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周原考古的意義
——1979年4月22日在西北大學學術報告會上的講話

【編者按】本文根據蘇秉琦先生家藏未刊文稿整理。文稿未署年月,據《蘇秉琦往來書信集》所收葉邁致蘇秉琦先生書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冊225-226頁),及《安志敏日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冊539頁),蘇秉琦先生在1979年4月22日應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邀請,于西北大學做了“周原考古收獲”和“考古學為歷史時期任務出貢獻”的學術報告。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整理錄音稿,擬發表于《人文雜志》創刊號,后雖經蘇秉琦先生多次修改,終未能定稿刊發。2013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大順先生完成文稿錄文,2021年蘇秉琦先生長子蘇愷之先生安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瑞校核文稿,并據出版規范與郭大順先生一起對文稿再做核理。

最近在扶風、岐山的發掘現場召開了周原考古工作會議。會議剛剛結束,張院長(1)張堃生(1915—2005),陜西澄城人。1936年前參加革命,長期在遼寧工作,任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遼寧省委黨校副校長、顧問。曾于1969—1977年任遼寧省博物館領導小組組長,1979—1982年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就約我來談談周原工作?？墒菑暮握勂鹉?如果談我在那里看到的具體東西,顯然不一定適合今天的場合,因為今天在座的同志們可能多半已經看過了。如果我沒有把張院長的意思理解錯的話,那我就談談周原考古工作的成果有什么意義?它在學術上有哪些價值?今后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方面?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些看法,在這里談談,算是和同志們交換意見吧。

一、斗雞臺發掘與周原考古

談起周原,不禁使我回想起三十年代在這里的工作。我參加的寶雞斗雞臺的發掘工作,是從1932年準備、1933年開始的。工作一直繼續到1937年,最后發現的那個大墓陪葬的車馬坑,已是“七七事變”前后的事了。發掘完畢,恰遇戰爭爆發,一部分同志就沒能直接回京,幾經輾轉才到了北京。我當時在北京,也沒法出來。1938年從北京繞道越南,才到了云南昆明。我講這些,說明當時要做點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呀!

就發掘的目的性來說,當時是比較明確的。就這個學術課題而言,至少還應追溯到20世紀初王國維的一些看法。

王國維在研究商周史料之后,提出了一個論點——“殷周不同說”(《觀堂集林》卷十)。他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后來一些同志所主張的“西周封建論”,追本溯源,都與王國維的這一看法有關。王國維當時提出這個論點時,尚未獲得實物證明,但在今天看來,它依然是具有啟發性的。商與周的文化傳統確有不同之處。但是,把它引申一番,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的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界理論聯在一起就未必妥當了。為了支持這一說法,強調當時已有冶鐵、鐵器,農民、地主作為兩大對立階級也已出現,甚至把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等作為奴隸制轉化為封建制的標志等等,恐怕就更不妥當了。

王國維還有一個論點是講“周和秦”的關系。在他看來,周和秦在文化上具有某種特殊聯系,這就是他的《戰國時秦國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在那篇文章中,他認為東方各國用的文字是一個傳統,而關西的秦卻跟周的文字關系密切。他說:“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觀堂集林》)這又是一個對于我們今天探討周人與秦人關系問題很有啟發性的論點。他的文章發表到現在已經七八十年了,但在這一點上似并未引起后來學者們的充分重視。

三十年代我們在寶雞斗雞臺的發掘工作,正是從這樣一些角度出發,試圖從地下實物資料對周人與秦人文化及其淵源關系等問題作進一步探討的。

武王克商以后的周,社會文化面貌確實不同于商。周人應有其自己的文化傳統。周人滅殷以后,也不可能是把殷人的一套制度全部繼承而發展起來的。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五百年左右的秦,它和關東各國有所不同,兩者間的關系及其發展過程,在某些方面同殷周之際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過程頗有相似之處,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換句話說,和商同時的周是怎么個樣子?比商更早的周又是怎樣的呢?就秦來說,春秋戰國時代的秦是怎樣的,春秋以前的秦又是怎樣的呢?殷周之際在我國古代史上是一大轉折,周秦之際在我國古代史上又是一大轉折。

