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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與區域經濟發展:共存模式、歷時演化與互動效應

2024-03-28 08:51俞立平朱曉雨金珍珍
決策與信息 2024年4期
關鍵詞: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環境治理

俞立平 朱曉雨 金珍珍

[摘? ? 要] 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關注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生態環境情況不容樂觀。新時代,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應做到社會經濟與環境和諧共生。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可以分為:“環境好-經濟好”“環境好-經濟差”“環境差-經濟差”“環境差-經濟好”四種類型。分析我國各省區市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的歷時演化,建立聯立方程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進一步研究兩者互動效應,結果表明: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存在模式理想型、模式升級型、模式待優型三類演化路徑;我國大部分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均在動態升級,東部地區擁有絕對優勢;環境與經濟的互動效應顯著。

[關鍵詞] 環境保護;區域經濟;共存模式;高質量發展;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 X3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4)04-0052-13

一、引言

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關注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生態環境情況不容樂觀。耶魯大學等研究單位聯合發布的《2020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標(EPI)報告》[1]顯示,在參評的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前3的分別是丹麥、盧森堡、瑞士,我國以37.3分位居第120位,名次靠后。黨的十九大以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加強環境高水平保護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戰略任務,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020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2]明確指出,要“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可見環境治理已成為新時代發展的關鍵。

長期以來,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失衡導致我國環境問題頻發。究其原因,首先,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并未根本轉變,仍有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依舊依賴于粗放的經營方式,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其次,區域發展依舊不平衡,由于我國改革開放期間的“梯度發展”政策[3],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使得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南北差距和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現象嚴重[4]。在改革開放初期,受客觀因素制約,為了快速發展經濟,大氣污染、水污染、噪聲污染、垃圾污染等問題接踵而至[5],盡管在國家低碳經濟、綠色發展思想的指引下環境問題有所緩解,但工業污染、城鎮污水等依舊是亟待解決的重點問題。我國經濟發展要想實現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成功,解決環境和經濟的平衡發展是關鍵。

環境與經濟之間的共存模式可以分為4種類型:“環境好-經濟差”模式;“環境差-經濟差”模式;“環境差-經濟好”模式;“環境好-經濟好”模式。其中“環境好-經濟好”模式是最理想的共存模式,在該模式下,地區環境與經濟水平均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之上,環境與經濟取得共贏?!碍h境差-經濟差”模式是最不理想的共存模式,地區環境和經濟水平均低于平均水平。而“環境差-經濟好”模式相較于最理想模式而言,環境質量未能達到全國均值水平,環境污染的防治有待加強;“環境好-經濟差”模式的特點則是環境質量較好,經濟有待發展。那么,目前我國各地區的環境與經濟呈現哪種模式?近年來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演化路徑呈現何種狀態?本文將依照此模式進行探究。

研究地區環境與經濟的發展模式與歷時演化,分析環境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提出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為研究環境與經濟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該模式從時間角度分析我國各個地區的共存模式轉變規律和特征,探索各地區模式升級路徑,并在此基礎上綜合采用聯立方程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環境與經濟之間的互動效應。本研究在理論上有助于深化環境與經濟關系的理論研究,在實踐中有助于總結各地區“環境-經濟”升級模式,從而因地制宜完善環境政策,調節環境與經濟的共存模式,緩解區域環境壓力,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Malthus提出的“絕對稀缺論”和Ricardo[6]提出的“資源相對稀缺論”認為,資源的稀缺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Grossman[7]最早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環境呈現的關系是倒U型,指出經濟發展通過規模效應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隨后又由于技術進步效應和結構效應的存在對環境產生正向影響。Porter等[8] 97-118提出波特假說,即設計恰當的環境規制(特別是基于市場的環境政策如稅收、污染排放許可等)能夠激勵創新并能部分甚至完全抵消遵循環境規制的成本。脫鉤分析是近年來被應用到資源環境學中的, Weizsaecker等[9]較早地對資源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進行了研究。

從理論上來看,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資源相對論”、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波特假說等理論,目前后兩者應用最多。從環境對經濟的影響來看,環境惡化對經濟的影響有正有負,而環境規制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從經濟對環境的影響來看,其變量不同,研究結果有一定差異;從環境與經濟的互動效應研究來看,其互動關系是顯著存在的??傮w來看,以下幾個方面有待進一步深化:

