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新型全球化

孫海泳

【關鍵詞】共建“一帶一路”??新型全球化??高質量發展??產能合作

自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與成就開創了全球多元化發展道路的新時代。傳統的經濟全球化路徑難以克服國家間發展失衡日益突出的問題，而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化致力于優化合作導向與目標、協作模式、利益分配方式，以促進共同發展。在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進程中，中國以促進與共建國家的共同發展為導向，向共建國家提供高質量的合作產業項目，從而為推動新型全球化奠定堅實基礎。

傳統全球化的導向偏差與新型全球化的發展導向

在經歷了1986—2008年的“超級全球化”之后，全球化進入“慢速”期。此間，傳統全球化的導向存在偏差，即對共同發展的忽視及其負面影響日益明顯，特別是近年來逐漸上升的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政策傾向，以及美西方采取“內病外治”、對外轉嫁矛盾的政策舉措，以“再全球化”“去風險”之名，行逆全球化之實，不僅無法解決美西方的國內積弊，反而擾亂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導致全球共同發展的合作基礎受到侵蝕。這也日益凸顯“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所推動的新型全球化的時代價值和重要意義。

一、傳統全球化的導向及其負面影響

傳統全球化的根本弊端主要體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將發展中國家長期鎖定在全球產業分工的中低端，并通過金融霸權榨取他國的發展利益，由此導致全球發展嚴重失衡?；凇爸行摹吘墶钡娜蝮w系分析視角，一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由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所決定。在這場不平等的斗爭中，中心國家運用了“五大壟斷力”，即技術壟斷、金融壟斷、自然資源壟斷、媒體與通信壟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壟斷。[1]特別是西方國家利用其產業技術優勢、規則主導權和金融霸權進行經濟擴張、資源控制與財富掠奪，試圖將發展中國家長期壓制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這必然會制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發達國家內部發展失衡導致的矛盾日益凸顯之際，西方國家卻將此歸因于全球化，進而試圖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再工業化”等逆全球化方式，來維持其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主導地位。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產業資本的主導地位逐漸讓位于金融資本，資本流動自由化加劇了全球經濟動蕩與財富的國際轉移。20世紀90年代之后，為獲得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迫放棄政府主導工業化發展模式，而市場主導的發展模式又未建立，被迫受到反復無常的資本市場和投機行為的“約束”。[2]與此同時，基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利用國內利率政策，在全球范圍內周期性地操縱“美元潮汐”，引發拉美與東亞國家、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其優質資產和發展收益被美系資本以低價“收割”。21世紀以來，美國進一步濫用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在其國內制造業“外包”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通過增發國債釋放美元來購買國外商品，再以國債置換他國外匯儲備，并用于美國國內支出與進口商品，形成了美國對外經濟關系中的“美元—商品—美債”循環。

面對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以及美元霸權受到削弱的態勢，美國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理念貌似存在明顯差異，但在政策目標方面殊途同歸，即均試圖改變基于競爭力因素所形成的國際分工結構，推行所謂對華經濟“脫鉤”或“去風險”，從中國遷出或在本國新建、擴建高科技產業生產基地，以阻滯中國的產業升級，進而延續美國對外經濟“美元—商品—美債”循環。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其在對外經濟關系中迫切需要用本國的經濟資源置換國外的產品、技術，以推動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化進程，而非換取信用日益存疑的美國債券。因此，無論是傳統全球化模式，還是美國及其主要盟國力圖調整、重塑的全球化模式，由于充斥著美國及其盟國狹隘的國家利益觀與地緣政治考量，并且無視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與發展的普惠性，都必然導致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全球發展失衡。

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新型全球化的共同發展導向

基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共同發展導向，中國致力于尋求各方利益交匯點與合作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拓展產業合作等領域的新“發力點”與“結合點”，通過平等參與、互利合作，促進全球化向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演進。

