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4年大選看印尼政黨政治新特點

許利平

【關鍵詞】印尼政黨政治??印尼大選??身份政治??民粹主義

2024年2月14日，印尼舉行五年一度大選。本次選舉包括總統和副總統、國會、地方代表理事會、省議會與縣、市議會選舉，即“五合一選舉”，選民人數達2.04億，被稱為“世界上單日舉行的最大規模選舉”。根據多家民調機構計票結果，現任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與其競選搭檔梭羅市現任市長、佐科總統長子吉布蘭贏得總統、副總統選舉。從印尼政黨政治發展進程來看，2024年大選無疑是印尼民主改革時代重要的里程碑，是對“佐科時代”制度化改革與實踐的一次全面檢驗。透過本輪大選可以發現，印尼政黨政治呈現出總統和議會選舉選票分離、政黨碎片化和政黨卡特爾同步加速、身份政治退潮和道德政治增強、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交織上升等新特點。

“佐科時代”催生“佐科效應”

按照印尼憲法，佐科總統的任期到2024年10月20日結束，不能再參加總統選舉。受疫情影響，佐科政府的一些戰略性工程沒有如期完成，繼任者能否繼續這些工程，保持印尼經濟發展的延續性，成為印尼朝野關注的一個重要戰略性問題。

佐科1961年出生于中爪哇省，雖然不是來自富有家庭或傳統軍人世家，但其只用了9年時間便完成從家具商到市長、省長再到總統的“三級跳”，創造了印尼政壇的“奇跡”。更重要的是，佐科不是任何政黨領袖，僅依靠民主斗爭黨的提名從政，這在印尼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佐科執政近10年來，始終保持“親民”作風，“走基層”是他主要工作方式，印尼各個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佐科始終力圖團結國會絕大多數政黨，組成大聯合政府，包括工作內閣（2014—2019年）和前進內閣（2019—2024年），維護印尼政治社會相對穩定。同時，佐科政府大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2014—2022年，印尼高速公路里程從802公里增加到2687公里，機場從237座增加到287座，港口從1655個增加到3147個。[1]此外，佐科政府強力推動下游工業發展，大大增加了印尼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比如2020年鎳礦出口額僅有11億美元，2022年出口額達300億美元，為印尼創造了寶貴的外匯收入。佐科政府采取多種措施吸引外來投資，經濟大體維持高增長、低通脹的良性發展態勢，國家GDP與10年前相比增長了45%。不僅如此，在國際局勢日趨復雜背景下，印尼成功舉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主動調解烏克蘭危機，還在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成功舉辦系列峰會，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贊賞，印尼的國際形象進一步提升。近兩年來，佐科支持率始終保持在75%以上，被認為開創了“佐科時代”。

“佐科時代”讓印尼廣大民眾具有極高的獲得感，他們迫切希望繼任者能夠延續“佐科時代”的政治遺產，繼續帶領印尼實現“2045黃金印尼”愿景目標。正是捕捉到民眾的這種需求與愿望，佐科一直在尋找合適的繼任者。按照基本政治邏輯，佐科來自民主斗爭黨，也受惠于民主斗爭黨的支持，其繼任者候選人理應來自民主斗爭黨，比如中爪哇省前省長甘賈爾就是比較理想的人選。

然而，近年來受各種因素影響，民主斗爭黨主席梅加瓦蒂與佐科矛盾日漸尖銳，佐科很難信任梅加瓦蒂提名的甘賈爾。在此背景下，佐科被迫另尋他人，普拉博沃由此進入佐科視野，成為繼任者候選人。普拉博沃原本是佐科的競爭對手，在2014年和2019年兩次大選中均敗給了佐科。2019年10月，佐科不計前嫌，為了組成強大聯合內閣，將普拉博沃納入自己的前進內閣，讓其擔任國防部長。其實，普拉博沃身為大印尼運動黨主席，擁有強大的政治資本，很早就與民族復興黨主席穆海敏組成聯盟，計劃參加第三次總統競選。但普拉博沃從來沒有承諾讓穆海敏擔任副總統候選人搭檔，這給佐科大兒子吉布蘭加入普拉博沃聯合陣營留下了空間。后來，在各方勢力的協調下，吉布蘭成為普拉博沃的副總統候選人搭檔，而穆海敏只能另尋他路，作為副總統人選與雅加達首都特區前省長阿尼斯搭檔競選。

