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

李斌 羅佳芳

摘 要：能否揭示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機制是促進住房市場和人口和諧發展、提振生育的關鍵所在。在構建住房負擔與流動人口生育行為關系模型基礎上，采用能將流動人口微觀個體和流入地宏觀特征相聯結的多層嵌套模型，檢驗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及長期居住意愿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分別按結婚時間、第一胎性別將樣本分組，剖析二者關系的異質規律。研究發現：住房負擔加重是流動人口生育低迷的重要原因，且流入地的人均GDP 會強化其對流動人口生育的抑制作用;長期居住意愿在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住房負擔加重造成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感和長期居住意愿下降，進一步加劇生育抑制效應;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會隨流動人口結婚時間長短、第一胎性別的不同而呈現異質性特征。

關鍵詞：住房負擔;生育行為;流動人口;長期居住意愿;多層中介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3. 4;C924. 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24）02-0027-11

人口是影響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關系國家的興衰命脈。2023 年1 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 年末全國人口比2021 年減少85 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 60‰，我國正式迎來了歷史性的人口拐點。同時，我國60 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9. 8%，與聯合國60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10%的老齡化標準相比，中國已逾紅線近一倍?！柏撛鲩L”“老齡化”等問題再一次引起各界的關注和熱議，而提振生育被認為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辦法。然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止到2020 年，我國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 3，遠低于世界更替水平。2022 年全年出生人口956 萬人，人口出生率僅為6. 77‰，雙雙創下歷史新低?！暗蜕蓖袄淆g化”“負增長”等問題相互交織，我國未來的人口形勢必將更加復雜嚴峻。

在我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帶動下，人口流動已成為現階段一個顯著的人口現象。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 年，中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流動人口為3. 85 億人，占總人口的27. 25%，流動人口總量及占比均創新高。由于流動人口基數巨大，且流動人口中的育齡人群占我國整體育齡人群比重較大，未來，這部分人群將是國家研究和解決生育問題需高度重視的群體，也是預測未來人口總量及結構變化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對于奔波在外的流動人口而言，住房是其尋求安全感和歸屬感的重要落腳點。當流入地房價過高，流動人口家庭購房及租房負擔加重時，不僅會造成其家庭生活質量下降，還會對流動人口身心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再次遷徙的預期使得流動人口不得不考慮延遲結婚或者減少生育[1] 。高房價和高房租帶來的高住房負擔不僅會影響人口流動[2] ，更是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巨大壁壘。因此，探究流動人口家庭住房負擔和其生育行為之間的關系，對于解釋流動人口生育決策背后的邏輯與機制、破解流動人口乃至總人口的低生育困境、實施更精準有效的住房調控政策和生育鼓勵政策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一）住房市場和人口生育的關系研究

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呈現出快速發展態勢，不斷攀升的房價導致居民家庭住房負擔日益加重，上至國家人口戰略，下至個人生育決策，無一不受其影響。關于住房市場對生育的影響，學者們主要有以下觀點。第一，房價上漲顯著推遲了家庭的初育時間，并且對生育孩子的概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3] 。第二，住房成本已成為中國居民支出占比最大的一項支出，會對居民的生育支出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減少了可用于撫養孩子的資源并抑制生育意愿[4] 。第三，住房狀況（擁有量）是影響青年人口生育決策的重要因素。對于未購房在外租房的家庭，由于需負擔租金、難以獲取家庭代際資源等原因，住房租金與生育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5] 。對于貸款購買首套房的家庭，高額房貸導致年輕人生育成本升高，造成年輕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下降。對于擁有多套房的家庭，因其擁有更好的居住條件以及相較于僅有一套住房者更低的住房還款壓力，其生育意愿往往更高[6] 。

（二）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動因研究

已有文獻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剖析了流動人口生育行為及意愿的影響因素。從宏觀層面來看，經濟波動導致的收入不穩定、失業率攀升是我國流動人口陷入生育率困境的直接原因。流入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規范和社會習慣都會對流動人口生育文化產生影響，從而對其生育意愿產生影響。從微觀家庭層面來看，流動人口的低生育行為受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戶口等個人特征的影響顯著。具體表現為男性的意愿子女數多于女性，并且初育時間較女性更早[7] 。年齡對流動人口的理想子女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8] 。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育齡婦女人力資本的改善會顯著降低時期總和生育率[9] 。我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巨大，隨著住房負擔的加重，戶口也是影響流動人口生育行為不可忽視的因素，與非農流動戶口家庭相比，農村流動戶口家庭更加難以平衡住房成本與生育成本之間的關系。

