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金坑文昌閣木構營造特征解析

■ 張嫩江 ZHANG Nenjiang

0 引言

文昌信仰在我國民間有廣泛的基礎，素有“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說，明清時期文昌信仰在全國普及并發展到鼎盛。福建地區自宋、元以來科舉發達，士人多崇奉文昌君，希望得到文昌星的福蔭，因此不少古村落中均有文昌閣一類建筑的存在。文昌閣在村落中的選址多有講究，多位于村落的出入口處，正是風水的水口位置，如上杭蛟洋文昌閣，連城莒溪鄉壁洲村文昌閣、順昌元坑文昌閣等。

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鄉土營造技藝的研究，多以民居建筑作為對象，民居空間多在水平方向上擴展，而樓閣式建筑具有垂直空間形態，并且蘊含著不同于普通民居的營造思維。本文通過對金坑文昌閣木作結構和細樣特征的分析，歸納多層木樓閣的地方性營造做法，以期增加鄉土營造技藝研究的全面性，為傳統鄉土營造技藝的傳承與保護提供依據。

1 金坑文昌閣概況

金坑文昌閣位于福建省邵武市金坑鄉金坑村（圖1）。金坑村為國家歷史文化名村，地處閩贛二省三縣（黎川、光澤、邵武）交界處，屬于武夷山脈西段，是歷史上由贛入閩的主要通道。村落中除保留較多的傳統居住類建筑外，位于村北水口的文昌宮尤為引人注目。文昌宮建于清乾隆年間，為單進廊院式院落，坐西北朝東南，與北橋、觀音廟共同組成村北水口建筑群（圖2）。文昌閣立于文昌宮天井甬道盡頭的平臺之上，是文昌宮的核心主體部分，具有樓閣式建筑的典型特征，即建筑內部有可上人的樓面，并有通向上層的樓梯[1]（圖3）。

圖1 金坑村區位圖

圖2 村北水口建筑群

圖3 文昌宮平面圖、剖面圖

文 昌 閣 占 地 約60 m2， 總 高12.39 m，平面呈方形，為3 層木構建筑，木作在該建筑營造中不僅起到承重作用，還起到圍護與裝飾的作用。建筑一、二層面闊與進深均為3 間，內柱4 根，周圈檐柱12 根，共16 根柱，呈九宮格的平面柱網形式，檐柱與內柱盡皆對位，并以梁栿拉結；三層一間見方，柱4 根。文昌閣一至三層逐層縮進，一層和二層屋面均為依附主體的披檐形式，三層屋面為四角攢尖頂，屋面翼角起翹明顯（圖4）。建筑一層除后檐為磚院墻圍護，其它三面均開敞，只做木欄桿（圖5），二層和三層均作木板圍護，木板墻上開窗，可供登臨遠眺之用。

圖4 文昌閣透視圖

圖5 文昌閣一層平面圖

2 木構架與細樣特征

2.1 結構邏輯

樓閣式建筑不同于普通民居之處，在于其空間結構以垂直方向上的延伸為主，即“層的疊加”；同時為了獲得高聳的視覺效果，各層自下而上逐層收進，形成“層的收進”。

金坑文昌閣在解決“層的疊加、層的收進”這2 個問題時，基于“核心主架+周匝輔架”組合的木作結構邏輯[2]，將構架關系豎向發展，形成“通高主架+疊層輔架”的構架關系（圖6）。通高主架居中，是整個構架的核心，由4 根內柱及聯系梁枋構成，形成“口”字形梁架，在建筑的各層中貫穿始終；周匝疊層輔架，是主架的附體，位于一、二層，由檐柱和內柱及其之間的聯系梁枋構成，在建筑的四角上分別形成“L”形平面（圖7）。通高主架與疊層輔架上梁枋共同組成“回”字形平面，整個構架可稱之為“核心主架+周匝輔架”的衍變。

圖6 “通高主架+疊層輔架”構架關系圖

圖7 文昌閣梁架關系圖

在“層的疊加”中，起到結構支撐作用的是核心主架中的4 根內柱，形成通高主架；“層的收進”主要體現在周匝輔架的變化中，四周檐柱每層收進一步架，直至三層的內柱，形成不斷內收的疊層輔架。