第一，“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強調兼顧全球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支持各國探索和踐行符合本國國情的治國理念與發展道路，推動各國拓展與深化合作以實現共同發展，這使得新型全球化更具開放性與包容性。在共建過程中，“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推進不同制度與文化傳統的國家之間實現政策對接與發展合作。在合作過程中，中國不對合作議程設置政治門檻，統籌兼顧合作參與方的資源稟賦與發展需求，并推動各方尊重彼此正當利益和合理關切。在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之后，依托“五通”的前期成果，中國與共建國家在傳統產業升級、跨境產業鏈協作、新興技術應用、貿易與投資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不斷拓展與深化，并尊重共建國家在合作對象多樣化方面的政策導向，在共建國家積極拓展三方合作，以開放合作提升中國與共建國家在經濟發展領域的聯動性與依存度，以此助力中國與共建國家的共同發展。

第二，提升發展成果的共享度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提升發展的普惠性正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所致力實現的目標之一。中國追求的不是獨善其身的現代化，而是期待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一道，在“一帶一路”合作進程中共同實現現代化。[3]中國與共建國家的互利合作，摒棄利益獨占與零和博弈，致力于利益共享以實現共贏。中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實體產業對于提升民生福祉、促進共同富裕有基礎性作用。因此，中國尊重共建國家在發展自主性等方面的訴求，致力于通過資源加工產業本地化、技術轉移、人才培養等方式，增強共建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從而為提高共建國家國內發展的普惠性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促進全球范圍內的平衡發展。傳統全球化的進程一直被不合理的國際經濟分工以及西方國家所實施的金融掠奪等形式的“剝奪積累”過程所主導，由此導致全球投資不足；而中國的發展主要是生產導向的，通過促進國內和更廣闊世界的生產性投資，成為對抗世界市場投機性質的一種力量。[4]在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中國順應共建國家的訴求，向其輸出高質量產能與新質生產力，以此帶動區域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地位的整體性上移，助力共建國家的發展，從而改善傳統全球化“中心—邊緣”結構所導致的嚴重的發展失衡問題。

“一帶一路”產業聯通構筑新型全球化的發展基礎

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中國與共建國家的產業合作為“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怎樣建設這個世界”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與共建國家在礦產資源深加工、制造業等領域延展產業鏈合作，在生產與流通過程中加強企業間供應鏈協作，并推動企業間經營合作以構建“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由此提升共建國家的自我發展能力、經濟增長空間與發展韌性，從而助力共同發展。

一、“一帶一路”產業合作推動全球產業體系變革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全球化時代，能否成功融入全球產業鏈是影響其經濟發展前景的關鍵因素。然而，由于發達國家長期掌控全球產業鏈的上游環節，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過程中，被配置與鎖定在產業鏈的低端環節。自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在電子信息產業、傳統制造業、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等產業領域不僅技術進步顯著，而且企業規模與市場份額也保持穩步增長。面對中國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態勢，美國不斷加強對華科技產業遏制。在此形勢下，中國科技自立自強與產業升級的內在動能不斷上升，并引起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貿易與產業分工體系逐步出現結構性變化。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深入，中國與共建國家的產業合作有助于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推動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變遷。在此過程中，美國及其主要盟國出于政治考量，試圖干預、重塑基于資源稟賦而形成的全球產業鏈，這勢必會干擾全球經濟復蘇。鑒此，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對區域性產業鏈進行整合與提質增效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中企在中亞投資的最大光伏項目首期400兆瓦實現并網發電。圖為2023年12月27日，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中）出席并網啟動儀式。

2024年1月10日，中國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旗艦項目鳳凰工業園正式開園。圖為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羅利（右一）為鳳凰工業園開園揭牌。

二、“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發展重心

基于長期積累的發展成果與人才儲備，特別是科技自立自強進程中所取得的新成果，中國的產業升級進程穩步發展，不斷優化經濟要素稟賦結構，為拓展與深化對外產業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通過強化與共建國家的產業合作，擴展相關區域的國際大循環，有助于在工業的原料端、市場端強化中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穩定性，增強國內產業鏈韌性與安全水平，同時推動地區國家的工業化，助力共同發展。