第一,關于環境與經濟兩者的理論研究,現有理論都比較成熟,需要從新的視角來拓展理論,如環境與經濟兩者的共存模式角度。

第二,關于環境與經濟兩者的關系研究,各位學者選取的變量各不相同,研究結果各有特點,在此方面需要進一步進行分析和總結。

本文提出環境-經濟共存狀態,側重從環境與經濟的共存模式視角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基于我國環境與經濟面板數據,觀察并分析各地區的共存模式歷時演化路徑,然后綜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聯立方程模型,分析環境和經濟之間存在的互動效應。

三、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基礎

1.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與環境-經濟共存模式

在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中,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首先被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呈現倒“U”型[10] 129-131,如圖1曲線所示。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時,其環境壓力也較低,但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其環境污染也會隨之加重,即環境污染隨著經濟增長而變得嚴重; 當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程度,或者說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或拐點時,環境污染則由于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逐漸放緩,從而使環境質量逐步提升。即該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存在一定的拐點,在拐點之前,經濟的快速增長會導致環境的加速破壞,而達到拐點之后,經濟增長會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效力[11]。

本文在庫茲涅茨曲線上新增一條環境均值線,如圖1虛線,該線代表一段時間內環境壓力的均值水平,以此均值線為分界線,將曲線分為上下兩側,上側曲線表示環境相對較差,下側曲線則表示環境相對較好;同時,以庫茲涅茨拐點所在縱軸為分界線,將該曲線分為左右兩側,左側曲線表示經濟相對較差,右側曲線則表示經濟相對較好。此時,該庫茲涅茨曲線被分為了四部分,分別對應前文所提的四種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第Ⅰ部分代表“環境好-經濟差”模式,第Ⅱ部分為“環境差-經濟差”模式,第Ⅲ部分為“環境差-經濟好”模式,第Ⅳ部分則指“環境好-經濟好”模式。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向“環境好-經濟好”模式升級,即最終會達到理想模式。由于劃分標準不一,庫茲涅茨曲線分區與環境-經濟模式分區并非完全對應。

2. 環境-經濟共存狀態與演化路徑

(1)環境-經濟共存模式

社會階段的不同,其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必然有所變化。從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的視角來看人類社會,學者丹尼爾·貝爾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12]。不同社會階段的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如圖2所示。

在前工業社會,即農業社會,人類社會通常處于“環境好-經濟好”模式。農業社會是以土地耕作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自然經濟形態,依賴于自然界提供的原料和人的體力,對環境的影響不大,即使侵占了植被、森林的生存空間,對生物的多樣性構成威脅,但農業自身的生物型特征同時也削弱了這種影響[13]。隨著人類冶煉技術的進步,鐵器和畜力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部分地區的經濟得到了發展,冶煉技術落后的地區,其經濟自然落后,且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凈化和發展能力尚存,對環境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在農業社會階段,人類社會處于“環境好-經濟好”和“環境好-經濟差”兩個模式。

工業社會階段,環境-經濟共存模式隨著社會工業化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在工業社會早期,人類社會仍處于“環境好-經濟好”和“環境好-經濟差”模式。該時期以輕工業為主,且大都是以農牧業產品為原材料,此時,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尚未超越地球的承載力,生態系統功能健全,環境質量良好,而地區經濟則由該地區工業化的程度而決定。工業社會中期,共存模式轉變為“環境差-經濟好”和“環境差-經濟差”模式。該時期機器生產代替手工業生產,提高了生產效率,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自然資源的高投入、高浪費、低利用和環境的高污染,并且因各地機械化水平不一,經濟水平也隨之拉開差距。

后工業社會階段,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發展為“環境好-經濟好”和“環境好-經濟差”模式。后工業社會以信息為中心[14],科學技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高技術產業迅速發展,社會不僅僅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發展。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理念的深入貫徹,環境質量達到最佳理想狀態,“環境好-經濟好”模式的地區將占絕大多數,而少部分地區為了保留大自然的原始狀態,對其經濟不作大力發展,最終發展為“環境好-經濟差”模式。

