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會建設背景下職業教育與技能型人才就業 ＊

楊 釙 姜琳麗 徐斯沛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71）

充分和有效的技能供給是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建立一支高技能勞動力隊伍對于確保社會實現公平、公正、綠色的數字化轉型，以及加強各個經濟體面對外部沖擊的可持續競爭力和復原力至關重要（EU，2023）。當前，全球范圍內都存在技能短缺現象。缺乏具備適當技能的勞動者越來越成為國家實現綠色和數字化轉型的最大制約因素。歐洲勞動局（2022）和歐盟網絡安全機構（2022）均指出，歐洲出現28 個技能短缺的職業，包括醫療保健、酒店、建筑和服務行業；成員國普遍缺乏信息技術和網絡安全專家，以及擁有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背景的專業人才。

為應對技能短缺挑戰，我國提出以“技能型社會建設”為主線來整合國家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發展戰略，并使其成為勞動力市場政策和民生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推動建設宏大的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2021 年4 月，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技能型社會的理念和戰略（石偉平，2021）。技能型社會建設是對我國教育和人才政策的全面升級，是全面落實《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 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重要舉措。2021 年《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到2035 年，職業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會基本建成”。

國內學者已從多學科視角，對技能型社會的內涵（石偉平, 2021）、目標、政策制度體系建設（唐智彬, 楊儒雅, 2022） 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已有研究深化了全社會對技能型社會的認識，推動了中央和地方政策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然而，目前學界對技能型社會的討論尚未與勞動經濟學進行深入對話，未能提煉出技能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也未能關注當前勞動力市場轉型對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影響。此外，已有研究分析了職業教育在技能型社會建設中的作用，但是未能探討具體實現方式，也未能開展科學的評價。當前論述多在宏觀層面探討體系建設問題，未能采用循證研究方法來考察職業教育與有效技能人才供給的關系。

本文力圖在文獻分析、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回應上述挑戰。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技能型社會有效技能供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年度、大規模的全國高校畢業生調查數據，分析職業教育與有效技能人才供給的關系。本研究嘗試在4 個方面填補已有文獻的不足：首先，討論數字/平臺經濟、零工經濟和新工作形態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及其對職業教育畢業生轉化為高技能人才提出的挑戰；其次，提煉技能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為分析職業教育如何影響技能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奠定基礎；再次，建立技能型社會有效技能供給的分析框架，為實證分析奠定基礎；最后，利用長時段和橫截面的高校畢業生數據，分析職業教育提供的技能人才規模，以及這些人才的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配置，評價職業教育對有效技能人才供給的影響。

一、勞動力市場發展與技能人才供給的挑戰

（一）職業教育擴張與人才供給

職業教育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重要支持力量。學界充分肯定了職業教育在構建技能型社會價值觀和體系建設方面的貢獻。在價值觀方面，胥郁和雷世平（2022）認為，職業教育作為我國技能人才培養的主力軍，其功能發揮深刻影響著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成效及價值目標的實現。在體系構建方面，技能型社會建設的主體力量是“職業帶”中具有應用型特征的完整人才序列，包括工程型人才、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張元寶, 2021）。構建技能型社會的教育支持體系應從職業教育、應用型教育和繼續教育3 個層面協同推進。

近20 年來，我國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張提高了勞動力市場中的技能人才供給，優化了就業人口的技能構成。其一，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為我國提供了大量具備一定技能的勞動者。從2007 年至2010 年，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生數量由1987 萬人增長到2 237 萬人。從2018 年到2020 年，中等職業教育的招生數量也迅速大幅度增加，僅兩年間增加了87.61 萬人。2022 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484.78 萬人，畢業生399.27 萬人。其二，職業教育的擴張優化了人口技能結構。國家統計局（2021）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與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全國人口中15 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羅仁福等（2022）基于8 個有一定代表性的大型調研數據的分析提出：伴隨著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我國農村勞動年齡段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到8.1 年。

大規模的職業教育畢業生供給為中高技能人才的出現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職業教育畢業生向技能人才的轉化受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零工經濟的崛起和新工作形態的出現。

（二）數字/平臺經濟與崗位極化和替代

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和勞動力市場變革。從就業結構角度分析，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可能影響勞動力的產業、行業、崗位分布，并影響收入分配。在產業層面，人工智能會影響就業的產業分布（Acemoglu & Restrepo, 2020; Ampatzidis et al., 2017; Yin et al., 2017; 楊偉國等, 2018）。勞動力會沿著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進行遷移，技術進步會促進就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武可棟, 等,2022）。數字技術會促進第三產業服務類崗位的發展 （Demings, 2017; Frey and Osborne, 2017; 楊偉國等，2018）。數字經濟可以通過3 種機制影響工作崗位：崗位極化是指數字技術的發展導致中等技能崗位數量減少，同時高收入的認知工作和低收入的體力勞動崗位增加（Autor 2015; Autor & Dorn, 2013）；數字技術的發展還會帶來崗位替代，大量工作存在被計算機替代的風險（Manyika et al., 2017）；數字技術在減少就業崗位的同時，也會衍生出新的就業機會（Acemoglu & Restrepo, 2020; Katz et al., 2018)。

