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出版學科共建： 基本現狀、重要任務和評價標準

何軍民 李麗萍

摘 要：當前，出版學科共建運作機制得到明確，但常態化運營態勢尚未形成；學科實力有所提升，但應用屬性尚待加強；師資來源得到豐富，但招才引智穩定性流動不夠；融合出版正在加速，但其所受學術支撐尚顯不足。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夯實運行機制、深植導向意識、重視人才質量和提升技術素養。評價出版學科共建成果，要看共建工作是否有利于推進各方對于出版關鍵問題的理解，為出版學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認知氛圍；是否有利于構建出版理論和實踐深度融合機制，為出版學高質量發展打下持續推進基礎；是否有利于創新出版學科人才培養設計和安排，為出版學高質量發展提供豐富資源保障。

關鍵詞：出版學科共建 運行機制 人才質量 融合出版 一專多能

2022年7月以來，在中宣部、教育部推動下，全國共8所高校分兩批與相關管理部門、出版單位、行業協會結對開展出版學科共建工作，引起了學界和業界廣泛關注。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出版學科專業共建工作的實施意見》，就共建工作主要內容、目標任務、人才培養、促進研究水平提升等關鍵內容作出了權威解答[1]，進一步明確了新形勢下出版學科共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制度安排。學科共建已經上升到出版領域的“新基建”地位，本文擬基于業界需求，在梳理出版學科共建現狀基礎上，就該項工作重要任務和評價標準提出初步看法，以求拋磚引玉，激發有關出版學科共建的更多討論。

一、基本現狀

出版學科共建工作開展近兩年來，參與共建的政產學研各方在制度、資金、人才、場景等方面多有配合，推動學科共建取得了若干成效，但也暴露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問題?？傮w來說，該項工作基本現狀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運作機制得以明確，但常態化運行態勢尚未形成。經過兩屆工作會的實踐和固化，全國出版學科共建已經穩定形成了由中宣部和教育部支持，國家新聞出版署指導，由全國性出版行業協會、各地黨委宣傳部門、大型出版企業和具備強勁出版學科實力的知名高校作為共建雙方，通過定期召開學術會議交流經驗并推出高水平學術成果的框架性運行機制。但是，深入地看，其常態化運行態勢并不明朗，主要表現：一是除了每年一次的全局性會議，共建各方日?；硬⒉痪o密，針對學術或者業界堵點和熱點問題展開的主題性學術活動并不多見，相互之間了解和理解程度并不夠深，滲透性也不夠強；二是雖然揭牌的出版學院（研究院）拿出了共建實質性舉措，但更多出版學科設置較早、實力較強的高校沒有進入共建單位名單，一定程度上成了共建工作旁觀者，這無論對于推動出版學科共建更好發展，還是出版學科實力提升都是很大損失。類似上述不足的存在，提示我們出版學科共建工作在運行機制層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第二，學科實力有所提升，但整體上應用屬性尚待加強。在共建工作開始之前，出版學科發展的主要任務是由高等教育主管部門和有關高校承擔，“出版”這一概念涉及的其他各方，尤其是直接受惠于出版學科高質量發展成果的出版管理部門和出版企業，對出版學科發展狀況關注不夠，更遑論在制度、人才、資金、場景等相關資源上對出版學科發展給予支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學術成果回饋出版產業發展存在長周期特征，同時也因為在業界和學界之上缺乏一個協調各方立場的頂層設計主體。出版學科共建把管理部門和出版企業整合進入共建框架，從制度上為共建各方實現人才、資金、場景等資源共享打下了堅實基礎，這對提升出版學科發展能力、提升出版學科發展水平是大有裨益的。但從另一方面看，由于過去相當長時間里出版學界和業界相互了解不夠，學界對于其成果的產業契合度、業界對于其需要學術成果的廣度和深度，都缺乏相對準確的判斷，這就導致很多具有內在價值的學術成果難以在應用端落地，也導致很多科研活動從一開始就對應用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強化出版學術成果的應用屬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師資來源得以豐富，但招才引智穩定性、流動性不夠。共建之前，出版師資主要來源于高校內部培養，而“出版學的培養目標、知識結構和課程體系的設置都是圍繞培養出版‘專才這一教育理念來設定和組織的，在課程結構方面存在重理論輕實踐、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課程占比不合理、缺乏跨學科課程的問題，在課程內容上存在高水平系列教材不足和教學內容前沿性、創新性、應用性不強的問題，在教學模式上存在現場實踐教學和案例輔助教學不足的問題，這些都嚴重制約了出版人才培養質量”[2]。共建機制建立以后，高校、研究機構、出版單位、數字技術企業和相關協會學會等相關方面關系進一步密切，有關重點出版社、出版集團和數字技術企業的負責人、知名編輯、承擔國家重大出版工程的資深專家更多地在高校擔任業界導師[3]，這就更加有利于解決現有課程教學和科研項目銜接出版實踐不夠的問題。但是，一方面由于高校和出版企業分屬不同人事體制，另一方面由于雙方存在不同考核系統，而兩種系統之間又缺乏可通約性，這些因素嚴重制約了出版企業高層次人才向高校合理流動，給高校招才引智帶來不小困難，從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共建工作成效。