實際上，在普拉博沃、甘賈爾、阿尼斯三位總統候選人沒有確定副總統候選人搭檔之前，甘賈爾支持率最高。當普拉博沃確定吉布蘭為其副總統候選人搭檔后，普拉博沃的支持率隨之位居前列。此后，普拉博沃便以佐科政治遺產繼承者自居，大打“延續”佐科政策牌，佐科也在公開場合力挺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十分巧妙地把民眾對佐科的高支持率轉換成對自身的支持，收獲了“一輪定勝負”的超預期選舉戰果，彰顯了鮮明的“佐科效應”。

2024年2月14日，印尼雅加達，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贏得印尼2024年總統選舉。

年輕選民成為大選的“風向標”

根據印尼大選委員會的統計，年輕選民（17—40歲）為1.06億人，約占選民總數的52%。[2]其中，年輕選民主要分為千禧一代和Z世代兩個群體。根據印尼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34.8%的年輕選民看重候選人是否誠實和反貪污，16.8%的年輕選民看重候選人是否有經驗，特別是關于變革和處理危機的領導力，15.9%的年輕選民看重候選人親民、淳樸的特質。[3]從其他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年輕選民主要關注三大議題，48.2%的年輕選民關注就業，13.5%的年輕選民關注健康與福利，13.2%的年輕選民關注數字經濟或創意經濟。[4]

為了吸引年輕選民，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采取多種手段增加自身在年輕選民中的關注度和支持率。吉布蘭在辯論中提出，如果他和普拉博沃當選，將大力發展下游工業，消除發展不平衡，向綠色能源轉型，促進創意經濟以及中小企業發展等，為年輕人和婦女增加1900萬個就業機會，其中500萬個就業機會將由綠色經濟提供，這直接迎合年輕選民的需求，獲得積極反響。

此外，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積極打造親民形象，不僅在競選海報上呈現“卡通化”形象，以吸引廣大年輕選民，還在年輕選民常用的社交媒體上下足了功夫，在WhatsApp上擁有近25萬名關注者，遠超甘賈爾—馬福德組合的9萬人，更是阿尼斯—穆海敏組合的5倍。[5]

總統與議會選舉出現選票分離現象

這次大選與以往大選的一個重要不同，就是政黨基本盤選民的投票行為出現了總統和議會選舉分離的現象，即政黨基本盤的選民在總統選舉中將大部分選票投向對方政黨聯盟推出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而少部分選票投向了本黨聯盟推出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而在議會選舉中，基本盤的選民把選票投向本黨聯盟推出的議員候選人。

上述現象主要體現在民主斗爭黨推出的甘賈爾—馬福德組合上。他們在爪哇省、巴厘島、東努沙登加拉省等民主斗爭黨票倉地區意外敗給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而民主斗爭黨在國會選舉中卻獲得最高支持率。對此，甘賈爾認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要求成立專門調查組查證。除民主斗爭黨外，其他政黨也面臨這樣的困境。根據調查數據，此次印尼大選中，51.1%的民族復興黨選民支持對手聯盟推出的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只有38.7%的民族復興黨選民選擇本黨聯盟推出的阿尼斯—穆海敏組合。[6]這一現象反映了印尼選民的復雜心態。一方面，政黨基本盤選民基于自身的價值判斷和政治意愿，從國家未來考慮來選擇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另一方面，在議會選舉中，出于對自身短期實際利益的考慮，選民支持本黨聯盟推出的議員候選人。

與此同時，政黨總統候選人獲勝并沒有帶來燕尾效應，即其所在的政黨支持率并未大幅度提高。根據《羅盤報》統計，雖然87.6%的大印尼運動黨選民投票支持本黨主席普拉博沃，但是大印尼運動黨的支持率沒有明顯提升。[7]大印尼運動黨競選團隊負責人分析認為，該黨專注于總統選舉，忽視了議會選舉，導致總統選舉與議會選舉結果不一致?；谏鲜雠袛?，總統選舉與議會選舉同步舉行，分散了政黨開展競選的時間和精力，使得二者選舉結果并不完全同步。