而先周與先秦的發展道路又是在全然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卻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一、兩者都是起于涇渭上游、陜甘之間,爾后在周原一帶建立都城,再后遷到西安附近,以關中為基地,入主中原;二、兩者在入主中原之前,都是在我國西部相當大的范圍內先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三、顯然,他們之所以能夠得這種地位,都和他們最初發跡本來就是在所謂“戎狄之間”并和他們具有密切關系有關。

因此,我們對于他們在我國歷史上,或者說在我整個中華民族史起的作用,應該如何給以正確的認識呢?這正是三十年代初我跟隨徐旭生先生等前往斗雞臺進行考古發掘以及在這一帶進行考古調查整個過程中所經常思考談論的問題。

現在追述一下當時我們的思想活動似乎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我們編寫報告的時候(2)整理注:“報告”,指蘇秉琦著:《斗雞臺溝東區墓葬》,1948年,北京大學出版部。,完全沒有談這個問題。所以那么做,是考慮到發掘報告應是專談工作及其成果,而不是發表“一家之言”的適當形式。有關這方面的想法,應該換一個形式去講才好。本著這樣一個信念,我們在報告中沒有談這些問題。例如,在斗雞臺挖的那批墓葬使用了“瓦鬲墓”“屈肢葬墓”這樣一些古怪名詞,完全避開了“周”或“先周”、“秦”或“先秦”等字樣。其實,不提者正是想說也?？墒钦f又說不清楚,于是就采用這個辦法把它避開了。

當時對這批瓦鬲墓同周人的關系是怎么想的呢?第一,從年代講,有的估計要早于武王克商以后的周代,有的估計相當西周,但分界線拿不準;第二,從文化性質講,周與非周的分別更拿不準。根據史書記載,周人是從邠遷到周原來的?！爸茉钡拿Q似乎是在周人遷來之前就有了。周人同周原的關系似乎是人因地得名而不是相反。果真如此,周人應說是“客家”。

史書記載,周人到此地后“貶戎狄之俗”,說“戎狄”就含有“貶”的意思。有所舍必有所取。既然說“貶(去)戎狄之俗”,就含有吸取了“土著”文明的意思。西周末平王東遷是受戎人侵擾的結果,平王東遷時擔任護送任務的恰恰是與戎狄較接近的秦人(襄公),而不是周人早期分封的諸侯。平王東遷后秦人(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說明這時候周人已成為周原土著,而秦人則沿著當年周人的足跡,開展了自己與土著融合的過程。關系相當復雜。

首先,周人初到周原的時候還帶著“戎狄之俗”。就是說,他們的文化面貌和戎狄有區別,又有共同點。當時周人自己就含有周與非周(戎狄)文化因素(俗),所以說貶戎狄。其次,周人的文化面貌和周原土著之間也是既有區別,又有共同點,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么周人來到周原就能夠“貶戎狄之俗”與建立都邑,成為統治者。顯然,周人所貶的“戎狄之俗”,實際上也就是周人文化因素中某些與戎狄相同或相似的那一部分而已。再次,周人來到周原之前的關中一帶,所謂“八百里秦川”(指渭河盆地)土著小國很多,其文化面貌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當我們根據史書提供的這些線索,來初步觀察分析這批瓦鬲墓的發展變化,考慮它們所反映的史實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時候,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種把它叫作“錐腳袋足鬲”以及和它共生的一些器物,它們出現在此地和它們的突然消失。另一種具有較明顯的形制發展變化的鬲,我們當時把它叫作“折足鬲”,近年大家常把它叫作“癟襠鬲”,我意把它稱作“折足癟襠鬲”似乎更貼切一些。這種鬲和西周時期的常見銅鬲顯然具互相模仿的關系。還有一種我們當時把它叫作“矮腳鬲”,實際上它是“殷式鬲”的發展形式,我意現在我們可以把它們定名為“淺空足分襠鬲”比較準確。這種鬲在周原一帶也像“錐腳袋足鬲”,出現的突然,消失的也突然。但我們對它們在這里發現的歷史背景是比較清楚的?？傊?它已是周人強大以后殷周文化交流的結果。

