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格上的烏托邦：建筑標準化思想向未來城市的延伸

■ 孟 剛 MENG Gang

0 引言

當前，國內大力推廣裝配式建筑，標準化技術因此獲得大量應用機會。建筑標準化追求秩序，具備快速高效的優勢，但也有弱點，比如：其與多樣化的關系始終為人關注，專業人士中也不乏反對標準化的聲音。耐人尋味的是，在許多不涉及實際建造而具有更高自由度的烏托邦城市設想中，建筑標準化思想也頻頻出現，顯示著它對人們的更深層影響。

1 現實中的城市方格網

越接近構件尺度，標準化與建造的關系就越直接，也就越具有技術意義。但建筑標準化思想絕不止于此，它涵蓋了從一顆螺栓到一座城市的多級別尺度；而且在不同尺度上，它有不同側重點，并因此變得復雜。

以古代中國城市為例，據傅熹年[1]研究，隋朝宇文愷的城市規劃就具有鮮明的標準化色彩。他規劃建設的洛陽城（圖1）以方形“大內”（宮城核心）為面積模數，宮城總面積設定為“大內”的4 倍，主要居民區則整齊排列著77 個同樣大小的的坊，其中每個坊的面積約為1/4“大內”面積。這里的城市平面模數既包括了基本模數，也包括了擴大模數、分模數，但出發點卻不是技術。其目的在于體現皇權涵蓋一切，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標準化追求秩序的最直接反映，是等級秩序的物質表現。借標準化之手，城市實現了空間政治化。在這里，標準化成了統治手段的一部分。

圖1 隋唐東都洛陽平面圖[1]

到了工業時代，遍布全球的方格網城市滿足了規?；?、均質化的發展要求，如1920 年的紐約曼哈頓（圖2），模塊化空間為城市管理提供了方便。這時的標準化仍然表現為一種統治手段，即技術統治，其主要目標已轉變為效率。它是前置的信息提取程序，可將部分建造物信息在實施之前轉變為已知。

圖2 1920 年紐約曼哈頓平面圖

2 烏托邦城市中的標準化

無論是古代洛陽還是現代紐約，人們選擇標準化方法規劃城市，是技術的自然演化，也是來自社會的傾向性選擇。

2.1 統一性：價值觀共同體

2.1.1 價值觀共同體的本質

建筑標準化思想追求均質化的表面特征，規?；巳菏侵С炙嬖诘氖滓獥l件，無論是政治還是技術主導都不例外。這必然需要具有相同特征的使用者共同體存在，且最終一定會成為共同體價值觀（如集體主義）的物質載體。

共同體雖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在某些時候也受觀念推動。例如在中世紀，意大利神學家雷米吉奧就曾宣稱“市民必須愛城市勝于愛自己，因為城市比個人更完滿，它更像上帝”，他甚至認為“人依其本性乃是一種城市的動物，市民共同體是一種必然存在”。換言之，共同體就是具有均質特征的人群，是它為建筑標準化的實施賦予了合理性。共同體成員具有相同的行為習慣與需求，一即為多，多亦為一。

價值觀共同體的存在亦反映了階層結構的扁平化，其形成原因與多種復雜因素有關，其中包括人們對社會形態的追求。一些建筑師為了深度參與歷史演進，使用城市和建筑作為物質工具，以此充當社會輔助力量，塑造理想新人類。

2.1.2 古今建筑中價值觀共同體的體現

從古至今，既存的和期望中的價值觀共同體一直在為建筑標準化的實施提供非技術動力。

在古代社會，隋朝的宇文愷已經在這方面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識，其化身為統治者與平民階層之間的中介，將統治者的意志具體化為一種可見型制，潛移默化地滲透進日常生活。

在現代社會，莫斯科的納康芬公寓樓（圖3）被視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烏托邦建筑”之一，其一大特點是公共走廊特別寬敞，方便人們舉行集體活動。當時蘇聯正在努力塑造社會主義新人類，該建筑也成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容器。后來柯布西耶在法國設計的馬賽公寓也深受其影響。

圖3 納康芬公寓樓及其內部公共走廊

基于同樣的原因，蘇聯構成主義建筑師列奧尼多夫（Ivan Leonidov）于1930 年進行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Магнитогóрск）城 市 規 劃 方 案中，多層次貫徹著標準化原則。該方案是一個由方格網限定的狹長線性城市（圖4），直線延伸25 km，具有鮮明的模塊化特征。城市沿長邊兩側是公共活動方格，如體育館、運動場、動物園、植物園等；中間則是居住方格，包含托兒所、幼兒園等功能的兒童活動方格均安排在兩個居住方格之間。每個居住方格設想居住人數在250 人左右，包括8 個標準化住宅單體；其中每個單體設計2 層、16間，可居住32 人；中間為公共餐廳，靠外側則是陽光室、浴室、健身、休閑等房間。建筑內外墻面、地面都以方形面磚裝修。這樣，從城市、街區到建筑和室內外裝修，列奧尼多夫建立了一個從10 m 級到1 m 級再到0.1 m 級的模數方格網系統（圖5）。它規定了這個重工業城市的各級空間，也規定了市民趨同的生活模式。他希望通過方格網的運用，創造富有集體主義色彩的新型社會形態，這與國家的發展方向相契合。