從技能需求和技能人才轉化的角度觀察，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可能改變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需求、配置和使用，從而影響職業教育畢業生轉化為技能人才的可能性。一方面，數字/平臺經濟的出現引發勞動力市場極化和勞動力產業間轉移，增加社會對高技能和低技能的需求，降低對中等技能和第一與第二產業技能的需求。同時，數字化可能產生對通用技能更高、更廣泛的要求（李政, 2023），降低對行業和企業專用技能的需求。另一方面，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可能改變技能回報的結構，提升高技能勞動力的市場回報率和人力資本效率（Maticiuc, 2018）。這會使得勞動者內部的收入分層加劇，擴大產業、行業、崗位之間的收入差距，加速這些領域的崗位替代。

在此背景下，職業教育規模擴張可以擴大中、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但這些勞動力未必能夠轉化為高技能人才。其一，如果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不能適應數字/平臺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結構變化，可能會造成人力資源浪費。在高自動化替代風險領域學習的畢業生、具備中等技能的畢業生、在第一和第二產業學習的畢業生、通用技能水平較低的畢業生，可能無法轉變為技能型社會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其二，產業、行業、崗位間技能回報差距的拉大，會導致更多的職業教育畢業生向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相關產業、行業和崗位轉移，加劇其他行業的技能短缺狀況。當然，高等職業教育體系本身的快速迭代也有可能適應數字經濟轉型，能夠為新創造的崗位培養人才，加速這些領域的崗位創生。因此，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既有可能阻礙，也有可能加速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化。

（三）零工經濟與去技能化

零工經濟正在勞動力市場中快速崛起（麥戈文·瑪麗昂, 2017）。它屬于非正規就業，其特征是工作碎片化、合作遠程化、工時彈性化、企業管理平臺化、人力資本內外整合化、勞動力去技能化（鄭祁, 楊偉國, 2019）。零工經濟的出現帶來工作關系和勞動關系的一系列變化。零工經濟可能通過“自由”的勞動體驗、“制造同意”的管理模式和“政策紅利”下的溢價優勢，加大對實體經濟領域勞動力的虹吸效應，加速產業去技能化進程（聞效儀, 2020）。零工經濟的過度發展可能導致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后果。首先，零工經濟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其次，零工經濟發展有可能在社會層面形成勞動者權益的“逐底競爭”（劉子曦, 等, 2019）；再次，零工經濟在文化層面造就了職業倫理、職業道德、行為規范、合作與友誼、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消解（Standing, 2009）。

零工經濟類似自由市場經濟的“技能拆解模式”，不利于個體和社會層面的技能形成和積累（聞效儀, 2020；楊偉國, 等, 2018）。在個體層面，這種模式在拆解勞動者技能的同時，也通過數字連接拆解了工人與社會的關聯，使得勞動者個體化，剝奪工人的關系空間，使得零工參與者面臨去技能化的危機。在零工經濟中，出現了零工技能檔次的分類和平臺以技能為基礎篩選的現象，對低技能零工的技能形成更加不利（王星, 2020）。在社會層面，零工經濟的發展不利于全社會的技能積累。企業通過互聯網利用外部人力資本，這些零工與企業不存在長期雇傭關系，企業也不會對其進行技能投資。由于可以利用外部技能滿足需求，企業也不會持續對內部人力資本進行投資（鄭祁, 楊偉國, 2019）。

當前，隨著我國零工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張，職業教育畢業生大量進入零工經濟崗位，這有可能影響他們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化。技能形成包括技能知識的學習和技能經驗的積累兩個方面。隨著職業教育畢業生涌入零工崗位，若他們自身具備的技能與崗位要求不符合，他們就無法獲得高檔次的零工就業機會—如法律、教育、心理和藝術咨詢工作，只能從事低檔次的零工工作—如網約車和外賣，這無益于個體的技能積累。此外，零工群體整體上處于缺權狀態，這使得從事零工工作的畢業生只能獲得缺乏勞動安全的低質量就業機會（王星, 2020）。勞動安全的缺乏不利于技能積累，同時低質量的就業機會降低技能回報?？傊?，零工經濟對職業教育畢業生的過度吸納，有可能阻礙從事零工工作的畢業生轉變為高技能人才。