政黨碎片化和政黨卡特爾化同步加速

政黨碎片化是指在多黨制的政治架構中政黨林立，并且在議會中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占據主導優勢，造成權力高度分散的現象。一般而言，政黨碎片化與政黨的個人化有著密切關系。在蘇哈托“新秩序”時代，印尼只有專業集團黨、建設團結黨和民主黨三大合法政黨，而專業集團黨一黨獨大，權力高度集中。自1998年民主改革以來，隨著蘇哈托政權垮臺，專業集團黨由于派系斗爭，分裂成以不同派系大佬為首的眾多政黨，比如以維蘭托為首成立的民心黨、以蘇利亞·巴洛為首成立的國民民主黨等，由此專業集團黨一黨獨大的時代徹底結束，印尼政黨政治開始進入碎片化時代。

2024年的國會選舉進一步加劇了政黨碎片化。根據民調結果，印尼所有政黨的支持率均未超過20%。受佐科支持大兒子吉布蘭競選副總統影響，印尼國會第一大黨——民主斗爭黨面臨分裂的風險。同時，民主斗爭黨的一部分選票還流向佐科小兒子卡桑所在的印尼團結黨，這使得民主斗爭黨支持率徘徊在16%左右，創近20多年來新低。民主斗爭黨雖然保留新一屆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但其議席數量和影響力或大為降低。

大印尼運動黨由于把主要精力用于給普拉博沃助選，在這次大選中本黨支持率僅有13%，相較2019年有微弱上升。而民族民主黨和民族覺醒黨，則因為推舉阿尼斯—穆海明組合知名度大幅提高，支持率在10%左右。推選吉布蘭為其副總統候選人的專業集團黨，支持率約15%，保持國會第二大黨地位。此外，民主黨、繁榮公正黨、國民使命黨的支持率則在10%以下。老牌政黨建設團結黨由于內部分裂，年輕人才匱乏，其支持率在4%左右，能否進入新國會還需等到大選委員會正式統計結果才能確認。

按照印尼法律規定，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必須由大選中獲得25%支持率或在國會占據20%議席的政黨及政黨聯盟完成，其提名資格才算有效。在政黨碎片化背景下，各個政黨為此“抱團取暖”、合縱連橫，共同推舉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同時，議會選舉覆蓋面越來越廣、耗費資源越來越大，也需要各個政黨組織聯盟開展競選，政黨卡特爾化時代由此形成。

2023年12月12日，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印度尼西亞選舉委員會（KPU）舉行2024年大選首場辯論。三名總統候選人圍繞法律、政治制度、反腐等議題進行辯論。

巴以沖突持續。2024年1月13日，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穆斯林在美國大使館前集會示威，聲援巴勒斯坦人。

所謂政黨卡特爾化，是指多黨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造成政黨之間無原則、純功利的聯合，以致喪失了政黨本來意識形態上的功能和價值。政黨卡特爾化現象貫穿選舉期間及選舉后聯合政府組建，實質上是政黨卡特爾化現象進入行政領域。未來普拉博沃—吉布蘭政府可能會組成更大的聯合政府，這將進一步強化政黨卡特爾化的利益和權力基礎。

從長遠來看，政黨碎片化催生了政黨聯合的動力，而政黨聯合則強化了利益和權力的勾兌，進一步推動政黨卡特爾化。

身份政治退潮與道德政治增強

所謂身份政治是指將種族、性別、宗教等身份標識政治化的一種現象?！吧矸菡伪举|上是一種認同政治，它可能導致多元和特殊的認同，妨礙普遍性的國家認同?！盵8]如果身份政治無限上升，將可能導致國家認同危機，造成社會混亂或動蕩。印尼是一個多部族、多宗教國家。雖然印尼被稱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86%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但伊斯蘭教并不是印尼的國教。除伊斯蘭教外，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孔教都是被印尼官方公開承認的宗教，這六大宗教一律平等，并受國家法律保護。在2017年地方選舉和2019年大選中，印尼少數政客把宗教身份認同政治化，將身份政治推向了高潮。