圖4 列奧尼多夫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市規劃方案[2]

圖5 不同等級的方格網

2.2 高效性：勞動生產率

技術范疇的規?；泳|化為建設程序增添了“復制”色彩，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實現了對建造效率的追求，這也是建筑標準化的一個重要目的。價值觀具有主觀色彩，共同體的價值觀更不易簡單評判，但效率卻始終毫無爭議地扮演正面角色，它為人們推行建筑標準化提供了理性基礎。

高效代表先進，因此在對未來城市與建筑的設想中，不難發現對標準化技術的推崇[3]（圖6）。換一個角度看，效率不僅作用于建造，也作用于設計。選擇標準化“復制”手段，能讓建筑師更快速地完成設計方案——這也是影響烏托邦城市構想的一個最現實因素，盡管看上去有一種荒誕色彩。

圖6 建筑電訊派對未來標準化技術的設想[4]

例如，類似《不停歇的城市》（No-stop City）[5]這樣深入到建筑單元尺度的未來城市構想（圖7），只有采用標準化設計才能大幅減少設計的工作量，建筑師才得以在均質化背景中選擇某些重點區域進行精細化研究。

圖7 高度標準化的城市平面[5]

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列奧尼多夫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市規劃方案更是將標準化技術的“復制”效率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他的設想中，城市功能方格可以無限延伸，幾乎不需要建筑師介入，即可實現自動復制（圖8）。

圖8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自動復制、無限延伸[6]

然而，效率并不是每一個烏托邦建筑師的必然追求，也有人努力突破勞動生產率對設計工作的反制。比如康斯坦特的新巴比倫（圖9），總體上不具有標準化特征，“復制”手法只出現在極少的局部。實際上，康斯坦特并沒有更好的方法對抗設計效率的局限，新巴比倫之所以不同于方格上的烏托邦，是因為他花費了18 年時間去雕琢。

圖9 新巴比倫的模塊組合及“黃色單元”平面[7]

2.3 暢達性：信息傳播

建筑與城市是具有靜止特征的物質實體，可以借助定位信息加以描述。顯然，它們的形態越復雜，需要的定位信息就越多?？紤]到精確、高效的要求，從信息提取、復制、存儲到傳達、接收，人們希望每一個環節的信息量都越少越好，因此信息簡化一直是人們的追求。

空想中的城市更容易摒除不必要的干擾信息，而只保留建筑師最需要的那部分。同時，人們對方案的認識（即信息提?。┮脖苊饬藦碗s化，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具有相對優勢。如柯布西耶的垂直城市方案（圖10），因其高度的均質化，只需要建筑的長、寬、高3 個數據加上建筑間距，即可基本描述城市布局；而對于其中的標準化單體，也只需要增加層高、開間及門窗的高寬尺寸。這意味著，差不多使用10 個左右數據，便可描述這種均質化城市結構。即便是對此方案毫不知情的建筑師，僅憑這樣幾個簡單數據，也可以大致再現這個方案的主體部分。很顯然，它易于復制，這個復制并不是指物質實體的重復再生，而是抽象信息的傳達。

圖10 柯布西耶的垂直城市[8]

即使是更個性化的插件城市（圖11），其外觀形態也采用了標準化單元，立面上以方形、六邊形和長卵形3 種基本房間做倒錐形排列，同樣可以用不超過10 個參數定位。

圖11 插件城市立面與剖面[3]

在這里，建筑標準化思想換了一個維度，在抽象的信息領域體現出合理性，并受到歡迎。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存儲與傳播手段也會影響到建筑師對信息本身的認識。數字時代的來臨讓復雜信息與簡單信息在存儲難度上的差別越來越小，包含復雜信息的方案獲得了遠多于以往的生存空間，而傳統標準化技術對信息的簡化意義也越來越小。

2.4 秩序性：個體適應

如前所述，建筑標準化賴以存在的前提就是規?；?、均質化的使用者群體。在現實社會中，它可以成為一種維護現行制度的工具（如古代城市），或者塑造理想社會的手段（如蘇聯建筑標準化實踐）。它首先作用于物質，然后作用于人。

在對物、對人的作用中，建筑標準化體現了對秩序的追求，而社會文明即建立在秩序之上。秩序約束個體，從而成就整體的自由，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如果說建筑標準化的統一性內在于人，那么秩序性就是一種來自外部的作用。