我國環境和經濟的目標模式是“環境好-經濟好”模式,以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在追求目標模式發展的過程中,經濟落后的地區可能會發展成“環境差-經濟好”模式,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爭取經濟上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發達的地區也有可能會退化成“環境好-經濟差”模式,放棄經濟上的發展來還原生態、保護環境。不過,“環境差-經濟差”模式的地區也有機會跨過過渡模式,直接發展成“環境好-經濟好”的目標模式。

(2)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演化路徑

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大致有三種演化路徑。如圖3所示,實線表示路徑升級,虛線表示路徑退化,曲線表示非升級非退化路徑。起步階段為“環境差-經濟差”模式(LL),理想階段為“環境好-經濟好”模式(HH),過渡階段為“環境差-經濟好”模式(LH)和“環境好-經濟差”模式(HL)。那么,共存模式演化路徑如下。

第一,模式理想型:在一段時間內,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保持理想模式(HH)不變。

第二,模式升級型:在一段時間內,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由起步階段向理想階段升級,如圖實線所示,可能會有“LL-HL-HH”“LL-LH-HH”“LL-HH”或其他波動形式升級路徑。

第三,模式待優化型:一段時間內,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不屬于理想模式(HH),也沒有以各種形式進行升級,需要進一步優化,使其演化路徑走向升級的軌道。

(二)研究方法

1. 環境評價方法

通過建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來對區域環境質量進行測度。在對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進行綜合評價之前,構建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是重要的步驟之一。本文以科學性、系統性、數據可獲得性、可比性和動態性為原則,以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波特假說等相關理論為基礎,從環境質量和污染治理兩個方面進行環境質量的衡量。該方法所測算出的環境評價得分作為后續的環境變量,用于模式分類和模型構建。環境評價得分計算步驟如下:

(1)數據標準化處理

對于正向指標,采用sigmoid函數[15]進行標準化。對于負向指標,采用極值法進行標準化。

(2)確定權重

本文采用專家打分法對各指標進行賦權,如表1所示。

(3)計算綜合得分

[S=0.54×i=12xiwi+0.47×i=37xiwi]? ? ? ? ? ? ? ? (1)

2.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分類方法

本文以環境綜合得分和人均GDP為橫軸和縱軸,繪制30個省區市的環境-經濟散點圖,以此圖為基礎、面板數據均值為分類標志進行模式分類。設環境綜合得分為[xij],均值為[xijt];人均GDP為[yij],均值為[yijt],則有:

[“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環境好?經濟好”模式, xij>xijt,y>yijt;“環境差?經濟好”模式,xijyijt;“環境差?經濟差”模式,xijxijt,y

3.聯立方程模型

經濟與環境之間存在互動關系,本文首先采用聯立方程模型[16] 81-104進行靜態分析,聯立方程模型包括很多內生變量,這些變量的值是一系列相互聯系的方程共同確定的,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17]可以進行較為準確的估計。因此建立了由經濟和環境分別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組成的聯立方程:

[ln (pgdpit)=α0+α1ln (Envit)+α2ln (kit)+α2ln (lit)? ? ? ? ? ? ? ? (3)lnEnvit=β0+β1lnpgdpit+β2lnpopit+β3lnERit? ? ? (4)]

其中,pgdp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衡量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Env表示環境指數,衡量了地區環境狀況;變量下標i和t分別表示地區和年份。

方程(3)描述的是環境Env對經濟pgdp的影響,影響經濟的其他主要因素還有資本K、勞動力L等。

方程(4)描述的是經濟pgdp對環境Env的影響,其他影響因素還有人口密度pop,環境規制ER等。

4. 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

本文利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動態研究經濟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效應。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結合了面板數據和VAR分析的優勢,可以控制不可觀測時期、截面不變效應,進而分析變量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在面板數據平穩的基礎上采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再采用脈沖響應函數進行深入分析。

(三)變量與數據

本文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官網,選取2006-2017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由于西藏地區部分年度數據缺失,故西藏地區未納入此次研究。