（四）新就業形態與非正規就業

隨著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零工經濟的擴張，以及公共衛生事件的沖擊，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出現了勞動力市場向新工作范式的轉型（楊偉國, 2021）。新工作形態的出現拓展了非正規就業的范圍。傳統的非正規就業包括正規就業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部門的就業，后者又包括自由雇傭就業和被雇傭就業。在數字經濟出現后，企業平臺化就業、遠程辦公、電商平臺就業、分享經濟就業、自由專業技術工作者都成為新型的非正規就業（張成剛, 2016；張成剛, ?；哿? 2017）。新就業形態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趨勢，此類勞動力也成為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市場新增就業的重要來源（張成剛, 王靜怡, 2023）。據調查，各類新就業形態中都有大學生群體參與，當前在線教師、微店店主、網店店主、城市即配、網約車司機中，大學生占比均接近或超過30% （阿里研究院, 2022）。

新就業形態的發展需要高技能人才支持，其對職業教育畢業生技能形成的影響有待觀察，還有可能阻礙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化。首先，多數新就業形態提供的崗位屬于零工經濟或“輕創業”——在電子商務領域依托平臺創業。在平臺的篩選下，多數“輕創業”崗位與零工經濟的工作崗位類似，不利于技能的形成與積累。同時，新就業形態也會影響就業結構，使得大量職業教育畢業生從實體經濟轉向服務業，帶來產業空心化，這可能加劇第一和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生產性服務業的技能短缺。此外，不少“輕創業”和零工工作對平臺的依附程度高，社會福利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不高，穩定較差，難以建立職業認同（張成剛, 陳雅茹, 徐玥，2022）。這些都不利于從事新就業形態崗位工作的職業教育畢業生轉化為高技能人才。

綜上所述，我國職業教育的規模擴張提升了個體和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質量，為中高技能人才的出現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勞動力市場本身的新發展可能會影響職業教育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化。具體而言，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崗位極化和崗位替代，可能會影響職業教育畢業生在產業、行業、崗位的分布，導致技能供給和需求的錯配。此外，零工經濟的崛起帶來了個體和社會層面去技能化的趨勢，不利于社會技能人才總量的增加。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和零工經濟崛起共同推動了新工作形態和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后者創生了新的工作崗位，但是未必能促進職業教育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型。在新的勞動力市場形勢下，為促進技能社會建設和職業教育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型，必須清晰地分析技能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并在此基礎上討論如何實現技能型社會的有效技能供給。

二、技能型社會的有效技能供給

（一）技能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

技能人才是支撐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的重要力量。加強高級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對鞏固和發展工人階級先進性、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和科技創新能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我國整體人才結構優化，質量不斷提升。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波圖蘭研究所和新加坡人力資本領導力研究所聯合發布的《2022 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排名從2019 年的45 位升至2022 年的36 位，是全球最具人力競爭力的中高收入國家（澎拜新聞, 2023）。2022 年全球化智庫的《全球人才流動趨勢與發展報告》發布了世界人才競爭力指數排行榜，中國位居全球第八位 （中國新聞網, 2023）。

我國技能人才培養成效顯著，但仍存在結構性缺陷，高技能人才供給不足。2017 年，全國共有技能勞動者1.65 億人，占就業人數的21.3%，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的比例為29% （中國政府網,2023a）。2021 年，技能人才占就業人員比例達到26.8%，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總數達30% （吳立波,黃楷胤, 2023）。2022 年，全國高技能人才已超過6 000 萬人，占技能人才的30% （中國政府網,2023b）。據分析，日本高級技工占產業工人的40%，德國的比例達到50%；其中，德國制造業中約37%—41%的勞動力具備較高的技能水平（王星, 2021）。由此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技能人才供給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構建技能型社會的建設目標是回應當前全球化危機、技術變革、人口老齡化等快速重組社會和工作的世界趨勢帶來的挑戰，適應市場對技能需求的轉變（OECD, 2021），同時解決我國人才的結構性缺陷問題。我國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對技能型社會的內涵進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技能型社會是一種以技能促進社會發展的理念或社會形態（張元寶, 2021）。同時，技能型社會具有技能發展功能，可以促進技能積累和技能習得（張學英, 張東, 2022），以及建構學習型社會（雷世平等, 2022；鄧小華, 2021））。作為一種以技能為核心的新社會形態，勞動力市場發展是構建技能型社會的中心，但已有的研究尚未對此開展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本文聚焦技能型社會的技能發展功能，提出可以從規模、結構和配置3 個方面來定義技能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首先，在規模方面，技能型社會倡導“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2022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了未來5 年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區域技能人才的數量目標。進入技能型社會后，由于“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勞動力市場中的公眾技能成就獲得顯著提升。因此，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已有勞動力的技能水平普遍提高，同時新增勞動力具備較高的技能水平。

