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用途淺析＊

王小娟 王曉毅

（1.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2.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郭家棗園遺址位于山西省運城市稷山縣南端的太陽鄉下王尹村西南，地處峨嵋臺地的北端，汾河自其北側由西向東匯入黃河，在地貌區劃上屬于臨汾盆地的最南端，也正處于晉西呂梁山與晉南盆地的中間地帶。200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基本建設，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根據地形分三區，揭露面積2550余平方米。清理的遺跡與遺物遺存相對豐富，尤其是發現了數量較多的圓陶片。文化內涵以仰韶文化晚期與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的遺存為主，其次是東周遺存。

該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主要出土自灰坑和地層，合計97件。其中46件圓陶片，出自22個灰坑（Ⅰ區17個、Ⅱ區4個、Ⅲ區1個），占28個有陶器標本遺跡總數的78.6%。由此可見，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的出土概率是極高的。此外，還出土2件圓形石餅，形制與圓陶片基本相同。

圓陶片均是用日常生活陶器殘片改制而成，先打制成圓形或近圓形，部分圓陶片的周緣會再次磨制，有的磨制粗略，有的磨制精細。圓陶片多數是用陶器腹片改制的，其次常見的是盆或罐等平底器的器底，少量可辨器類的是盆或罐近口沿片或肩部，個別為板瓦等改制。就郭家棗園東周時期圓陶片，可辨來源部位的有器底15件、泥質盆或罐近口沿片5件、泥質盆肩部2件、鬲足片2件、布紋板瓦片1件。以下分別從圓陶片的形制、大小、陶質、工藝四個方面進行解析。

一、圓陶片形制分析

從圓陶片的平面形狀來看，除了5件殘損之外，剩余92件可分為四類：一是較標準的圓形，有50件，占54.3%；二是近圓形，38件，占41.3%；三是近長方形，3件；四是近五邊形，1件。由此可見，該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絕大多數以圓形和近圓形為主，從形制上來看可以稱之為圓陶片。

圓形類的圓陶片，平面形制相對規整，周緣立面近直、很鈍。例如，H5:3圓形，由夾細砂灰陶殘片改制而成，器形較小，周緣磨損明顯，素面，器表可見修抹痕跡。直徑2.6、厚0.83厘米（圖一，4）。H13:4，圓形，由夾細砂灰陶器器底殘片改制，素面，周緣可以看出經過從內面向外底打制后再進行磨制。直徑4.6、厚0.95厘米（圖一，1）。H15:6，圓形，泥質灰陶殘片改制，周邊打制成形后，又經磨制而成，器表可見交錯繩紋。直徑4、厚1厘米（圖一，2）。H48:2，圓形，由泥質灰陶腹片磨制而成，外壁殘留繩紋。直徑4、厚0.58厘米（圖一，3）。

圖一 郭家棗園遺址東周圓陶片之一

近圓形類的圓陶片，指平面形狀接近圓形，但并不是較標準的圓形。原因可能在于用殘片打制完成后，磨修得不夠；也可能是限于陶片的形制，只能制作成接近圓形的圓陶片。

根據觀察、統計，該類圓陶片主要以打制、打制加磨制的為主，僅有2件橢圓形圓陶片為磨制。例如，H13:3，近似圓形，使用泥質灰陶殘片由內壁向器表打制，且周緣可見部分磨制痕跡，器表素面。直徑5.5、厚1.3厘米（圖一，6）。H15:3，近圓形，由泥質灰陶器底殘片改制，其中兩斜邊切割成直立面，其余兩弧邊打制后又經磨制而成。最大徑5.4、最小徑4、厚0.77厘米（圖一，5）。H46:4，近圓形，由泥質灰陶罐或盆類器的近口沿殘片改制，主要由器表向內壁打制，刃緣局部較銳。器表飾豎繩紋，內壁可見兩個墊窩和一條水平泥縫。最大徑8、最小徑7.5、厚0.55厘米（圖一，7）。T0620①:1，橢圓形，由泥質灰陶器底改制而成，周緣均經磨制，僅局部殘留打制痕。長徑5.3、短徑4.7、厚1厘米（圖二，1）。