（三）文獻評價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學者們已在住房與流動人口的生育領域進行了大量探索，對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仍有以下問題值得思考。第一，現有研究大多數是從房價因素對生育行為或生育意愿產生影響進行分析，也有少量文獻研究了住房成本或住房狀況對生育行為的影響，但其往往只考察單一指標。事實上，同一房價或住房成本對于不同收入群體的影響是不同的，同步考慮家庭收入水平可以更客觀地體現出住房因素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第二，研究住房負擔和流動人口生育行為關系的成果不多，其間的作用機理尚欠清晰，也少有研究考慮長期居住意愿在二者間的傳導作用。第三，已有研究的實證方法一般是將影響生育的因素置于同一層級，忽視了生育行為是宏觀和微觀因素共同作用的事實以及相關數據的嵌套關系。第四，不同的家庭特征是否會使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產生異質性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國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以綜合反映家庭收入和住房支出的住房負擔為核心解釋變量，以長期居住意愿為中介變量，嘗試建立流入地市級數據與家庭微觀數據相聯結的多層嵌套模型及多層中介效應模型進行量化分析，以期厘清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機理。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此處借鑒李輝等[10] 的建模思路，構建了住房負擔與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關系模型。由李輝等[10]的數理模型可得購房流動人口個人一生的效用表達式如下：_

由式（11）可知，收入一定時，住房負擔對購房流動人口生育行為影響的方向是無法確定的。這可能是因為對于購房的流動人口而言，收入一定條件下住房負擔加重對家庭生育行為會產生多種方向的影響效應。首先，收入一定時，住房負擔加重意味著房價上漲、購房成本提高，家庭購房支出比重增加，降低了家庭生育至理想子女數的能力。其次，隨著住房價格上漲，雖然不會直接增加購房流動人口的現金收益，但會加大其資產總額。積極的住房財富效應會提高購房流動人口的生育和養育能力。最后，在設定公共服務與房價呈正相關的情況下，房價上漲帶動了與其相關的公共服務質量上升，也能夠降低養育孩子的成本，進而促進家庭生育行為，這體現出城市配套福利的提高對個體生育意愿的促進作用。因此，當收入不變，住房負擔加重對購房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最終影響效應，是由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住房支出的擠出效應和公共服務提高的積極效應共同決定。

由式（12）可知，假定收入一定時，租房流動人口家庭生育行為與住房負擔成反比關系，即住房負擔加重，租房流動人口會降低其生育行為。高房租支出會使租房流動人口的居住狀況更加動蕩，頻繁的移居會引起其物質和精神上的憂慮。房租上漲，為了減輕租金壓力，流動人口不得不選擇生活在擁擠、不安全或不衛生的住房環境中，這樣可能會使得他們的身體狀況惡化和生活質量下降，對生育行為產生負向影響。租購之間的差異性變大，租房流動人口還會產生“租房相對剝奪感”。這會影響他們的情緒和心理狀態，降低其長期居住意愿，進一步對生育行為產生消極影響。