其次，在結構方面，技能型社會的建設需要解決“技能市場失敗”問題。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尋租行為都會導致技能投資不足。面對高流動性的勞動力市場，雇主會縮減對雇員的技能投資以避免因雇員跳槽帶來的損失，這會導致技能投資不足。同理，個體學習專用性技能的動機不強，因為雇員一旦遭到解雇，其專用性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價值較低 （楊釙, 2020）。此外，產業結構升級、企業技術更新和非正規就業部門擴展等外部沖擊，也會帶來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在產業、行業、崗位間的流動，可能導致社會收益高但私人收益低的產業和行業的就業流失和技能短缺。技能型社會的目標是解決上述市場失靈問題，因此，其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第二個目標是提高產業行業、崗位的技能配置效率，改善技能短缺和配置不合理問題。

再次，在配置方面，構建技能型的社會形態需要優化技能人才的空間分布。技能是各個國家和地區成功實現綠色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2023 年是歐盟的技能年，其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區域的技能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然而，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和去技能化產業政策的推廣，發達經濟體中出現了技能空間分流的現象。技能分流意味著高技能勞動力向高收入、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集中，中低技能勞動力向低收入和低生活成本的中小城市分散 （Giannetti, 2003；Moretti, 2012），這不利于技能配置的空間優化。近年來，由于大城市的教育回報率更高，我國高技能勞動力逐步向沿海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集中。同時，由于技能互補性的存在，提高了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吸納（Liang and Lu, 2019），這有利于技能勞動力在空間維度的合理配置。技能型社會中，技能勞動力空間流動的壁壘將逐步消除。因此，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第三個目標是實現更為合理的技能空間配置，緩解地區技能短缺問題。

（二）有效技能供給的分析框架

據上文，技能型社會是全新的社會形態，其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應包括3 個層次，即技能供給擴大且公眾技能成就顯著提升；技能在產業、行業、崗位間的配置顯著優化，技能短缺情況改善；技能勞動力空間流動的壁壘逐步消除，技能空間配置優化。這些目標的實現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在技能型社會建設進程中，職業教育的擴張、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零工經濟的崛起和新就業形態的出現，一方面改變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態，另一方面也影響著職業教育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化。

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在勞動力市場發展新形勢下，建立一個技能型社會有效技能供給的分析框架（圖1）。圖1 表明，技能型社會應該以有效技能供給為核心來進行構建。為達成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的3 個目標，需要由國家職業教育體系提供豐富的技能人力資源，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優化配置實現職業教育畢業生向技能人才的轉化，形成技能型社會的有效技能供給。

圖1 技能型社會有效技能供給分析框架

根據技能型社會的內涵（石偉平，2021；張元寶，2021），社會的有效技能供給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技能人才的供給總量能夠滿足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需要。按照“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的原則，技能型社會建設應著力提升全社會技能資本的總量，脫離“低技能均衡”，達到“高技能均衡”（Culpepper, 1999; Finegold, 1993, 2019）。在高技能均衡條件下，社會中獲得中級及以上技能認證的勞動力比例應達到較高的水平。第二，實現技能人才在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的合理流動和有序配置。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目標是改善特定領域的技能短缺情況，通過技能人才在多個維度上的合理流動，有可能優化技能人才的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配置，解決技能短缺問題。

研究表明，高技能均衡條件下（Acemoglu & Restrepo, 2018; Culpepper, 1999; Finegold, 1991），有效技能供給實現的條件是職業教育、勞動力市場和技能型社會的協同發展。首先，職業教育可以按照技能型社會高技能均衡需求向勞動力市場提供具備相關技能的畢業生。高技能均衡的實現要求社會技能資本總量達到較高水平，這意味著：第一，職業教育畢業生供給充足，相當比例的青少年群體選擇接受技能教育；第二，相當比例的職業教育或普通教育畢業生能夠獲得技能認證，從而得以進入高技能崗位。

其次，技能人才的配置需要通過勞動力市場機制實現，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成熟有助于技能人才的優化配置。如前文所述，技術變革推動了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的發展，催生零工經濟，影響了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形態、就業結構、崗位、工作關系和技能的形成與積累。這些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塑造了職業教育為技能型社會提供有效技能的方式、規模、結構和質量，進而影響職業教育畢業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轉化。由此可見，我國職業教育規模擴張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給的必要條件，但其作用的發揮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形態的變化。只有當職業教育響應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并與之協同發展，才有可能實現社會層面的有效技能供給。