近長方形類圓陶片，僅發現3件，由泥質灰陶片打制而成，個別經磨制，整體近似長方形。例如，T0525②:1，近長方形，使用泥質灰陶殘片主要由內壁向器表打制，局部由器表向內壁打制，刃緣較鈍。器表飾弦斷繩紋。長徑6、短徑5.2、厚0.95厘米（圖二，2）。T0624②:5，近長方形，使用泥質灰陶殘片打制而成，周緣三個邊較直，另兩個邊為斜刃但較鈍，由內壁向器表打制。器表飾繩紋。長徑6、短徑4.5、厚1.3厘米（圖二，4）。

近五邊形類圓陶片，僅發現1件。T0624②:6，由帶繩紋泥質灰陶腹片改制而成，五個邊緣均較直，頂部兩個圓角斜邊經磨制。長徑4.5、短徑2.5、厚0.55厘米（圖二，3）。

圖二 郭家棗園遺址東周圓陶片之二

筆者對97件圓陶片的厚度和92件完整圓陶片的直徑進行了測量[1]。 由圖三、圖四圓陶片厚度、直徑頻次分布直方圖可以看出，圓陶片的厚度數據范圍主要在0.5～1.5厘米。因為圓陶片是由普通日用陶器殘片改制的，所以圓陶片的厚度受陶器原有器形的影響，這從圓陶片最薄的為0.4厘米、最厚的有2厘米，即可看出圓陶片對厚度似乎并沒有特殊要求。反觀圓陶片的大小，直徑的數據集中在3～7厘米，結合肉眼觀察并手握感知圓陶片的大小，可以將92件圓陶片分為三類：小型圓陶片直徑在4厘米以內；中型圓陶片直徑在4～6.5厘米；大型圓陶片直徑在7～13.5厘米（圖五）。三類圓陶片以中型的數量最多，58件占59.79%；其次是小型的28件，占28.87%；大型最少，6件占6.19%（圖六）。

圖六 東周三類圓陶片數量比例餅形圖

圖五 東周圓陶片直徑與厚度散點圖

圖四 東周圓陶片直徑頻次分布直方圖

圖三 東周圓陶片厚度頻次分布直方圖

二、圓陶片大小分類研究

小型圓陶片：H7:6，圓形，由泥質灰陶殘片從內面向外表打制修磨而成，周緣立面較直，磨損明顯，素面。直徑2.8、厚0.54厘米（圖七，1）。T0620②:1，橢圓形，由泥質灰陶殘片磨制而成，周緣立面較直。器表飾繩紋。長徑3.2、短徑2.8、厚0.56厘米（圖七，2）。

中型圓陶片：H26:5，圓形，由泥質灰陶器底殘片磨制而成，器形規整，素面。直徑4、厚0.72厘米（圖七，3）。H15:2，圓形，由泥質灰陶器底殘片打制而成，周緣較直，磨損明顯。直徑5.5、厚0.8厘米（圖七，4）。H26:6，圓形，由夾細砂灰陶腹片改制，周緣可見兩面打擊的痕跡，立面直厚，器表飾繩紋。直徑6、厚1.3厘米（圖七，5）。

大型圓陶片：T0513①:1，圓形，由泥質灰陶器底改制而成，打制為主，局部磨制。內底可見繩紋，局部又經修抹成素面。直徑7.8、厚0.79厘米（圖七，6）。H62:3，近圓形，泥質灰陶殘片由器表向內壁打制，周緣直鈍，磨損明顯，器表飾有繩紋。直徑8、厚1.26厘米（圖七，7）。H51:1，近圓形，由泥質灰陶盆或罐的近口沿片改制而成，器形較大，主要由器表向內壁打制，部分為雙面打制，局部刃緣較銳。器表飾有繩紋，被兩道修抹痕隔斷。直徑12、厚1厘米（圖七，8）。

