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宮遺址資料整理記

馮嘉琪

舊宮遺址位于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舊宮三村，屬北京東南部永定河沖積平原。2019年到2020年期間，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重點區域進行了3次考古發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日用遺物，因等級較低，確認其為西周小型聚落遺址，這處遺址是北京東南部地區首次發現的西周時期遺址。

核對資料

2021年，舊宮遺址所有發掘材料由北京考古研究院委托首都師范大學考古學專業師生整理，我參與到了整理項目中。我們對所有原始發掘資料進行了細致地梳理和深入地了解，確保不遺漏一處。隨后，從核對資料開始，正式開啟整理工作。我們核對了150多個探方和探溝（出土遺跡單位）的圖文發掘資料，包括遺跡發掘記錄、探方總平面圖、四壁剖面圖及遺跡平剖面圖等紙質和電子資料，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糾錯，對部分圖紙進行重繪，并詳細繪制了每個探方的系絡圖和電子遺跡圖。

圖文資料的整理是開展后續工作的基石，我們花費了數月時間確保圖文資料的完整性與準確性。在對探方發掘資料進行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東北與西南探方地層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甚至部分相鄰探方也因各種原因導致了地層層數、厚度、形制不一，這使傳統的通層做法無法適用，為了讓報告寫得更科學，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最終放棄了統一全部地層的做法，決定以探方為單位開展整理工作，將每層限于探方內部，盡可能減少誤差，并根據后續出土遺物的整理情況，進一步明確遺址堆積情況。

整理遺物

舊宮遺址出土的遺物，主要為陶器殘片。陶片數以萬計，整理任務極重。在烈日下、蟲咬時，我們加班加點，完成所有陶片的清洗。我們戴上手套，按照探方分別將陶片放入水中，再用刷子順茬輕刷，將紋飾和茬口處的泥土清洗干凈，最后進行晾曬，隨即開展拼對統計工作。

陶片的拼對統計是開展研究工作的基礎，我們針對舊宮遺址陶片特征，設計了專屬統計表。在統計過程中，反復核對遺跡編號，仔細拼對殘片，確保歸屬遺跡、陶片數量不出錯，統計結果可信。但在整理過程中，我們發現存在不同整理者對陶色判斷有誤差，部分陶片探方標錯、晚期陶片混入、早期探方混亂等問題，多次開會研討后，我們最終確定了陶色判斷標準，并在老師的指導下，結合發掘資料將單位混亂的陶片篩出，保證了西周時期陶片統計的準確性。

陶片分類是在統計的基礎上進行的。所有統計結束后，我們開始了器類統計工作。經多次開會討論，我們依據雷興山老師提出的最小器類原則開展工作，將舊宮遺址西周時期陶器細化分為折沿袋足鬲、侈口鼓緣聯襠鬲、袋鬲口聯襠鬲、卷沿袋足鬲、卷沿聯襠鬲、高領深腹鬲、侈口厚唇簋、敞口薄唇簋、雙沿盆、卷沿盆、矮直領甕、矮領厚唇甕、小口高領罐、大口矮領罐以此標準完成器類統計，最終認定其時期主要為西周中期，存在三種文化因素，即土著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和周文化因素。與此同時，完成了報告的初次標本挑選任務。

報告編寫

實事求是、全面系統是考古報告的重要原則。我們對以往資料再次進行核對修改，確定并繪制了遺址總平面圖及西周時期總平面圖。在總平面圖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整理情況，以資料性和學術性為原則，確定了舊宮遺址發掘報告為“總論＋分述”的體例。自9月起著手發掘報告的編寫，為保證報告質量和撰寫速度，我們細化了分工，一批負責遺跡整理工作，包括再次核對圖文資料和整理物件，一批繼續完善舊宮遺址西周遺存的類型分析和分期工作，再次減少標本量。

兩項工作完成后，正式開始報告分述部分的文字撰寫。以探方為單位，包括地層、遺跡、標本的詳細描述，每日撰寫不少于5000字，我們還邀請了老師開展遺物修復和標本繪制工作。目前已完成修復和報告初稿撰寫工作。

整理收獲

兩年多的整理工作，讓我從只知理論到親身實踐，從不知從何入手的迷茫到快準全的游刃有余，從毫無頭緒地整理圖文資料到會寫初步成形的發掘報告。在整理過程中，我遠離城市的喧囂，在“深山”中，考古繪圖、電子制圖、器物分類、遺物修復在報告撰寫中，我更深入了解標本的紋飾特征、制作工藝，對于每類器物的形制異同，以及相同器類的變化掌握得更多，遺址內遺跡性質和出土物的判斷更加準確。

整理過程中最驚喜的無疑是“數字卦”的發現，數字卦是出土材料中由一組數字縱向排列而成的卦文。舊宮遺址目前共發現70版、166例數字卦例，這是目前西周數字卦發現片數最多的一批。在北京大興舊宮遺址出土的西周刻劃符專家論證會上，認定舊宮遺址發現的大量西周時期刻畫陶符，應屬“數字卦”。目前正在將字、器、背景、制度結合起來進行數字卦專題研究。舊宮遺址文化內涵豐富，反映了該地區的文化多元性，不同譜系的文化碰撞、交流與融合，折射出該區域的政治格局變遷、人群流動，是北京地區燕文化發現的重要突破。其考古發掘工作對于理解西周早中期燕薊地區的中原化過程，揭示北京地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有重要意義。

責任編輯：張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