上述理論模型的推導結論與我國的現實情況相符。住房負擔的加重會損害多數流動人口的物質和情感利益，從而抑制其想要生育的想法。一方面，流動育齡人口不得不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工作，以維持家庭正常的生活消費，從而減少了其對家庭和子女的關心，減少了家庭成員間的感情聯絡。另一方面，住房負擔加重，會對流動人口的婚姻決策和生育決策產生連鎖影響：住房負擔過重會導致流動人口的遷移和居住不穩定，這種流動可能會給孩子生活和教育帶來不穩定性，使得流動人口夫婦選擇暫時不生育;住房壓力過大，還可能會導致流動人群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現欠佳，影響其情緒和心理狀態;當身體和心理處于一種不健康的狀態時，會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產生負向影響。然而，正如理論模型式（11）所示情形，對于已經購房的流動人群，如果家庭住房負擔增加主要源于房價上漲，那么可能同時存在擠出消費的消極效應、住房資產增值的財富效應和公共服務提升的積極效應，當后兩種積極效應大于擠出效應時，住房負擔便會對家庭生育行為產生正向作用?；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假設2：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流動人口長期居住意愿是外來流動人口對是否計劃長期生活在流入地的考量，是流動人口個人主觀意愿上是否想在流入地長期生活的一個表征指標[11] 。近幾年來在大城市房價和住房租金不斷上漲的背景下，住房支出比重的提高已經成為流動人口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一個重要阻礙因素。住房負擔的增加會使得流動人口不得不考慮離開流入地[12] ，還會抑制流動人口向發達地區和城市遷移。對于購房流動家庭來講，房價收入比對流動人口長期居住意愿存在顯著負向影響;而對于租房流動人口來說，高房租支出會使其居住更加不穩定;與房租負擔低的流動人口相比，租房負擔高的流動人口更不愿意在流入地長期居住。

同時，現有研究發現在流入地居住時間越長，流動人口生育的概率越大。長期居住在城市有利于個體提升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促使定居意愿提高。定居意愿越高，相應的融入狀態也越好[13] ，適應城市新環境的能力也越強，這會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谏鲜龇治?，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家庭長期居住意愿在住房負擔和流動人口生育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在相同的住房負擔之下，不同類型的流動人群可能會作出相異的生育決策。例如，新婚夫妻一般會因享受二人世界而暫緩考慮生育問題，此時住房負擔對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尚未體現或作用甚微。隨著時間推移，家庭考慮新成員加入時，住房成本會對孩子的生育和教育成本產生擠出效應。另外，在中國一個普遍現象是當第一胎孩子性別為男孩時，為了增加孩子未來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力，父母會提前為他們購置婚房，這樣會使得第一胎性別為男孩的家庭比第一胎性別為女孩的家庭住房負擔更大?；诖?，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具有異質性，會隨結婚時間和第一胎性別的不同而變化。

下文通過實證分析對上述四條假設進行檢驗。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處理

實證部分使用的微觀數據是“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CMDS2018）。該調查主要針對15 周歲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且在流入地居住一個月以上的流動人口，按照隨機原則在全國31 個省區市（不含港澳臺地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流入地采取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 方法進行抽樣而得。根據我國婚育現實，篩選出年齡在20～49 歲的已婚受訪者作為最終樣本，樣本量為84 141 個。宏觀數據來源于2018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實證研究使用的統計軟件是Stata 16。

（二）變量設計與說明

根據本文的研究主題，設計如下實證變量。被解釋變量：生育行為。生育行為是指微觀個體的生育結局，即個體最終生育子女數。個體生育行為與生育意愿二者緊密相連，但生育意愿并不等同于生育行為，生育意愿到生育行為的轉化還受經濟、文化、成長背景、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政策等多重因素影響。國內外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明顯高于實際生育水平。因此，本文選擇生育行為作為被解釋變量更具有實際意義。具體量化時，根據CMDS2018 問卷中被訪者對于“您本人有幾個親生子女”的回答生成測度值。

核心解釋變量：住房負擔。能否科學構建反映住房負擔的變量是實證的關鍵。本文使用CMDS2018 問卷中“過去一年，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住房支出（僅房租/ 房貸）”的回答值，除以“過去一年，您家平均每月總收入”的回答值來構建這一核心解釋變量，得到的比值則為住房負擔測度值。另外，穩健性檢驗部分用受訪者所在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作為家庭住房負擔的代理變量。

中介變量：長期居住意愿。根據CMDS2018 問卷中“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長期居?。ㄎ迥暌陨希?？”這一問題生成，選擇“打算”的看作有長期居住意愿并賦值為1，選擇“返鄉/ 繼續流動/ 沒想好”的認為其沒有長期居住意愿并賦值為0。

控制變量：結合生育現實和學者們的一般做法，選擇性別、年齡、戶口、受教育程度、流動范圍和流動時間等個體特征變量，以及流入城市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以下簡稱住房價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失業率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上述變量匯總見表1。

