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動蕩變革期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韌性與張力

劉洪鐘

【關鍵詞】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開放的地區主義??東盟中心性??經濟再平衡

當今世界正處于新的動蕩變革期，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戰后貿易和經濟體制面臨各種復雜挑戰。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停滯不前，新冠疫情“綜合后遺癥”陰云不散，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持續加劇，以及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地緣政治沖突此起彼伏，導致多種形式的貿易爭端、保護主義和全球供應鏈中斷。這些因素對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微妙影響，一些中小國家在大國之間左右搖擺，希望通過平衡或對沖策略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與此同時，亞太各國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意愿依然強烈，因為過去幾十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發展經驗和教訓使得各國確信，只有繼續加強區域合作才是確保本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正確選擇。面對持續動蕩的國際環境和不斷積聚的外部壓力，亞太各國政府需要展現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決心，克服各種不利因素干擾作出正確決定，推動區域合作不斷走向深入，確保良性發展格局持續下去。

歷史視角下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迸c“機”

通常來說，區域經濟合作具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形成的市場和分工層面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即所謂的“區域化”；二是由國家主導、以制度建設為前提的自上而下的合作范式安排和機制構建，常被稱作“地區主義”或“新地區主義”。[1]從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來看，半個世紀以來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v觀歷史進程，這種進步是在不斷地變“?！睘椤皺C”中實現的。

亞太作為一個經濟區是逐步形成的。二戰結束后，在美國資金、技術支持下，日本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并實現高速增長，于20世紀60年代末重返發達國家行列。此后，日本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中間品出口等經濟手段，在亞太地區進行產業轉移和分工布局。該地區其他后發國家則依據自身比較優勢陸續參與到這一進程之中，從20世紀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到20世紀80—90年代的亞洲“四小虎”和中國，再到2008年之后的越南、老撾等東南亞后發國家，亞太各國（地區）充分利用區域產業分工與合作帶來的機遇，你追我趕，形成了梯次的區域雁行發展形態。這種雁行發展形態在不斷為后發經濟體打開“增長和繁榮之窗”的同時，也把亞太打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產業分工網絡最為密集和復雜的地區?？傮w看，這種依靠市場和分工推動的區域經濟合作是一個非制度區域化的過程。

不過，亞太地區的雁行增長并非一帆風順地線性向前，而是歷經兩次大考驗，并通過啟動區域主義制度合作才最終擺脫困境，走上新的區域共同增長之路。第一次挑戰來自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此次危機在東亞地區多米諾式的蔓延和對一些國家經濟災難性的沖擊，使東亞各國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彼此之間緊密相連的共同命運，以及僅依靠市場自發的區域化合作不能確保各國擺脫危機。而美國選擇袖手旁觀，以及本應作為世界經濟“穩定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雖然施以援手但附加嚴苛條件，非但未能有效遏制危機蔓延反而使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國家經濟狀況更加惡化，進一步使東亞國家意識到，寄希望于西方國家援助擺脫困境是靠不住的，走出危機只能依靠東亞區域內各國之間相互合作。[2]

在這種背景下，1997年12月，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首屆非正式會晤，拉開了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的序幕。1999年11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三次領導人會議通過的《東亞合作聯合聲明》，就推動東亞地區合作的原則、方向達成一致，標志著東亞區域合作正式邁入制度推進階段。此后，東亞領導人會議由非正式改為正式，并形成了從決策到執行的一整套機制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進入21世紀后該地區迅猛發展的區域主義合作，[3]對于東亞經濟走出危機、實現快速復興起到了關鍵作用。

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經歷的第二次重大考驗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美國通過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重返亞太的沖擊。國際金融危機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經由貿易渠道對東亞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危機帶給東亞各國的啟示是，重商主義發展政策下形成的“東亞生產—美歐消費”全球分工格局，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危機之后東亞經濟的再平衡調整就成了學術界和政商部門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4]不過，隨著域外市場的快速復蘇，東亞各國依靠重商主義擺脫危機的強大慣性思維“戰勝”了經濟再平衡的長期需求。雖然后來東亞經濟再次走上了復蘇之路，但經濟的再平衡卻停滯不前。甚至相反，作為一個整體，東亞的貨物貿易順差從2009年的4803億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752億美元，增長了61.4%，特別是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在2018年達到4505億美元，相比2009年增長幅度高達124%。[5]

