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鼓與銅提桶上的奇異世界

劉騻

嶺南向來以物產富饒聞名于世，《后漢書》記錄：“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苯恢荩h代交州在西漢稱交趾刺史部，東漢稱交州刺史部，范圍包括今廣東、廣西、海南大部分區域與越南北部）處于多元生態匯聚之地，豐富的自然資源深刻影響了交州士民的生計模式，并由此誕生出獨特的地方知識與主體意識。在這片自然資源充沛的地域，人們習慣將民俗日常與殊方異物描繪于黑格爾I型銅鼓（戰國秦漢時期流行于我國南方與東南亞地區的銅鼓類型）與銅提桶之上。禮失求諸野、文失求諸圖，于是它們成了我們觀禮望風的絕佳物證。這兩類器物是漢晉時期滇、越族群的典型器物，為具有奏樂與盛放功能的禮儀用器，如同漢晉時期交州生態實景的活化石與生物學研究的圖像志，亟待我們放眼千年、一窺世象。

物種識別：交州異物志

具體而言，相關器物上最為常見的圖像便是鷺鳥等飛禽。這些動物或獨立形成組合，多個個體呈時針方向旋轉分布在銅鼓鼓面與銅提桶的器蓋上；或與特定情景深度綁定，成為競渡與樂舞場景中的瑞獸。它們徜徉于天際、棲息于船尾、潛游于水底。本文聚焦的是交州地區的珍禽異獸，在提桶與銅鼓上也并不多見，此處逐一介紹（見圖1-8）。

犎牛

該牛見于鼎鄉1號銅鼓與越南第609號銅鼓的流行區域。牛的特殊之處在于后頸處的高峰。據晉朝郭義恭所作《廣志》記載：“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豬。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橐駝，日行三百里?！?h4>象

阮越藏銅鼓上的大象身上有4位人物，分別為兩組對坐的嬉戲人物。因此，圖像中的大象并非野生動物，而是交州地區廣泛存在的馴象。此類馴象也頻繁地出現在當時的歷史文獻中，成為邊疆與域外進獻中原的重要物產。

鱷魚

京華1號銅鼓上的鱷魚立于船前水中，背部棲息一只水鳥。交州域外的扶南等國便分布有大量鱷魚，在年代稍晚的南朝時期的文獻中保留了鱷魚多處襲擊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記載。

孔雀

孔雀在交州頗為常見，甚至在今越南中北部的九真郡內出現了“孔雀飛翔，蔽日籠山”的盛景。唐朝孟琯所撰《嶺南異物志》記錄了當時人們養殖孔雀的飲食習慣：“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臘?！逼湫蜗蟠嬖谟趩坦饴敳?6號銅鼓上。

中國鱉

中國鱟的形象出現于京華1號銅鼓、印度尼西亞科爾銅鼓、喬光聰藏銅提桶與阮庭史藏銅提桶。隋朝虞世南編著的《北堂書鈔》“鱟醬”條引晉代劉欣期撰《交州記》：“鱟如惠文冠王，其形如龜，子如馬志，可為醬、色黑，十二足，似蟹在腹下，雌負雄而行。南方用以作醬，可以炙噉之?！眻D像中的動物雖然表現為游于淺底的自由姿態，但時人已經開發出鱟的食用功能。

海龜

海龜的形象一般出現于競渡紋場景內，或攀附于大棹之上，或嬉戲于船底水下世界。前者見諸安遠銅提桶、南越王墓銅提桶、羅泊灣1號漢墓銅鼓、安沛合明銅提桶，后者則僅見于阮庭史藏銅提桶。做嬉戲狀的兩只海龜相對而立，正在爭奪一只“生無可戀”的鰩魚，圖像極具生活情趣。漢晉時期對龜類的利用見于東漢崔寔所撰的《四民月令》，其中夏季的農業活動就包括了捕撈龜鱉。廣州的南越王墓與南越國宮署遺址也出土了龜的遺骸。宮署的殘存簡牘中甚至保留了左外郎豕（“左外郎”是官名，“豕”是人名）將死去的龜移交泰官（負責膳食的機構）的記錄。

鰩魚

科爾銅鼓的船紋一下清晰地再現了鰩魚的圖像。戰國末期成書的《呂氏春秋》記錄鰩魚為“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于東?！?。文獻記載難免摻雜了想象的成分，但無可否認的是，鰩魚腹鰭和軀干的扁平盤狀身形給時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絲鲹

