璽印封泥研究對歷史地理學的推進

張偉然

近年璽印封泥研究對歷史地理學的推進，目前來看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方面，增添文獻失載的政區名稱。這方面例證很多，最顯著的例證是“江南”?！妒酚洝へ浿沉袀鳌份d：“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弊蕴埔越?，都是將“江南”理解為一個地區。

張守節《正義》謂：“此言大江之南”。清代杰出史家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摘引此句：“‘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俄椨鸨炯o》‘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边@很顯然將“江南”與“江東”等量齊觀，全都當作地區名了。

我本科時讀《貨殖列傳》，就覺得這句話很不對勁?！敖稀鼻懊娴暮馍?、九江，后面的豫章、長沙，都是郡名，中間摻雜一個地區名，顯得不倫不類。太史公文法嚴密，當不至此。但要說“江南”與上下文一樣，也是郡名，又沒有依據。近年孫慰祖先生發表《浙江、江東、江南為秦郡說》一文，明確指出“江南”當為秦郡名，此外秦代還當有浙江郡和江東郡。由于岳麓秦簡中有“江東、江南郡吏”之文，慰祖先生的這一判斷可謂不刊之論。

類似例證不勝枚舉。由于《史記》中沒有秦代政區地理專篇，以致秦郡沿革至今仍聚訟紛紜。最高級別政區尚且如此，縣級及以下地名可想而知。此類發現對于歷史地理學，特別是歷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彌足珍貴，可補傳世文獻之闕。

第二個方面，傳世文獻中有些關于政區的記載語焉不詳，璽印封泥資料可以對其加以確證。如《史記·項羽本紀》載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譚其驤先生據此判斷衡山應屬秦郡。今存有“衡山發弩”和“衡山馬丞”封泥，足證其說可從。

第三個方面，可提供地名正字依據。一些歷史地名在文獻中往往有多種寫法，到底哪一種寫法是正字，璽印封泥能提供第一手資料。例如，秦有“三川”郡，封泥所見為“叁川尉印”“叁川邸丞”；戰國齊都臨淄，秦封泥有“臨菑司馬”。顯然，“叁”“菑”才是當時的正字。秦有東?？?，秦封泥有“東晦馬”，傅嘉儀先生認為“東晦”即“東?！?。秦封泥有“潦東守印”，漢印有“遼東太守章”，孫慰祖先生認為“潦”“遼”均為正字，“不同時期的印文都反映了當時正式的地名正體”。

在此需說明的是，書寫層面的同文異寫與正字法無關。曾有學者據《后漢書·馬援傳》注引《東觀記》中的一條著名史料，即馬援上書稱：“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向。城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痹搶W者斷定“東漢同一縣的官印上用字尚且不同，可以推知秦代這樣的例子應當更多”，并以此解釋“出土文獻中的郡名寫法與史書中記載的有些不同?！笔聦嵣?，馬援說的“印文不同”只是書寫層面的差異，并不牽涉到用字層面的統一。而且，即使同一時期的出土文獻存在用字不同的現象，從法律意義來說，自然當以官印文字為準。

第四個方面，可增加對古代地名管理規則的一些理解。這方面，眾所周知的是“慈溪縣”，本來自唐代以降一直寫作“慈溪”。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縣令失印，重新鑄印時“議者恐所失之印還復得之，必覆出為奸”，因而“更印文從谷”，即把“溪”改成“谿”。類似情形在歷史上不乏其例。

官印涉及國家制度。地方官失印重刻，如果刻一個跟舊印一模一樣的，萬一舊印落到其他人手里，就會造成政府信用體系的混亂。一定要刻個與舊印明顯不一樣的，才能讓舊印自動失效。然而官印的印面形制、尺寸大小、文字格式、職官信息、書寫風格，都不容更改，唯一可變的便是地名信息。因此，歷史上每一次地方官失印重制，必然伴隨一次地名更改。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對于地名管理的一個很明顯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