在資源深加工領域，中國基于沙特、印尼等國的資源稟賦，通過在共建國家建設資源加工本地化項目，推動各方企業在資源產品深加工領域的跨境產業鏈協作，促進共建國家的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多樣化。在傳統制造業領域，中國與東盟、中東歐等地區國家的合作穩步推進?；诠步ā耙粠б宦贰笨萍紕撔滦袆佑媱澋群献骺蚣?，中國以提升共建國家制造業水平與工業化能力為重心，與東盟、阿拉伯國家、上合組織成員國等地區國家建立技術轉移平臺，通過共同開展技術示范和推廣，以共贏、分享為合作基點，推動與共建國家的產業技術合作。在此過程中，為推動共建國家形成產業集聚效應，中國與共建國家以產業園區合作為抓手，引導中國企業赴共建國家開展直接投資項目，并在建設“兩國雙園”等示范園區的過程中，拓展與共建國家的雙向投資。由此，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中國與共建國家的產業合作對非西方國家構建新工業革命合作伙伴關系所產生的示范效應不斷增強。

三、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產業體系中的地位演進趨勢

在不斷拓展與共建國家產業合作的基礎上，中國作為“中端發包國”和“中端緩沖國”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一方面，中國擁有完善、成熟的工業體系，較為先進的技術水平，可充分發揮“中端發包國”的作用，即隨著產業升級的穩步推進，中國可逐步通過產能合作、對外投資等方式將中低端產業轉移到產業鏈下游國家，在與共建國家的產業合作中實現整體價值鏈良性上移，并增進與共建國家的價值鏈關聯度；另一方面，中國在產業合作與價值鏈銜接中處于中端地位，既能有效銜接高附加值產業國與低附加值產業國之間的經濟聯動，又能在國際關系中應對單邊主義的沖擊，通過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地位，積極重構貿易公平、地位對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5]由此，中國能夠基于本國的發展成果帶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以及更大范圍的地區國家實現共同發展。

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將使中國的工業技術、工程能力與資金能力與共建國家的礦產等生產要素優勢以及發展潛力實現有效對接，這有利于進一步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促進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大循環，增加其在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生產要素的投入，從而高質量地聯通兩個市場、利用兩種資源，擺脫過去對外部的被動依附，積累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6]向共建國家延伸分工環節有助于中國企業提升其要素配置能力，而部分共建國家也將在工業化進程中逐漸成為中國企業供應鏈布局的重點區域與中間品的主要來源地。通過與工業化基礎較強共建國家開展區域內垂直專業化分工，中國可構建以我為主、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7]在此過程中，中國對“被動式”嵌入、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依賴度會逐漸降低，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主動式”嵌入全球價值鏈，進一步提升中國和共建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8]中國與共建國家產業合作的擴大與深化，將不斷提升雙方科技產業在全球市場中份額與增量收益，為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經濟創造新的增長點，塑造更為平衡的全球化格局。

以輸出新質生產力深化“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合作

以新興技術應用推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合作能夠對中國與共建國家的產業合作產生提質增效作用。在前期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合作的基礎上，中國已將數字平臺、清潔能源發電等新基建項目合作，作為實現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中國通過向共建國家輸出新質生產力，助力共建國家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體現了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的合作目標，從而為填平全球化的發展“洼地”創造有利條件。

一、數字基礎設施合作

當前，傳統產業的升級路徑、企業經營與業態創新模式都受到數字技術發展的深刻影響。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驅動社會形態加速向智慧社會演進，并推動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的變遷。在此過程中，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制造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特別是發達國家通過大量采用數字化、智能化技術與裝備，不僅大量減少生產環節的勞動力需求，降低制造成本，而且大幅縮短了生產工序和流程。隨著設計、消費與制造更加密切地結合，發達國家原先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的生產活動有所回流，在某些產業領域中，傳統“雁行模式”所體現的后發國家趕超路徑會被封堵。[9]與此同時，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一國工業品的國際競爭力日益依賴數字基礎設施所提供的優質服務。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其需要具備更高的信息技術水平，以保持和擴大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發展空間與競爭力。在此形勢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紛紛出臺推動數字產業發展的新舉措。