美國通過主導TPP重返亞太的戰略調整，更多是基于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考慮。但在經濟層面，美國非但無意與東亞經濟“脫鉤”，甚至想要通過簽訂自貿協議強化與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系。不過，由于TPP在本質上對東盟的整體性具有分化作用，同時還會弱化東盟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中心性地位，因此也引起了東盟的擔憂。這種情況下，東盟在已建立的6個“10+1”自貿協定的基礎上，提出了包含16個亞太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合作框架。從2013年到2020年，經過30輪談判和歷次領導人會議與部長級會議，RCEP最終達成并于2022年生效（2019年印度退出協議談判，RCEP目前擁有15個成員國）。特朗普在上臺的第一天就廢除了TPP協議，從而使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得以繼續沿著“以東盟為中心增進區域身份認同、強化區域合作共識、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邏輯推進。

2015年7月31日，美國夏威夷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部長級會議閉幕，日本TPP擔當相甘利明（左二）和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左三）等出席聯合記者會。

總體來看，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在克服第二次重大挑戰的路上有得有失。從“得”的方面看，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助推了東亞各國之間的區域分工合作，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則從另一個側面強化了亞太各國的區域身份認同和區域合作意識。換句話說，亞太各國雖然并不簡單地排斥美國主導的TPP框架，但也不想讓亞太自身的區域合作被域外國家主導的TPP所取代。從“失”的方面看，亞太各國雖然通過危機看到了傳統“東亞生產—美歐消費”國際分工所具有的巨大風險，但重商主義思維和政策選擇最終沒能讓亞太擺脫對域外市場需求的嚴重依賴，區域經濟的再平衡依然任重道遠。

自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風云突變，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以及美國重構全球價值鏈的戰略實施，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遭遇第三次重大挑戰。與奧巴馬時期以強化與亞太地區經濟關系、平衡中國影響力為主要特點的重返亞太戰略不同，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以重構全球價值鏈、破壞亞太地區基于市場競爭而自發形成的區域分工網絡為戰略出發點，地緣政治邏輯已經超越經濟發展邏輯，成為美國處理與亞太地區關系的行動指針。這一新的變化無疑加大了亞太國家應對和戰勝挑戰的難度。

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應對當前挑戰的“四個支撐”

地緣政治變動給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透過歷史可以發現，未來并不必然悲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逐漸形成了四個鮮明特點：雁行的區域經濟增長和緊密的區域生產網絡，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東盟中心性以及以發展促安全的區域合作觀。這四個特點賦予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足夠的韌性和張力克服當前困難，繼續推動亞太經濟走向有序的結構調整和穩定增長之路。

一是雁行發展模式使亞太經濟在充滿活力的同時，也推動了亞太國家復雜價值鏈的形成。亞太地區之所以能夠形成雁行的經濟增長格局，一個重要前提是該地區各國在產業結構、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存在明顯的梯度差，這使產業在各國之間進行轉移成為可能。而亞太后發國家先后轉向出口導向戰略，則使產業轉移得以順利推進。20世紀90年代，雁行發展模式曾被視為“亞洲奇跡”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進入21世紀后中國逐漸超越日本成為亞太供應鏈新的樞紐，區域內中間品貿易的迅猛增加推動地區合作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區域生產網絡特征，但國家間的梯次產業分布依然存在，越南等東南亞后發國家的崛起就是雁行模式在亞太地區的最新實踐。這種發展模式為所有采取開放政策融入區域合作的后發國家提供了充裕的增長空間。

2023年4月13日，海南?？?，參觀者在第三屆消博會韓國館了解展出的鍋具。除中國外，有10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的企業參展此屆消博會。

正是在這種動態的發展過程中，亞太各國經濟逐漸緊密融合在一起，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分工和發展模式歷經國際金融危機、多次自然災害的考驗，顯示出強大韌性。從近幾年的變化看，雖然國際局勢在動蕩背景下面臨著美國重構全球價值鏈的巨大壓力和挑戰，但亞太的區域價值鏈依然保持了足夠的韌性。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研究，自2018年以來，世界整體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出現了收縮，從2017年的74.2%降至2020年的71.8%。與此相應，亞太地區與世界的全球價值鏈聯系也出現了下降，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從68.4%降至66.2%。與此趨勢相反，這一時期亞太內部的區域價值鏈參與率從50.0%上升至52.2%，表明亞太區域供應鏈聯系在不斷加強。[6]