2.2 構架形式

金坑文昌閣整體采用通柱插梁式木構架。

（1）核心主架。核心主架采用通柱造，具體做法為：4 根內柱上下對齊，通高至三層檐檁下，在內柱中間部位采用墩接的方式，墩接部位位于二層樓面以上、三層樓面以下位置。建筑一層4 根內柱間分別以直枋或月梁拉結成整體，形成前后直枋、左右月梁以及內柱構成的一層核心主架；二、三層內柱間均以枋子拉結，與內柱共同形成各層的核心主架。

（2）周匝輔架。4 根內柱圍合的核心主架穩定后，一、二層周匝輔架依之附立。一層周匝輔架為二步架進深，其建構方式為：檐柱與內柱間施乳栿，乳栿兩端均插于柱身，乳栿上駝峰斗拱承下金檁和二層檐柱，二層角檐柱位于一層下金檁搭交處，上層重量通過駝峰斗拱傳遞至乳栿，進而傳遞給一層柱（圖8）。二層周匝輔架為單步架進深，檐柱與內柱間由劄牽連接，前后均插于柱身。一、二層檐柱柱頭上均直接承檐檁。

圖8 一層周匝梁架剖面圖

通過對構架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文昌閣梁架兼具抬梁架與穿斗架的特點，該形式常被稱為插梁架。相比于穿斗架，插梁架通過減柱方式，獲得大空間的室內環境，其構件截面增大，強度增加，結構安全性增加；相比于抬梁架，插梁架通過梁柱間的插榫固定，克服了橫向位移，且步架較小，其結構穩定性、整體性增強。此外，區別于抬梁架和穿斗架， 插梁架屋面檁位置與各層托梁的端頭位置并不一致，進而使屋面坡度平緩、檐下梁枋空間充足，為藝術加工創造條件，且屋架為徹上露明造，屋架上可做雕飾。文昌閣月梁、天花等處均有彩繪，木構件形態優美、雕刻精細；同時平緩的屋面坡度與當地民居相仿，適應地域環境。

2.3 細樣特征

2.3.1 翼角

閩北地區民居多為硬山屋頂，較少涉及翼角的營造。金坑文昌閣在翼角處理上在傳統做法基礎上做了巧妙調整。

金坑文昌閣實現翼角起翹的木構搭接關系中有2 個重要節點（圖9）。一是角梁與生頭木相交：老角梁前端被抬起，直接落于生頭木相交處，引起老角梁前端高度增加，起翹的高差為角梁與椽子截面的高差與角梁前端抬起的高度之和，因此翼角起翹明顯。二是由戧、角梁、二層角柱疊交于一處，翼角后尾呈簡單的疊置關系：老角梁壓在由戧上，二層角柱壓在老角梁后尾端，3 個構件重疊，將壓力作用于下金檁搭交處，最終通過駝峰斗拱、乳栿將上部重量傳遞給柱。在力的平衡關系上，角梁與由戧疊置，在二層角柱的向下作用力下，使老角梁前后兩端受力平衡，進而可以保證屋頂的穩定。而這種疊置關系使角梁底皮高于正檐椽底皮，角梁與正檐椽的上皮高差更大，因此翼角的起翹更明顯。

圖9 一層翼角木構關系示意圖

在一層角梁前端與生頭木相交處，有一個帶獸頭的小構件（圖10），墊于角梁和生頭木之間，推測其有3 個作用：①增加角梁與下部生頭木相交處之間的接觸面，接觸面越大，則越穩定；②墊高角梁，增加抬高高度，也使角梁前端高度與后尾保持平衡；③作為裝飾構件，彰顯層次。此外，翼角角梁前端，為配合兩封檐板的交接，鋸成尖角，并設置掩角與兩側大連檐相接，以保護角梁頭（圖11）。掩角在福建地區較為常見，是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做法。掩角的作用類似于明清北方官式建筑仔角梁前的套獸，作為翼角護板起到保護角梁的作用，但是在構造位置上有所不同，套獸是突出于封檐板的，而掩角與封檐板相接。