那么, “錐腳袋足鬲”在斗雞臺的出現和它們的突然消失,是否同周人早期活動的歷史背景有關系呢? 同樣, 晚于“瓦鬲墓”的“屈肢葬墓”出一種“鏟腳袋足鬲”, 這類鬲在這里的出現和消失也很突然, 它同秦人早期的歷史關系如何呢? 作為考古學問題, 這兩種袋足鬲的關系又如何呢? 還有這兩種袋足鬲同發現在甘肅青海境內諸原始文化當中形制類似的袋足鬲的關系又如何呢? 無疑, 問題是錯綜復雜的。

我們知道,西周時期銅鬲常常就是模仿這種陶器鬲(癟襠鬲)的形制,同時我們又知道在關中西部這種鬲使用時間很長,變化也很大。那么,在斗雞臺這種“錐腳袋足鬲”的突然出現、突然消失,自然使我們會聯想到它可能同周人早期活動的歷史有關系。用它作封面插圖,我曾有這樣想法,把它比作釣魚的鉤餌,期待以后從它的來龍去脈進一步聯系,說不定能對周人早期活動歷史以及他們和其他人們之間的關系等問題找到突破口。

繼“瓦鬲墓”之后的“屈肢葬墓”,根據我們對它們的排序順序,有一種我們稱之為“鏟腳袋足鬲”的墓是其中較早的,而在這一組墓中的這種鬲的出現和消失也很突然,正同前述(瓦鬲墓中的“錐腳袋足鬲”)情況相似,這類屈肢葬墓使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可能同秦人有關。

前后兩項在這里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兩種同類不同型的“袋足鬲”之間的關系,加上它們二者都同甘肅境內諸原始文化中普遍存在含有這種鬲的人們同它們(指先后兩次出現在周原一帶的含有兩種類型的鬲的人們)之間具有的聯系,是很清楚的。但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后的整個歷史事實又是曲折復雜的,對于這些我們當時只能是期待光復后的工作來作進一步的探討。當時我使用了這樣一個鬲作封面的想法就是這樣。

正是在如上所說的思想考慮下,我們選擇一件“錐腳袋足鬲”作為報告封面插圖,曾把它戲稱作:好比釣魚的鉤餌,抱著期待的心情,希望在以后隨著工作的開展,這些問題會得到解答。

從那時算起,三四十年過去了,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考古工作有了極大的發展。在這期間的工作和發現的材料,對于我們原先提出的問題的探討,提供了新線索。這幾年周原考古工作揭露面積是很大的,收獲是很豐富的,這次能有機會親眼看到這些成果感到無比的高興。結合近若干年來和它有關的其他材料、線索,使我們對當年心目中存在的那些問題,還不能說已得到解決,寧說還遠遠沒得到解決,但使我們的眼界已經大大地開闊了。

現在就讓我們沿著這條線索——“錐腳袋足鬲”, 簡單談一談周原考古工作中新發現材料的學術意義。

二、周原考古的學術意義

近年周原考古新揭露出兩組建筑,我只看了其中的一組,扶風的鳳雛村西周甲組宮殿(宗廟)基址?？戳斯ぷ髡娟惲械臉吮?已揭露出的建筑物是重要的,出土的實物是相當豐富的,但考慮到周原考古工作所涉及的這一整個學術課題范圍之廣泛,這項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應有足夠的估計?，F在已揭露的材料比起它后面隱藏的復雜史實,不過是猶如剛剛拉開了帷幕的一角,現在設置的工作站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時的。

根據對發現的一批甲骨文字資料的初步判斷,是周人早期活動的記錄,對鳳雛建筑群周圍文化堆積層出土器物的初步分析,判斷這組建筑物跨越的年代,早期部分要早于武王滅商一段時間,晚期部分包括整個西周時期。有同志猜想它的早期部分大致同史書記載古公亶父遷岐之后的一段時間相當,我看這可能與史實相去不遠。就是說,這組建筑群跨越的時間,大致相當從太王(古公亶父)到平王東遷。