二是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賦予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更大的包容性和發展張力。亞太區域合作是在自由國際秩序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為應對復雜地緣政治和國家差異所帶來的挑戰，亞太各國一直遵循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推動區域合作。開放的地區主義首先意味著包容和非歧視。從最初集中于東亞地區的“10+1”“10+3”，到2010年之后過渡到亞太地區的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亞太區域合作不斷吸納新成員加入，形成了一種良性的開放式發展格局。2023年7月，CPTPP甚至批準英國正式加入該協議。此外，亞太地區以東盟為中心，還將俄羅斯、美國和其他太平洋東岸國家等外部力量納入亞太地區的合作進程，形成了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各種對話機制和制度安排。開放的地區主義堅持區域制度安排補充而非取代全球多邊規則的合作原則，比如清邁倡議貨幣互換多邊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掛鉤，打消了人們對清邁倡議儲備貨幣制度會替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擔憂。開放的地區主義本質上意味著自由貿易而不是保護主義。雖然RCEP和CPTPP等區域貿易協定具有促進區域內貿易的功能，但亞太國家對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共同承諾使該地區成為反對保護主義、抵御反全球化浪潮的一個重要堡壘。在保護主義盛行的當下，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這種開放性，無疑使其具有更大的張力化解各種外部沖擊所帶來的風險。

三是東盟中心性（東盟方式）確保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具有更大的調整彈性和發展韌性。以“中小國集團”東盟為中心和平臺推進區域合作是亞太區別于其他地區的一個重要特征。有些學者批評東盟只是形式的提供者，而非實質的推動者。[7]這種批評顯然是戴著“有色眼鏡”機械地以歐盟制度化合作為“最佳實踐”而產生的錯誤認知，它忽視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聯盟在塑造新型地區經濟秩序過程中所發揮的集體作用。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合作雖然不是區域主義的完美或唯一模式，但這種“務實的漸進主義”恰恰是適合亞太地區復雜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唯一可行的制度選擇。以東盟中心性為基礎所創設的“東盟+3”（APT）、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平臺，為域內外主要國家平等對話、協商解決區域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溝通渠道。東盟的這種中心性地位被形象地描述為領導者、驅動者、設計師、制度樞紐、先鋒、核心或支點。[8]《東盟憲章》體現了東盟中心性，強調維護東盟在開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和積極作用，是其主要宗旨和原則之一。因此，當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宣布以“印太自由開放戰略”重組亞太秩序后不久，2019年東盟國家就發布了再次確認東盟在地區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東盟印太展望》，事實上這也是對美國的回應。

2023年5月10日，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省，第42屆東盟峰會開幕。本屆東盟峰會的主題為“東盟要旨：增長的中心”。

東盟方式是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確保東盟中心性被各國所接受的重要前提。東盟方式以協商和共識理念為基礎，體現了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協商一致決策的集體原則。[9]因此，它既是國家間交往的行為準則，也是通過協商達成共識的決策過程。[10]這種決策方式成就了東盟今天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也使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具有廣泛差異性的亞太國家能夠走到一起，開啟具有歷史意義的區域合作和一體化進程。東盟方式首先應用于東盟內部的一體化進程，然后在此基礎上催生了多個“10+1”自貿協定，并最終在2020年完成了涵蓋15個亞太國家的RCEP自貿協定談判。RCEP在談判中表現出獨特的東盟方式，尤其是在強調區域合作機制硬約束的同時，也照顧到談判各方的利益，包括賦予柬埔寨、老撾、緬甸等最不發達國家以特殊和差別待遇，允許其享有最長18年的關稅取消過渡期。[11]此外，在印度最后一刻選擇退出時，RCEP也承諾，印度如果未來選擇加入依然享受創始國的特殊待遇。

2023年11月15—17日，美國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舉行。圖為街道懸掛宣傳海報。

四是以發展促安全的區域合作觀是推進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理念支撐。雖然亞太是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但在持續動蕩的國際環境下，亞太各國之間面臨著比較嚴重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和治理問題突出等挑戰。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亞信上海峰會上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指出“發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倡議通過推動共同發展和區域一體化進程，努力形成區域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動、齊頭并進，“以可持續發展促進可持續安全”。[12]此后，習近平主席還在多個重要國際場合重申這一觀點?？梢哉f，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也是對過去20多年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歷經坎坷仍持續向前之動因的精準闡述。通過區域合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但能夠增加各國內部的穩定性和凝聚力，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而且有助于增強集體安全保障，緩解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雖然近幾年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背景下，部分亞太國家的外交政策出現一定程度的搖擺，但各國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力并未減弱。這表明，“經貿合作作為壓艙石、以發展促安全”作為一種基本信念依然在處理亞太國家間關系和促進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深化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向與前景