圖10 翼角前端

圖11 掩角

文昌閣二、三層的翼角做法前端均與一層相似，二層后尾則采用插金造，這是由于內柱為三層通柱，角梁尾端與內柱相交，因此通過后尾插接可以使角梁受力平衡。三層后尾由于設置吊頂，上部屋架不可見，因此暫不討論。

2.3.2 挑檐

金坑文昌閣檐口出挑深遠，建筑中的挑檐采用不同形態的木構件。根據挑檐中所包含的木構件類型和組合方式，按照構造和裝飾簡單到復雜的順序，將其列為如表1 所示的6種類型。

表1 挑檐式樣圖

一層主要用到的是式樣四和式樣六，二層中有式樣一、式樣二和式樣三，三層中有式樣一、式樣二和式樣五。根據挑檐與梁架的關系，可分為軟挑和硬挑，文昌閣中：一層的挑檐方式均為軟挑，為挑枋與雙層插拱或斜撐一端插嵌在檐柱上；二、三層的挑檐方式為硬挑，是建筑內部穿枋直接延伸出挑。軟挑做法中采用雙層插拱能有效增加挑檐出挑受力，二、三層中采用硬挑做法，多為單層插拱或挑枋。而替木的作用很簡單，銜接了挑枋與檁條，調整挑枋與檁條之間的距離，與出挑方向的垂直布置可以增加挑枋與檁條的接觸面，使構件連接更加穩固。

在挑檐中較有特色的構件為插拱中斗的做法，斗欹內凹明顯（圖12）。斗的整體比例關系并沒有嚴格遵循材分制或斗口制，斗耳部分較短，且不同于傳統斗耳的方形截面，截面呈近梯形。斗底加墊皿板，皿板為上下面大小一致的長方體，較斗底內縮一定距離。保留皿板的斗稱為皿斗。

圖12 皿斗示意圖

2.3.3 疊梁

在金坑文昌閣中發現多處月梁與木構件組合布置，形成疊梁樣式。月梁斷面為圓形，處理手法較為簡潔，僅在梁底中部做砍斫，以減少自重，并不影響抗彎能力，且較直梁更為美觀。這種月梁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五代時期，福州華林寺大殿和莆田玄妙觀三清殿中使用的闌額就是此種形態[3]。

疊梁形式主要分為2 種：式樣一為橫木+月梁，出現在輔架的乳栿位置和前后內柱間枋木位置；式樣二為普柏枋+橫木+月梁，出現在前檐柱間闌額位置（圖13）。從結構關系看，式樣一具有承重功能，式樣二側重拉結功能。作為承重構件，式樣一中在月梁上部增加一塊橫木，使梁截面高度增加，從而承壓性更強；同時橫木增加了圓作月梁與駝峰或坐斗連接的穩定性；再者此橫木作為挑檐中挑枋的一部分延長，形成檐口處內外受力平衡的關系。式樣二位于建筑闌額位置，“T”字形截面樣式，不具有承重作用。

圖13 疊梁式樣圖

3 營造技術的時空解讀

3.1 一柱通天

金坑文昌閣中核心主架采用通柱造，在“層的疊加+層的收進”做法中形成“通高主架+疊層輔架”的結構邏輯。該邏輯落實到營建技術中，有不同的時代特征。

明清之前，早期樓閣建筑構造以《營造法式》記載的有3 種做法為主，即叉柱造、纏柱造及永定柱造，建筑中有明顯的柱網層、鋪作層和屋架層。這三種做法具有構造復雜、木材要求高、施工難度大等特征。例如獨樂寺觀音閣中，上下層柱的交接采用叉柱造的構造方式，上層檐柱腳開十字口，插在下層柱頂的鋪作上，柱位向內收1 個柱徑，以此為層的疊加提供垂直方向上柱的支撐體系；其次，檐柱的柱位內收及側腳做法形成觀音閣外觀逐層收進的效果。

明清時期，樓閣建筑中通柱做法逐漸普及。一般情況下，通柱造是用一根至數根整柱作為樓閣的主要承重柱，當柱長度不夠時，則運用墩接，仍使之保持貫通之勢，明清時常稱之為“通天柱”[1]。這一做法在我國南北方均有分布，在北方地區，有明代的山西萬榮飛云樓[4]、清代河北承德安遠廟普渡殿[5]等；在南方地區，有較清金坑文昌閣更早的明代的四川李莊旋螺殿[6]和廣西容縣真武閣[7]等。