隨著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與共建國家的數字產業合作不斷拓展，特別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穩步推進，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方面：一是鑒于網絡通信基礎設施在傳統產業升級以及數字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拓展與共建國家在網絡通信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領域的合作。二是強化與共建國家在數智融合的高質量數據基礎設施與數據服務領域的合作，助力共建國家增強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能力。例如，中國—東盟（欽州）華為云計算及大數據中心的啟用，為雙方開展港口物流、海上互聯互通、跨境貿易、跨境電商等業務提供了全方位數據支撐和云計算服務。在此類合作項目的基礎上，共建國家的數據服務體系建設穩步發展，中國—東盟信息港、中歐班列“數字化”以及中阿“網上絲綢之路”等數字服務項目穩步推進。三是拓展與共建國家在高效能終端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特別是在共建國家開展智能城市感知設施、智慧交通控制系統、智能電網等終端設施建設，助力地區國家提升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能力。例如，在智能電網領域，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在巴西、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沙特等國承建或投資運營電網，并配備基于國產通信計量芯片等高端組件的智能電表與配套系統。

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支持共建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發展，使“一帶一路”建設適應數字化和智能化趨勢。這不僅有助于彌合共建國家與發達國家、共建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還可為共建國家發展電子商務、改造傳統業態、培育區域產業鏈與供應鏈提供有力支撐。

二、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合作

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中國穩步推進與共建國家在清潔能源產業，特別是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盡管共建國家大多擁有豐富的傳統化石能源儲備，但由于其對獲得可負擔、可持續的能源供給需求較大，并在國際氣候政治領域面臨較大壓力，這使得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已成為中東、中亞等光能、風能資源豐富的地區國家實現能源轉型與優化經濟結構的關鍵路徑之一。

2023年12月27日，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乘客們登上中企承建的達喀爾快速公交系統項目的公交車。

促進綠色發展是中國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之一。目前，中國光伏組件、風力發電機等關鍵部件在全球市場中處于領先地位，并具備強大的基建能力，而且全球清潔能源產業重心正進一步向中國轉移。隨著光伏、風力發電技術和新型儲能系統日益成熟且成本不斷降低，中國與共建國家深入拓展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與配套產業合作，并在以下方面為共建國家的能源基礎設施發展、綠色轉型創造有利條件。第一，中國企業在中東、中亞、非洲、拉美等地區參與光伏與風力發電設施建設與運營。其中，中國企業承建的光伏發電設施，填補了多個中東國家在此領域的空白，并助力中東國家盤活跨國電力交易。第二，中國企業為共建國家建設的光伏與風力發電設施，可為綠氫產業提供真正的清潔電力，為共建國家培育新的產業競爭優勢。在氫燃料電池等氫能產業有望成為清潔能源產業新的突破口和增長點的背景下，中國與共建國家的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合作，以及中國企業在共建國家風光氫儲產業園建設與合作進程的穩步推進，不僅將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與低碳發展，還將助力其形成諸多發達國家難以具備的清潔能源產業優勢與經濟增長點。第三，中國企業對共建國家清潔能源項目的參與形式由初期的產品出口與工程承包，逐漸轉向更具合作深度的直接投資。例如，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建立與擴大光伏組件生產基地，并與東盟企業協作構建了日益緊密的產業協作關系?？傊?，清潔能源產業合作已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展階段中國與共建國家拓展共同利益的孵化器。

以深度合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為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新型全球化聯動發展、行穩致遠，中國與共建國家還需在以下方面優化合作。