依靠上述“四大支撐”，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它們也賦予亞太各國克服各種挑戰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韌性與張力。不過，受美國遏制中國、重構全球價值鏈的戰略影響，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近年來國際市場動蕩導致全球貿易投資下降，RCEP成員國的經濟和貿易遭遇空前的下行壓力，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出現一定波動。[13]因此，實現各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及區域經濟合作的持續深化，還需要亞太各國進一步加強合作，將“四大支撐”基礎夯實加固。

一是推動RCEP升級擴員，建設更高水平、更大范圍區域自貿協定。作為全球現有最大經濟規模的自由貿易區，RCEP生效實施兩年多來，對貿易投資的促進效應初步顯現。為更好遏制不斷加劇的貿易保護主義，RCEP成員國可以考慮加快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步伐，提高服務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盡快啟動原產地規則、投資、政府采購等章節領域的后續談判，進一步提高協定規則標準，推動RCEP升級版建設，從而為促進商品、資本和服務流動，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區域融合，營造更加自由便利的區域發展環境。同時，積極探討RCEP的擴員問題，通過吸納更多新成員以擴大協定覆蓋范圍，進而增大協定的市場規模效應，進一步提高亞太地區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此外，由于RCEP?與CPTPP擁有一些共同成員，可以通過積極開展對話合作，推動RCEP與CPTPP的相互銜接和制度融合，進而為提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水平、激發更大區域貿易投資活力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023年4月18日，中國自主研制的噴氣式客機ARJ21完成雅加達至巴厘島的首航，正式投入商業運營。圖為首航的旅客合影。

二是高水平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亞太各國發展戰略、區域和國際發展議程有效對接、協同增效。亞太地區絕大多數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耙粠б宦贰背h實施10年多來，以互聯互通為主線，經過中國與共建國家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合作，打造了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中緬油氣管道等一批標志性項目，為亞太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注入了活力。但是總的來看，基礎設施落后依然是制約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之一，亞太國家需要繼續深化合作共同開發建設。新的歷史時期，為進一步推動亞太區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進程，需要更好地加強“一帶一路”倡議與各國發展戰略之間的有效對接。為此，中國可以有序推動與合作基礎較好、合作意愿較強的國家圍繞各自的發展戰略和合作規劃加強對接，找準深化務實合作的結合點、對接點，實現優勢互補、協同并進，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14]此外，戰略對接還要注意高標準和高水平，也就是需要加強綠色發展戰略對接，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

2023年12月14日，由中國民用航空局、香港特區政府民航處和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聯合舉辦的“亞太地區創新科技及能力提升展覽會2023”在亞洲國際博覽館開幕。

三是推進基于發展安全和面向未來的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合作，努力催生區域合作新增長點。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是當今世界經濟、環境政策議程中最受關注的兩大議題，其對人類發展與安全的重要性已在全球范圍內獲得廣泛共識。[15]對于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亞太地區來說，發展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不但是推動各國經濟增長與創新的重要引擎，而且有助于該地區通過數字商品、服務和信息通信技術產品的自由流動，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數字能力和經濟差距的步伐。為更好利用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所蘊藏的巨大機遇，亞太各國應努力推動區域內數字貿易與綠色產品貿易的進一步自由化，為區域內跨境電子商務、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生物、環保等產業的國際合作提供更多便利。為此，在維護數據安全基礎上，各國應努力合作加強區域內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各國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標準互認，創新數字金融、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模式等，以促進各方共享數字與綠色經濟發展紅利，進而賦予區域經濟合作新動能。