通柱造在明清后鄉土營造中普遍存在，具有施工難度小、整體性強、耐久性高的優點，結合插梁架構架做法，大幅提升了大木架的穩定性。

3.2 三角飛檐

金坑文昌閣翼角中的翼角角梁前端、后尾節點以及設置掩角的做法低技、有效，體現出鄉土營造中翼角的地域性營造智慧。

翼角外觀最大的特征即是屋角順勢翹起。早期翼角做法多無仔角梁，只靠老角梁與檐椽的截面產生高差形成翼角起翹，由于高差十分微小，因此建筑檐角起翹較小，如五臺山南禪寺大殿。翼角做法逐漸發展，最終形成較為穩定的南北方翼角做法：北方翼角做法使用老角梁和仔角梁配合，使翼角產生起翹；南方翼角做法多為水戧發戧或嫩戧發戧，水戧發戧主要以屋面瓦筑起的小脊形成起翹，嫩戧發戧則是通過角部木構的搭接形成起翹。金坑文昌閣翼角做法類似南方嫩戧發戧，采用木構件組合實現翼角起翹，使屋面檐口呈現中間低兩邊高的弧度，但具體構造做法與嫩戧發戧有明顯差異，可以理解為在嫩戧發戧做法的基礎上的調整。

翼角的角梁前端節點中，嫩戧發戧做法翼角起翹主要靠生頭木（戧山木）、老角梁（老戧）和仔角梁（嫩戧），其中：生頭木的作用是當老角梁直接落于挑檐檁相交處時，解決椽高與角梁的高差問題，使翼角椽逐漸升起過渡到角梁高度；仔角梁斜插在老角梁背上并形成50°—60°夾角，為使構造上牢固，另設置扁擔木、菱角木共同實現起翹，較為復雜。金坑文昌閣在保持翼角力學平衡的前提下，直接抬高角梁前端，有效利用了生頭木的高度，架起了角梁前端。在福建邵武地區還存在原理與之類似但技術存在差異的做法，同樣是直接抬高角梁前端，但所采用的方法是在挑檐檁交界處搭交處立一短柱，短柱上承角梁，以抬高角梁前端[8]。

翼角的角梁后尾節點中，角梁的受力平衡是構造的關鍵點。金坑文昌閣一層角梁后尾未采用扣金造、壓金造和插金造的構造做法，而是以木構件的疊置實現力的平衡與穩定。原本這種角梁與由戧疊置結合遠不如壓金造中的榫卯結合（仔角梁尾部的等掌刻半榫與由戧端部的壓掌刻半榫結合），難以平衡老角梁前端所承受的重力，但正是由于二層角柱的疊置使老角梁后尾也產生了向下的受力，使老角梁前后兩端受力平衡，進而可以保證屋頂的穩定。而這種疊置關系使角梁底皮高于正檐椽底皮，角梁與正檐椽的上皮高差更大，因此帶來翼角的起翹更明顯。

3.3 平擺疊梁

平擺疊梁是一種具有時代性的做法，但在金坑文昌閣中出現則更多體現出地域性。在前檐闌額位置的疊梁（式樣二）中，月梁上部的橫木設計邏輯類似于普柏枋（清式稱平板枋）。普柏枋是古建梁架構件中枋的一種，位于闌額之上，主要功能是承接斗拱，加固柱子與闌額的聯系。明代以前的普柏枋斷面多呈寬扁矩形，寬度大于闌額，與闌額構成的斷面呈“T”字形，出頭亦有各種形式。在明、清建筑中該構件稱為平板枋，斷面漸趨于狹高，至清代某些建筑的平板枋寬窄于闌額，與闌額構成的斷面已變成“凸”字形[9]。

