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部新兵人格特質與新訓期心理癥狀的網絡分析

楊天奇，任 壘，李新紅，毋 琳，崔 怡，武圣君，楊 曦，劉旭峰

(1空軍軍醫大學軍事醫學心理學系基礎心理學教研室，陜西 西安 710032；2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全科醫學科，陜西 西安 710038；空軍軍醫大學：3護理系人文護理學教研室，4軍事醫學心理學系教學實驗中心，5西京醫院衛生經濟管理科，陜西 西安 710032)

軍隊中相當比例的自殺和惡性案件是由精神心理障礙引起的[1]，人格具有穩定性，其與心理癥狀的關系研究對于軍事心理選拔具有重要意義。人格特質可以預測軍事人員抑郁障礙的嚴重程度和頻率[2]；高神經質會增加青年軍人自殺風險，而外向和高責任感與自殺風險的降低有關[3]；在COVID-19疫情期間，外向性高、開放性低的人群往往抑郁和焦慮水平較低[4]。然而，在人格特質與心理癥狀的關系研究中，變量較多時容易出現變量間的虛假相關[5]。網絡分析能夠一定程度上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其使用高斯圖像模型對數據進行擬合并使用正則化過程來控制虛假相關的發生[6]。同時，網絡分析可提供橋中心性指標量化比較不同人格特質與心理癥狀整體的連接強度，從而探究不同人格特質對心理癥狀整體的保護性或風險性作用[7-8]。

使用網絡分析方法研究新兵人格特質與在新訓中出現的心理癥狀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為新兵人格特質與心理癥狀關聯模式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視角，并通過橋中心性指標探索了不同人格特質對心理癥狀整體的保護性或風險性作用，以期為軍人心理選拔和心理健康維護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方法調查某部隊新兵的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新兵新訓兩周后，在向新兵說明調查目的、意義及填寫方法后，發放問卷并現場填寫后回收。共發放問卷242份，刪除不完整問答問卷，共得到220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1%。有效數據整體年齡范圍17～24(平均19.28±1.56)歲。本研究經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許可證號：CHiCTR1800019761)。

1.2 方法

1.2.1 癥狀自評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使用SCL-90中文版[9]進行心理癥狀的測量。SCL-90是一種廣泛用于測量心理癥狀的工具，共有90個評定項目，包括軀體化、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精神病性和飲食睡眠10個因子。該量表采用1～5級評分，評分越高，代表相應的心理癥狀嚴重程度越高。

1.2.2 艾森克人格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使用修訂版EPQ簡式量表中國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 for Chinese，EPQ-RSC)[10]進行人格特質的測量。EPQ-RSC是廣泛用于測量人格特質的工具，包括4個維度，分別是內外向、神經質、掩飾性、精神質。每題以“是”或“否”作答，按0或1分記分，每個維度評分的高低分別代表人格特質的不同傾向。

2 結果

2.1 新兵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描述性統計

新兵EPQ-RSC和SCL-90測驗各因子的平均值、標準差、橋預期影響見表1。

表1 新兵EPQ-RSC與SCL-90各因子平均值、標準差和橋預期影響 (n=220)

2.2 新兵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網絡分析

新兵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網絡結構圖(圖1A)顯示跨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社團的關聯路徑共有21條，其中12條為負相關，9條為正相關，邊權值范圍-0.11～0.19。E1“內外向”與5個心理癥狀存在關聯，且這些關聯均為負性，其與S7“恐怖”的相關性最強，邊權值為-0.11；E2“神經質”與8個心理癥狀存在關聯，且這些關聯均為正性，其與S4“抑郁”的相關性最強，邊權值為0.19；E3“精神質”僅與S9“精神病性”之間存在正性關聯，邊權值為0.08；E4“掩飾性”與7個心理癥狀存在關聯，且這些關聯均為負性，其與S8“偏執”相關性最強，邊權值為-0.07。心理癥狀社團內部的關聯均為正性，其中S1“軀體化”與S10“飲食睡眠”之間的關聯最強，邊權值為0.23。人格特質社團內部的關聯均為負性，其中E1“內外向”與E3“精神質”之間的關聯最強，邊權值為-0.13。