在2017年雅加達省長選舉期間，時任雅加達省長、佐科的政治盟友鐘萬學，由于出色的執政成績，爭取連任勝算較大。但由于鐘萬學具有華裔和基督徒“雙重少數”身份，成為競爭對手攻擊的靶子。保守派發動數十萬穆斯林民眾在雅加達獨立廣場進行示威游行，指控鐘萬學褻瀆伊斯蘭教。在強大壓力下，原本支持鐘萬學的選民被迫放棄投票或改變投票方向，導致鐘萬學選舉落敗。這次示威游行成為塑造身份政治的標志，“以此為名建立的‘212?校友會和‘212?迷你連鎖店，持續發揮影響”。[9]

在2019年印尼大選中，佐科謀求連任，但反對派大肆炒作佐科“非穆斯林身份”的假新聞，將身份政治推向新的高峰。為了證明自己的穆斯林正統身份，佐科多次去麥加朝覲，試圖消除身份政治的負面影響。但反對派仍繼續發動大規模的群眾示威行動，向佐科發難，其中“212校友會”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贏得選舉，佐科在最后一刻臨時換上時任印尼伊斯蘭學者委員會主席馬魯夫為其副總統搭檔，得以確保在2019年大選獲得連任。

鑒于身份政治對佐科政權的破壞力以及對社會穩定的威脅，佐科連任總統后，對極端伊斯蘭勢力進行堅決打擊：一方面將“212校友會”幕后極端分子繩之以法，打擊其囂張氣焰；另一方面以維護“建國五基”原則為名，取締了一些非法極端伊斯蘭組織，遏制身份政治上升的勢頭。

為了防止身份政治對2024年大選造成負面沖擊，印尼大選委員會以及大選監督委員會發表公開聲明，強調按照2017年關于選舉的第7號令和2018年大選委員會第33號規定，禁止炒作身份政治，否則將受到處罰。大選委員會主席哈希姆還對信徒黨試圖發動身份政治競選給予警告。此外，2023年7月15日，跨宗教領袖發表聲明稱，拒絕身份政治和假消息，加之三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都是穆斯林身份，大大擠壓了身份政治的空間。在總統和副總統辯論、各大政黨競選活動等場合，身份政治并沒有成為主要議題，并開始呈現明顯退潮的趨勢。

與身份政治退潮相反，道德政治開始上升。所謂道德政治是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個重大理論主題和思想趨向，主張將現代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10]即在大選中對政治家的道德操守以及政治行為進行審視和評判，以此檢驗政治合法性。

首先，引發道德政治上升的導火索是副總統候選人資格問題。按照印尼2017年頒布的關于大選第7號令第169款規定，印尼總統、副總候選人最低年齡為40歲。2023年10月16日，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截止日期前夕，憲法法院匆忙作出裁決，修改選舉法，允許年齡低于最低要求的人被提名為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但要求被提名人曾有擔任民選官員的經驗。此番裁決被質疑是為吉布蘭參選副總統“量身定做”，加上時任憲法法院院長安瓦爾為佐科總統的妹夫，立即引發民眾對道德政治的討論，形成輿情事件。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憲法法院立即成立道德委員會，剝奪了安瓦爾憲法法院院長職位，試圖淡化相關爭議。由于之前憲法法院的裁決是最終決定，無法改變，使得吉布蘭參選副總統僥幸過關。不過，2024年2月5日，憲法法院尊嚴委員會對大選委員會主席及其他6名成員給予嚴重警告，其理由是大選委員會成員違反道德和行為規范，沒有與國會溝通修改相關法律，擅自確認吉布蘭副總統候選人資格。這一爭議性裁決不會就此銷聲匿跡，將會對新政府的執政合法性造成負面影響。

