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紅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

劉春秀

曾希圣，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曾立下過赫赫功勞。但其一生最富傳奇色彩的，還是在周恩來等悉心支持關懷下潛心鉆研，勇于探索，善用情報克敵制勝，成為我軍無線電密碼破澤的第一代專家。

一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興寧縣（今資興市）。1920年秋，16歲的曾希圣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師范，不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曾希圣毅然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1月，曾希圣在湖北省委軍委機關工作，負責組織與訓練糾察隊及接待與安置地下黨員到軍事部門工作。同年冬，周恩來安排曾希圣前往上海，在中央軍委機關任參謀部諜報科長。期間，曾希圣經常將自己關在房子里，綜合報紙情報、分析敵軍重大的軍事動態，終于判斷出國民黨軍企圖對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的陰謀，為中央蘇區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1931年12月，曾希圣到達中央蘇區，負責軍委總參謀部偵察科（后改為情報局，又稱軍委二局）工作。對曾希圣來說，這個職務是其革命生涯的一個新起點。中革軍委不僅對曾希圣委以重任，還將紅軍中初步建立的無線電偵察臺從通信部門分離出來交他負責。

此時紅軍情報工作可謂白手起家，怎樣及時準確地獲取敵軍戰役企圖與部署的情報，成為曾希圣上任后日思夜想的首要問題。聯想到當年在山東煙臺做兵運工作時結識的一名電報局報務員曾對他說過，軍用密碼電報是可以猜譯的，他想只要能攻克破譯難關，就可以獲取敵軍戰役情報。他把這個辦法報告總參謀部部長葉劍英，并轉報朱德、周恩來后，得到他們的肯定。然而攻克破譯難關并非易事。

曾希圣知難而進。他一方面布置偵察臺，將大量抄收的敵臺密電分別按時間登記編號，并通過實際戰況分析敵軍電報，判斷其大概內容；另一方面向加入紅軍的原國民黨軍電臺人員了解國民黨軍密碼和譯電的一般情況，特別是向黨的無線電通信創始人周恩來請教，以求弄清編碼的規律；同時十分注意收集部隊繳獲的敵人密碼本和電報底稿，以便從中找到破譯辦法。朱德、周恩來等對曾希圣的工作非常支持，1932年5月給二局增設一部電臺。他們更是經常到二局與曾希圣一道研究國民黨軍密碼編制程序和規律、電文的格式和文法。

領導的支持、關懷愈發激起曾希圣攻克難關的決心。他日夜潛心鉆研，終于取得進展。1932年8月，曾希圣帶領二局大部組成的前方二局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21日，紅軍取得宜黃戰斗勝利后，曾希圣從繳獲的敵軍大量文電中搜集到國民黨第9路軍司令員孫連仲發給所部的已經譯出30個字的——份密電。以此為突破口，曾希圣在布置偵察臺重點抄收孫連仲與所部來往電報的同時，與同事一起以已知的密碼為基礎，在抄收的一份密電中譯出已知密碼，猜譯未知的密碼。經反復猜譯，終于把敵人的這份密電全部譯出來了。經部隊對敵情的核對，證實所譯是正確的。

中央紅軍的無線電偵察部門建立后，曾希圣領導二局在1933年春第四次反“圍剿”中大顯身手。1月21日，二局通過破譯、偵聽和諜報等手段，摸清了敵發動第四次“圍剿”的動態和兵力部署。根據曾希圣提供的情報，2月12日，紅一方面軍奉命發起進攻南豐城的戰斗。但紅一方面軍首長朱德、周恩來和參謀長劉伯承在判斷出敵已加速第四次“圍剿”行動后，并未執行蘇區中央局領導制定的立即發動南豐戰役的計劃，而于2月13日20時決定“改強襲南豐為佯攻”。

2月14日深夜，周恩來根據曾希圣獲悉的陳誠指揮的敵中路軍3個縱隊已提前集中并開始行動的情報，于15日1時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紅軍“改強攻為佯攻與監視南豐之敵，準備消滅其增援隊”的建議。22日，曾希圣再向總部報告：敵第2縱隊已集中南城，企圖相機進攻里塔圩；第3縱隊企圖將紅軍吸引于撫河地區后，與第1縱隊相配合與我決戰；守備南豐之敵第8師則已開始向西南運動，企圖迂回紅軍側后。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從二局破譯的情報中識破陳誠的陰謀后，毅然決定撤圍南豐，采取退卻步驟，實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轉為在蘇區內線爭取將敵各個擊破，以打破敵之“圍剿”。為了迷惑敵人，紅一方面軍總部命令紅11軍偽裝主力，由新豐街附近東渡撫河，向黎川佯動。這些決策使紅一方面軍恢復了戰役主動權。

