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小說的“名實”與“離合”

寧稼雨

中國古代小說從起源時的萌芽狀態到現代成熟狀態，中間發生了很多巨大的變化。按當代小說文體概念的基本要求，作為敘事文學文體形式的小說，大致應該包含故事情節、人物形象、虛構成分，以及三者所需要的敘述描述語言。不過用今天小說概念與早期小說狀況對比，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現象：一方面，中國早期文獻中，雖然也有相當數量的文字材料與今天的小說文體概念比較吻合，但它們卻沒有被賦予小說的名稱；另一方面，很多被賦予小說名稱的文字材料，用今天的小說文體來衡量卻很難被認可收納。然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和文體變化過程中，這種名實不符的情況逐漸淡化消除，從離到合，完成了小說自身的良性發展。

早期與“小說”沾邊的幾種情況

早期與“小說”沾邊的文獻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早期歷史文獻中對于“小說”這個概念的表述，二是史志小說家門類的著錄，三是當時被冠以“小說”之名的現存作品。這三個方面匯總整合，大致能復現出當時“小說”的概貌。

最早使用“小說”這個名詞概念的人是莊子。他在《莊子·外物》中通過兩個釣魚的例子說明境界胸懷遠大的好處。一個是任公子，他用五十頭牛做魚餌，在會稽山能把魚鉤甩到東海，釣來的大魚做成肉干夠浙江、湖南一帶人飽餐一頓。另一個是有人用小細繩、小細棍做成小魚竿，在小河溝只能釣到小魚小蝦。后者如此狹隘局促，卻還要“飾小說以干縣令”（用瑣屑無聊的話語獲得美好名譽）。莊子認為這種做法“其于大道亦遠矣”（即與任公子那種恢弘氣勢、胸懷大道相去甚遠）。因為戰國和西漢文獻中未見其他人使用過這個詞匯，所以可見這時候“小說”一詞還只是莊子為抬高自己學說地位，有意貶低其他學說的一種修辭手段，并不是一個普遍常用詞。很清楚，莊子這里使用“小說”一詞是指與“大道”相左的瑣屑言論，與今天文體意義上的小說概念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其中“小說”所體現的瑣屑言論，還是與后來的小說觀念有一定聯系的。

到東漢時期，桓譚對于“小說”一詞又有了更加細致深入的理解和闡述：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新論》）

從桓譚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小說”一詞到東漢時期已經比莊子時代有了巨大進步和提升：“小說”已經自成一家，這一家的表達方式是采用“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的形式，通過“近取譬論”來說明世人在“治身理家”方面的正確做法。而且與莊子的不屑態度相反，“小說家”被認為有“可觀之辭”。不過，這里的“小說家”仍然還不是一個現代文體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以表達思想觀點為宗旨的諸子文章的末流。

漢代之后，文獻中“小說”的表述開始分化：一方面繼續沿襲傳統觀念，視“小說”為瑣屑小語，與“大道”相對。徐干在《中論》中說：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詳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諳于遠數。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騖乎俯仰折旋之容。（《務本第十五》）

徐干向曹丕進言治國之道：身為帝王，如果“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就會亂國亡國。這可以說是把對“小說”負面作用的蔑視否定推向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另一方面，“小說”也開始作為一種文藝性文體概念為人們所使用：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魏書·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

這條故事大約可以作為上一條引文的一個箋釋，曹植喜聞樂見的“俳優小說”，正是徐干極力警示曹植他哥哥萬萬不可為的亡國之道。

宋代之前的正史藝文志（經籍志）子部中設有“小說家”門類的有《漢書·藝文志》 《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過對這些史志小說家門類中編著者的按語和所收小說作品性質分析，可以看出這個時段人們對“小說”認知的一個側面。

《漢書·藝文志》是最早在諸子略中設立“小說家”門類的史志，班固對“小說家”做了這樣的概括解釋：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鬃釉唬骸半m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比灰喔缫?。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這番話在進一步肯定小說“必有可觀”的社會價值同時，比較突出的新意亮點是指出了小說家的背景來源是“蓋出于稗官”。不過盡管如此，“小說家”在諸子略十家中，仍然是唯一不“入流”的一家。因為其他九家都是學有專攻的獨立思想學派（儒家、道家、法家等），唯有小說家不具備這個條件，而只是從民間采集一些有益啟迪人生的道理?！稘h書·藝文志》小說家所著錄的十五家作品雖然多已亡佚，但從班固的描述介紹和殘存佚文（如《青史子》）來看，漢代人心目中的“小說家”還只是帶有世俗風格的議論性話語，與今天文體意義上的小說相距較遠。