第一，在合作導向上，不斷增加中國市場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商品與服務的吸引力與吸納度。例如，可增加對共建國家中低端最終品的進口。雖然這在短期內會使國內競爭更為激烈，但從長期來看可推動國內企業提質增效、優勝劣汰，從而提升行業的整體競爭力。未來一段時期，通過進一步發揮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等開放合作平臺的橋梁功能，將共建國家的商品引入中國市場，同時通過加強與共建國家在電子商務、物流、文旅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共建國家增加更多服務業收入。與此同時，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外，可以中東等地區為重點區域探索構建與相關區域國家的自貿區，并保持這些自貿區對域外國家的開放性，以便更多的共建國家參與合作，為構建“一帶一路”自貿區不斷積累合作動能。

第二，在合作形式上，以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以及合作機制構建為重心，進一步深化與共建國家的經濟合作。通過深化與東南亞、中東、南亞等地區國家的產業鏈分工合作，支持共建國家的工業中間品進入在華企業的供應鏈與產品生態，并將中企主導的產業鏈向更大范圍的歐亞非地區擴展，加大與歐洲區域產業鏈的連接。與此同時，通過共建境外產業園區、聯合研發中心以及云計算中心等合作平臺或新型基礎設施，不斷推動國內高端設備和零部件、質量標準、技術服務、高端商務服務等新質產能“走出去”，提升與共建國家的產業融合度以及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讓共建國家在全球分工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不斷完善與共建國家之間的產業合作機制、投資保護制度以及具有法律意義的合作規范文件，以推進“一帶一路”產業合作規則建構，從而為雙多邊開放合作夯實制度基礎。

第三，在重點合作領域方面，在擴大與深化產業合作的基礎上，資金融通合作是中國與共建國家保持經濟穩定運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領域。由于中國具備全產業鏈優勢且處于持續技術升級進程之中，這使得中國制造業產能與產品可成為人民幣的錨定物。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基于前期的貿易與產業合作基礎，中國與共建國家在貨幣互換、貿易領域的人民幣計價與結算，以及通過融資助力共建國家減輕美元債務壓力等方面的資金融通合作，有利于降低西方國家以鄰為壑的貨幣與金融政策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秩序與經濟穩定造成的沖擊。未來一段時期，繼續擴大人民幣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投融資交易中的地位，提升人民幣融資功能，不僅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有助于促進地區國家經濟發展與維護經濟安全。在此過程中，完善“一帶一路”銀行間常態化合作機制（BRBR）和中國信用評級機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信用評級制度，將有助于促進和規范“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資金融通合作，并降低合作進程中的金融風險。

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中國與共建國家基于共同發展的導向持續深化合作，通過不斷構筑產業與經濟合作的結合點和創新點，助力各國向現代化愿景穩步邁進，并實現中國與共建國家的互利共贏。與此同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助力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并將為破解阻礙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結構性難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心—邊緣”格局創造有利條件，從而彰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新型全球化聯動發展的時代意義。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1]?薩米爾·阿明著，丁開杰等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頁。

[2]?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李楊等譯：《全球化逆潮》，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版，第306頁。

[3]?習近平：《建設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4]?Dic?Lo，?“Towards?a?conception?of?the?systemic?impact?of?China?on?late?development，”?Third?World?Quarterly，?Vol.41，?No.5，?2020，?pp.875-876.

[5]?侯啟緣：《“一帶一路”多邊合作的優勢、問題與對策——基于“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國際大循環視角》，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1期，第69-72頁。

[6]?李震、昌忠澤、戴偉：《雙循環相互促進：理論邏輯、戰略重點與政策取向》，載《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第23頁。

[7]?黎峰：《供應鏈自主可控：理論邏輯與中國實踐》，載《學?！?023年第4期，第118頁。

[8]?王玨等著：《基于“一帶一路”的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網絡化系統演進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21年版，第220頁。

[9]?魏際剛：《邁向產業強國：中國產業高質量發展戰略與政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23年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