（三）實證模型構建

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是一個集個體、流入地等多層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使用具有明確層次關系與嵌套結構的數據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更為恰當。本文選擇多層線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Model）作為實證模型，該模型能有效連接微觀個體數據和宏觀城市數據，同時還能很好地處理具有嵌套結構的非獨立數據。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1. 零模型。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的第一步是構建零模型，它的作用在于提供組內相關系數的估計結果，從而論證是否有使用多層線性模型的必要性。其形式為：

表2 中M2 為隨機系數模型。因為該模型沒有考慮所有變量，所以核心解釋變量住房負擔的系數估計結果仍不能作為參考，需要進一步分析完全模型M3 的估計結果。下文從兩方面對其進行分析。

1. 層1 各變量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總效應在0. 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住房負擔加重會抑制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由前文理論分析可知，家庭住房負擔加重源于收入降低或者房價或租金上漲。無論哪一種情形，流動人口都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或者選擇租住環境差、距離偏遠的住房，造成身心壓力加劇和生活質量下降，迫使流動家庭選擇推遲生育、縮減生養孩子的支出，甚至選擇不再生育?？梢?，流動人口住房負擔加重對生育孩子的擠出效應要大于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和公共服務提升的積極效應，總體上抑制了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該結論驗證了假設1 的正確性，同時拒絕了假設2。

性別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平均來看，男性流動受訪者比女性流動受訪者孩子的數量更多，生育行為更為活躍。這可能是由于男性流動人口“多子多孫”“開枝散葉”的傳統思想更加濃重，其傳宗接代的想法比女性更根深蒂固;另外，也可能與流動男性在育兒過程中付出精力少，其家庭和社會角色沖突較小有關。

年齡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生育意愿不同的是，生育行為更加關注個體最終生育子女數。在不考慮子女意外死亡的情況下，隨著流動人口年齡增加，家庭孩子的數量是不變或者是增加的。

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作用。受到高層次教育的年輕人，會更有計劃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這部分群體即使在完成學業后，也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來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在社會地位較穩定后才會考慮生育問題。同時，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更加看重孩子的“質量”而非“數量”，因此，受教育程度反而會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產生抑制作用。

戶口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與農村戶口的流動人口相比，非農戶口流動家庭生育的孩子更多。這可能是因為非農流動人口其原始家庭在經濟和隔代育兒方面都能提供更好的代際支持;而農村戶口流動人口以農民工等低收入和低學歷人群為主，其原始家庭的代際支持有限，他們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來改善經濟條件和融入新環境，住房負擔會對其生育行為產生更為明顯的擠出效應。

流動人口的流動時間對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作用。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越長，流動人口與當地人交往頻繁程度越高，其社會參與和社會融入程度也會隨之提高。對當地社會的適應度越高，收入和社會地位穩定后生育行為也會更為活躍。

2. 層2 變量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城市房價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在住房價格高的城市，其房租水平及貸款家庭的月還款額往往也越高，住房支出的增加會導致育齡夫婦生育壓力和生育成本增加。由其符號可見，目前的高房價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擠出效應大于住房資產增值帶來的財富效應。

城市失業率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失業率上升使得流動人口面臨隨時失去工作、被迫更換工作的不確定性，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會使流動人口對家庭未來的經濟條件和穩定居留產生悲觀情緒，使其生育決策更加謹慎。

住房負擔與城市人均GDP 的交互項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表明人均GDP 會強化住房負擔對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往往伴隨著高房價和高租金，流動家庭住房支出大，進一步抑制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

房價與性別交互后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即房價削弱了性別對生育行為的正向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婚房普遍由男方準備的傳統使得男性比女性購房壓力更大，其對房價增長更敏感。性別與人均GDP 的交互項對生育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人均GDP 會強化性別對生育行為的正向影響。這意味著在經濟越發達的城市，與男性相比，女性的生育行為越更為謹慎。這可能是因為在經濟發達城市，女性社會經濟地位和勞動收入的提高會顯著影響家庭生育決策，女性與男性的收入差距減小，會使得女性的生育話語權增加。同時，當照顧孩子與工作相互沖突時，女性不得不承受來自工作和育兒的雙重壓力，進而抑制其生育行為。

年齡與城市房價、人均GDP 和失業率的交互項均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在不考慮子女意外死亡的情況下，家庭孩子數量總會隨父母年齡增加而不變或者增加。