以上文計算的環境得分為環境變量數據,再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作為經濟變量,以及影響經濟的資本、勞動力和影響環境的人口密度、環境規制。其中,人口密度用地區的常住人口/?。▍^市)土地面積來衡量,環境規制則采用單位工業產值污染治理成本/工業產業結構,該指數越大,表明環境規制的強度越大。變量的描述統計如表2所示。

(四)實證結果

1. 環境-經濟歷年共存模式。表3詳細展示了2006-2017年各省區市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情況。從整體來看,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由“環境差-經濟差”模式和“環境好-經濟差”模式向“環境差-經濟好”模式和“環境好-經濟好”模式發展,即經濟帶動了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的轉變。我國GDP高速增長,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整體經濟狀況由相對較差轉向相對較好,與此同時,環境狀況雖已獲得較大改觀,但遏制環境狀況惡化趨勢的能力仍有增長空間。

2. 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歷時演化。由2006-2017年各省區市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整理出其歷時演化路徑,如表4所示,共分為模式理想型、模式升級型、模式待優化型三大類。

模式理想型即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屬于最佳狀態,并能夠在研究時間內穩定處于該狀態。該類型僅包括北京地區。北京是我國首都,國家中心城市,其經濟發達,對污染治理的投入高,環境質量高,其環境-經濟共存模式率先達到并保持理想狀態。

模式升級型中,包括了高水平升級型、中等水平升級型、低水平升級型以及波動升級型四類。全國有20個省區市的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均在動態升級:河北、江蘇、福建、山東、廣東等東部地區屬于高水平升級型,共存模式由“環境好-經濟差”模式升級為“環境好-經濟好”模式,其起點高、升級快;西部地區內蒙古和重慶、中部地區湖南和安徽屬于中等水平升級型,共存模式由“環境差-經濟差”模式升級為“環境好-經濟好”模式,其起點低但也能升級到理想模式;吉林、黑龍江、青海和新疆等西部地區屬于低等水平升級型,其起點低、升級慢,離我國目標模式仍有一定距離,還需繼續升級;波動升級型地區有陜西、寧夏和廣西等西部地區,其演化路徑雖有波動,但總體趨勢是升級的。

模式待優化型中,包括了待優化固定型、待優化波動型和待優化退縮型三類。全國共9個省市的環境-經濟共存模式需要優化:待優化固定型中,上海是“LH”模式,該地區雖然資金雄厚、生態環境可恢復力較強,但人口密集,環境治理壓力大等問題使得該地區環境質量改善緩慢,西部地區貴州和甘肅是“LL”模式,其經濟和環境問題均亟待解決;浙江和海南、遼寧、湖北、云南屬于待優化波動型,其演化路徑未能呈現升級趨勢,在各模式之間徘徊波動,需要各地方相關部門采取措施,使其演化路徑向波動升級型發展;天津則屬于待優化退縮型,其共存模式由“環境好-經濟好”模式退化為“環境差-經濟好”模式,環境問題爆發,未能保持最佳共存模式狀態。

綜上,大部分東部地區屬于高水平模式升級型,少部分東部地區均有不同程度的優化空間;而中西部地區,絕大部分地區的環境-經濟共存模式也正以不同的規模進行升級,少數地區的共存模式有待進一步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探究環境-經濟共存模式,下面本文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環境與經濟之間的互動效應。

3. 聯立方程估計及結果。本文采用聯立方程的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表5和表6所示。從擬合優度來看,經濟方程的擬合優度為0.784,而環境方程的擬合優度則只有0.071,比較低,說明該方程的整體擬合程度不高,可能會有其他因素對環境的被解釋變量Env造成影響。

經濟方程中,環境質量的彈性系數是0.402,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環境質量每增加1%,該地區經濟水平則會增加0.402%,這說明一旦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在環境治理方面的投入會減少,能夠有效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環境方程中,經濟水平的彈性系數是0.089,也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彈性系數很小,這說明雖然經濟的增長能夠對環境產生正向影響,但影響緩慢,難以有效促進環境改善。

綜上,環境與經濟之間存在良好的互動效應,但經濟對環境的促進作用較小。本文接下來采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來研究環境和經濟的互動關系,以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