第四，融合出版得以加速，但學術研究對融合出版支撐尚顯。共建工作開展以來，業界受到學界大量研究成果的鼓舞，多家企業加大布局力度，融合出版呈現加速趨勢。但是冷靜下來觀察我們也很容易發現，業界出于面子工程的考慮，在融合出版問題上出現了大干快上傾向，這就不可避免導致一些不適宜融合的出版項目經過簡單改造后披上融合出版外衣出現，也導致一些具備融合出版潛質的優質項目因為設計不夠周密倉促上馬而難以產生理想收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學界深度參與融合出版實踐不夠，重大學術成果對融合出版重大項目發揮關鍵支撐作用尚顯不足。從目前情況看，由于各自慣性的存在，融合出版的流程設計、盈利模式、經驗推廣等，都缺乏學術意義上的深入研究和系統總結，整體業務仍然處于粗放經營階段。

二、重要任務

共建工作是出版學科專業建設的升級版、加強版，一方面從制度、人才、資金、場景等方面為出版教學、科研提供更好支撐，另一方面為出版產業更高質量發展提供學術支持，筑牢行業自信。目前，學界對于出版學科共建的認知和參與都達到了一個可見高度。但是，對于如何回應推動出版強國建設的國家之需，加強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之需以及建構出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之需，不能只憑借高校單一的力量和資源來獨立破題。因此，基于出版產業需求來考慮學科共建的重要任務很有必要。

第一，運行機制要進一步夯實。首屆全國出版學科共建工作會召開近兩年來，學科共建在師資隊伍、人才培養、教材編寫、資金投入和學術活動開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目前各項成績的取得，主要還是得益于國家層面管理部門的大力推動和共建高校的積極推進，具體到地方管理部門、出版企業，則參與力度強弱不均，而參與共建的出版企業存在感不強更是明顯現象。這就意味著共建機制需要進一步夯實：對于已經揭牌的8所出版學院（研究院），需要更加明確參與各方在角色定位、職能邊界和人才培養分工等方面的核心訴求，通過更加明晰科學的激勵措施、鼓舞共建單位落實共建目標，并對已有經驗進行認真總結，對已有模式進行細致梳理，形成有關學科共建的理論成果或調研報告，供后續更多共建單位參考借鑒。對于出版企業來說，其參與共建的核心動機在于希望通過共建獲得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方面的能力提升，高校應呼應這種訴求，遴選專業人員幫助企業建立學術委員會，參與企業重大或品牌出版項目的調研論證，幫助這些項目提高獲取兩個效益的精準度和內部體系構架，以便為其成為重大效益增長點打下堅實基礎。對于其他還未通過共建機制設立出版學院（研究院）的出版機構，則應根據學科力量、管理政策和企業意愿等方面實際情況，參考已揭牌共建單位的有益嘗試，選取一項或幾項重點事項進行廣度和深度的嘗試，待取得明顯成效后再加大力度推進。

第二，導向意識要進一步深植?！澳壳俺霭娓窬忠寻l生巨大變化，大批社交媒體成為信息的重要傳播者，受眾也在傳播中互動，這種狀況倒逼出版工作者提高水平，更好地堅守和發揮出版工作的社會功能?！盵4]過去一個時期，由于我們過于強調出版單位的企業屬性和創利責任，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肩負的重要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出版工作“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務得到顯著強調。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外部環境劇烈變化導致出版從業人員、尤其是作為出版工作主體的編輯對于堅持正確導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甚了了，自覺性不斷下降。這就迫切需要出版學科共建高校組織精干力量對導向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形成能夠組成閉環的理論成果體系，有效揭示導向的豐富含義、歷史演變、積極導向產生積極效益的內在規律，糾正有關錯誤認識。出版學科共建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了理論貢獻，有利于強化學科形象和壯大學科實力，對于更好利用高校之外力量促進出版學科高水平發展大有益處。