金坑文昌閣中，闌額處雖無斗拱，不具有承重作用，但依然保留類似普柏枋做法，保留早期“T”字形截面樣式。此類普柏枋做法在贛東、閩北地區均有分布，且在贛東黎川地區最為集中[8]，因此金坑文昌閣中這一平擺疊梁做法似反映了“贛系臨川派[10]”的影響。我們在《營造法原》附圖中可以看到普柏枋與闌額也呈“T”字形，這與北方明代以后普柏枋與闌額呈“凸”字形的做法不太相同，說明在南方地區直到明清時期還保留著早期寬扁形態的普柏枋。

3.4 拱撐共檐

拱撐共檐中的不同樣式具有地域性，其中部分早期細樣特征屬于地域性古風遺存。在金坑文昌閣中，挑檐的做法包括簡單梁頭（挑枋）式挑檐（式樣一、式樣二）、插拱式挑檐（式樣三、式樣四）和斜撐式挑檐（式樣五、式樣六）。其中，簡單梁頭式挑檐基于內部梁架關系，以梁頭伸出檐柱完成挑檐；插拱式挑檐中均為偷心斗拱，出一或兩跳；斜撐式挑檐構件裝飾性明顯，布置于角柱斜45°方向，使其在各立面均可很好地呈現其裝飾效果。

對于挑檐類型的分布，結合張玉瑜[11]和周易知[12]兩位學者的觀點，可歸納出插拱式挑檐主要分布在閩東、浙南、閩南地區，斜撐式挑檐則在閩北分布較為集中。另外，丁艷麗[13]認為閩北地區出現的插拱式挑檐類型與閩東和閩南地區常見到的多跳插拱，最多達五跳做法不同，閩北地區與贛東黎川地區相同均多為一跳或兩跳的插拱式挑檐。贛東地區與閩北地區雖然分居武夷山兩麓，但分水關兼山關移民線路是早期北方移民由贛入閩的一條重要通道，即經過江西撫州黎川越過杉關進入福建邵武的一條路線[8]。因此，從挑檐的形態來看，多種挑檐類型在邵武地區互見的現象，即體現了地理環境阻隔所帶來的地域特色，同時也體現出文化傳播所帶來的影響。

關于插拱挑檐中斗欹內凹明顯屬于古風遺存，這種做法見于宋代記載，在北方地區明清以后就很少見。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斗底加墊皿板的形式最早見于商周銅器[3]，漢代開始在建筑中應用，漢代崖墓、出土明器等中均可見，并使用持續到南北朝時期，隋唐雖未見皿板實物，但在日本同時期的建筑中保留皿板的使用，五代的福州華林寺大殿中出現斗底凸出邊楞，似皿板殘跡。而宋《營造法式》的枓式圖中卻并未出現此構件，由此可以推斷，自宋代以來，皿板這一建筑古制在北方已經不再使用。大量調查實例發現皿斗不僅在閩西北鄉土建筑中出現，乃至南方其他多地的傳統建筑中也得以保留，但具體做法略有差異：南方其他地區斗下皿板四邊均做斜棱，呈上大下??；金坑文昌閣斗下皿板是上下面大小一致的長方體，且尺寸較斗底內縮。與金坑文昌閣相似的皿斗做法主要分布在江西撫州臨川、福建武夷山、南平、光澤、邵武、泰寧等地[9]，與“贛系臨川派”的范圍基本一致，似也存在一定的文化傳播影響。

4 結語

金坑文昌閣大木作營造中，構架中采用通柱造，結合插梁架的做法，形成“通高主架+疊層輔架”的“井字形”構架關系，使建筑呈現出垂直向上層層收進的樓閣建筑外觀特征。通過分析翼角、挑檐和疊梁等特殊細樣特征的做法，總結出：①翼角角梁前后尾節點的巧妙處理蘊含低技術營造智慧；②掩角的使用，插拱挑檐、斜撐挑檐的使用能體現閩北的地域營造特征；③平擺疊梁做法、斗欹內凹、皿斗做法當屬古風遺存，普柏枋及拱撐共檐做法與“贛系臨川派”相關，存在一定的文化傳播影響。文章通過對金坑文昌閣的營造技藝特征進行分析，有助于挖掘文化交錯地區鄉土建筑的聯系與區別，促進鄉土營造技藝的傳承與保護。

（感謝李湞教授的指導，感謝一起參與金坑文昌閣測繪的博士研究生張之秋、碩士研究生劉圣書和臧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