四是推動亞太經濟發展模式從以生產和出口為主的區域分工網絡向區域內生產與消費均衡發展的“東亞經濟圈”轉變。在國際市場持續動蕩低迷、美歐等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日益加劇、全球供應鏈區域化調整不斷強化的背景下，美歐對亞太地區最終消費品的進口增速必然會呈下滑態勢。因此，降低對美歐國家等外部市場的嚴重依賴，形成以域內消費需求為主、域內外均衡發展的東亞分工新模式，對于亞太地區的穩定、可持續發展來說意義重大。均衡發展的“東亞經濟圈”形成的關鍵是要擴大區域內最終消費品市場規模，從當前各國的經濟規模和消費能力看，中國無疑將扮演關鍵的引領角色。這就需要中國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從投資與出口拉動為主向國內需求主導轉變。這種需求不但要體現為對國內產品的消費，還要體現為進口特別是從亞太鄰國進口的增加，從而對保證東亞供應鏈穩定發展起支撐作用。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形勢下全球價值鏈重構對國際經濟權力轉移的影響及中國應對策略研究”（項目批準號：20&ZD14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

[1]?黃大慧、韓愛勇：《東亞地區主義研究評析》，載《外交評論》2011年第3期，第135-149頁；邁爾斯·卡勒：《從比較的角度看亞太的地區主義》，載王正毅、卡勒、高本誠一郎主編：《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2頁。

[2]?彼得·卡贊斯坦：《地區主義與亞洲》，載王正毅、卡勒、高本誠一郎主編：《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頁。

[3]?根據世貿組織的統計，進入21世紀以來的第三波區域主義浪潮中，全球范圍內的自貿協定從2000年的82個增長到2023年底的363個，激增了3倍以上，而其中50%左右都是由亞太國家締結的，從2000年的39個增加到2023年底的198個。數據來自WTO（https：//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和ADBI（https：//aric.adb.org/fta）。

[4]?相關研究可以參見Eswar?S.?Prasad，?“Rebalancing?Growth?in?Asia”，?NBER?Working?Paper，?No.15169，?2009，?pp.1-58；維韋克·阿羅拉、羅伯托·卡達雷利著，姜睿等譯：《重新平衡亞洲發展：從中國經濟的視角》，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版，第X頁。

[5]?劉洪鐘：《超越區域生產網絡：論東亞區域分工體系的第三次重構》，載《當代亞太》2020年第5期，第137-158頁。

[6]?ADB，?“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23：?Trade，?Investment，?and?Climate?Change?in?Asia?and?the?Pacific，”?February?2023，?https：//aric.adb.org/aeir2023.

[7]?Benny?Teh，?“What?ASEAN?Centrality？”?The?Asian?Post，?January?1，?2022，?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what-asean-centrality.

[8]?Acharya?Amitav，?“The?Myth?of?ASEAN?Centrality？”?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39，?No.2，?2017，?pp：?273-279.

[9]?戴軼等：《“東盟方式”的理論闡釋、演進動態與研究展望》，載《東南亞縱橫》2023年第5期，第1-10頁。

[10]?Amitav?Archarya，?“Ideas，?Identity，?and?Institution-building：?From?the?‘ASEAN?Way?to?the?‘Asia-Pacific?Way？”?The?Pacific?Review，?Vol.10，?No.3，?1997，?pp.319-346.

[11]?Shujiro?Urata，?“Constructing?and?Multilateralizing?the?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An?Asian?Perspective，”?ADBI?Working?Paper?Series，?No.449，?2013.

[12]?習近平：《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網站，2014年5月21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dqzzoys_673581/yzxhxz_673597/zyjh_673607/201405/t20140521_7627664.shtml。

[13]?根據東盟統計數據庫的相關數據計算，2023年1—9月，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六國及澳大利亞對世界貿易額同比分別下降5.7%、5.0%、11.5%、9.5%和9.9%。同一時期，東盟從中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進口同比也分別下降8.2%、14.2%、20.3%和10.2%，對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出口同比分別下降7.0%、2.5%和6.0%，只有對中國出口同比增長0.3%。東盟統計數據庫網站，https：//data.aseanstats.org/trade-quarterly。

[14]《堅定不移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走深走實的愿景與行動——共建“一帶一路”未來十年發展展望》，中國政府網，2023年11月24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6832.htm。

[15]?2022年歐盟委員會發布旨在實現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雙重轉型的報告《邁向綠色、數字化和彈性經濟：我們的歐洲增長模式》，強調通過數字和綠色技術的更廣泛傳播和采用，推動歐洲加快向可持續、有彈性和包容性經濟模式轉變的步伐。European?Commission，?“Towards?a?Green，?Digital?and?Resilient?Economy：?Our?European?Growth?Model，”?February3，?2022，?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2DC0083&qid=1655798743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