圖七 東周三類圓陶片舉例

為進一步明確三類圓陶片的差異，采用一元方差分析進行假設檢驗。如表一所示，以極高的概率認為三類圓陶片直徑所反映的大小存在明顯差異，分類是有意義的。

表一 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三類圓陶片描述統計及一元方差分析

三、圓陶片陶質分析

經過對圓陶片胎質的統計，發現有泥質陶72件占74.2%，細砂陶23件占23.7%，中砂陶2件占2.1%。由此可見，圓陶片以泥質陶為主，其次是細砂陶，個別中砂陶，基本不見粗砂陶。推測古人在選用廢棄陶片時，比較傾向選用泥質陶片來改制圓陶片。這可能與泥質陶胎體相對致密、更好打制或磨制成型有關。不見粗砂陶的原因，可能是該階段夾砂陶多以細砂為主，粗砂罕見。

為了探討不同大小的圓陶片與陶質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相關性，筆者對此進行了相關性分析與假設檢驗。表二列出了圓陶片的種類與陶質列聯表，在此基礎上用SPSS計算出兩個名稱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301，并進行卡方檢驗，顯著性為0.187，大于0.05，表明圓陶片陶質與種類之間不存在明顯相關性。這從二者的簇形直方圖也可以看出（圖八），三類圓陶片均以泥質陶為主，且細砂陶比例在小型和中型圓陶片中均小于泥質陶。由此可見，古人在制作不同大小的圓陶片時，并沒有有意選擇不同的陶質，可能還是以制作相對簡便、高效的泥質陶為主。

表二 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種類與胎質列聯表[2]

圖八 東周圓陶片種類與陶質的簇形直方圖

四、圓陶片工藝分析

從圓陶片制作和加工工藝來看，可以分為四類（圖九）：一是打制而成，有49件占50.5%。該類圓陶片雖然是打制而成，但周緣立面絕大多數較直，幾乎無刃。二是打制加磨制，有23件占23.7%，該類指的是圓陶片主要經打制而成，之后還對周緣局部進行磨制，兩種技術相結合，但以前者為主。三是磨制加打制，有8件占8.2%，指的是圓陶片打制成型后，周緣大部分經過磨制，磨制比重明顯要高于第二類。四是磨制而成，有17件占17.5%，指圓陶片周緣整體經過較精細的磨制，有些標本周緣磨制到完全看不出打制的痕跡，可以直接在平面上滾動。這四類圓陶片雖然制作、加工工藝略有差異，但整體周緣均較鈍，可能并非用作切割之用。

圖九 東周圓陶片四類工藝比例餅形圖

不同大小的圓陶片與四類工藝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筆者在統計圓陶片種類與工藝列聯表的基礎上（表三），用SPSS計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218，卡方檢驗顯著性為0.868。因而，以較高的置信度推斷圓陶片大小和工藝之間不存在明顯相關性。三類圓陶片雖然都以打制為主，但如果把剩余三類工藝的圓陶片數量相加，除了大型器之外，小型和中型圓陶片經過磨制的數量是略高于打制的，這也是東周時期圓陶片周緣較鈍的主要原因。

表三 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種類與工藝列聯表

五、圓陶片用途分析

通過對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的形制、大小、陶質、工藝四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可以對該類圓陶片有相對明確的認識：圓陶片均是用日常生活類陶器殘片改制而成，平面形制以圓形和近圓形為主，是比較典型的圓陶片。圓陶片的制作材料多選用泥質類陶片進行改制，其次是夾細砂陶片，極少選用夾中砂陶片。對圓陶片的制作和加工，以打制為主，但磨制比例也較高，有一部分圓陶片磨制的精細程度，已完全觀察不到打制痕跡。從圓陶片的周緣特征來看，多數立面較直，少數打制有刃的刃緣也很鈍，基本無法用于切割。