4.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結果。地區經濟和環境變量的面板數據是平穩數據,可以繼續進行協整檢驗,常用的協整檢驗方法有Kao、Pedroni和Johansen,本文使用Kao方法,ADF檢驗值為-4.700,P值為0.000,可知該面板數據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下面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采用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分析經濟和變量之間的互動關系。

經濟的脈沖響應函數如圖4所示。環境、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當期沖擊均為0。在10個響應期內,環境的正向沖擊對經濟的影響最大,并緩慢增強,說明環境對經濟的正向影響是長期有效的。其次是勞動力的沖擊,在第二期達到峰值,與環境的沖擊相當,隨后緩慢下降到0,說明短期內勞動力能有效提高經濟。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受到污染,自然生態系統就會受到破壞,這就必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生產生活。同時,環境一旦遭到破壞,要通過人工約束來治理環境污染和保護環境,則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將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隨著政府對環境治理的重視以及對環境保護的宣傳、公眾環保意識的增強,雖然無法完全避免環境遭受破壞,但破壞的程度會大大減輕,污染治理成本也會隨之減少。因此,環境對經濟的影響之大顯而易見。

環境的脈沖響應函數如圖5所示。經濟、人口密度和環境規制的當期沖擊也均為0。來自經濟的正向沖擊在第2期影響最大,當期發揮作用,隨后急劇衰減并走向平穩,第6期開始達到0,表明經濟對環境的正向影響短期內有效。經濟發展通常會帶來負外部性,環境污染則是其中一種。經濟發展初期,國家為了高速發展經濟,著眼經濟效益的增長,而忽視了環境的保護,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甚至是不可逆的破壞。當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等可持續發展理念在試點地區被實施以及推廣,環境污染得到了較好的治理,甚至能從源頭上遏制污染的產生,因此很多地區已能夠實現較好的經濟與環境共存,并且這也是一個長期趨勢。

四、結論

1. 我國環境與經濟之間存在四種共存模式:“環境好-經濟好”模式、“環境差-經濟好”模式、“環境差-經濟差”模式和“環境好-經濟差”模式。其中,“環境差-經濟差”模式是起步模式,也是最差的模式,“環境好-經濟好”模式是目標模式,也是最理想的共存模式。由散點圖和模式變化表可知,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呈現集中-分散-集中的分布形態,正在由起步模式向目標模式演進。

2. 我國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存在三類演化路徑:模式理想型、模式升級型、模式待優化型。模式理想型指該研究期間內,地區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屬于并能長期穩定于最佳狀態,如北京。模式升級型指研究期間內,地區共存模式不同程度地向理想模式升級,包括四個二級類型:一是高水平升級型,其特點是起點高、升級快;二是中等水平升級型,其特點是起點低但能升級到理想模式;三是低水平升級型,特點是起點低、升級慢,仍有升級空間;四是波動升級型,特點是起點低、升級慢而波動,但呈上升趨勢。模式待優化型則指地區共存模式不理想或未呈現升級趨勢。

3. 我國大部分地區共存模式均在動態升級,東部地區擁有絕對優勢。全國有20個省區市的環境-經濟共存模式均屬于模式升級型。2006-2017年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歷時演化實證顯示:大部分東部地區屬于高水平模式升級型,少部分東部地區有不同程度的優化空間;而中西部地區中,絕大部分地區的環境-經濟共存模式也正以不同的規模和速度在升級,少數地區的共存模式待優化。整體來看,東中西部地區的共存模式區域差異不大,但東部地區經濟優先發展、環境率先改善,其環境-經濟共存模式擁有絕對領先優勢。

4. 環境與經濟的互動效應顯著。我國環境與經濟的互動效應比較明顯。聯立方程結果表明,環境方程和經濟方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環境與經濟相互影響,但經濟對環境的作用較大。并且,由脈沖響應函數來看,經濟的脈沖響應函數表明,環境對其影響總是最大的;環境的脈沖響應函數則表明,在短期內經濟對環境的影響最大,長期影響會衰減,這說明環境和經濟在短期內具有較大的互動作用。環境與經濟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是政府及社會所期望的結果,近年來所提倡的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等是有顯著效果的,而從模型結果來看,仍需要探索經濟對環境的長期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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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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