我們說,周原發現的兩組建筑群是重要的,一個簡單的理由是,它們是我們迄今為止第一次發現的相當西周或周人的重要的成組建筑遺址。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給我們提供的線索:

第一,這里從古公亶父一直到平王東遷始終是周人的一個都邑,它并沒有因為后來建設了豐京、鎬京、洛邑作為新都而被廢棄,相反,它在西周二百多年中,繼續起著同其他兩地新營建都邑有所不同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自宋朝以來出土具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有很大一部分出在周原一帶這一事實得到旁證(吳其昌《金文歷朔疏證》)。這說明周人雖然自從在周原營建都邑以后步步東進,營建新都并分封諸侯,但它在周原的舊都并非僅僅作為一個紀念地而保留下來,恐怕還是一個起著它最初曾經起過的特殊作用——大后方根據地的政治中心。它的規?？赡苁窍喈敶蟮?。

第二,現在揭露出的兩組建筑群離地表不深,但建筑基礎基本完整,沒有被后來人們的活動破壞,這一點特別難能可貴。因為西安的豐、鎬和洛陽的王城、成周,都被后來營建都邑破壞嚴重,恐怕難得還有像樣的建筑遺跡保存下來。近年山東曲阜魯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收獲。魯是周初周公兒子的封地,非同一般,在分封諸侯國中占有特殊地位,但到漢代又在原地封國建都。多年以來,使我們對這項工作感到特別棘手。我們根據地表勘查材料判斷,不論是靈光殿的基礎,還是城墻遺跡,都是漢代的或者是戰國—漢代的。那么西周的魯城在哪里,是什么樣子呢?近幾年曲阜魯城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從對城墻遺跡進行了大量的解剖,證明它雖經過多次修筑,一次比一次加厚,但它的最初夯筑還部分地保留在墻的內芯,它的時代可以早到西周似乎是沒有疑問的。沿襲使用到西漢,“外殼”基本上保存了原狀,“內容”也可能保存了西周的布局。

我們知道,戰國秦漢時代由于鐵器的普遍使用,建設工程中動土規模遠遠超過前代,對原來建筑物遺址的破壞力也很驚人,所以很難指望西漢的“魯靈光殿”還能保存下多少西周春秋時代的痕跡。周原現在發現的屬于西周(先周的周人都城)兩組建筑群到目前還是第一次,是否會有城墻遺跡被保存下來,根據魯城情況來看,也是可能的。

兩組建筑群附近的北呂墓地,根據已經挖掘的部分,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線索來了解周人遷到周原前后的歷史。從這處墓地埋葬秩序看,應是一個氏族的,但早晚葬制卻有明顯的不同。整個墓地的埋葬順序是由東而西,同一時期的墓南北成行,從東起:

第一排,分三組,各組的埋葬順序是從南而北,三組跨越的時間大致相同,墓坑是東西長方豎穴,其中兩組從頭到尾都用一種“癟襠鬲”(我曾把它叫作“折足鬲”),我看把它叫作“折足癟襠鬲”更確切些。有趣的是,其中一組的末尾一個,使用的已是一種我曾把它叫作“錐腳袋足鬲”,為了更確切起見,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叫作“錐腳袋足隔襠鬲”。由此可見,它的出現說明:(一)對周原而言,它是外來的,(二)它在當地出現的時間,是同當地原來流行的“折足癟襠鬲”形制發展序列中的某一個環節相當;

第二排,埋葬順序是從北向南,墓坑方向是東西向,隨葬“折足癟襠鬲”;

第三、四排,是大致時間平行的兩組,埋葬順序均從北向南,墓坑是南北向,隨葬“折足癟襠鬲”;