相對于圓陶片的平面形狀、制作加工工藝而言，圓陶片大小的分類差異更直觀、明顯，以直徑4～6厘米的中型數量最多，其次是3～4厘米的小型，直徑超過7厘米的大型圓陶片數量最少。目前發現的2件石餅，均為細砂巖，H99:3，圓形，經雙面打制而成，周緣立面較直，內外壁均磨光，直徑4.2、厚0.89厘米（圖一〇，1）；T0515②:2則通體磨制而成，橢圓形，長徑4、短徑3.4、厚0.98厘米（圖一〇，2）。這兩件石餅的制作工藝與圓陶片常見的打制、磨制工藝相同，尺寸也屬于圓陶片數量最多的中型。因此，推測這兩件石餅與圓陶片的功用一致。

圖一〇 東周時期石餅

為進一步辨識圓陶片的具體功能，筆者用放大鏡對圓陶片周緣進行反復觀察，并用微單相機進行拍照。通過觀察，發現無論是打制成型還是磨制成型，無論大型還是中小型，圓陶片的周緣，尤其是突出的邊緣一般均有磨損，推測多數很可能是使用過程中磨損的。筆者對圓形和近圓形的圓陶片放在平整地面上進行滾動，多數都可以向前滾動，周緣磨制較好的滾動得就較遠。所以，該類圓陶片完全可以當作玩具，小孩可以在地上進行滾動圓陶片進行玩耍。例如，H26:5和H31:6均磨制而成，前者可見左下斜向修磨時留下的細條痕（圖一一，1），后者周緣似經使用而磨損明顯（圖一一，4）。H55:1（圖一一，2）和H99:4（圖一一，5）均是先經打制，周緣在加工或者使用后磨損明顯。H62:4（圖一一，3）和H26:2（圖一一，6）打制為主，但仍可見周緣突起部位的磨損痕跡。

圖一一 中小型圓陶片周緣

大型圓陶片均以打制為主，周緣較鈍的也可以觀察到突起部位的磨損痕，例如H62:3（圖一二，1）和H51:1（圖一二，3）。周緣局部較銳的H46:4，突起邊緣也可觀察到磨損痕，而凹進去的刃部則磨損不明顯，推測不是當作刮割類工具。用大型圓陶片試著進行滾動，發現沒有中小型圓陶片好滾動，相對費勁些。所以，大型圓陶片用來作為滾動的玩具來使用的概率可能相對低一些（圖一二，2、4）。

圖一二 大型圓陶片周緣

根據觀察，發現個別大型圓陶片有可能當作器蓋來用。例如，泥質高領罐H45:3的口徑為10厘米、H73:1口徑為11厘米，大型圓陶片H51:1直徑為12厘米，均可以當作前兩類罐的蓋子來使用（圖一三）。目前該遺址最大的圓陶片H109:1，由器底打制而成，直徑為13.5厘米，可以直接蓋在泥質矮領罐H73:2的口部（圖一四）。

圖一三 圓陶片可能作為罐類器蓋

圖一四 大型圓陶片可用作器蓋

此外，還發現一件大型圓陶片中間穿孔后成為紡輪。H62:5，陶紡輪，殘存一半，復原應為圓形，由泥質灰陶器底改制，周緣經雙面打制而成，中間雙面對鉆一個圓孔，外底有繩紋。直徑9.5、圓孔外徑1.4、內徑0.7、厚0.92厘米（圖一五，1、2）。圓陶片經鉆孔改制成紡輪，在該遺址新石器圓陶片中也有發現。所以，圓陶片也可能是陶紡輪的半成品。該遺址東周時期的紡輪除了用圓陶片改制之外，還有兩類：一類是專門捏制一次成型的，例如H62:6，泥質褐陶，殘存一半，器表素面，陶色不均，系經手工捏制后燒制而成，中央有一戳制的圓孔，直徑6、孔徑0.7、厚2.47厘米（圖一五，4）。一類是用陶豆盤與豆柄相接處的殘片改制而成，在豆盤底部打制一個圓孔，與豆柄相通，即可成為紡輪。例如，H42:12，泥質灰陶，殘高4.4、豆柄壁厚0.71厘米（圖一五，3）。