受教育程度與城市房價的交互項顯著為負，即房價強化了受教育程度對生育行為的負向作用。高房價城市家庭住房支出往往較多，這會進一步刺激高學歷流動人群繼續追求事業發展而推遲或放棄生育。當受教育程度與城市人均GDP 交互后，交互項顯著為正，表示經濟發展削弱了受教育程度對生育行為的負向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在經濟發達城市，文化水平高的流動人口其就業狀況和收入水平更好，城市生活融入程度也高，這些都有利于緩解受教育程度對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

戶口與人均GDP 的交互項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人均GDP 削弱了戶口對生育行為的正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在經濟發達城市，流動人口的生活成本和育兒成本都高。在經濟高壓力面前，非農流動人口原生家庭所提供的經濟支持就顯得杯水車薪，從而降低了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活躍性。

當流動時間與房價交互后，交互項顯著為負，表明房價削弱了流動時間對生育行為的正向作用?？赡艿脑蚴橇魅氲胤績r越高，越會加重流動人口的購房壓力和住房負擔，即使流入時間較長，可能也難以形成歸屬感和穩定感，使得他們的生育決策具有不確定性。

流動時間與人均GDP 的交互項顯著為正，即人均GDP 強化了流動時間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正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經濟發達城市的收入水平高、就業機會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豐富，這類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更大。流動人口流入時間越長，家庭的穩定性和適應性越高，越有利于釋放生育活力。

（二）基本回歸的穩健性及內生性檢驗

上述基本回歸分析可能會因對家庭住房負擔的衡量誤差而導致估計有偏，故下文以家庭所在城市的房價收入比（HI）為家庭住房負擔的替代變量驗證基本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結果如表3 中M4 所示。由M4 可知，替換后的住房負擔仍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回歸結果的顯著性與系數均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驗證了前述實證結果的穩定性，也再次驗證了假設1 的正確性。

考慮到流動人口家庭住房負擔與生育行為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故對兩個變量進行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p = 0. 000<0. 05，拒絕原假設，認為住房負擔有內生性，應使用工具變量來克服內生估計偏差。關于住房市場的現有研究，學者們往往選取與土地相關的變量作為工具變量。

下文按照劉斌等[14] 的思路，將上一年的“人均新增土地供應面積”作為住房負擔的工具變量，并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2SLS）模型處理內生性，回歸結果見表3 的M5 和M6。M5 表明，人均新增土地供應面積與流動人口家庭住房負擔顯著負相關，表明人均新增土地供應越緊張，家庭住房負擔就越重，這個結果與現實相符。對第一階段進行弱工具變量檢驗，得到F 值為173. 481。因其大于10 而拒絕原假設，認為人均新增土地供應面積不是弱工具變量。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M6 表明，家庭住房負擔的符號及顯著性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未發生實質性改變，故核心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對前述實證結論沒有影響。

（三）傳導機制檢驗

由前文理論分析可知，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長期居住意愿可能在其家庭住房負擔向生育行為的傳導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故下文通過構建多層中介效應模型加以探討，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中M3 同上文基本回歸結果，不再贅述。由M7 可知，住房負擔會對流動人口長期居住意愿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住房是流動人口在城市發展的生活資料和物質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居住質量和社會融入狀況共同決定了其在流入城市的居住意愿。住房負擔加重源自收入下降或房價、房租的上漲。收入下降使得流動人口的居住和生活質量相對降低，從而降低了流動人口的長期居住意愿;房價或房租上漲，又會降低流動人口的相對效用，使得流動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生存壓力增大，并且使其可能無法享受到更多的城市服務，進而增加了流動人口想要遷出的意愿[10]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的住房負擔加重和城市公共服務得不到相應的滿足，會導致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感降低，進而使得其長期居住意愿降低。由M8 可知，加入中介變量后，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仍然顯著為負，但系數絕對值下降。同時，長期居住意愿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上述結果表明，長期居住意愿在家庭住房負擔和生育行為之間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同時，M3、M7、M8所得系數之和符合總效應等于直接效應與中介效應之和的特點?？梢?，住房負擔不僅直接影響家庭生育行為，還會通過流動人口的長期居住意愿而間接影響家庭生育決策。