其次，關于總統或公務員在大選中是否中立也存在爭議。根據印尼1999年發布的關于人權第39號法令第1款第43條規定，每一位公民都擁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根據印尼2017年發布的關于選舉第7號令第2款和第1款第22條規定，在選舉組織過程中，總統負責成立遴選大選委員會成員委員會，并提交國會審議。這就意味著總統在大選組織過程中擁有選舉利益，必須保持中立，否則屬于濫用權力。2024年1月24日，佐科總統表示，總統可以支持某一候選人，并且根據法律可以參加競選；[11]但隨后他強調，總統參加競選活動，不能使用國家資源。

2024年2月2日，印尼大學教授委員會主席哈爾克麗絲·杜迪教授代表印尼大學教授和校友會成員發表聲明，要求印尼所有政府官員、軍人、警察不要屈服壓力支持某一候選人。[12]在此前后，印尼主要大學的教授委員會公開呼吁政治家尊重道德，共同舉行公正、干凈選舉。在此背景下，馬福德立即辭去了政治、法律與安全統籌部長職務，嘗試樹立政治道德典范。2024年2月7日，佐科在大選投票前夕重申，“所有國家機關的公務員、軍人、警察以及情報人員在大選中需保持中立?！盵13]

最后，就政治家的道德問題進行公開辯論。在總統辯論中，普拉博沃與阿尼斯就政治家道德問題唇槍舌劍、公開互嗆。阿尼斯暗指普拉博沃的人權污點，而普拉博沃則指責阿尼斯不懂得感恩，沒有基本的道德素質。

總之，身份政治的退潮和道德政治的上升，反映了印尼憲政框架還存在許多“灰色地帶”，這為一些政治人物通過手中權力，進行政治操弄提供了空間。隨著印尼憲政框架完善，這種空間將會進一步壓縮，但不會徹底消失。

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交織上升

印尼民族主義產生與印尼的民族振興意識萌芽密切相關。20世紀40年代中葉，印尼獨立之前，印尼民族主義分子以民族振興為己任，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1908年至善社成立，標志著印尼近代民族覺醒運動的開始。1928年全印尼青年大會的成立，確立了印尼的統一身份意識，是印尼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里程碑。獨立之后的蘇加諾時代，印尼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共產主義相結合，被稱為“納沙貢”，核心是反對西方殖民干涉，維護民族獨立與爭取主權完整。蘇哈托時代的民族主義則是通過工業化、現代化來實現印尼經濟的自給自足。

自1998年印尼進入民主改革時代以來，民族主義開始進一步上升，特別是經濟民族主義上升勢頭顯著。當前，印尼經濟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政府出臺新政策限制原材料出口，利用非關稅壁壘阻擋進口，利用行政命令限制外國人在民生行業的投資規模等。近年來，歐盟對棕櫚油的限制進口令以及反對印尼禁止原礦出口政策，進一步激發了印尼的經濟民族主義。2023年4月，歐盟通過一項法律，禁止進口與森林破壞有關的商品，這一舉措直接影響到世界上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國印尼。普拉博沃明確反對上述禁令，為印尼棕櫚油生產相關利益群體發聲，認為歐盟存在雙重標準。

在此次印尼大選中，“主權”“自主”“自立”“保護”等關鍵詞充斥各個競選平臺，充分展現了印尼經濟民族主義意識日漸濃厚，體現了印尼廣大民眾對發展繁榮的渴望，以及更快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決心與意志。

民族主義上升的同時，民粹主義也隨之抬頭。印尼是一個島嶼眾多、地區發展差異較大的國家，同時貧富懸殊較為嚴重，國家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這給民粹主義產生增添了深厚土壤。印尼民粹主義更多表現為帶有實用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比如推行了幾十年的燃油補貼政策便是典型的民粹主義政策。這項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保護了中下層平民，但同時助長了腐敗貪污，消耗了大量國家預算，制約了印尼長遠發展。

在這次大選中，佐科政府發放大量社會援助，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民粹主義手段，被質疑是為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暗中拉票。此外，普拉博沃—吉布蘭組合在競選中推出“免費午餐和牛奶計劃”，旨在吸引中下層選民。如果該計劃全面實施，將花費國家預算450萬億印尼盾（約合2077億元人民幣），為8290萬人提供免費午餐和牛奶，包括中小學生、伊斯蘭寄宿學校學生以及孕婦。這顯然將極大增加國家財政負擔。