圖一五 東周時期陶紡輪

目前有關圓陶片的專題研究相對較少，筆者與學生曾對山西、陜西、河南三省新石器圓陶片資料進行收集和梳理，發現在關中、晉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圓陶片的數量和出土概率隨時間發展有明顯變化，第一個高峰期是仰韶初期和仰韶早期，仰韶中期圓陶片數量驟降，與此同時陶刀的數量增多；第二個小高峰期是仰韶晚期，在此之后圓陶片的出土概率相對較小[3]。有關新石器時代圓陶片的功能研究，王煒林、王占奎兩位先生認為帶刃圓陶片是收割谷物的工具[4]；趙藝蓬先生認為圓陶片主要作為計數工具來使用，部分刃部鋒利的當做刮削獸皮或切割肉類和植物塊莖的工具，刃鈍的當做小孩玩具使用[5]。

此外，陳國梁、劉緒[6]、李萌[7]、嚴志斌等學者對夏商時期的圓陶片有相關論述，均提到二里頭文化有隨葬圓陶片的葬俗，且主要見于高等級墓葬。涂朱或者帶漆圓陶片的功用，陳國梁先生認為是漆器底部[8]，嚴志斌先生認為是為堵塞漆觚剜制過程中形成的孔道而使用的[9]。不規整圓的陶片，陳國梁先生推測為玩具。

有關商周及其以后的圓陶片的討論極少。馬寶光先生認為用陶片、瓦片或瓷片打制成圓形的“友”，有的還磨圓一點增加美觀，是兒童體育活動——“踢房”的用具[10]。類似現代用粉筆或樹枝在地上畫出格子，用沙包踢進指定格子，進行玩耍的游戲。

綜合以上分析所得，郭家棗園遺址東周時期圓陶片基本沒有鋒利的刃部，所以排除作為收割谷物工具的可能性。推測圓陶片可能作為玩具，尤其是中小型類周緣磨損明顯的圓陶片很可能是小孩滾動玩耍的玩具，不太規整的圓陶片不宜滾動，有可能當作“踢房”玩具。部分圓陶片也可能當作器蓋使用，或者作為紡輪的半成品。平整的圓陶片也有可能作為器底墊具使用。但考慮到這些圓陶片多出土于灰坑或地層中，可能是其原初功能下降或者受損后，抑或有新制的成品，進而將原先的老舊圓陶片丟棄。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多次與李文杰先生交流，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1]圓陶片直徑利用得力20厘米的鋼尺進行測量，厚度用電子游標卡尺進行測量。

[2]缺失指圓陶片是殘件，不能測量直徑，所以無法判斷大小種類。

[3]袁媛:《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圓陶片研究》，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4]王煒林、王占奎:《試論半坡文化“圓陶片”之功用》，《考古》1999年第12期，第58頁。

[5]趙藝蓬:《臨潼零口遺址新石器時代“圓陶片”的功用淺析》，《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 37頁。

[6]劉緒: 《夏商周陶瓷發展史初論（下）》，《陶瓷考古通訊》2014年第2期，第 51頁。

[7]李萌、趙賓:《二里頭文化圓陶片葬俗探析》，《洛陽考古》2018年第4期。

[8]陳國梁:《二里頭遺址出土小件文物漫談》，《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503頁。

[9]嚴志斌:《漆觚、圓陶片與柄形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1期，第14頁。

[10]馬寶光:《簡論古代兒童體育玩具——友》，《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