越南第609號銅鼓的絲鲹圖像目前尚為孤例。作為世界各溫暖海域的常見魚種，絲鲹體態側扁而高，體長和體高相近，因背鰭、腹鰭與臀鰭前方數鰭條延長如絲狀故得名

藝術緣起：跳脫格套、吐故納新的漢晉新篇

相較于更為常見的諸多鷺紋，銅鼓上的特殊動物表現出跳脫格套的靈性巧思，是成熟格套下的個體藝術實踐。這里談及的格套專指反復出現的畫面結構，即創作者遵循相似母題與空間秩序以布局圖像，比如漢畫像中“孔子見老子”“東王公與西王母”的經典搭配和造型，具體到銅鼓藝術而言，指銅鼓與銅提桶上競渡紋與鷺紋的穩定組合，構圖約定俗成且不易出現巨大變化的程式。

“神奇”動物的出現便是對這類傳統格套的打破。新現象的背后既是藝術旨趣的抉擇、個人審美的探索，更是漢地文化的影響。前兩者屬于工匠的個人取向，可謂其身與境化，無窮出清新（突然的變化可能源于特殊的個體經歷與反復琢磨形成的個體新風格），所表現的動物沒有特定的屬性，既可能是野生動物，也可能是交州本土的特色家畜。最后一項則是邊疆文化變革的生動寫照，與漢朝對邊疆開發的進程息息相關。具體情形依據圖像情境又可劃分為兩類。一類再現了明確的人畜互動關系。越南第609號銅鼓的多組人物作驅趕犎牛狀，驅使犎牛正是農事耕種發展的反映。另一類則是隱藏在圖像背后的關聯?？兹?、中國鱟、海龜旁雖未出現人物身影，但文獻史學已經揭示出它們與人類的密切關聯。相關動物都與人類維持著或親或疏的伴生關系，關乎交州地區經濟生產活動的發展。

生計模式變動的背后是漢政權對邊疆的經營與掌控。武帝統一嶺南后，漢朝的行政統治（高壓的郡縣制度）與移民性質（官員、工匠、罪犯、難民）帶來了交州漢、越關系的空前緊張。漢并交州后，嶺南的文化轉型發生于多個維度。然而，在中原視角的官方傳統書寫下，嶺南的發展多表現為漢制的單方面推行。相較之下，紋飾中現身的交州動物（尤其是農業相關物種）則部分體現出交州本土族群對漢式經濟生產方式的認知與接納。借助這些頗為邊緣化的神奇動物，我們得以管窺漢文化與本土生態的雙向互動。

由此觀之，神奇動物的逐一考證歸根結底是對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的探索。一幅幅生動畫面的背后，是動物繁衍生息的欣欣向榮，更是漢代交州人民安居樂業的側面寫照。

文化內涵：萬物在焉、禮制備焉

明確了具體的動物母題，還需要辨明它們何以存在，即動物所處空間的意義。在動物們經常出現的競渡紋場景中，始終存在著一個縱向的空間維度，宛如一幅涵蓋了天空、人間與水下的奇異圖景。于是，圖像空間囊括了翱翔于空的飛鳥、祭祀爭渡的人物與潛行穿梭的水生動物，格套式的場景完成了對百越族群生活空間的全景式寫真。如此，動物充盈其間的圖像仿佛是對交州本土族群萬物在焉、生靈備焉世界觀的實寫。

既然出現了種類多樣的動物，那么當時的人們對它們有足夠清晰的認知嗎？遺憾的是，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在秦漢時期的文化敘事中，動物被包裹在祥瑞之中。時人雖已與動物產生了各種聯系（如農業、醫學與宗教等），然而科學性的分類知識卻未建立。古人并不執意在神、人、異獸間勾畫出清晰的類別界線，而是將諸類物象安置于互動關系中，即所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對動物的認知理念被《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一書概括為德育體系下、配合陰陽五行的經驗主義系統。該認知系統的目的是要達到人神互應與人畜互感。例如某些動物有蛻變的習性，時人闡釋出其中反映的祥瑞之變，以協調人類社會（銅鼓上面塑造的青蛙形立塑以祈禱風調雨順、墓主口含蟬形玉飾以祈求神形不蛻）。而另一些動物則屬于遙居遠境的殊方異物，如“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夏朝在施行德政的時候，遠方各地把各種神奇的東西畫成圖像，貢獻金屬，鑄造九鼎，把圖像鑄在鼎上，鼎上有百物的圖像，教人民知道神與怪）。因此，就圖像而言，夏鑄九鼎與漢時銅鼓、銅提桶的底層邏輯其實相符：繪制各類珍禽異獸以宣揚政令的通行、禮制的遠播與統治的通達。因此，器物空間上呈現的神奇動物不僅寄托著萬物有靈的信仰世界，更是對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天人合一的禮儀制度的誠摯表達。

（責編：李玉簫）

本文是廣東省文聯重大研究專項 『近百年廣東革命美術研究』（WL2019Z015）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