紅一方面軍之所以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固然由于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的英明決策和全軍指戰員的英勇奮戰，同時與曾希圣領導的二局夜以繼日地偵破敵人的密電也密不可分。曾希圣在周恩來等悉心支持關懷下，不僅領導組建了中央紅軍無線電偵察部門，而且傾全部心血和智慧破譯敵方情報，屢建奇勛。1933年7月21日，鑒于曾希圣在紅軍情報工作和第四次反“圍剿”，特別是黃陂戰斗中作出的貢獻，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周恩來聯名提議，授予曾希圣二等紅星獎章。周恩來更是稱贊曾希圣為我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

二

1934年1月，曾希圣領導的前方二局和錢壯飛領導的后方二局，合并成立紅軍總司令部二局，曾、錢分任正、副局長。盡管兩人密切配合破譯了數百份敵軍密電，但這些情報并沒有引起博古等“左”傾領導者的重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10月中旬，紅軍被迫長征。出發前，曾希圣遵照總參謀長劉伯承的指示，留下少數人員和部分裝備器材，隨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堅持中央蘇區的斗爭。他和錢壯飛率領30多名技術人員、5部電臺及警衛分隊、運輸隊等后勤人員，編為中央紅軍第1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第2科，又稱紅星二科，跟隨野戰軍總部首長朱德、周恩來等進行戰略轉移。

長征一開始，曾希圣從培養團隊協作的體育運動項目“接力賽”中受到啟示，將偵收人員和負責裝備器材者分成兩個組，交替前行，從而解決了既能日夜不間斷地對敵偵查、隨時掌握敵情，又緊跟總部不掉隊的難題。同時，曾希圣和錢壯飛也明確分工，他與曹祥仁、鄒畢兆一起緊跟在總部首長身邊，主要抓破譯；錢壯飛負責用外文將敵情標在地圖上，以保障李德圖上指揮的特殊需要。

長征的目的地是由博古、李德內定的，沿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四省邊界的五嶺西進，然后折轉北上，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就決定紅軍必須通過國民黨設在贛南、湘粵邊界的碉堡封鎖線和湘江防線等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判斷出中央紅軍的行動路線后，必然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一部分中央軍及何鍵的湘軍圍追堵截。

根據此敵情，曾希圣部署所部將偵察重點放在何鍵的指揮臺及在江西興國以北地區的中央軍周渾元縱隊指揮臺。11月中旬，蔣介石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何鍵所部和中央軍薛岳、周渾元兩個縱隊共16個師及1個旅約20萬人，編為5路“追剿”軍，“追剿”紅軍。盡管曾希圣和二局日以繼夜地破譯敵軍情報，尤其是11月27日下午他將所部偵察到的何鍵、桂軍、周渾元部向湘江奔襲，周渾元第3路軍全部渡過瀟水的情報報給野戰軍總部后，朱德、周恩來分別向紅一、三、五軍團下達了加速搶渡湘江的命令。但由于博古、李德等置敵情于不顧，拒不采納毛澤東提出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的建議；加之博古等在國民黨軍進攻中央蘇區腹地時，已由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命令中央紅軍帶上中央蘇區包括造幣機、印刷機等各種設備，致使部隊行動緩慢，貽誤戰機，付出慘重代價。自11月28日至12月1日下午，紅軍在湘江兩岸與敵軍血戰三天后，還是未能全部過江，后衛紅五軍團34師和紅三軍團18師被敵攔阻、圍殲在湘江東岸。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為3萬多人。

紅軍搶渡湘江后，博古、李德等仍堅持北上。此時蔣介石已判明中央紅軍的意圖，急調并部署以原“追剿”軍劉建緒部為第1兵團，薛岳部和周渾元部為第2兵團，并在黔軍王家烈部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配合下，企圖將紅軍聚殲于北進湘西途中。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朱德、周恩來指示曾希圣密切關注對我軍構成威脅的何鍵、薛岳、周渾元部的動向。