第三，人才質量要進一步重視?！包h的十八大以來，精品力作日益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出版人才作為精品力作生產的重要推動者，在履行這一光榮使命任務的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關鍵的作用?！盵5]出版產業是內容產業，人才質量是決定出版質量的關鍵因素。長期以來，出版學科人才培養遠遠不能滿足出版行業實際需求，主要表現為行業適配度較低、核心競爭力不強。就行業適配度而言，最為典型的表現是作為出版人才主體和核心的編輯人才來自出版專業的占比很低，甚至很多出版單位不愿意接受出版專業學生，而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出版專業畢業生雖然掌握了這一學科專業知識和理論，但其掌握的僅是出版方法論以及非生產原料型的外圍知識，對于作為出版物重要原料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細分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理論則掌握不深甚至毫無了解。比如，從事歷史圖書出版的編輯，僅僅掌握出版知識和理論是不夠的，還應該對圖書內容所涉及的歷史學科基本知識、研究前沿有精深了解，這樣才能發現創新角度，策劃出高品質讀物，從而產生社會效益和開拓獨特市場。就核心競爭力而言，“出版是具有一定資質的主體（出版機構及出版工作者）按照一定規制對個體性精神成果（包括信息、知識等出版客體即作品）進行選擇、優化并通過相應的物質載體進行社會化傳播的文化活動”[6]。就專業培養而論，對“個體性精神成果”進行選擇、優化并進行社會化傳播的能力應該就是出版專業學生之所以專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然而，從行業實際來看，出版學科培養的專業人才在這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明顯優勢。所以，出版學科要從課程設置上想辦法，一要強化專業課程應用性，增加現場和實踐教學比重，二要強化學生應用意識培養，引導學生自覺結合行業實際需要思考所學知識和理論的價值，三要加強“博+?！睂I能力結構教育，引導學生形成“一專多能”能力結構，從而使學生憑借特有知識和能力結構彰顯比較優勢。只有這樣，出版學科專業人才培養質量才能獲得行業信任，從而贏得學科發展有利條件。

第四，技術素養要進一步提升。長期以來，出版一直被定位為內容行業。這固然沒錯，但是我們也要深刻認識到，出版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在技術輔助下實現的。從結繩記事，到帛書石刻，再到紙質出版，乃至數字出版，以及從繁體豎排到簡體橫排，在長時段上看，都是革命性技術巨變，每一次巨變都對內容組織和傳播方式、效果產生顯著影響，促進了知識和文化的巨大進步。反觀出版從業人員對新技術應用的態度，則往往是被動跟隨甚至抗拒，這也就導致新技術在出版業的應用往往落后于其他很多領域。例如近些年出現的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盡管早已人盡皆知，但都沒有與出版流程深度融合，更沒有推動當代出版構建新的生產模式。面對這種局面，出版學科要從兩個方面著手提升出版行業技術素養：一是從理論上清楚闡釋先進技術之于出版發展的重要意義和作用機理，二是結合典型案例剖析先進技術輔助出版運作提升效益的基本模式，為出版行業提供可以復制的經驗。做好了這兩個方面的工作，出版行業主觀上將會具備積極擁抱先進技術的強烈意識，客觀上將會積極探索先進技術提升產業發展水平的方法和路徑，主客觀相互促進將會持續提升全行業技術素養，從而有效推動出版產業轉型升級和文化事業產業極大繁榮。

三、評價標準

出版單位既是學科共建資源如理論和人才應用場景等的重要提供者，又是學科共建成果的重要使用者。因此，從出版單位角度看待學科共建工作評價標準，既非常必要，又非常重要?；跇I界需求，筆者認為，評價出版學科共建成效應秉持以下標準。