綜上所述，2024年印尼大選是對20多年印尼民主改革成果的檢驗。通過對印尼政黨政治新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到印尼民主政治的糾錯機制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民主改革的大趨勢不可逆轉，但政黨政治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作為世界第三大發展中國家和全球重要新興經濟體，印尼政黨政治健康發展不僅對其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增長至關重要，而且對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的發展也影響重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1]?CNBC?Indonesia，?“8?Tahun?Jokowi?Bangun?Infrastruktur?Rp?2.778?T，?Ini?Hasilnya，”?August?2023，?https：//www.cnbcindonesia.com/news/20230819131215-4-464308/8-tahun-jokowi-bangun-infrastruktur-rp-2778-t-ini-hasilnya.

[2]?Topan?Yuniarto，?“Pemilihan?Umum?2024?dalam?Angka，”?January?2024，?https：//kompaspedia.kompas.id/baca/paparan-topik/pemilihan-umum-2024-dalam-angka.

[3]?Arya?Fernandes，?Edbert?Gani?Suryahudaya，Noory?Okthariza，?“Pemilih?Muda?Dalam?Pemilihan?Umum?2024：?Dinamis，?Adaptif?dan?Responsi，”?March?2023，?https：//www.csis.or.id/publication/pemilih-muda-dalam-pemilihan-umum-2024-dinamis-adaptif-dan-responsif/.

[4]?Jabar?Digital?Service，?“Pemilu?2024：?Gen?Z?dan?Milenial?Sumbang?55?Persen?Suara，?ini?fakta?lengkapnya，”?February?2024，?https：//opendata.jabarprov.go.id/id/artikel/pemilu-2024-gen-z-dan-milenial-sumbang-55-persen-suara-ini-fakta-lengkapnya.

[5]?《印尼總統選舉?年輕選民心向何方？》，聯合早報網，2024年2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40211-1467190。

[6]?CNN?Indonesia，?“Exit?Poll?Indikator：?51?Persen?Pemilih?PKB?Coblos?Prabowo-Gibran，”??February?2024，??https：//www.cnnindonesia.com/nasional/20240222010313-617-1065717/exit-poll-indikator-51-persen-pemilih-pkb-coblos-prabowo-gibran.

[7]?Bambang?Setiawan，?“Mengapa?Prabowo?Menang，?tetapi?Gerindra?Kalah，”?February?2024，?https：//www.kompas.id/baca/riset/2024/02/19/mengapa-prabowo-menang-tetapi-gerindra-kalah.

[8]?林紅：《身份政治與國家認同——經濟全球化時代美國的困境及其應對》，載《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4期，第32頁。

[9]?娜敏：《試析當代印尼身份政治興起的原因》，載《和平與發展》2020年第6期，第106頁。

[10]?張盾：《“道德政治”?譜系中的盧梭、康德、馬克思》，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第52頁。

[11]?Dian?Erika?Nugraheny，?“Jokowi：?UU?Menyatakan?Presiden?Punya?Hak?Kampanye，?Jangan?Ditarik?ke?Mana-mana，”?January?2024，?https：//nasional.kompas.com/read/2024/01/26/18101481/jokowi-uu-menyatakan-presiden-punya-hak-kampanye-jangan-ditarik-ke-mana-mana.

[12]?Muhammad?Refi?Sandi，?“Ini?4?Seruan?dari?Guru?Besar?dan?Alumni?UI，?Salah?Satunya?Pemilu?Tanpa?Intimidasi，”?February?2024，??https：//edukasi.sindonews.com/read/1312749/211/ini-4-seruan-dari-guru-besar-dan-alumni-ui-salah-satunya-pemilu-tanpa-intimidasi-1706846523.

[13]?Humas，?“Presiden?Jokowi?Tegaskan?Aparat?Harus?Netral?dan?Jaga?Kedaulatan?Rakyat?pada?Pemilu，”?February?2024，??https：//setkab.go.id/presiden-jokowi-tegaskan-aparat-harus-netral-dan-jaga-kedaulatan-rakyat-pada-pem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