危急關頭，毛澤東已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候補委員王稼祥達成共識，提出放棄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周恩來和朱德贊同毛澤東等的意見，于12月11日傍晚下令紅軍向黔東南的黎平前進。當晚深夜，曾希圣和二局破獲了敵第1兵團總指揮劉建緒企圖截擊紅軍的部署密電。12日凌晨，野戰軍總司令部將該敵情和薛岳部情況通報全軍。這份敵情通報更堅定了朱德、周恩來等支持毛澤東轉兵貴州的建議，并以中革軍委名義于同日19時半下達全軍繼續西進貴州的命令。中央紅軍相繼進入貴州黎平地區，軍委縱隊進駐黎平。

隨之，曾希圣和二局也獲取了“追剿”軍第1、2兵團及桂軍尾隨而來，原在錦屏、黎平一線的黔軍企圖固守清水江、沅江第二防線，圍殲中央紅軍于北上湘西途中的情報。然而此時博古、李德仍未放棄北上湘西的主張。12月18日，周恩來在黎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贊同毛澤東提出的放棄到湘西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建議。會議通過決議，放棄了原先計劃，改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前進。

12月19日18時，朱德、周恩來發出《關于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決議》的通令，決定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分左中右三路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前進。蔣介石發現紅軍改道貴州并一舉渡過清水江后，迅即改變部署，令“追剿”軍第1、2兵團和黔軍王家烈部于施秉、黃平地區布防，企圖阻止紅軍西取貴陽。朱德、周恩來也料到蔣介石改變計劃，命曾希圣率部偵查“追剿”軍的動態及其企圖。曾希圣向總部報告了敵妄圖采取“兜剿”計劃，并于12月26日對我軍發動攻擊后，總部首長決定迅速搶渡烏江。紅軍強渡烏江后，中革軍委率軍委縱隊于1935年1月9日進駐遵義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由此逐步擺脫險境走向光明。會議期間，非常關心黨和紅軍命運的曾希圣，為了讓中央領導放心開會，日夜堅守在機房，和戰友們密切注視著敵軍動態，并三次破獲蔣介石給何鍵和川軍劉湘的命令。

三

1935年3月30日，曾希圣和二局獲悉敵周渾元、吳奇偉兩縱隊主力向泮水、新場（今金沙）前進，周渾元縱隊郭思演部第99師在貴陽附近，吳奇偉縱隊唐云山部第93師在養龍鎮地區，湘軍李抱冰（李韞珩）部第53師已由遵義經養龍鎮繼續南下的情報。這一情況既證實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判斷，又讓他們非常著急。因為“如該敵偵知我情況，有改向狗場、安底、沙土猛追的可能”；“南岸之敵有集中唐師及郭、李（抱冰）兩師各一部向息烽堵截我軍，北岸周、吳主力有由泮水、安底向我猛追的可能”。而當時“紅一、三軍團及軍委約明三十一號午前后方可渡河完畢，九軍團尚在長干山、楓香壩之線以北，準備明日起向南轉移”，“五軍團則在沙土、安底附近抗擊敵軍”。如若敵我雙方無意改變行動時間或方向，很可能會重演如湘江戰役一樣的血戰局面；如果紅軍東出或西去，都將重新陷入敵之四面圍攻之中，后果不堪設想。

30日深夜，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在沙土紅軍總指揮部一起探討擺脫當前險境的辦法。就在大家苦思時，曾希圣提出一個妙計，就是利用掌握的敵之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假蔣介石之電調開周渾元、吳奇偉兩縱隊主力”。毛澤東、周恩來等拍案叫絕，十分贊賞。假電報發出后，曾希圣命令所部專注敵周渾元、吳奇偉兩部主力的動態，發現周、吳兩部主力果然繼續向泮水、新場、三重堰前進。紅軍終于避免了一場陷于敵之重圍的血戰。

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當即決定紅軍向云南推進。中央紅軍人云南后，曾希圣率領二局又多次破獲蔣介石、龍云、薛岳有關圍追堵截紅軍的命令和部署，為保障全軍于5月上旬搶在“追剿”軍到達前渡過金沙江，進至川西南重鎮會理，取得戰略轉移以來的主動權作出貢獻。