最后，以技能型社會建設為目標來引導勞動力市場發展。受到技術和資本力量的推動，數字/平臺經濟、零工經濟和新就業形態加速迭代，重塑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對文獻綜述和以往的理論研究已經表明，這些變化與技能型社會建設目標之間存在張力。為了實現有效的技能供給，需要以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目標為指引，適當控制數字/平臺經濟、零工經濟對勞動力市場的滲透，引導新就業形態沿著發展個體和社會技能的方向發展。例如，引導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和行業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或者將人工智能與傳統產業和行業的工作崗位相結合，提升這些崗位的就業競爭力，降低其被智能化替代的可能性。

綜上，本文定義了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目標和有效技能供給的內涵，這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為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此外，有效技能供給框架提出了實現有效技能供給的具體條件，這有助于分析技能型社會的實現路徑，并對技能型社會發展情況進行評價。

三、高等職業教育與有效技能供給

本文嘗試利用技能型社會的有效技能供給框架，分析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與有效技能供給的關系。分析分為兩步，一是觀察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對社會技能人才的供給總量的貢獻，二是考察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的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流動對技能勞動力分布的影響。

（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擴張了技能供給總量

社會有效技能供給的第一個層次是社會技能人才供給的總量增加。1999 年以來，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職業教育體系。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高職（?？疲┰盒盗窟_到1 545 所，在校生人數達到1 670.9 萬人（教育部，2023）。本研究分析的數據來自2011—2022 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22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2010—2022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此外，還利用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2003—2019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①和2018—2022 年麥可思中國高職生就業調查數據。

分析表明，我國高等教育畢業生已經成為我國技能勞動供給的主要來源之一。從絕對規模來看，自2010 年以來，高等職業院校累計為社會提供了3 316 萬畢業生（圖2），擴大了社會技能資本存量。2022 年高職（?？疲┊厴I生達494.77 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96.36 萬人，增長24.19%。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我國受教育人口數量顯著上升。與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 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數量由8 930 人上升至15 467 人 （國家統計局，2021）。

圖2 高校和高職院校畢業生數量 （2010—2022 年）

從相對規模來分析，高等職業教育擴張也擴大了我國的技能人口規模（圖3）。2010 年到2022 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數從1 168 萬人上升到1 206 萬人，累計達到1.663 8 億人。同期，高職畢業生數量占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1%上升到41%。2010 年年末，全國就業人數為7.61 億人，2022 年為7.34 億人。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數量占當年年末全國就業人數的比重，從2010 年的不足0.3%，上升到2022 年的1.47%。這表明高等職業教育擴張規?？煊诔擎傂略鼍蜆I人口增長速度，且已成為新增就業人口的主要來源之一。

圖3 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占比 （2010—2022 年）

無論是從絕對規模還是相對規模，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超常規發展為技能型社會建設奠定了技能供給總量的基礎。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不但使得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技能水平顯著提升，而且通過20 余年的發展，提升了我國已就業人口的技能構成，提高了中高技能水平人口的占比。簡言之，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擴張顯著提升了勞動年齡人口和新增勞動力的技能水平。

（二）高等職業教育改善了技能人才分布

社會有效技能供給的第二個層次是技能人才在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的合理流動和有序配置。本文采用統計年鑒數據和有關高職畢業生全國就業調查數據，主要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2003—2019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2022 屆全國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數據”②，以及麥可思研究院2018—2022 年中國高職生就業調查數據。

1.高等職業教育促進技能人才的產業轉移

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勞動力市場轉型，尤其是促進就業結構的高級化，驅動新增就業人口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楊偉國等,2018）。利用麥可思研究院（2023）發布的《就業藍皮書：中國高職生就業報告》，本文梳理了2018—2022 年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的產業和行業分布狀況（圖4）。

圖4 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產業分布 （2018—2022 年）

近5 年來，約3 成畢業生進入第二產業工作，近7 成進入第三產業工作，不足3%選擇第一產業工作（圖4）。從2018—2022 年，高職畢業生從事第三產業的比例從70.8%略微下降到67.7%，從事第二產業比例從27.5%略微上升到29.7%。由此可見，近5 年來，數字/平臺經濟發展并未顯著改變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的就業結構。但是，當前畢業生就業的產業結構表明，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出現了人力資本高級化的趨勢，勞動力沿著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進行了遷移。