與《漢書·藝文志》相比，六朝時期目錄學著作中小說家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從殘存的阮孝緒《七錄》分類表可以看出，其“子兵錄·內篇三·小說部”中收有小說書六十三卷。這些作品中，《語林》《世說新語》等一大批記述真實人物故事等與現代小說文體很接近的小說作品進入《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的子部小說家門類。這說明“小說家”這個門類從早期遠離小說文體的議論性文類開始向帶有小說敘述性質的門類轉變過渡的走向已經相當明顯了。

早期沒有“小說”之名的作品

與早期具有“小說”之名但缺乏“小說”之實的現象相伴隨，早期很多文獻載記和作品，雖然沒有被冠以“小說”之名，但實際上卻與具有“小說”之名的文獻相比更接近現代文體意義上的小說作品?！肚f子·逍遙游》中說：“齊諧者，志怪者也?！睂W界一般認為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齊諧”是一位專門搜集怪異故事的人。毫無疑問，這句話是后來興盛繁榮的志怪小說的早期經典用語。志怪小說成為超現實題材小說的種類名稱，“齊諧”也是志怪小說的代稱，可見其內涵與現代文體概念的“小說”相當吻合。

類似情況還有，被胡應麟稱為“古今語怪之祖”的《山海經》，和被其稱為“古今紀異之祖”的《汲?，嵳Z》，很長時間內也沒有被視為小說。班固將《山海經》列入《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刑法家類，《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將其列在史部地理類。直到《四庫全書總目》才被收入子部小說家類?！都弛，嵳Z》在《隋書·經籍志》和兩唐志中均被列入史部雜史類。最突出的是，很多同類志怪小說（如曹丕《列異傳》、干寶《搜神記》等）也都是同樣的遭遇，被拒在小說家大門之外。還有，從《莊子》開始，子部各家的很多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數量很多、故事情節色彩很強的寓言故事（像《莊子》《韓非子》等）。最明顯的就是《漢志》子部儒家類所收《晏子春秋》，以及《說苑》《新序》。三部書其實是以講述故事為主，只是故事結尾加上了作者想通過這些故事所要表達的思想觀點。但他們仍然沒有“小說”的頭銜。

兩者從“分離”到“合流”的完成

總體來看，宋代之前“小說”的觀念走向還是從遠離和隔閡逐漸向今天文體意義上“小說”概念逐漸靠近的。大致脈絡走勢是：一方面，具有“小說”之名的作品，不斷被剝離其原體中非現代文體小說意義的成分，逐漸向現代小說狀態走近；另一方面，那些早期不具備“小說”名號的作品，在保留堅持其符合現代文體意義上小說要素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其小說文體價值不斷被社會接受認可。這兩股力從早期分離很遠逐漸走向合攏。在這個由分離到合成的過程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現象：

首先是六朝后期，人們已經自覺用“小說”這個名稱來命名自己寫下的符合現代小說文體概念的作品。這個時期出現了三種以“小說”作為書名的作品，分別為劉宋時期劉義慶《小說》，南北朝無名氏《小說》，還有南朝梁《殷蕓小說》。其中前兩種已經亡佚，《殷蕓小說》大體尚存?！兑笫|小說》所收均為歷史真實人物，按時代先后順序排列。通過對《殷蕓小說》的粗略考察，大致可以看出，到殷蕓所在六朝后期，人們不僅擺脫了漢志時代視小說為子部大家宏論之下瑣屑小論的傳統認識，而且把小說作為“史”的附庸來認知，從而把小說的基本功能由議論一下子轉入敘述方面來。這是對小說文學功能的重要發現。同時從該書內容可以看到，志怪題材和志人題材，這兩種以前分別書寫，所以在史志中分別著錄的故事，可以一攬子收在這部名叫《小說》的書中了。該書以其編纂實踐，完成了將以往分離的二者合流為一的重要工作。

其次是這個合流最終也在史志著作中得到正式確認和表述。最重要的轉變是，以干寶《搜神記》為代表的大量志怪小說，在《隋志》和《舊唐志》中還被列入史部雜史類，但是到宋人所編《新唐志》中，終于統一歸入子部小說家類了。從此便結束了大量志怪小說被排除在小說大門之外的歷史。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終于走出混沌狀態，開始明確向文學性方面發展。從這個意義上看，唐代傳奇的繁榮盛行，并非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