第五排,埋葬順序、墓坑方向、隨葬陶鬲同上(三、四排)。

北呂墓地與鳳雛建筑群遺址的關系。鳳雛建筑群所在地點文化堆積的開始時間,根據它們所含“折足癟襠鬲”互相對照比較,約與北呂墓葬第一排第一、三這兩組墓的末尾相當,而北呂第一排第三組的末尾墓隨葬的鬲,則是所謂“錐腳袋足隔襠鬲”。兩者的下限大致相同,到西周末。

把北呂墓和鳳雛建筑群結合起來,可以列出如下的年表:

一期,以北呂墓第一排為代表,約相當殷商后期;

二期,以北呂墓第二排為代表,(對照鳳雛早期)約相當殷末;

三期,以北呂墓第三、四排為代表,(對照鳳雛中期)約相當西周前期;

四期,以北呂墓第五排為代表,(對照鳳雛晚期)約相當西周后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這種“錐腳袋足鬲”在此地出現時間在年表一期之末;第二,它同“折足癟襠鬲”的發展序列中的一個特定環節共生;第三,再從這一墓地的排列順序與墓坑方向的早晚變化來看:一期排列順序是由南而北,墓坑是東西向、長方形;三、四期排列順序是由北而南,墓坑是南北向、長方形,只二期排列順序變為自北而南,而墓坑形制也未變,仍與一期相同;第四,這種“錐腳袋足鬲”的出現時間是在一期之末,而二期的轉折變化則是緊隨在它的出現之后而發生的,它們這種關系似乎不是偶然的。就是說,以這種似外來形制的鬲的出現為契機(以對當地文化傳統而言),使這里社會發生了——結合鳳雛建筑群的年代上限大致與二期相當——大的變化,由村落變為都城,人們的風俗習慣變了。

這些既保存著當地傳統的一面(如隨葬陶器),也有違反當地傳統的一面(埋葬順序與墓坑方向)。這一大的社會變化的發生、發展,既來得突然,但從過程看來卻又是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內有條不紊地完成的,發人深思。

我們的工作并非為了給《周本紀》作注解,做考證。但這一看來很不尋常,又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現象,卻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周人在古公遷岐后與姜姓的聯姻,既有很古的淵源,也有其新的社會、政治意義?！吨鼙炯o》說古公遷岐之后“貶戎狄之俗”,不言而喻,有破就有立,同時也就意味著和當地土著結合。反過來,從當地土著一方來說,則是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就是說,當地土著是在更大程度上被融合于周人了。就周人和當地社會歷史發展而言,則更應該說是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

那么,在這次的大變化發生之前,夏商時期的關中地區(包括周原)社會文化發展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現在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雖然不多,但已遠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樣一團漆黑了。

關中、晉南、豫西北,也就是汾渭伊洛流域地區,自遠古以來文化關系就比較密切接近,到夏商時期依然如此,但在這三部分之間又存在著明顯的文化面貌上的差異,說明三者在此時期文化發展道路上的不同。

例如,這一地區在距今四五千年間,原是鬲類陶器從它最原始形態的“高袋足隔襠”類型,發展到“帶鋬高袋足聯襠”類型的分布中心。到夏商時期,即約距今三四千年間,三個部分鬲類的發展分道揚鑣,各自經歷過一段不同的發展道路。豫西北部的特征,先是鬲類在炊器中少見了,鼎類流行,隨后是“高低腳淺空足分襠鬲”類流行,而鼎則在陶器中變為罕見的器類。晉南的特征,先是甗、斝流行,真正鬲類罕見,隨后是從腹足分節的“高袋足隔襠”類鬲,發展為腹足分節的“淺器足分襠”類鬲。關中的特征,是從前一時期的“帶鋬高袋足聯襠”類鬲,直接發展而來的“折足癟襠”類鬲,一直延續下來,成為西周春秋時期包括受周人影響所及的大部分地區鬲(包括陶器和銅器)的主要型式。

我們從這一時期這三個部分鬲類陶器發展變化的差異,可以對當時這三部分人們的社會歷史發展道路得到啟發:

豫西北部在這時期較前半段所發生的社會文化面貌上的變化,明顯地同來自淮河水系人們的影響有關,在它的后半段所發生的變化,則是同洛河囗鄰近大部地區具有密切關系。晉南部分的整個變化和同它鄰近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包括燕山南北)具有密切關系。它們之間的一個共同點,是一種我們把它叫做“腹足分節矮空足分襠”類鬲的出現,時間都可以上溯到夏代,而它在后者范圍內延續使用的時間則長得多,屬于戰國時期的易縣燕下都還可以看到它的后裔。

關中部分在這期間,西安以東的華縣南沙村遺址在文化面貌上同偃師二里頭很接近,在西安以西范圍內,則直到這種“錐腳袋足隔襠鬲”在早于西周初不太遠的時候,在這里出現之前同其所處鄰近地區之間,似乎沒有發生過類似以上兩個部分那樣大的相互影響、作用過程,以致使它們的本來文化面貌產生過很大的變化,而周原一帶在相當殷商晚期所發生的變化則是很明顯的。

這種“錐腳袋足隔襠”類鬲的分布范圍,根據近年材料,大致包括陜西的鳳翔、寶雞和甘肅的平涼等地區。對這些材料的初步分析,它們所跨越的時間不很長,但同它形態接近的“袋足隔襠”類鬲在甘肅平涼一帶則似乎跨越時間很長。因此,聯系到史書記載春秋戰國之際秦人從陜甘之間由西而東的發展史實,同考古材料中“錐腳隔襠”類鬲與屈肢葬墓恰于此時突然出現于關中西部一帶,我們似乎可做如下設想:這種在周原一帶突然出現的“錐腳袋足癟襠”類鬲的原生地是隴東一帶,而它們產生的背景則大致可以說包括甘肅的東部和中部更為廣大的地區。

周人除了步步東進,還向西發展,否則,《穆天子傳》又是怎么回事呢?何況周人的老根是在關隴之間。就政治上講,周人是向東發展,但從它的隊伍本身來看,其核心、骨干力量應是關隴一帶出生的人呀!既然如此,那他們就不可能只往東不往西。秦人也是如此。他們從西往東,也是以寶雞、鳳翔作根據地。但他們也不是土生土長的寶雞、鳳翔人,而更是關隴之間的人。

天水曾叫秦州、秦安,陜西卻沒有一個縣名帶“秦”字的?！毒幠瓯怼贰洞笫掠洝飞蠈懙那?只是它滅六國以后短短的一小段,好像是曇花一現。其實,它的根子還深著呢。既有跟周同時的秦,難道跟商同時甚至跟夏同時的秦就沒影響?不一定。和周并存的那個秦就沒有它自己的淵源嗎?我們看到的秦也是步步東進。同樣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它東進之前就不考慮到后方該怎么辦?把傾國之兵拉出關外打仗,就不怕別人抄后路?無后顧之憂正說明秦在西、南、北三面有一定的基礎,否則怎敢以傾國之師出兵關東,這說明在秦的背后還有一大段時間和一大塊空間?？蛇@些情況,文獻上根本沒有記載,我們已有的若干考古材料的線索可以說明這些問題。事實上,在秦并六國之前,秦人的力量主要用在經營西半部的中國,到了后期,才把主要力量用在東半部的中國。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它們的發展壯大是有個過程的。只有在它強大之后才能制定東進的戰略,而為了壯大起來,它必須苦苦經營本族起源的關隴之間。

由此可見,目前正在進行的周原考古工作,對斷代史上西周這一段有它特定的意義。由于東、西兩京保存不好,周原的發現正可以有所補救。它本身又是周的政治中心,起著重要作用。但它的意義決不限于西周,還應包括西周以前很長一段歷史。當然,它不僅限于扶風、岐山兩地,也包括武功、扶風、岐山、寶雞等一大塊。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從這里猶如打開一孔歷史的窗戶,看到周、秦在這一漫長的時期里對西半部中國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說,通過周原的考古工作,可以探索周、秦時期西半部中國的政治、經濟、民族、歷史、文化關系等等問題。甚至我們還可以再深入一步去探索“絲綢之路”從何而來的問題。

難道“絲綢之路”僅僅是一個交通路線問題嗎?僅僅是東西文化的交流問題嗎?僅是漢族的問題嗎?由于我國多數兄弟民族生活在西半部,所以在研究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兄弟關系問題上,難道不也是一把重要的鑰匙嗎?