2.高等職業教育影響技能人才的行業配置

基于2018—2022 年麥可思中國高職生就業調查數據的分析，近5 年來，高職畢業生的行業分布未出現顯著調整（表1）。其中，畢業生占比下降的行業包括第二產業的建筑業、家具制造業、木品和紙品業；第三產業的零售業、教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各類專業設計與咨詢服務業、金融業、運輸業、房地產開發及租賃業、批發業等。畢業生占比增加的行業包括第二產業的機械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其他制造業；以及第三產業的電子電氣設備制造業（含計算機、通信、家電等）、住宿和餐飲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

表1 高職畢業生就業行業分布 （2018—2022 年）

基于北京大學教育學院2003—2019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考察了中長期時段畢業生就業行業分布的變化（表2）。2009—2019 年，農林牧漁和批發零售等行業的相對重要性下降，金融業、教育行業的相對重要性提升，制造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重要性保持不變。從行業分布看，高職畢業生尚未系統性地涌入平臺經濟和零工經濟主導的郵遞、物流、倉儲及批發零售等行業。

表2 高職畢業生就業的前5 大行業分布（2003—2019 年）

通過基于上述2 類來源數據的分析表明，第一和第二產業中社會收益較高、私人收益較低的行業（如農林牧漁和批發零售）出現了崗位替代，第三產業中社會收益較低、私人收益較高的行業（如金融）出現了崗位創生，畢業生逐步從高替代風險的行業中撤出，轉向新創生的行業。值得注意的是，制造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基礎性行業仍然能夠吸納較大比例的高職畢業生，勞動力市場與職業教育發展較為協調。

3.高等職業教育調節技能人才的崗位供給

再看高職畢業生的職業崗位分布情況（表3）。高職?？粕穆殬I類型主要集中在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技術輔助人員）、商業和服務人員、企業管理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和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一線生產工人）這5 大職業類型。這些職業類型覆蓋了高技能、中等技能和低技能的崗位。從時間趨勢來看，從2003—2019 年，需要較高技能的專業技術人員的崗位持續保持前列，需要中等技能的辦事和有關人員、行政管理人員的崗位占比持續下降，需要較低技能的商業和服務人員的崗位占比持續上升。

表3 高職畢業生就業前5 位職業崗位分布（2003—2019 年）

分析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高職畢業生就業中出現了崗位極化。更多的畢業生選擇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在中等技能崗位就業的畢業生占比下降。這一趨勢與數字/平臺經濟發展有一定聯系，它的出現已經引發了勞動力市場極化和高職畢業生在崗位間的轉移，增加社會對高技能和低技能的需求，降低了對中等技能的需求。數字經濟研究表明，數字化會產生對更高、更廣泛的通用技能的要求，降低對行業和企業專用技能的需求。但是，本文發現行政管理人員、辦事和有關人員等通用技能較高、專用技能較低的崗位，對高職畢業生的吸納程度下降。

4.高等職業教育改進技能人才的空間分布

實現技能型社會的有效技能供給意味著技能人才合理的空間配置，需要解決特定地區存在的技能短缺問題。高技能均衡不僅意味著社會技能資本總量的提升，而且意味著技能空間分布的均衡（Culpepper,1999; Finegold, 1993, 2019）。本文采用高職畢業生初次就業數據分析了新增就業人口的流動對空間分布均衡的可能性影響。分析數據來自2022 年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課題組合作開展的“2022 屆全國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本研究考察畢業生的省際和省內流動模式是否有利于形成更為均衡的技能勞動力空間分布。

首先，本文考察了2022 年高職院校畢業生的省際就業流動情況。以高職院校所在省份為起點，本研究分析了畢業生初次就業省份的分布情況。筆者將高職學生的就業去向分為省內與省外兩大路徑，其中，“省內”指高職畢業生的院校所在省份與就業所在省份為同一省份，“省外”指高職畢業生的院校所在省份與就業所在省份不在同一省份③。全國分析結果參見圖5。

圖5 高等教育高職畢業生初次就業流向 （2022 年）

分析表明，70.25%的高職畢業生選擇了留在省內工作，29.75%的高職畢業生選擇跨省工作，即超過7 成高職畢業生留在就讀省份就業。在未跨省流動的高職畢業生中，約半數留在學校所在城市工作，其余選擇省內其他城市。在跨省工作群體中，約1/5 的高職畢業生回流到家庭所在城市就業，其余選擇其他城市就業。與前期研究一致（Yang, 2023），本文發現學校所在城市對高職畢業生有較強的吸引力，超過37%的高職畢業生留在學校所在城市工作，實現了城市為了滿足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而舉辦高職院校的初衷。同時，另外6 成高職畢業生向省內其他城市或者外省流動，擴大了技能勞動力空間分布的范圍，使得學校所在地之外的城市也獲得了具備一定技能的新增就業人口④。