第一，要有利于推進各方對于出版關鍵問題的理解，為出版學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認知氛圍。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出版業和出版學科發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事關出版業和出版學科發展的許多關鍵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融合出版積累了哪些先進經驗、精品出版概念應該如何界定以及其推進文化強國的機理如何、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巨大沖擊出版業如何更好生存、富有新時代特點的中國出版“三大體系”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出版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相較于西方出版體制機制的適應性和優越性表現于哪些方面，如此等等，都是長期以來困擾出版業和出版學科發展的關鍵性和基礎性問題，需要出版學科通過共建機制做出更好回答。出版學科集合學界和業界精干力量對若干關鍵性和基礎性問題進行深入調研和學術論證，提出富有系統性的理論成果，經過應用場景的論證展現出強大說服力，將能夠轉化為理論生產力，為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認知氛圍，進而推動出版學科建設水平和精品出版能力的提高。

第二，要有利于構建出版理論和實踐深度融合機制，為出版學高質量發展打下持續推進基礎。過去一個時期，出版學科內部對于其性質和使命存在不少模糊認識，相當數量的出版學人因為高校評價體制約束或工作慣性使然而將出版學科主要任務定位于純粹理論研究，對于出版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和提出的迫切需求缺乏積極關注和有效回應，因而其所產出的理論成果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學術價值有余而實踐效用不夠的弊端。隨著出版學界和業界交流融合日益廣泛和深入，特別是在中宣部等行業主管部門大力倡導下，出版學科應用屬性得到了更多關注。面對學科共建為出版學科發展帶來的有利契機，我們要更加堅定地強化出版學科應用屬性，大力倡導把專業論文寫在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廣闊土地上。一方面，要積極關注出版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熱點、痛點、堵點和特點，對其進行細致研究，提出富有說服力和解釋力的學術結論；另一方面，出版學科基于創新思維和要求產生的理論成果要有意識地應用到具體出版場景中并加以檢驗，以彰顯其解釋力。出版學科成果只有得到行業經驗支持才更有學術生命力，而行業經驗也只有得到出版學科關注和總結提煉才能更加充分發揮價值，學科成果和行業實踐雙向深度融合才能持續推進出版學高質量發展。

第三，要有利于創新出版學科人才培養設計和安排，為出版學高質量發展提供豐富資源保障。自1998年編輯出版學被列為二級學科以來，其所依托的不同學院在課程設置和培養方向上呈現不同側重，形成“基礎+應用”“基礎+技術”和“基礎+融合”的體系化課程。[7]但從教學效果和業界反饋來看，總體上用人單位對“基礎”部分內容質量和應用價值表示認可，但對作為“+”的部分的“應用”“技術”或“融合”評價不一，實際上表明這些教學內容在行業實踐中沒有得到充分應用。有鑒于此，參與共建各方，尤其是高校和企業，應該充分利用共建機制帶來的制度、資金、場景等方面條件，創新出版人才培養設計和安排。例如，為了解決出版專業科研人員業界經驗不足因而對出版基礎理論和技能感受不夠真切的問題，可定期定額抽調高校出版教學科研人員到當地出版企業擔任內容總監或學術總編、副總編等職，以便深度參與出版生產，從而深刻理解出版流程及其運行規律；為了解決出版專業學生雖然具備一定出版專業知識但是無法很好適應選題策劃和書稿編輯加工等核心出版活動的問題，可將學生根據興趣和特長選修一門或多門其他學科基礎課作為畢業硬性要求，同時可考慮開設面向編輯出版專業全體學生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前沿”和“自然科學前沿”等通識課，在此基礎上輔之以長時段全流程實習教學，把學生培養成一專多能的貫通型出版人才。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出版業對人才“博”和“?！眱蓚€維度的要求，從而提升出版學科人才培養的社會認可度。

四、結語

中宣部、教育部有關司局負責同志就《關于推進出版學科專業共建工作的實施意見》答記者問時指出，出版學科共建是在中宣部、教育部推動下，把高校、相關管理部門、行業協會和出版單位組合起來開展的一項“打基礎、利長遠、管根本的工作”[8]。出版單位作為參與共建的重要一方，既應該從源頭上為出版學科發展切實提供優質素材，如豐富案例、生動場景和關鍵數據等，又應該從終端上為出版教學科研成果提供驗證機會。設置出版學科的高校和蘊含豐富場景的出版單位接受管理部門和行業協會的指導，在共建機制框架內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各方面有利條件，把出版學科理論端和實踐端更好融合起來，是新時代出版共建工作取得切實成效的重要保證，是出版學科之福，也是出版產業之福。

（作者單位分別系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部隊學術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