近幾年周原發掘成果的意義,兩處建筑群遺址的揭露,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我認為尤其重要的是這一工作自身的劃時代意義。就是說,它將意味著我們將會以此為出發點,長期深入地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內探索周人和秦人早期的歷史,并通過他們和同他們同期的其他的人們共同體的關系,來了解這一歷史時期(包括夏商周),我國西北部處于這一地區(陜甘間)的諸人們共同體的社會發展和民族關系。

這是個大課題,是有待于我們長期工作、探索的課題?，F在,周原考古工作站的選定和這幾年的新發現,僅僅是揭開了帷幕的一角。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也是我們幾十年來的宿愿,從心里感到高興。

如前所述,周原新揭露出來的兩組建筑自身和從中發現的遺物,特別是甲骨文字資料,明顯證明它們是周人早期活動的真實資料。它們所跨越的年代,據我們對遺址文化堆積物的初步觀察判斷,下限可到兩周末期,這一點同西安附近的灃河兩岸所謂豐鎬遺址一致。它的上限要早于武王滅殷一段時間,確切地講,是否可以說恰與史書記載古公亶父的建岐時間相符合?有同志這樣猜想,我看這猜想可能與事實相去不遠。

就是說,他們跨越的時間約太王遷岐到平王東遷,周人政治上最為活躍的相當殷商晚期和西周時期。結合歷代到最近從這一帶出土的大量帶銘文的青銅器,進一步說明周人盡管隨后在豐、鎬、洛陽建立都城,有大量分封諸侯國之后,直到平王東遷之前,一直把這里作為他們的后方基地?？梢圆孪?它的地面建筑規?？赡懿恍?不亞于豐、鎬、洛陽。

在周原期間,我和寶雞的同志一起討論過這件事。我說:姜太公釣魚的那個鉤,我們當時就準備了的,看什么時候把魚釣上來。三四十年,你們總算把魚釣上來了。這是想說,現在進行的周原工作本身,在這個問題上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不要僅僅看到這兩個宮殿遺址,而是一片開闊地帶。它的西邊不超過平涼、天水一帶,東邊也不一定能到武功(最多到武功),而是扶風、岐山、寶雞,連西邊的天水、平涼,這是一大片。

我在周原住了三天,看了些材料,感到三四十年前考慮的問題,到現在,若從一個角度看,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就是說,當周人到岐山的時候,如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來說,是包括陜甘之間這一塊的。至于這種文化和創造這種文化的人,是否非要去和歷史文獻上的什么記載結合起來,那倒不一定。

三、文獻記載與考古學文化

根據考古材料提出來的考古學文化,這本就是一項科學研究。但要把某一個文化跟歷史文獻中某一個民族、國家或別的什么名字簡單地聯系在一起,我是不贊成的。去年在廬山召開的印紋陶文化討論會上,有人提交了一篇文章叫《荊蠻考》。我不同意這種做法。具有這種特征的陶器是一大片,包括東南十幾個省,能說這都是荊蠻嗎?

文獻是文獻,文獻上的名詞,常常是張三可以叫這個,李四也可以叫這個,往往“名同實異”,名字是一樣的,實際卻是兩回事。有時也可能是“實同名異”,同樣的東西,卻叫不同的名詞?？傊敲麑嵅幌喾?這是常有的事。拿歷史文獻上記載的某一名字,跟我們發掘的考古資料隨便一對就說對上了。我看這不是嚴肅的態度、科學的態度。

以往,每當發現一座大墓,人們就紛紛考證說這是史籍上所記的某人的墓。如果說墓中的資料比較齊全,這樣做自然是對的,問題是有些墓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卻非要去做這樣的考證。則人們不僅要問:書上就那么幾個名字,等把這些名字用完了,再發現些墓怎么辦呢?你上哪里去找名字?好像挖出一個大墓,想必是有名的人物。輝縣出一個大墓,就說是信陵君的。咸陽楊家灣挖出一個大墓,也說是某某人的墓。其實不一定。所謂“百夷”,究竟是一百還是九十九,誰知道呢?“百越”者就是說不清也。所謂“萬國”者,也是數不清也。古人寫書時就數不清,你現在怎么數得清呢?