值得注意的是，高職畢業生在不同省份間的擴散模式并不相同。作為職業教育建設高地，山東省高職畢業生的“留魯率”極高。2018—2022 屆駐魯高職院校畢業生市場化就業的省內流動從68.21%上升到87.37%，呈現逐年遞增態勢（中新網，2023）。本文對2022 屆山東省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分析也顯示，90.3%的山東高職畢業生選擇留在山東省工作，僅有不足10%的高職畢業生選擇離開；而在江蘇省，僅有77%的高職畢業生留在本省工作；西部地區陜西省約有72.6%高職畢業生留在本省就業。

不同省份畢業生流動性的差異，反映了各省對本省培養的人才的吸引力的差異?？紤]到不同省份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模的差異，較高的本省就業率說明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擴張有利于職業教育大省吸納更多的技能人才，而培養規模較小的省份較難通過畢業生流動吸引外省人才。對中國地級市舉辦高職院校的分析表明，經濟實力更強、人口基數更大的城市和省份舉辦了更多的高職院校（Yang & Liu,2023）。因此，當前的省際流動模式不利于新增技能勞動力更均衡地配置到經濟實力較弱、人口基數小、高等職業教育規模不大的欠發達省份。

其次，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了高職畢業生在同一省內不同城市間的流動情況，嘗試探討不同城市對技能人才吸引力的差異。對2023 年駐魯高職院校的分析表明，濟南、青島、煙臺分別吸引了24.46%、22.15%、13.57%的2022 屆駐魯高職院校畢業生。山東省區域核心城市人才聚集效應已經顯現，省內其他的三四線城市對高職畢業生的吸附能力不足（中新網，2023）。

本文對2022 年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課題組開展的全國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就業調查中山東、江蘇和陜西 3 個省的畢業生的省內城市間流動進行了分析，以下數據來自對省內畢業生流動的討論（表4 為以山東省為例）。研究發現，首先，同一省內不同城市對高職畢業生的吸引力不同。以山東省為例，吸引省內高職畢業生前來就業的前3 名的城市分別為濟南市（21.44%）、青島市（14.33%）、濰坊市（11.78%），后3 名是威海市（2.32%）、聊城市（2.06%）和棗莊市（1.92%）。在陜西省，西安、咸陽和寶雞分別吸引了55.6%、12.2%和11%的本省畢業生，成為前3 名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其次，技能人才的城市間流動具有不平衡性。在濟南市就業高職畢業生中，約半數來自其他城市，該市吸引的畢業生主要來自濰坊、淄博、東營和日照。約70%在青島就業的高職畢業生來自其他城市，排位靠前的城市包括濰坊、濟南、東營。濟南市吸引了少數來自青島的高職畢業生（0.95%），而青島吸引了大量來自濟南的高職畢業生（11.2%），可見城市間出現了不對等的人才流動。再次，不同省份城市技能集中度不同。作為省內吸引高職畢業生的首位城市，濟南市吸引了21.44%的本省高職畢業生，南京市吸引了22.38%的本省高職畢業生，而西安市吸引了55.6%的本省高職畢業生。

表4 山東省不同城市高職畢業生來源分布 （2022 年）

高職畢業生的省內、城市間流動模式反映了同一省份中不同城市技能人才的吸納程度不同。吸引力最高的首位城市往往是省會城市和省內經濟最發達的城市。這種流入模式會導致本省不同城市生產的技能人才向經濟核心地區流動，而部分生產具備技能的畢業生的城市將面臨“技能赤字”，即流出的高職畢業生規模大于流入的高職畢業生數量。同時，城市間畢業生流動的不對稱性，可能體現了流出城市的技能和流入城市的產業結構之間的互補性，具體成因尚待進一步分析。

綜上，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擴大了各個地區技能勞動力的規模，提升了各地新增勞動力的技能水平。高職畢業生的省際流動性低于省內流動性，且省內流動性出現城市間的不對稱，首位城市和經濟發達城市更易從畢業生流動中獲益。高職畢業生流動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技能分流現象。

四、結論和討論

當前，不同國家都致力于應對不確定性環境中的技能挑戰。201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全球教育議程《教育2030 行動框架》建議，到 2030 年各國擁有的相關技能人才不僅要實現數量上的大幅度增加，還要實現種類上的全面增加。歐盟將2023 年定為“歐盟技能年”，目標是提升成員國對技能的重視程度和投資水平（European Parliament, 2023）。近年來，我國政府也積極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公共衛生危機和技術沖擊帶來的技能挑戰。2021 年全國職業教育大會提出了建設“技能型社會”的理念和戰略，2022 年《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又提出了技能型社會建設的5 年目標。建設技能型社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