對該中介效應進一步進行Bootstrap 檢驗，置信區間為（-1. 21，-0. 099）。由于置信區間不包含0，則再次證明了中介效應顯著存在，也驗證了假設3的正確性。

（四）異質性分析

下文從流動人口結婚時間和第一胎性別入手，進一步分析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以期能更全面、準確地反映二者的內在聯系。

根據流動人口的結婚時間及第一胎性別對樣本進行分類，子樣本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由表5中M9～M13 的回歸結果可知，隨著家庭組建時間的延長，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表現出“先升后降”的特點。與新組建家庭相比，組建5～10 年的家庭不僅在事業上仍需繼續打拼來為生育和養育孩子創造條件，同時原生家庭的代際支持也可能隨父母年齡增長由向下轉移轉變為向上轉移，“養老育新”的雙重壓力對其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對于組建10 年以上的家庭，往往具備了成熟的心理準備與更好的經濟條件，在流入地的融入度更高，住房負擔對孩子的擠出效應減弱。由M12 和M13 可知，一胎性別為男孩的流動家庭，住房負擔對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更大。這與中國的現實情況相符。在中國，“筑巢引鳳”“無房不嫁”的傳統，令男孩家庭背負婚房和彩禮重擔。因此與一胎性別為女孩的家庭相比，已生育男孩的流動家庭將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從而降低了家庭繼續生育的可能性。上述結論，驗證了假設4 的正確性。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構建住房負擔和人口生育理論模型基礎上，以中國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采用宏微觀數據嵌套的多層線性模型和多層中介效應模型系統地剖析了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影響效應及傳導路徑。在此基礎上，從流動人口結婚時間、一胎性別入手探討了家庭住房負擔和生育行為之間的異質性關聯。

主要研究結論有：第一，家庭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無論是租房家庭還是貸款購房家庭，住房負擔加重都會造成家庭經濟壓力增大和生活質量下降，進而對生育孩子產生擠出效應。住房負擔與城市人均GDP 的交互項對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作用，即人均GDP 會強化住房負擔對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這表明在經濟越發達的城市，過高的房價往往會造成流動人口住房支出負擔加重，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越高，使得流動人口的生育決策更為謹慎。第二，長期居住意愿在住房負擔與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住房負擔加重，使得流動人口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并形成歸屬感，家庭經濟來源和居留地的雙重不穩定預期又進一步加劇了對其生育行為的抑制作用。第三，住房負擔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行為具有異質性的影響。住房負擔對結婚時間在5～10 年的家庭負向影響最大，而對結婚5 年以內，以及10 年以上家庭的負向影響依次減弱。與一胎是女孩的家庭相比，住房負擔對一胎是男孩家庭的生育抑制作用更大。第四，流動人口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戶口、流動范圍和流動時間等變量均在個體層面，或與流入地住房價格、人均GDP 和失業率交互后對其生育行為產生了顯著影響。

（二）政策啟示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 進一步發展和規范城市住房租賃市場，推動落實“租購同權”。首先，優化租房市場結構，確保市場中低端房源的供給，可結合家庭孩子數量對租金按比例減免，以降低住房成本。其次，激勵用人單位承擔起企業的社會責任，利用公司自有土地建設員工樓，以實惠的租金提供給本單位外來務工人員，降低本單位員工的住房負擔。最后，從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積極落實“租購同權”政策，消除流動人群定居顧慮，促進承租家庭生育意愿釋放。

2. 多渠道減輕購房流動人群的住房支出壓力。對于有購房意愿的流動人群，可以通過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放松貸款條件等措施緩減其購房焦慮;對于已有貸款家庭，可通過降低貸款利率、增加補貼或現金返還等形式減輕住房支出負擔。加快出臺與孩子數量掛鉤的購房和住房改造優惠政策，如貸款利率折扣、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發放房屋改造現金補助等，為流動人口家庭生育孩子創造更好的住房條件。

3. 優化流動人口管理制度，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推進流動人口戶籍制度改革，創新流動人口城市落戶辦法，給流動人口實現遷移和長期居留提供更多機會。逐步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住房、醫療、隨遷子女教育、社會服務等戶籍利益。落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擴大流動人口可獲得的基本公共服務范圍，讓流動人口充分共享城市發展成果，增強其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從而有效激發其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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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關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