我不是說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這二者之間就絕無關系,我也不是“不可知論者”。問題是隨便地用文獻上的名詞和考古上的材料,這樣做是很不妥當的。不管是一種文化或一個大墓,往往都不是輕易地就能做出結論的。

如前所述,從地下材料看,西周時期最主要的“都”——大城市的材料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兩處。一處是曲阜的魯城。魯是周的封國,但它非同一般,它是周公兒子的封地。在周代分封的諸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從魯城發掘的情況看,這個城保存得比較完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好的前身,在西周以前就有相當的規模,西周基本上利用了這個基礎。直到漢代它的平面布局也還沒有多大的變化。它可以代表西周時代都城的布局。

另一處就是在周原看到的這兩組建筑群,不管是屬于宗廟,還是屬于宮殿,都可說明從古公亶父到文王這一階段至整個西周(平王東遷以前),周原這個地方始終是周人的一個都城。它并沒有因為建設了長安的豐、鎬兩京和洛陽的王城而被廢棄。相反,在西周這兩百多年中,周人始終把周原這里作為實質上的舊都。要不然為什么周代有長篇銘文的銅器,大多出在周原而不出在長安、洛陽或別的地方呢?從吳其昌的《金文歷朔疏證》一書看,宋朝以來具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有很大一部分就出土于周原一帶,這就非同小可。說明周人雖然步步東進,從周原到長安,又到洛陽,雖分封諸侯,但它的老根據地周原并非僅僅作為一個紀念地而保留下來,恐怕是一個起實際作用的政治中心。

因此,從周原目前發現的這兩組建筑遺跡來看,可以斷言這里還可能發現更多的建筑遺跡。而今后的進一步工作,必將使我們更具體地了解到從古公亶父遷來岐山,直到西周末年這段時間內周原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期 望

正由于此,在周原考古工作會議期間,大家倡議籌備成立周原研究會。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時顧名未必就能思義,對周原研究會就不能理解得太狹隘。一粒種子剛發芽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它將來能長到多高多大。難道周原的這粒種子將來就不能變成一株參天大樹嗎?周原這個地方是打開這一重大學術課題的關鍵地方,應該打開這扇窗戶,去看看這個寶庫里邊藏的是些什么。去研究這些復雜的歷史問題,這絕非憑空想象。對周原工作的意義做這樣的估計也決非毫無道理。這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它是我幾十年來的心愿。

對周原的工作,我們并不是第一代,比我們更老的學者,他們也想過這類問題?，F在的工作是老一輩人工作的發展,這項工作也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有同志問:“你們這項工作幾年完成呀?”這話不對。作為一個學術課題,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完成的,它往往需要幾代人連續地做下去。說“三年完成”“五年完成”,對具體的工作、具體的任務可以這么說,但對一個重大的課題,能說哪一年完成、交卷嗎?要是我們這一代人交卷了,那么是把真理窮盡了嗎?這一點也帶有普遍性。

這個問題,我可能說得遠了一些,這倒不是我一時心血來潮,我工作不多,但考慮這個問題不是短時間了。結論無非是自己年老,但我并沒有“夕陽無限好,已是近黃昏”的傷感情緒,反倒有葉劍英元帥講“滿目青山夕照明”的樂觀情緒。因為我們的課題是一代接一代地接著做了,而且我深信,我們的工作是“一浪勝似一浪”,我們的同志也是“一代勝似一代”。

愿有志于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們,能意識到這一課題的重要性,并在實際工作中踏踏實實地向著課題的縱深方向前進!

(根據蘇秉琦先生講話錄音整理稿整理,原稿未分節,個別字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