一直伴隨著建筑標準化的多樣化、可變性研究反映了人在標準化形成的新秩序面前的被動性，即每個人與標準化樣本之間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在被動接受標準化產品之后，需要針對自身特點尋求變通。因此，對于建筑標準化，人們總是處于既主動選擇又被動接受的情況，即：為了利用、發揮技術經驗，可以愉快地選擇建筑標準作參照；同時，對于其中否定多樣化的技術或非技術元素，人們又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這種被動性就來源于為實現整體效益而加之于個體的約束。

但烏托邦城市與現實城市不同，其僅存在虛擬使用者。對于建筑師規定的秩序，使用者的被動適應只存在于虛擬世界。因此，烏托邦城市的標準化其實減少了一個障礙。

3 方格上的四合一

建筑標準化的上述4 個特性固然不全是優點，甚至在某些條件下，它們可能會成為缺點，因而在選擇之前，建筑師必須進行權衡。然而在一些烏托邦城市構想中，即便現實約束較少，建筑標準化的身影依然頻現，從側面反映其具有足夠多的合理性。

例如，正方形方格從精簡信息方面看就是絕對合理的，人們只需要一個邊長參數就能描述一個單元形態。列奧尼多夫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市規劃方案生動演繹了不同尺度方格網的廣泛應用，其前提條件包括高度統一、集中控制的社會結構，以及對效率和秩序的迫切追求。顯然，標準化的幾個特征對于該方案都起到正向作用。

與之相仿的，還有20 世紀60 年代意大利超級工作室（Superstudio）的“連續的紀念碑”（The Continuous Monument，圖12）。該方案表現了工業化、現代化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情境，方格網同樣從家具、裝修尺度跨越到建筑、城市尺度。在這里，標準化“唯我獨尊”仿佛成了測量所有對象的標尺。這些按標準網格建造的構筑物不僅是紀念碑，而且是有內部空間的建筑（其早期草圖中有反映），只是它絕對標準化的外立面阻斷了內部信息的外露。這一激進方案將統一性、秩序性提升到至高無上的位置，至于其他，都只能退居次席。

圖12 連續的紀念碑[9]

“連續的紀念碑——紐約系列”則剛好展示了高度標準化和絕對標準化的有趣差別（圖13）。絕對標準化將唯一參數復制擴張，所經之處抹平所有差異，實現了絕對均質化的城市圖景（好在該方案仁慈地保留了邊界的參差）。它無意中建立了一種新的等級制，即視自己為一種高級秩序，凌駕于原本就已經高度標準化的城市空間。

圖13 連續的紀念碑——紐約系列[10]

作為一種不以實現為目的的城市設計，烏托邦城市的建筑師大可設想其“所需要”的價值觀共同體的存在，使得標準化技術獲得了統一性前提；同時，它又天然回避了用戶反饋，更令秩序的貫徹暢通無阻，并且大膽使用了如圖13 所示的只需一個參數即可描述的立方體，以容納所有市民。然而在現實中，標準化面對的統一性、秩序性問題要復雜得多，很可能因個體差異而大打折扣。因此，在統一性、秩序性方面實現零缺損的烏托邦城市，事實上為建筑標準化提供了“優惠政策”，對其進行著無聲召喚。

德國藝術家Clemens Gritl 也接受了它的召喚，在繪圖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創建著自己高度均質化的烏托邦。他創作的“來自過去的未來城市”（A Future City from the Past，圖14），充斥著工業時代建筑標準化的形態，并精確復制成城市生長的基本邏輯；又因為使用單色，城市的色彩參數數量也做到了最小。正如其名字所表達的，這個城市屬于過去，一個可以將統一、高效、暢達、秩序作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的年代。

圖14 來自過去的未來城市[11]

4 展望：面向非線性的未來

建筑標準化是通過對基本單元（具體的和抽象的）的簡單復制，完成由少到多的操作策略，它強調了一種線性關系，即y=x+x+x…+x=nx。也就是說，它不僅僅在形態上偏愛線性造型，其建造邏輯也同樣呈線性特色。這樣的線性邏輯最適合建立統一秩序，再加上對基本參數的精簡處理，大工業時代的建筑師利用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創造集體主義色彩的烏托邦城市。方格網作為一個典型代表，既是屬于技術的，也是屬于觀念的。

然而自參數化設計出現以后，“非線性”已成為建筑界的熱門新詞。它對建立在線性邏輯上的傳統標準化形成了沖擊，且事實上正在摧毀傳統標準化的根基。傳統標準化為了實現效率（建造的和信息的）而對統一規定和唯一秩序的屈從，也顯得失去了必要性。數字化設計工具的普及讓建筑師處理復雜信息、參數的能力相比人工繪圖時代有了突飛猛進的增強，這又使得傳統標準化對基本參數的精簡逐漸失去了意義。比如同樣采取模塊化設計，如今人們已經完全可以在選定基本單元后，交由特定軟件算法完成整個系列的演變，而不是原樣復制。這并不是建筑標準化即將消失，而是換了一種邏輯——非線性道路上的新型標準化，必將讓建筑師的烏托邦暢想擺脫羈絆，成為真正的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