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毛澤東、周恩來等以不足3萬人的紅軍與敵40萬重兵巧妙周旋，并成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精彩的戰役行動，也是紅軍戰爭史上的奇觀，更是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范例。同時，這也與曾希圣的聰明才智和他領導的二局紅軍無線電偵察隊所建立的功勛密不可分。長征途中，曾希圣常常把剛剛破譯的敵軍情報直接送到毛澤東手上，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下一步作戰部署提供依據。毛澤東也常把曾希圣叫來聽取全面敵情匯報。當時任中央縱隊副司令員兼野戰軍總部一局局長的葉劍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除了贊揚毛澤東高超的指揮藝術外，特別提到曾希圣領導的二局的重要作用。他說：紅軍四渡赤水后，在龍里、貴陽之間不過60華里的地方穿插，“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是靠二局軍事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就不容易下這個決心”。

5月中旬，中央紅軍繼續北上。雖然仍然是邊走邊打，但這時紅軍只剩下兩萬多人、彈藥也嚴重缺乏，只能跋涉在山巒險惡、白雪皚皚的青藏高原東側。險惡的自然環境，影響了無線電信號的接收，加大了對敵偵聽、偵收的難度。他們帶著笨重的無線電裝備器材穿林海過雪原、跋山涉水，就已經很困難，機器又缺少用油。加之5月2日，參謀陳仲山掉隊被俘，其隨身攜帶的情報泄露了二局的破譯能力，致使蔣介石5月3日電令龍云：“只有將另行編印之密碼多備，每日調換”，“密碼每部各發十種秘本，每日換一種，每十日再另發十種密碼?！边@些無疑更加重了曾希圣和二局破譯的難度。

但這并沒有難倒曾希圣。他緊緊依靠黨支部和全體黨員，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發揮黨員的模范作用，時時處處以身作則，以自身的榜樣影響帶動大家。同時針對部隊經過地區多為少數民族或漢族與少數民族混居地區，他堅決貫徹總政治部關于發動全體同志，做宣傳工作及加強組織紀律的要求。為了解決缺乏機油、糧食等困難，他一邊要大家節約用油、用糧，一邊派人努力尋找；并想方設法克服地形干擾的困難，發動警衛監護班和運輸班的同志，把天線架到山頂上去，以保障24小時不間斷開機，不間斷偵察，確保作戰需要。敵人的密碼多變，他布置曹祥仁、鄒畢兆等重點攻關。他自己更是破譯資料不離手，不論是走在路上或騎在馬上，一直在思索、在琢磨。一到宿營地，他顧不上吃飯，立即投入工作中，通宵達旦地鉆研琢磨。憑著集體的智慧，曾希圣帶領二局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題，將所獲悉的敵情及時向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報告。這些情報，對于保障中央紅軍搶在敵追兵趕到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攻克天全、蘆山，于6月12日翻越夾金山，實現與紅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起了重要作用。

四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曾希圣一度到紅四方面軍工作。當他得知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行徑后，果斷帶領二局的全部人員和裝備器材離開紅四方面軍。親自率隊前來接應的彭德懷拉著曾希圣的手激動地說：“希圣同志，你又為黨立了大功！”

黨中央率領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后，于1935年11月3日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5日，軍委決定在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設立后方辦事處，周恩來兼任主任，負責對后方黨政軍的統一領導，并協調前后方聯系和物資保障。根據軍委決定，曾希圣率軍委二局（長征中二局改稱的紅星二科，長征結束后仍稱二局）留在后方辦事處，一方面擔任對敵戰役偵察任務，一方面開辦培訓班，以適應紅軍無線電偵察隊伍的擴大和下一步向抗日戰爭轉變的需要。鑒于紅軍當前的任務是徹底打破敵對陜甘蘇區之第三次“圍剿”，曾希圣率領二局到瓦窯堡后，立即投入對國民黨軍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指揮臺和“圍剿”軍各部指揮臺的偵察。得益于曾希圣和二局破獲的準確敵情和毛澤東、彭德懷的果斷判斷，在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英勇奮戰下，紅軍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此役徹底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不僅如此，曾希圣和二局提供的準確及時的情報，對于紅軍東征、西征乃至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也功不可沒。

