《古風二首·其一》,《全唐詩》卷四八三,第5530頁。又如聶夷中《田家二首·其一》: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76)聶夷中:《田家二首·其一》,《全唐詩》卷六三六,第7351頁。諷刺、批判力度之大在詩歌史上實屬罕見。此外,還有不少詩人詩作已近乎破口大罵,如白居易《杜陵叟》:“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77)白居易:《杜陵叟》,《全唐詩》卷四二七,第4715頁。李紳、白居易等人的這些詩作已經完全悖離了溫柔敦厚的創作原則,其大膽直露的批判與諷刺是唐前文士普遍缺乏的創作態度,標志著文人寫實詩歌的成熟,為后世文士批判社會樹立起了典范。

中晚唐時期詩學復古,以及文人寫實詩歌的大量出現,并不是偶然現象。兩稅法引發的民生疾苦、文士與官方政治的隔閡,以及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觀的衰落是其根本原因。唐前賦稅沉重的歷史時期屢見不鮮,卻沒有發生詩學復古,文人寫實詩歌也未大量集中出現,原因在于主流文學話語權掌握在附庸于官方政治的文士手中。他們遠離底層社會,沒有切膚之痛,很難創作出寫實性的作品。中晚唐文士則大都出自社會底層,與窮苦大眾有著密切的聯系,早期也大都不免賦稅重壓,且不乏像白居易那樣曾受官府欺壓者。這樣的出身經歷以及低微的俸祿,使得他們與官方存在隔閡,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已經無法再克制他們的憤怒情緒。加之殘酷的現實,中國詩歌史上的寫實高潮終于到來了。

隨著賦稅矛盾越來越尖銳,形形色色的殘酷現實和社會亂象為中晚唐文士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材料:描寫百姓生活的窘迫,如張籍《促促詞》、溫庭筠《燒歌》、皮日休《正樂府十篇·橡媼嘆》、杜荀鶴《田翁》;描寫官府催逼賦稅,欺壓百姓,如王建《水夫謠》、張籍《牧童詞》、白居易《納粟》、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二》、王貞白《田舍曲》;描寫重稅之下耕女、織女、采桑女等婦女的勞苦,如戴叔倫《女耕田行》、王建《當窗織》、章孝標《織綾詞》、唐彥謙《采桑女》、司馬扎《蠶女》;描寫不堪重稅而逃亡的流民,如張碧《農父》、聶夷中《詠田家》、陸龜蒙《五歌·刈獲》、徐夤《東歸題屋壁》;等等。這些詩歌全面深刻、細致入微地描寫黑暗現實和庶民階層的痛苦心聲,是文人詩歌史上的新題材。從藝術特點上來看,大膽直露的批判與諷刺、激烈的情感抒發,豐富了詩歌的藝術手法。從體裁上來講,絕句、律詩、新樂府、古體無所不包,拓寬了這些體裁的表現領域。

這些詩歌真實展現了中晚唐的社會生活畫面,極具社會生活史的認識價值。試舉一例,如關于兩稅法名目百出的問題,白居易《秦中吟·重賦》記載了一種名叫“羨余”(法外之稅)的稅目:“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暡缟椒e,絲絮如云屯。號為羨余物,隨月獻至尊?！?78)白居易:《秦中吟·重賦》,《全唐詩》卷四二五,第4686頁。白居易的這種實錄筆法進一步強化了詩史精神,深刻地影響了后世詩人以詩為史的創作理念,如戴復古:“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真德秀上殿直前奏邊事,不顧忌諱……伏讀再三,竊有所感,敬效白樂天體,以紀其事,錄于野史?！?79)戴復古:《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5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3469頁。

結 語

總體來看,兩稅法重壓及儒學衰落背景下的中晚唐詩歌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創作傾向,寫自身而為苦吟,寫他人而為寫實。如果從生存壓力大小的角度來看,或許能解釋其詩風的差異性問題?？嘁髋稍娙舜蠖紭O其困頓,或終生為布衣,如李洞等,或終生沉淪下僚,如孟郊、賈島、方干等,儒學最難約束他們,因自顧不暇而關注自身苦難多于關注他人。李紳、元稹、白居易等寫實派詩人則大都仕途相較順利,生活相對富足,因此尚有余力關注他人的苦難。由此看來,同一時空中的制度、文化、詩人、詩歌呈現出了復雜的聯動關系。宋代繼續實行兩稅法,但文化及其他相關制度有了較大的改變,故其詩人、詩歌也呈現出了不太一樣的面貌。正如劉杰所言:“宋詩中的民生書寫逐漸擺脫傳統的既定范式,開始形成自身特色?！?80)劉杰:《天心未均:論宋代民生詩中的社會分化》,《浙江學刊》2023年第6期。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文學與社會經濟史交叉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