已有研究多從技能型社會的內涵、目標、政策制度體系建設方面進行分析，尚未從勞動力市場發展維度進行討論。有鑒于此，本研究嘗試提出技能型社會有效技能供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個全國范圍的高校畢業生調查數據，考察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對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價值。

本文提出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核心是實現有效技能供給。職業教育的擴張、數字/平臺經濟的發展、零工經濟的崛起和新工作形態的出現，一方面改變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態，另一方面也影響著職業教育畢業生轉化為高技能人才的可能性。公眾技能成就顯著提升，產業、行業、崗位技能短缺情況明顯改善，技能空間配置日趨合理是技能型社會勞動力市場發展的3 個目標。有效技能供給是達成這3 個目標的關鍵，它的第一個層次是使得技能人才供給總量滿足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需要，提升社會技能資本總量，達到“高技能均衡”；第二個層次是實現技能人才在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的合理流動和有序配置。為此，必須實現職業教育、勞動力市場與技能型社會的協同發展。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有助于擴大技能勞動力的規模，這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給的必要條件；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又影響一定技能勞動力向技能人才的轉化，這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給的充分條件；同時，需要以技能型社會建設為目標來引導勞動力市場發展。三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有效技能供給的底層邏輯。

本文還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能否促進有效技能的供給進行了實證分析。針對全社會技能人才供給總量，研究發現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規模的擴張，擴大了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具備一定技能勞動力的規模和占比，提升了全社會技能資本的存量。因此，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提升了全社會技能資本存量，為有效技能供給奠定了數量基礎，然而供給結構仍受到勞動力市場轉型的影響。

從時間維度看，針對技能人才在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的合理流動和有序配置，本文發現，從畢業生產業分布來看，超過2/3 的高職畢業生選擇進入第三產業工作，約1/3 的高職畢業生選擇了第二產業，這表明勞動力市場出現了沿著技術進步方向的就業結構升級。從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的行業分布及趨勢來看，畢業生的行業配置比較穩定，平臺經濟和零工經濟的擴張尚未吸引大量高職畢業生進入相關行業就業。對畢業生職業崗位的分析發現，數字/平臺經濟與零工經濟的滲透，可能導致中等技能崗位的消失。這表現在更多的高職畢業生選擇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而中等技能崗位就業的畢業生占比下降?？梢?，勞動力市場形態的變化更多地影響了新增技能勞動力的崗位分布，而非行業分布。本研究認為，高職畢業生的初次就業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技能人才在產業、行業、崗位的配置，但其影響力受到勞動力市場轉型的限制。

在空間維度看，從高職畢業生的省際流動情況看，較高的本省就業率可能會造成技能人才分布的“馬太效應”，即職業教育大省既可以培養更多畢業生，也有能力留住本省高職畢業生，其技能人才存量不斷提升，逐步從職業教育高地轉變為技能人才高地。這種局面不利于形成更為均衡的省際技能分布。對同一省份內部城市間的流動分析表明，城市間高職畢業生流動存在不對稱性。這種模式有利于省內中心城市技能人才的集聚，但會導致周邊城市技能人才的凈損失，這不利于形成更為均衡的城市間技能分布。因而，當前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初次就業的省際和省內的空間流動模式，可能不利于實現技能空間配置的合理化。

作為社會發展理念的生成或社會形態的變化，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是一個歷史過程。誠然，體制機制的建設和制度保障對技能型社會的出現至關重要，有效技能供給的實現程度才是衡量技能型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本研究表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和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張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給的必要條件，但其作用的發揮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形態的變化。為了使職業教育更好地支持技能型社會的建設，必須充分研究勞動力市場形態的新變化及其對職業教育發展和技能人才配置的影響，并以此為基礎制定合理的技能型社會發展戰略。

有鑒于此，未來需要在兩個方面持續開展研究。第一，勞動力市場形態的變化對技能形成主體、內容、方式、成本分擔的影響。數字/平臺經濟和零工經濟的發展已經解構了傳統的“就業”，形成了新的就業形態。新就業形態具有去技能化的趨勢，但是其在崗位創造和崗位替代過程中，也催生了新的技能需求。為此，有必要研究勞動力市場轉型對技能形成各個維度的影響。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助于理解未來職業教育如何助力勞動力市場相關技能的形成。第二，對職業教育畢業生在產業、行業、崗位和空間上的流動做更為細致和整合性的分析，這有助于理解個體如何應對勞動力市場形態變化，以及職業教育如何通過影響高職畢業生的就業流動來促進有效技能供給的形成。

（楊釙郵箱：poyang@pku.edu.cn；姜琳麗為本文通信作者，郵箱：lynnjll@stu.pku.edu.cn）