在陜北期間，曾希圣除了以主要精力抓敵情偵察外，還以相當精力抓辦無線電偵查訓練班的事。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后，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曾希圣組織二局學習日語，以便將來轉入對日作戰。當時，曾希圣計劃選調一批干部、戰士，辦一個無線電偵察訓練班和一個諜報訓練班，除學習專業技術外，還要學習日語。同時組織現有的偵收、破譯、校譯人員學習日文。為此，1936年2月，他致電率部東征在晉西的毛澤東、彭德懷，提出從中央黨校和紅一方面軍選調一部分政治素質好，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戰士，到無線電偵察訓練班學習，以充實無線電偵察隊伍。3月4日14時，毛澤東、彭德懷聯名回電，不僅滿足曾希圣的要求，而且給曾希圣和二局以贊揚和鼓舞：“二科是（在）希（圣）指導下，是表現了大成績的。這一工作雖偏技術性質，但其意義與結果都是軍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勝利，你們是有勞績的，望以此鼓勵二科同志們?！?/p>

領導們對曾希圣和二局的贊揚與關懷，給了曾希圣和二局巨大的鼓舞。他們努力做到敵情保障和訓練兩不誤。在訓練方面，因部隊東征、西征，調人問題未能落實之時，他于6月首先開展對在職人員的業務訓練。他親自抓，不僅傳授破譯的經驗，而且強調要有嚴謹細致、忘我奮斗、連續作戰的工作作風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要勤于開動腦子，在破譯中要努力尋找規律，不斷總結經驗，就一定能夠成為行家里手。同時讓新老成員學習日語，以便將來開展對日軍的偵察。二局人員素質的提高，適應了戰爭發展的要求。

山城堡戰役勝利后，三大主力紅軍的無線電偵察隊伍會師。1936年12月上旬，中央軍委決定紅二、四方面軍無線電偵察部門并入軍委二局，曾希圣仍擔任局長。合并后的軍委二局，于1938年9月增設由學過一段時間日語的二局業務骨干組成的第四科。二局四科建立后，立即投入攻克破譯侵華日軍密碼電報的工作中。為了攻克破譯難關，弄清日軍電文格式和研究日軍密碼規律，1938年夏，早在四科成立前，經請示中央軍委、黨中央批準，曾希圣帶著鄒畢兆、李曾劫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在周恩來、董必武的關照下，收集了日本外務省、大東亞省的一部分文件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這些資料為四科研究日軍文件格式提供了參考。曾希圣從武漢回延安后，恰好前線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繳獲的日軍部分物資、器材中有通信器材和部分文電，還俘虜了一名日軍通信員。在曾希圣的感化、教育下，這名頑固的俘虜終于轉變立場，自覺自愿地把他所知道的日軍通信情況和暗號使用特點，寫成書面交代材料。這給四科研究日軍密碼提供了重要材料。接著，曾希圣確定先從突破日軍師團以下的密碼電報入手，并派出一個組到山西交城一帶，偵收日軍師團以下的來往電報，抄回了一批日軍數字密碼。這為四科攻克破譯難關提供了直接的材料。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四科終于在1939年7月破譯了日軍的第一個密碼。這是二局歷史上的又一突破。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面對日本侵華政策的變化和國內政治局勢的逆轉，為了能夠在斗爭中把握主動權，周恩來考慮到曾希圣既有隱蔽戰線又有公開戰線情報工作的經歷，更有在報刊上捕捉情報的能力和無線電破譯的專長，于是調他到南方局軍事組，加強情報工作。鄒畢兆接替曾希圣任二局局長。1939年2月，曾希圣秘密來到重慶曾家巖50號，在霧都開辟新戰場，由原先通過電渡同國民黨無線電通信偵察部門較量，變為將情報工作打入軍統特務機關的直面交鋒。

1940年7月底，曾希圣離開重慶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此后，他歷任新四軍第7師政治委員、中共皖北區委書記和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曾希圣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希圣的一生經歷豐富，但做情報工作是其一生最富有傳奇色彩的點睛之筆，也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經歷之一。他鉆研破譯敵方情報的聰慧睿智與頑強的拼搏精神令人贊嘆折服。他的不朽功勛永留史冊。

（責任編輯：時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