A：新兵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網絡結構，藍線表示正相關，紅線表示負相關，線越粗，顏色越飽和，相關系數越大；B：網絡中各節點的橋預期影響值。E1：內外向；E2：神經質；E3：精神質；E4：掩飾性；S1：軀體化；S2：強迫；S3：人際關系敏感；S4：抑郁；S5：焦慮；S6：敵對；S7：恐怖；S8：偏執；S9：精神病性；S10：飲食睡眠。

新兵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橋預期影響(圖1B)結果表明，E2“神經質”的橋預期影響值最高，其值為0.60。因此，E2“神經質”正性連接了更廣泛的心理癥狀，意味著其對心理癥狀的風險性作用可能更高。E4“掩飾性”和E1“內外向”的橋預期影響值為負，其值分別為-0.35和-0.30。因此，E4“掩飾性”和E1“內外向”負性連接了更廣泛的心理癥狀，意味著其對心理癥狀的保護性作用可能更高。橋預期影響相關穩定性系數為0.52，表明其具有足夠的穩定性。

3 討論

網絡分析結果表明，不同人格特質與心理癥狀的關聯模式不同。人格特質“神經質”和“精神質”與心理癥狀之間的關聯均為正性，表明其可能具有促發心理癥狀整體出現的風險性作用。特別是“神經質”與心理癥狀之間存在廣泛且緊密的正性關聯，意味著其對心理癥狀整體的風險性作用更高，即“神經質”更可能是心理癥狀出現重要的人格特質基礎?！吧窠涃|”與“抑郁”有著最強的正性關聯。神經質高的新兵內省過強，過分關注自身體驗，將消極情緒放大，面對困難環境患得患失容易滋生抑郁情緒。另外，研究表明神經質和抑郁具有重疊的遺傳風險[15]，并且神經質能夠前瞻性預測抑郁發作[16]。人格特質“內外向”和“掩飾性”與心理癥狀的關聯均為負相關，表明其可能具有抑制心理癥狀整體出現的保護性作用?！皟韧庀颉迸c“恐怖”有著最強的負性關聯。研究發現，外向與社交恐懼癥、廣場恐懼癥之間存在遺傳上的負相關[17]。在新兵群體中人際關系敏感較突出[18]，新兵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和人際關系，內向型的新兵往往缺乏熟練的交往技巧，而較容易出現社交恐懼的表現?！把陲椥浴迸c“偏執”有著最強的負性關聯。一般而言，偏執癥狀由于其偏離正常的固執觀念、對失敗挫折的過分敏感，當與掩飾性高同時發生時往往容易發生惡性事件，研究發現自殺未遂者掩飾性和偏執得分較高[19]，而在正常人群中偏執癥狀與掩飾性具有負相關[20]。

在新兵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網絡中，節點的橋預期影響可能暗示著不同人格特質在心理癥狀上所發揮的保護性或風險性作用[21]。在人格特質社團中，“神經質”的橋預期影響最高，這意味著“神經質”與心理癥狀社團有著廣泛且緊密的正性聯系。因此，從網絡視角來看，在依據人格特質進行新兵選拔時，以“神經質”為目標可能更能避免選拔到在新訓期間容易出現心理癥狀的個體。另外，在心理健康維護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神經質與多項心理健康指標存在正性相關關系[22]。因此，以“神經質”為干預靶點可能更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整體心理癥狀的嚴重程度。數字化人格改變干預已被證實可以顯著降低神經質水平[23]。

綜上所述，我們從網絡視角探究了新兵人格特質與心理癥狀之間的關聯模式，發現不同人格特質與心理癥狀的關聯模式不同。另外，通過橋中心性指標來探索不同人格特質對心理癥狀整體的保護性或風險性作用，發現神經質正性連接了更廣泛的心理癥狀，意味著其對心理癥狀的風險性作用更高。本研究為軍人心理選拔和心理健康維護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潛在干預靶點。然而，我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樣本的局限可能只反映某一部隊的男性新兵人格與心理癥狀網絡特征；其次，相對較少的人格變量可能會導致對其他關鍵人格變量的忽視；最后，我們所構建的網絡結構是群體水平的，這意味著在個體中，人格特質和心理癥狀的網絡結構可能會存在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